任继周，侯扶，江胥刚：草原文化基因传承浅论

我要新鲜事2023-05-26 06:21:460阅

【摘　要】草原文化遗传基因的载体是包含人居、草地和畜群三者共生的放牧系统单元，亦即人居、草地、家畜三者共生的，三位一体基本元素。放牧系统单元包含两重结构。第一层是草地一草食动物（家畜）构成的牧食系统；第二层结构是在草畜系统之外，加入人为因子，扩大为人居—草地—家畜的共生体。放牧系统的驱动力是能量按照一定的“序”的运动模式，需要满足生存空间需求与营养源网络两方面条件。科学实验和生产实践证明，划区轮牧是保持放牧系统单元完整性的唯一途径，它把放牧的“序”覆盖全部草地面积和全部放牧持续时间，适用于不同的时空阈限。我国需克服对放牧的诸多认识误区，建立放牧系统单元的概念。采取保持放牧系统单元完整的划区轮牧是维系草原生态，传承草原文化的关键所在。

【关键词】草原文化；放牧系统单元；划区轮牧

一、目前草原文化亟需关注

华夏文化历来由若干文化板块构成。而农耕文化与草原文化同属华夏农业文化，或简称为华夏文化的两翼，所起的作用不容忽视。华夏文化如果失去草原文化这一翼，很难想象华夏文明的状况。[1]

但是，草原文化与农耕文化的交融撞击过程中，面临农耕文化的强大压力。历史规律，文化交融中，总是优势文化更具侵占性。[2]我国草原文化与农耕文化相比，几个方面处于劣势。一是农耕文化具有较大的生存基质，其所占据人口体量（文化传播者）远大于草原文化；二是农耕文化较草原文化晚出，以其后发优势，汲取了草原文化的精华，往往比草原文化有更多科技内涵；三是农耕文化在特定的历史时期、一定地区内显示了更好的社会效益。【1】[3]在我国这种文化发展的总趋势下，如果草原文化不被适当关注，有可能被逐步凌夷而退出历史舞台，这将与世界范围内草原文化的扩张趋势背道而驰。

在这里应着重指出，文化融合与凌夷的分野。所谓融合，是两种或两种以上文化板块交融后，衍生一种新的文化。任何文化现象都是以人的生存生态系统为基础衍发而成的。人群在一定的生存方式之下，产生相应的特有文化。两种或两种以上的生态系统经过系统耦合而产生新的、更高一级的生态系统，我们称为系统耦合而导致的系统进化。[4]当人群的生存基质，即生态系统，发生耦合时，将引发文化板块的耦合，即不同文化板块的全面融合。[1，5，6]在新的文化板块中，两种文化的结构和表现均得以升华，和谐共存。文化融合属于文化的系统进化过程，是历史发展的必然。

而文化凌夷则不然。它是发生文化板块A的生态系统被发生文化板块8的生态系统所吞噬。文化板块A随着其生存基质的丧失而文化内涵也逐步衰减，以至最终被B文化板块全盘覆盖。因此文化凌夷的根本原因是A种文化与B种文化所依存生态系统之间的系统相悖发展到极致，[7]而较为强大的B文化所依存的生态系统取代较为弱小的A文化所依存的生态系统的必然结果。文化A的构架被摧毁，尽管个别文化元素还时隐时现，但文化整体表现功能已经丧失。这是一种反系统进化的系统相悖过程。

目前草原文化的处境，未能正常参与文化的系统耦合而达到文化的系统进化，而是正在系统相悖的压力下，被较为强大的传统农耕文化所取代，属于日趋濒危的文化凌夷现象。一旦草原文化被凌夷而湮灭，将是我国文化遗产的重大损失，它将阻滞我国现代化、跻身世界强盛民族之林的进程，这是我们所不愿意看到的。

二、放牧是草原文化基因的载体

文化遗产可表现于众多方面。我们挂在口头上的所谓酒文化、茶文化、语言文化、服饰文化等等，都是文化的表层映射。每一种文化必然有其赖以繁衍发展的核心。我们把这个核心称为文化的遗传基因。然则草原文化赖以延绵不断的遗传基因是什么？这种遗传基因依托何处？

放牧为草原文化的发生和发展提供了驱动力，是草原文化遗传基因的载体。[8]放牧的遗传基因就是包含人居、草地和畜群三者共生的放牧系统单元，亦即人居、草地、家畜三者共生的，三位一体基本元素。

