讲座：王裕华：古代中国的兴衰——国家发展的社会根源

讲座伊始，王裕华老师首先介绍了自己关注的问题：中国古代皇帝的命运与国家力量的联系。一方面，中国古代皇帝中只有一半是自然死亡，剩下的一半里大多数都是被精英推翻的。皇帝的命运大致以唐宋之交为界分为两个阶段：在此之前皇帝死于非命的比例更高，统治时间普遍较短；在此之后，皇帝的统治时间则大大增长。另一方面，考察中国古代的财政政策，可以发现唐宋之交也是一个分水岭：在此之前增税政策更多，之后则反之。人均税收与财政政策情况类似，也是在唐宋之交达到顶点，而此后除了明前中期的高峰，基本呈下降趋势。鉴于二者相反的趋势，王裕华老师提出了两个问题：在中国古代，为什么短命的统治者治理一个强国家，而长命的统治者则控制一个弱国家？是什么因素导致了绝对君权的巩固和中国帝制国家的衰弱？

接着，王裕华老师介绍了相关的学术史。较早思考这些问题的是以马克思“亚细亚生产方式”及魏特夫（Karl August Wittfogel）“东方专制主义”为代表的亚洲停滞论。此后，尤锐 （Yuri Pines）等学者从政治文化角度着手，指出儒家塑造了帝制中国的国家形态。二者的共同点是强调国家起源，将早期中国的一些要素视为是经久不变的，其缺陷是无法解释历时性变化。历史学方面则有施坚雅 （G. William Skinner）、费正清等人主张王朝更替理论，但皇帝命运和国家力量的变化不是朝代内部的变化而是跨越朝代的变化，因此王朝更替理论也无法完全囊括之。最近的社会科学涌现了“大分流（The Great Divergence）”等理论，不过只关注帝制中国的开头和结尾，未能解答中期过程的变化。

因此，王裕华老师开始尝试在过去研究的基础上更为合理地解释这两个问题。王裕华老师观点的核心是君主的困境（the sovereign's dilemma）——任何皇帝都面临扩大君权和增强国家力量两大目标，而这两个目标往往无法并存。比如，如果皇帝选择扩大君权，则势必要削弱精英，这将削弱国家力量。The Rise and Fall of Imperial China（《古代中国的兴衰：国家发展的社会根源》）一书要论述的，正是君主的困境在不同朝代如何显现。

王裕华老师接着介绍了其研究所使用的模型、数据和方法。他将帝制中国的社会精英结构分为两种模型：星状结构和领结式结构。在星状结构中，中央官员在星状中心相互联系（通婚），并广泛与处于星角位置的地方精英联系。在领结式结构中，中央官员互相缺少联系，但选择跟特定地域的地方精英联系。这两种模型可以演化出一个假设，即星状结构不利于君权，但有利于提升国家力量，领结状结构则反之。因为在星状结构中，中央官员联系紧密，与地方精英联系也十分广泛，这使得中央官员既有能力也有意愿提升国家力量，以保护他们在全国各地的关系网络。领结状结构则反之。

具体到每个朝代，王裕华老师指出从秦到唐以星状结构为主，从宋到清则以领结状结构为主。由此可以看到，结构变迁仍然发生于唐宋之交，因此需要重点关注这一节点。在研究过程中，王裕华老师接触到了北宋名臣富弼的墓志铭，因而察觉到墓志铭蕴含的重要史料意义。此后，他系统收集传世文献和墓志铭中包含的从三品以上官员的家庭关系网络，单是唐宋时期的家庭关系网络就涉及4190位官员和42157位关系网络成员。这为他的研究提供了丰富的数据。经过分析，王裕华老师指出，唐朝是典型的星状结构，中央有两百多个主要门阀士族垄断官位，相互通婚。该结构可能在晚唐气温下降及随之而来的黄巢起义后瓦解，因为地方无法继续为朝廷提供足够的官员。因此，宋朝必须系统发展科举制度选拔人才，这导致了精英的“地方化”和精英网络地方化。这一转向的影响可以在王安石变法中得到验证。比如，王安石家族的地方化指标很低，因而希望推动国家改革；其政敌之一吕公著的家族地方化指标则较高，因而倾向于维护地方利益、反对改革。总而言之，唐宋之交出现了两个重要变化：中央官员之间的联系削弱，宋代皇帝将之加以利用以加强君权；精英家庭关系网络地方化，中央改革意愿下降，转而专注地方利益。如此也就能解释此后君权上升和国家力量下降的趋势了。

接下来，几位与谈人逐一发言。赵世瑜老师说，王教授在接受访谈时明确表示，“我没有研究历史，我是通过历史来研究政治”“历史只是我研究政治的一个窗口”。所以，正确的历史认识很重要，是社会科学解释模式能否成立的基础。比如本书的核心概念“精英社会域”（elite social terrain），用同一个含混不清的elite概念来指称不同时期的不同利益集团，容易造成读者的误解。这个概念中的“精英”在北宋前后已经是不同的利益集团。更重要的是，在帝制晚期社会史研究中，local elite指的是形形色色的控制地方权力的人群，与中央高官很少重叠；所谓“精英地方化”不仅指平民阶层可以通过科举上升为中央高官的现象，更重要的是指出现了各种在地的“精英”力量。换句话说，此前的“地方社会群体”变成了此后的“精英”。

