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淳：马家浜文化研究的回顾与展望

一、前言

马家浜文化自1959年马家浜遗址的发掘以来，先后又有一批遗址出土，重要的包括：浙江嘉兴马家浜、吴家浜、吴兴邱城、桐乡罗家角、余杭吴家埠，江苏常州圩墩、武进潘家塘、吴江袁家埭、广福村、吴县草鞋山、苏州越城、张家港东山村、许庄，上海青浦崧泽、福泉山等几处。这些遗址大致遍布包括浙北、苏南及上海在内的整个环太湖流域。丰富地下资料的发现与积累为进一步深入研究奠定了基础。在发现至今的50年里，经过许多学者的不懈努力，其文化面貌日趋清晰，从作为一支独立考古学文化的确立，到细致的分期与分区，马家浜文化成为环太湖流域史前社会文化演变进程研究中的一个重要环节。

然而，就考古学的发展和现状而言，马家浜文化的研究如果要在目前基础上有所拓展和推进，无论研究视野还是理论方法都需要提升一个档次，即从考古学物质文化的描述和比较转向文化演变进程的阐释。要做到这点，我们需要引入国际上流行的系统论思维、文化生态学理论和聚落考古等方法，从人地关系或文化与环境的互动来揭示新石器时代社会文化演变的脉络，了解史前人类的行为，并对诸多独特的文化现象做出科学的阐释。在社会结构和意识信仰等比较困难的研究领域，我们也需要摆脱目前那种仅仅根据有限的墓葬材料，将其作为历史证据来和马克思经典理论与术语简单对号入座的做法，更多的利用民族学和民俗学知识来了解和解释史前社会文化的多样性和复杂性。

本文试图对马家浜文化的研究历史做一回顾，并就如何进一步拓展研究的视野和提高研究的档次提出一些初步的见解。

二、历史回顾

1．马家浜文化的确立

马家浜文化的确立过程，也是长江下游地区（包括江淮、闽粤）考古学文化序列建立的过程。20世纪50年代马家浜等遗址发现以后，由于该地区可资比较的文化不多，而周边地区最引人注目的是江淮地区的青莲岗文化，因此人们自然而然地将其作为与马家浜遗址进行对比的参照。

青莲岗遗址自1951年年底发现以来，因其面貌的独特性，被确立为一支独特的考古学文化。其范围被认为主要分布于以江苏为中心的江淮平原和太湖流域，北抵山东南部，南到太湖南岸，远及杭州湾地区，西到安徽东部、苏皖交界处东迄江苏沿海地带，东南达淀山湖以东。这一文化区域的划定，自然将环太湖的诸原始文化包括在内。这种观点认为，整个长江下游地区前龙山文化时期的史前文化是单一的，可统称为青莲岗文化。但是随着资料的积累，一些学者开始意识到江淮地区与环太湖流域的史前文化之间存在较大的差异，于是提出将青莲岗文化以长江为界分成南北两个类型。

然而以夏鼐和牟永抗为代表的一批学者从一开始就认为马家浜文化面貌独特，可以单独命名为一支考古学文化。此外，还有人提出了“草鞋山文化”的名称。但是这一建议并没有得到普遍的响应。80年代以后，各种争议渐平，学界对马家浜文化的命名达成了共识，并以姚仲源的《二论马家浜文化》最具代表性，不仅进一步明确了马家浜文化的命名，而且对其文化性质作了全面总结。至此，马家浜文化的地位最终得到了确立。

在讨论文化命名的同时，不少学者还对其文化面貌进行了总结，其中涉及器物、居住形态、墓葬方式、宗教信仰等方面。认为其主要特点有：（1）盛行俯身葬；（2）陶器以红陶和表红胎黑的泥质陶为特色，器表多素面，外表常有红色陶衣，器型以腰沿釜（或称宽沿釜）、喇叭形圈足的豆、牛鼻形器耳的罐、圆锥形足的鼎等具有代表性；（3）使用玉玦、玉璜等装饰品；（4）有孔石斧（钺）出现；（5）经济以农业为主；（6）手工业生产包括石器、木器、骨器、漆器、丝织等；（7）葬俗以俯身葬为主，随葬品少而简单；（8）人神合一的巫术活动。

2．年代学

绝对年代的确立主要是依据碳-14的测定，目前马家浜文化的年代大致卡在7000B.P.至6000B.P.。在罗家角遗址发现之前，邱城下层被认为是马家浜文化的初始，一般认为其上限为6000B.P.左右。罗家角遗址发现后，碳-14及陶片热释光的数据接近甚至超过了7000B.P.，从而进一步提前了其上限。至于其下限，因为良渚文化发现和认识相对较早，因此起初是将其与良渚文化的早期相衔接，在崧泽文化的面貌逐步清晰并单独命名后，又将其下限卡在崧泽文化的上限，也即6000B.P.左右（表1）。

表1 马家浜文化年代主要数据表

相对年代的确立是与新遗址的发现和地层学分析密切相关的。良渚文化是环太湖地区最早确立的一支原始文化，由于开始对这一地区原始文化的发展脉络不是很清楚，崧泽文化还没有作为一种文化被提出，而宁镇地区与环太湖地区的文化也没有予以区分，因此前良渚文化或被分成四期：马家浜期、北阴阳营期、崧泽期、张陵山期或典型良渚文化诸类型。当时河姆渡下层遗存刚发现，还难以进行比较，因此未被列入。或被分为三期：马家浜期、北阴阳营期和崧泽期。