笔者曾指出草原民族“在漫长的历史发展过程中，随着人类聚落的交融、兼并，较小的聚落发展为较大的部落或邦国组织，其包容的人口、家畜和草地也随之扩大，社会上层组织可能发生很大变化，甚至发生不同民族之间的政权更替，但其放牧系统单元必须保持稳定，其人居—草地—畜群的管理模式并无本质改变”。[9]在中国，从远古伏羲时代穴居野处，跟随畜群，逐水草而居的原始放牧，到秦汉时期突厥的帐居游牧，再到成吉思汗地跨欧亚大帝国的军旅畜牧业，直到近、现代的游牧或半定居的草地畜牧业，其草地管理方式中人居、草地、畜群三位一体的基本内涵未变。在西方，特别是欧洲，放牧畜牧业发展过程不如在东方的典型而完备，但他们在工业革命的影响下，较早地将现代科学理念纳入草地放牧管理系统，找到了放牧系统单元的实质，纳入划区轮牧，定位于多种形式的划区轮牧模式。

放牧系统单元保证了放牧系统的生生不息。我们不妨作如下表述：草原文化的核心在放牧，而放牧的核心在放牧系统单元。因此可以认为放牧系统单元就是草原文化的遗传基因。

三、放牧系统单元的草原文化基因禀赋

放牧系统单元具有草原文化的遗传基因的禀赋。放牧系统单元所诠释的是人居—草地—家畜之间的稳定格局。实际上这是人居，草地，家畜，三者互为依托，缺一不可的三位一体的共生体。

放牧系统单元包含两重结构。第一层是草地—草食动物（家畜）构成的牧食系统。这一系统是草地与草食动物的自在存在。无论有无人的参与，它是自在地独立运行的。其中含有牧草与土地耦合构成的草地，进而包括由草地和草食动物构成的草畜系统。当无人干预时，通过其自组织过程来保持生态系统稳定。

当人类活动加入草畜系统以后，形成第二层结构，即草畜系统之外，加入人为因子，扩大为人居—草地—家畜的共生体。这个共生体中，必须满足三者各自的特殊需要。任何生态系统的驱动力都是能量按照一定的“序”的运动模式。[10]放牧系统单元作为生态系统的子系统，其能流模式就是它存在的前提。亦即满足三者共生能流的时空需求。

首先是放牧系统单元生存空间需求，即人居、草地和家畜系统运行空间的满足，它们彼此之间有足够的、连续运行的草地资源。例如足够的放牧地和饲料补充场地，亦即对人居和家畜都需要的经济而有效的生存场所。其次必须包含营养源网络——有机及无机营养物质在时空演替中，保持营养流通路的高效而畅通。例如饲料和饮水等，应适应人居和划区轮牧的需求，而不是互相障隔不畅；牧草和补充饲料与家畜的时序耦合必须保持正常，而不是忽多忽少，时有时无。

在以上两项满足的前提下，即可通过合理经营管理，形成有“序”的人居、草地、家畜三者的耦合系统。在“序”的构建中，其中的“序参量”决定其生态系统的特性。[11]而放牧系统单元就是决定这个系统特性的“序参量”。在自然状态下，人、草食动物和草地，共存于相同的放牧系统单元，是通过生态系统的自组织过程形成的。假若问，人类在漫长的草地放牧历史中为我们留下什么重要遗产？那就是放牧系统单元。这是放牧系统赖以绵延生存的遗传基因。当前草地资源在人类社会因素的强烈干扰下，如何保持放牧系统单元这一遗传基因的完整无损，是一重大科学命题。

经过历时以百年计的长期、反复的科学实验和生产实践证明，现阶段划区轮牧是保持放牧系统单元完整性的唯一途径。

四、划区轮牧是草原文化基因传承的基本形态

那么，划区轮牧是怎样传承草原文化基因——放牧系统单元的？如前所述，放牧系统单元的内涵是人居、草地和家畜三者共生体，这是草地放牧系统的基本元件。我们的历史责任就是将三者纳入一个共生系统。对人来说，从中得到生产、生活资料和生存空间；对草地来说，得到健康发展而不受损害；对家畜来说，就是全时段地满足所需的牧草营养源、水源和憩息场所。

划区轮牧的设计原则就是在完整保持放牧系统单元的前提下，不伤害三者的任何一方，把放牧的“序”覆盖全部草地面积和全部放牧持续时间。由小到大，划区轮牧包含如下结构层次：[12-14]

（1）将大约可供给畜群一定时间所需牧草产量的草地作为一个轮牧小区；（2）将4～8个轮牧小区组成一个轮牧单元，以满足一个轮牧周期所需的小区数量；（3）将一个，或几个轮牧单元构成一个季节轮牧区，以供给某一季节内的划区轮牧的草地；（4）将几个季节轮牧区可构成全年草地轮牧地段，以供给全年不同季节的划区轮牧草地。若干不同类型的季节轮牧区可以组建年际的，或年代际的草地轮换机制。

因此，我们不难理解，划区轮牧可以满足从几天，到几个月，到几个季节，再到全年、几年，甚至几十年的放牧安排。其中包含了正常放牧、延迟放牧和一定期限的休牧，而不是禁牧。只有在3公顷以上才能养活一只羊的，营养源极其稀薄的土地上才实行禁牧。划区轮牧的安排随着人类需要和社会进步加以调整、改进，可以与其他农业系统相链接耦合，但是放牧系统单元是草地健康管理的灵魂。

