赵杰：少数民族对中华文化的重要贡献

中华民族是历史上形成的一个统一的民族共同体，也是从古到今逐渐凝聚成的一个精神大系统。在中华民族博大精深的文化大系中，在中华文化琳琅满目的鲜活内容中，少数民族文化所占的比例远远超出他们的人口比例。

少数民族对中华民族思想文化的贡献

千百年来，少数民族群众将汉族文化或外国文化与本族文化融为一体，从而创造出更富浓厚意蕴的民族文化。比如藏传佛教的“天圆地方”、“内圆外方”等思想，就是印度、尼泊尔的佛教与藏族的苯教、北方游牧民族的萨满教结合的产物。从中国西南到东北绵延数千里的藏彝文化长廊也是中外思想文化融合的典型。再如，“万物有灵”的萨满文化是古往今来北方游牧文化的精神支柱，这种精神文化至今仍然完整保存在东北的鄂伦春等民族的文化生活中。俄罗斯族作为在中国新疆和黑龙江北部定居的少数民族，他们带来了东正教、复活节、圣诞节等西方文化，也丰富了中华民族的思想文化体系。

回族群众尊崇敬主忠君、既信仰伊斯兰教又效法儒家道德伦理的“二元道德律”，他们的和谐理念、协商民主以及经商为了行道的理念，就是伊斯兰文化和儒家文化融合的产物。而回族的这些思想精华也丰富了中华民族的伦理思想宝库，充实了与人为善、与邻为伴的和谐社会理念，增加了亦商亦农、农商互补的中华民族经济发展观。

少数民族在思想文化上对中华民族文化的充实还表现在他们丰富的史诗文化和歌声文化上。如被搬上银幕成为经典的彝族民间叙事长诗《阿诗玛》，被称为少数民族三大史诗的藏族的《格萨尔王传》、蒙古族的《江格尔传》、柯尔克孜族的《玛纳斯》，以及维吾尔族的《福乐智慧》、蒙古族的《蒙古秘史》等等，都在歌颂本民族历史人物的英雄业绩的同时，还为后人留下了无数的民族历史经验和思想智慧。

少数民族由于经典文献不多，因而表达人间真情、男女爱情等内容的民歌从古到今比比皆是，如蒙古族的长调民歌、广西的壮歌、西北各民族的“花儿”等等。民歌的代表作如赫哲族的《伊玛堪》、朝鲜族的《阿里郎》、满族的《尼珊萨满》等。有些少数民族的民族文化都是用歌声来表达和传诵的。如哈萨克族就是靠着一代代的“阿肯”（民间歌手）弹唱，讲述、传承本民族的思想文化。壮族歌墟、侗族大歌、白族踏歌、京族歌堂等等，都是这些民族用来结交朋友，交流思想，从而增强民族凝聚力的重要形式。

少数民族对中华民族人文科学的贡献

世界9大语系中，中国就有汉藏、阿尔泰、印欧、南岛、南亚5种和语系不明的朝鲜语等。少数民族语言不仅丰富了中华语苑，而且一些少数民族语言对国家通用标准语——汉语普通话的贡献也是相当大的。今天的汉语普通话是以北京语音为标准音，以北方话为基础方言，以典范的现代白话文著作为语法规范的。其中就有许多少数民族语言成分，较早的如元代的蒙古语，其后是清代的满语和满式汉语。

中国有22个少数民族拥有自己的文字，大多数少数民族同胞除了使用汉字外，还能熟练使用本民族文字。而历史上，少数民族文字更是色彩斑斓，它们同今天的方块朝鲜文字，回鹘体的蒙古文字、满文字，以汉字改造为主形成的契丹文字、女真大小字、西夏文字，用阿拉伯字母转写的维吾尔文字、哈萨克文字，以及转写印欧语系伊朗语支的吐火罗文字，佉卢文字、于阗文字、粟特文字等，还有高昌回鹘文字、察合台文字、托忒式蒙古文字等，依印度天城字母改造而来的藏族文字、古壮字、东巴象形文字、苗族女书、彝族古文字等，都在为中华的文字体系增光添彩。