再如，本书的主要观点是，弱君主能统治一个强国家，而强君主反而导致一个弱国家，宋代以后的国力日益衰弱。这个国力的数据是按岁入（特别是田赋收入）算出来的。必须要清楚，政府的岁入绝不是国家财用资源的全部，更不能用来代表国力。以明代为例，上供物料有多少、作为服务的徭役怎么算、户部之外其他部门的收入有多少（比如作为另外一套国家管理系统的卫所屯田），加起来是怎样一个数？同样，清代内务府的收入（不能只理解为“皇帝的腰包”）、分布于各地的各类八旗旗地上的税收和物料等，也不算在这个户部岁入里面。所以，如何估计明清时期的国力，还要慎重。

本书的结论是，正是因为国家与社会的伙伴关系，在前者衰弱的时候，地方精英可以接管对社会的控制，才使国家获得某种程度上的稳定，而19世纪的列强入侵和太平天国打破了这种平衡，最终导致清朝国家的衰亡。依作者的看法，就是那个传统的“精英社会域”被损毁或颠覆了。不过，近年来国内学者对晚明以来的赋役册籍系统的建立有了一些突破性的研究：从地方上的各种户籍册和地籍册的编制到省以至中央的《会计录》和《赋役全书》可以看到，国家可以按同一种原则和方式控制人口和土地。这种体制从明代一直延续到民国，从内地一直到边疆。在这样的机制中，哪些人在发挥作用？又如何用“精英社会域”加以解释？事实上，原有的“精英社会域”模型在很大程度上被消解了，或者说，转变成为一种内部关系结构不同的新的“精英-民间社会域”，并与国家重新建立联系。因此，精英社会网络的变化不仅仅是中央-边缘的位置调整，该网络本身的性质和运作逻辑也在改变，研究者必须慎重把握。

张静老师认为，王老师的研究胜在数据的系统性，很难彻底推翻，但需注意辨析精英行为背后的基础。比如，如果亲缘网络越是遍布全国的精英，越在态度上支持国家变法，那么这些地方精英，是希望这个法律能保护自己的利益，还是希望以支持国家的态度，营造一种关系，从而能够通过和国家的关系保护自身利益？这两种情况下国家都可以增强自身的能力，但所依赖的基础不同：一个是法治（制度基础），一个是关系（网络基础）。张静老师提问道，精英的行为为何只是基于已知的确定利益，而不是创造利益机会，从而能够进入皇权庇护网络，或者颠覆这个庇护网络？这里存在理论预设的变化：以社会结构业已存在的利益关系作为解释变量，还是关注精英宗族的战略行动创造关系，追求形成新利益，作为解释变量，更能够贴近历史现象？

张泰苏老师主要提出了两个问题。首先，中国古代王朝财政能力的确从宋开始呈现宏观上的下降趋势，而其中关键的节点是宋朝和清朝。宋朝是常规汉人王朝中的异例，清朝则是异族征服王朝，出于意识形态实行超低税收。这样来看，研究者是否需要一个统一的模型来解释不同朝代的变化？其次，政治精英网络与军事权力网络不一定重合。在中国古代，军事权力对君权的威胁比士大夫精英更大。而且二者逻辑相反——精英越地方化越安全，军事权力则反之。那么，研究者应该如何处理不同权力之间的张力？

严飞老师也从两个方面提出了自己的看法。首先，查尔斯·蒂利（Charles Tilly）将国家力量分为两个面向：对外扩张与对内攫取，后者又分为暴力和意识形态两种方式。因此，强国家不仅意味着财政收入的提升，更要考察意识形态能力和公民服从度。其次，精英与统治者之间有不断的回合互动。精英可能在上一个回合提出反抗，在下一个回合则表达忠诚。那么精英做出决策的出发点未必是静态的精英家庭网络，更多是不断的回合互动。

随后，王裕华老师对各位与谈人的宝贵意见表示感谢，并一一作出回应。对于财政能力和国家力量的关系，王老师认为财政收入作为研究上千年历史的指标的确不完美，但却是最好的。而徭役等攫取形式之所以存在恰恰是因为国家力量弱，无法负担常规雇佣成本；内务府是皇家收入，与国家力量无关。此外，田赋的确在国家财政中占主要地位。因此，通过田赋收入衡量财政收入，进而衡量国家力量的方法仍是合理的。对于精英为何不创造新关系和新利益的问题，王老师认为科举的竞争性导致精英倾向于维护地方关系网络，而非开辟新的利益。对于宋朝的特殊状况，王老师指出，宋朝中央官员党争严重，有利于外敌入侵，因此仍与精英关系网络的变化相关。最后，王老师将历史学研究比作写实派，将社会科学研究比作印象派，强调了理论构建的重要性。

讲座最后，与会观众热情发言，提问涉及古代中国远距离姻亲网络的社会条件、元清两大异族征服王朝的精英网络情况、星状和领结状结构中精英竞争的程度、君主方面对精英网络的利用等方面。王裕华老师逐个予以简要回答，此次读书活动至此圆满结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