如图1所示，划区轮牧像一本大书，可以层层打开，适用于不同的时空阈限。划区轮牧是在草地管理历史长河中凝练而成的，草地放牧管理的现代化形态。它以多种组合形式，满足不同时空的放牧要求，从而保持草原文化的遗传基因——放牧系统单元的完整性。它保证了营养源网络完善，人居、家畜、草地三者的和谐发展，使草原放牧历久而常新，成为草原文化持续发展的依托。

综上所述，草原文化的遗传基因就是放牧系统单元。无论经过多么重大的社会变革，放牧系统经过多少次历史变迁，只要保留放牧系统单元完好无损，草地的放牧管理就不会中断，草原文化的遗传基因就不会丧失，草原文化就能绵延发展。反之，一旦放牧系统单元遭受破坏，草原文化的载体不复存在，草原文化遗传基因必将相偕湮没。目前草原文化基因正在受到多方面的误解而被伤害。

首先，把草原放牧误为原始、落后的生产方式，必欲除之而后快。放牧一旦被废除，草原文化的基因将无所依附。殊不知草原与草食家畜是协同进化的双方，一荣俱荣，一败俱败。草地失去了草食动物，将不再是我们希望的草地。草原放牧，随着社会文明的进展，不断吸纳新科技，经历了不同的历史阶段，发展为现代划区轮牧，保持了健康的放牧系统单元，已经成为现代农业不可分割的一部分。美国、英国、荷兰、新西兰、澳大利亚等草地畜牧业发达国家，无不依托放牧这一基本生产方式，取得与农业现代化同步发展。草原的放牧管理，从原始游牧到现代划区轮牧，蕴含了从数十倍到数百倍生产潜势。[12-14]它潜力很大，绝非落后。

目前在草原牧区，农耕思想正在逐渐支配草原管理，典型代表是不适当地施行的草原承包到户政策，对草原文化造成的另一伤害。把农耕区土改的经验搬到草原牧区，将草原分割承包到户，放牧系统单元被彻底割裂。草原文化从而失去了存在的土壤，放牧和源于放牧的草原文化基因必然随之丧失。请听内蒙古呼伦贝尔盟新巴尔虎右旗苏伊拉的呼声。他说：“我们这儿是l996年分的草场。我家只分了不到5000亩，养了l0多只牛，400只羊。要说分草场对人是好的，安稳了舒服了，但是对牲畜就不大好，因为再也没法走场了。……家里只有两个劳动力，400只羊，……以前光靠自然放牧就行了，很少喂草，最多也就是给老弱畜补充一点，可现在不行了，喂得越来越多，时间越来越长。去年入冬以前，喂草从12月开始，一直喂到第二年3月。可是喂着喂着，眼看着羊还是越来越不行，……到接羔的时候，已经损失了将近40只母羊。本来应该接300只羔子的，也只接到了l00只。”[15]这样的事例不止一处。这显然是将草原随意分割到户，放牧系统单元被失落的后果。

对草原建设的封闭概念是另一严重伤害。众所周知，任何文化都是依附一定的生态系统而存在的。而任何生态系统总是与其他生态系统有所联系，不能孤立生存。草原文化所依附的草地农业系统，也必须与相关社会生态系统相联系，利用生态系统固有的开放性，实现不同系统之间的系统耦合，以维持其生命力。而我们对草原生产的系统耦合理解不足，往往把草原封闭起来，就草原说草原，如实施“以草定畜”，有多少草就养多少家畜。从局地的、狭隘的“草畜平衡”来看，无可指责。但如果打开眼界，以系统耦合的思路，充分发挥草地农业系统的开放功能，将草地畜牧业的经营与周边社会生态系统连带考虑，家畜、牧草、饲料、管理技术以及货币金融、文教卫生等等联系起来，使在不同系统之间物畅其流，实现系统耦合，其生态效益和经济效益将成倍增加。如“草原兴发”的老总就说：“我是以畜定草”。根据市场的需求养畜，草不够，去生产，去订购。前面提到的北美、澳洲、西欧等地的草地畜牧业，就是在世界经济一体化的大背景下，通过系统耦合来保持其旺盛生命力的。

我们应牢牢抓紧放牧系统单元这个核心，发挥草原生态系统的开放功能，逐步完成草原管理的现代化转型，实现划区轮牧。在划区轮牧的基础上，建立一个中国化的现代草地放牧管理体制，培育草原文化遗传基因的生存土壤。只要这个文化遗传基因的载体长久健康，草原文化必将传承发展，生生不息。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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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任继周．草地农业生态系统通论[M]．合肥：安徽教育出版社，200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