少数民族古文献也是浩如烟海，其中如藏族卓尼版3万多册的大藏经《甘珠尔》、《丹珠尔》，彝族的十月太阳历及《西南彝志》等古文献，用纳西东巴文写成的500多卷700多万字的东巴经，维吾尔族前身所使用的察合台文文献，中世纪后的蒙古文献，清代以来大多译自汉文经典的新老满文档案文献等珍本、善本，回族的《古兰经》珍本和经堂用语文献，还有占敦煌文献珍品1/3的少数民族文献，这些都是少数民族对中华文献宝库的卓越贡献，具有很高的学术价值和收藏价值。

少数民族对中华民族文学艺术的贡献

自唐代吸收西域龟兹乐师改造的西凉乐创作出大唐音乐后，汉族的正统音乐才开始补充进鲜活、新颖的民族音乐营养，并使中华民族音乐有了雅俗共赏、汉民结合的持久活力。另外，少数民族的音乐也以其独特的风格和表达方式，成为中华民族引以为自豪的音乐品牌。如维吾尔族大型演唱音乐套曲——十二木卡姆，从民间唱到宫廷，又从古代唱到今天。

北朝的著名汉乐府民歌《敕勒歌》、《木兰辞》等，都是在匈奴、突厥的粗犷豪放的乐曲影响下形成的。唐朝著名边塞诗人岑参在《与独孤渐道别长句,兼呈严八侍御》中有“花门将军善胡歌，叶河蕃王能汉语”（“花门”指回鹘，“河蕃王”指中亚碎叶的民族首领）的诗句，由此可见唐代中原与西域交往的密切。

少数民族不仅能歌，而且善舞。无论是东北的朝鲜族、北方的蒙古族，还是西部的维吾尔族、塔吉克族；无论是青藏高原的藏族、云贵高原的苗族，还是武陵山区的土家族、西双版纳的傣族，都是有聚会就会翩翩起舞。尤其像乌兹别克族、塔塔尔族、哈萨克族，几乎是在歌舞的海洋中度过群体联欢的一生。

此外，少数民族在戏剧上也有诸多贡献。正是因为满族皇族的推崇和扶持，汉族的地方剧种徽班才能进京并进而发展成为国剧。此外，门巴族受藏戏影响创造的古朴雅拙的门巴戏，土家族创造的酬谢傩神（驱逐瘟疫之神）的宗教仪式性质的“化石”剧——傩戏，由满族子弟书发展演变而来的相声，都成了中华民族家喻户晓的戏曲形式。

藏族的唐卡卷轴以其鲜明的对比色彩，极富佛教文化表现力，成为中华民族绘画中不可多得的一枝奇葩。西域的晕染画法在唐代传入中原，影响了汉族的美术。壮族妇女编织的壮锦，土家族妇女编织的西兰卡普，以及在布依、苗、水族等众多少数民族中流传的蜡染工艺，都与汉族的名绣相媲美并享誉中外。

甘肃河州（今临夏回族自治州）回族的砖雕艺术在西北五省久负盛名，其表意造型早就表现在西北各地的寺庙观庵、官邸豪府、庭院居室的墙影壁、屋脊栏杆、甬道洞门上，近年来又扩展到清真寺中，尤其是河州周氏兄弟的东公馆集河州回族雕刻艺术之大成，成为我国砖雕艺术的杰出代表之一，使来访的全国各族雕刻名家络绎不绝。

少数民族对中华传统节日文化的贡献

少数民族的节日文化丰富多彩。如满族的颁金节是满族的“族庆”节；回族的开斋节是为了感谢封斋一个月后真主对穆斯林信徒衣食住行的赐予；维吾尔族的古尔邦节是要宰牲庆祝穆斯林民族一年来真主所给予的幸福生活；哈萨克族的那吾热孜节则是庆祝一年之春万木复苏，农业牧业的万象更新；藏族的藏历新年是为了庆祝一年周而复始所带来的丰收硕果；傣族的泼水节来源于佛教的浴佛节，如今则是以相互泼水来消除灾难、祝福新年；拉祜族的芦笙会是庆祝新年的舞会，这种用芦笙伴奏的腿脚舞跳得越欢快，越能预示来年的粮多、钱多、猪多、牛多；壮族的三月三则是源于祭祀的小年；土族的安昭纳顿节要在广褒的草原上舞蹈欢乐，并向神山敖包致祭礼，以求保佑平安，人畜两旺；锡伯族的西迁节又称“四一八节”，是为了纪念祖辈从东北西迁新疆伊犁驻防戍边的英雄业绩。

由于少数民族多居处高原草原、山河源头、戈壁大漠，艰苦的生活环境锻造了他们的强壮体魄，因而长期以来也形成了一些独具特色的体育锻炼项目，并被纳入到民族节日中。彝、白、纳西、基诺、拉祜等民族的火把节有斗牛、斗羊、斗鸡、赛马、摔跤、歌舞、选美等活动，被称为“东方的狂欢节”；朝鲜族的秋千会是以荡秋千这种体育活动为主的男女参加的体育娱乐活动；苗族的龙舟节在节日中下水划船比赛，前安龙头后置凤尾的大型舟船每支由20多人集体配合划行，大有千帆竞发，百舸争流之壮势；景颇族的目瑙纵歌节把庄严隆重的宗教祭典与载歌载舞的民族节日合二为一，盛典中各村寨男女老少集体盛装踊跃参加庆祝活动，充分体现了团结战斗的民族精神；蒙古族的那达慕，开展一年一度的摔跤、骑马等骑射游牧体育活动。

少数民族对中国传统建筑的贡献

少数民族在千百年来的文化积淀中不仅创造了宗教信仰、伦理制度、生死价值观等精神体系，也留下了承载这些精神价值观的物质载体，这就是具有民族特色的各式各样的建筑。

坐落在西藏拉萨玛布日山上的布达拉宫，是藏族文化的标志性建筑。布达拉宫集藏式传统碉房石木结构和中原汉式殿堂及尼泊尔高原之都的印式风格为一体，不仅是中华民族在青藏高原留下的文化丰碑，也是人类建筑文明史上的一大景观。

位于青海湟中县莲花山上的塔尔寺，也是依山势起伏自下而上修建的雄伟建筑群。该地是藏传佛教的黄教创始人宗喀巴的诞生地，也是唐蕃古道上的中间站，自古就是民族团结和睦之地。塔尔寺的佛殿宝塔相映成辉，僧舍经堂鳞次栉比，院内幽深怡静，古木参天，溪谷环绕，殿宇的富丽堂皇与绿树净水相映成趣，加上酥油花、壁画（唐卡）、堆绣的艺术“三绝”，使塔尔寺成为了中国建筑文化的聚宝之地。

此外，像唐代文成公主远嫁吐蕃松赞干布后为供奉佛祖金像而建立的大昭寺，公元8世纪体现佛教正式登上西藏政治舞台而修建的青藏高原第一古刹——桑耶寺，都融汇了中原、青藏高原和印度尼泊尔的建筑风格，是具有中华佛教文化和建筑文化双重价值的寺庙。

据敦煌学专家的研究统计，在甘肃敦煌莫高窟的系列洞窟中，少数民族开凿的占1/3，少数民族也是佛窟建筑和敦煌文化的创造者之一。

回族、维吾尔族等信奉伊斯兰教的民族也为中华文化留下了许多宝贵的历史建筑，比如宁夏吴忠的回族同心清真大寺已有几百年宗教礼拜的历史，在土地革命时期还曾为红军创建的红色革命根据地做出贡献。新疆喀什的艾提尕尔清真寺与古老的喀什民街共同构成了古回鹘喀喇汗朝突厥文化与叶尔羌汗国阿拉伯文化融合、演变、更替的可视的开放历史。

南方少数民族为中华建筑文化也留下了许多宝贵遗迹。比如，南诏时期唐王朝所派的汉族工匠和当地少数民族同胞共建的“大理三塔”，以及建于宋末元初的丽江古城等等。

少数民族对畜牧手工业以及军事学的贡献

少数民族长期生活在游牧、渔猎生态环境中，自古以来就与汉族形成了农耕文化与畜牧文化的互补。他们在草场、森林养护方面有着多种经验，并在畜产品等方面满足了汉族地区的需求。还有，骡子是古匈奴人靠长期游牧经验培育出来并又送给汉族人的畜力礼物。骆驼也是最早产自内蒙古阿拉善地区，而后又向内地传用的。

长期以来，蒙古族的畜牧产品、藏族的酥油制品、鄂温克族的奶制品、鄂伦春族的桦树皮制品、赫哲族的鱼皮制品、布依族的腊染制作工艺、侗族的贴花、佤族的筒帕编织、黎族的纺织技术、壮族的刺绣、维吾尔族的果树栽培、京族的海产养殖、回族的“两把刀”（一把切糕，一把宰牛羊）等，都是独具特色的民族用品和民族工艺。此外，还有阿昌族的户撒刀和砍山长刀、西夏人的剑（是当时公认的最得力兵刃，曾得到大文豪苏东坡赞誉，宋钦宗赵桓把它佩带身边，获得了“天下第一”之信誉）、保安族的腰刀（周恩来总理曾作为礼品赠送外宾）、维吾尔族的英吉莎小刀、釉彩谐调艳丽的喀什陶、锡伯族和达斡尔族的箭、傈僳族的射弩等等。

少数民族在军事学上也为中华文化提供了不少前所未有的组织方式，比如金代的猛安谋克，蒙古帝国时的万户、千户、百户制、营盘分布，清建国时创制的八旗牛录制等。蒙古军队还首次组建了世界上的炮兵兵种，创造了冷兵器时代诸多军事奇迹。

少数民族对中华服饰文化的贡献

少数民族的服饰丰富多样，色彩鲜丽。满族的旗袍，蒙古族的长靴，回族的白帽、披肩，维吾尔族的花帽，藏族的外袍等，都已成为中华服装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

古代中原地区的汉族人是长期穿长袍大褂的，“裳”也是比“裤子”更肥大以便不露体形的下身装饰。这种不外露理念导致汉装衣肥袖宽，不仅干活、打仗时碍手碍脚，而且也有碍观瞻。宋代以后，随着北方辽、金、夏、元、清少数民族政权相继部分或全部入主中原，汉族才逐渐由长装不露改成短装显体。少数民族的服饰被吸收进中华各民族的共同服饰中，成为中华共识服饰的重要服装有北方游牧民族的短装，满族的旗袍、坎肩和蒙古族的长靴、羊毛衫等等。

少数民族对中华饮食文化的贡献

一方水土养一方人，一族饮食代表一方文化，中华56个民族的风味饮食加起来就构成了博大精深的中华饮食文化大系。例如，汉族菜系中川菜以辣为主，淮扬菜以甜为美，粤菜以鱼虾为鲜，晋菜以酸为味，东北菜以炖为方，仔细分析起来都与各地独特的自然风土人情有关。除汉族菜系以外，各少数民族的饮食更是特色频出。它们不仅有一方风味，而且有一族风情。

例如，满族的萨其玛，这种来源于满族搓条饽饽的糖缠是在北方冬日中不计冷暖，在极富特色的满点文化中脱颖而出的一种风味糕点。蒙古族的奶茶也是在多食牛羊肉的大草原上极助消化的精品饮料。油塔子、圈饼、馓子则是回族大众围寺而居中，精心制作出来的香热可口、便捷快餐的通用面食。维吾尔族的烤馕又是适应绿洲游牧生活、沙漠商务行走的方便饮食。藏族人吃糌粑、风干肉条，喝酥油茶，也是适应高原地理气候的生活习惯。青稞磨成细粉倒上酥油茶搅拌后捏成小团来美餐，是高原滋补身体的最佳饮食。风干肉条被称为“高原巧克力”，也是易保存、易携带，经年不变质的高原特食。

中华民族的饮食中既有各民族的传统特色，又有各民族相互学习从而优化成新的饮食习惯，或者共同聚合成一种新的更加有名的品牌性美味佳肴。将小麦加工成面食，是秦汉以后由西域民族传入内地的。胡饼、搭纳等食物在唐代的长安就很流行。契丹人统治西域时也把西瓜从中亚、新疆经甘肃河西走廊传到内地。胡萝卜、石榴、葡萄从汉代张骞出使西域时起就开始从西向东传到中原，现在已成为内地的常用蔬菜、水果。

少数民族的文化财富是具体民族的，也是贡献给整个中华民族的。在长期的民族文化交往中，少数民族不仅给汉族带来了胡琴、胡瓜、大宛马等看得见的物质成果，更主要的是，他们为长期生活在农耕文化状态下的汉族人民增加了一种锐意进取的开拓意识和兼容博纳的文化胸襟，使汉民族的民族性格不断得到丰富与升华。正是周边少数民族文化的新鲜注入，中华文化才不断焕发出新的生机与活力。通过少数民族文化对中华民族的贡献的具体盘点，也能使中国各族人民从中看到为之自豪的地方，为之骄傲的资本，进而产生对中华民族共有精神家园的亲和与信仰，对夯实民族团结的思想基础，拉紧民族相依的精神纽带更加充满自信心和自豪感。

来源：《中国民族报》2011年10月21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