当有人注意到宁镇与环太湖地区古文化的区别，于是三期变成了马家浜期、崧泽期和张陵山期；或变成了两期：马家浜期（早期）和崧泽期。其中有争议的是以崧泽中层墓地为代表的文化归属问题，有人认为与马家浜关系密切，应属马家浜文化晚期；有人则认为与良渚文化关系更密切，应是良渚文化早期。于是，汪遵国等学者将崧泽命名为一支独立的考古学文化。及罗家角遗址的发现，又有学者做了新的分期，将罗家角遗址三、四层与马家浜遗址的下层归为早期，将罗家角遗址的一、二层，马家浜遗址的上层，圩墩遗址的下层，草鞋山遗址的第十层归为中期，将圩墩遗址中层，草鞋山遗址第八、九层归为晚期。

在罗家角遗址发现之前，以河姆渡文化为最早，因此一般认为马家浜文化是由河姆渡文化发展而来。随着罗家角遗址的发现和河姆渡文化面貌的进一步清晰，最终确认马家浜文化是由罗家角下层发展而来，与河姆渡文化是两支平行发展的文化。再加上崧泽文化的命名，于是整个环太湖地区的新石器时代文化序列基本上确立：马家浜文化—崧泽文化—良渚文化。

3．分区

姚仲源认为邱城遗址在许多方面与马家浜文化有较大的区别，可能代表了西部丘陵地区的一种地方类型，也可能代表东西不同的文化类型，于是提出马家浜文化本身可能存在着若干亚文化类型。这一看法代表了对马家浜文化分区的一种早期认识。而系统地进行分区研究的有陈晶与张照根两位学者。陈晶认为，分布在太湖地区的马家浜文化遗存，除了共有的基本特征外，还具有明显的差异。并由此提出太湖地区的马家浜文化有两个不同的类型，并分别同邻近地区同时期的不同新石器时代文化有密切的联系。根据典型器物比较，提出了以罗家角遗址与草鞋山、圩墩遗址为代表的两个不同类型，这基本上以是以太湖为界分成的南北两个类型。后来随着吴家埠遗址的发现，王明达与牟永抗又认为浙江地区还可以增加一种新的类型。

随着新材料的积累，特别是张家港东山村、吴江广福村等遗址的发现，为进一步的分区工作提供了依据。张照根根据对各遗址典型陶器的分析，结合生产工具、房址和葬俗等因素，认为马家浜文化各遗址存在许多差异，据此将马家浜文化暂分成三个不同的类型：苏南沿江地区的东山村类型、浙北地区的罗家角类型、太湖流域腹地的草鞋山类型。三个类型各有自己的分布区域，并且从马家浜文化开始直至良渚文化，均有自己的区域传统，形成三个文化区，并且分别与周边的文化发生相应的联系。

4．生态环境

马家浜文化的环境研究始于20世纪90年代以后。基本可分两种情况，一是立足整个环太湖地区史前环境的变迁，分析马家浜文化时间段中的生态环境。二是直接对马家浜文化时期的环境进行研究，研究方法也可分成两类，一是直接对遗址中出土的野生的动植物进行研究，以复原当时的环境；二是借助现代科技手段，对遗址中的花粉、植硅石、土壤微量元素、古今植物的DNA比较分析，以重建当时的古环境。

几种研究手段所得出的结论基本一致，表明自8000B.P.以来，这一地区的气候与环境变迁可以分成几个大的波动期，马家浜时期是一个稳定的湿热时期。生态环境以芦苇丛生、水草茂盛、水网发达的河湖沼泽湿地平原环境为特点，气候温暖湿润，年平均气温比现在约高出2℃左右，并已开始栽培水稻。

5．器物研究

对马家浜文化器物的专论基本没有，只是在一些总论性的文章中对各种器物进行归纳，而且为描述性的，并仅限于对各种陶石器形态的介绍，很少涉及器物功能、制作等方面的研究。

马家浜文化是中国最早出现玉器的原始文化之一，主要有玉玦、玉璜、玉管、玉环等。但是相关专论极少，主要是在良渚文化玉器研究中偶尔将玉器的起源追溯到马家浜文化。

6．经济形态

经济形态主要是根据遗址中出土的野生动植物及水稻的种子来推测当时的食物结构。马家浜文化诸遗址中均发现了大量的兽骨与食用的野生植物，如马家浜下文化层的黑色黏土厚达0.25m～0.75m，T1～T3的黑土层厚0.1m～0.5m，其中接近坑底的0.2m～0.3m几乎全是兽骨堆积，下文化层兽骨比上文化层多。

考古人员曾从马家浜遗址所在的供销社中收购了从该遗址出土的两万多斤打算用作肥料的动物骨骼；罗家角出土的动物骨骼超过两千斤；邱城遗址建筑遗迹两层硬土面之间的灰土里有较多的兽骨；梅堰遗址发现了大量的兽骨、鹿角，及骨石质箭镞、鱼镖、网坠等。而且，在罗家角、圩墩、青浦崧泽、福泉山等良渚文化以前的文化层中，动物骨骼均以野生动物为主，直到良渚文化的龙南等遗址中，驯养动物才开始增多。因此，学者推测马家浜文化时期渔猎经济所占的比重较大。

罗家角等遗址发现了稻谷与骨耜，土壤中也发现了水稻植硅石，因此可以推测马家浜文化时期已有较成熟的稻作农业。或者至少在马家浜文化晚期，粳稻可能已经被大量栽培。据此认为，马家浜文化时期的经济形态，稻作农业和渔猎经济并重并相互补充，这种经济形态得益于当时优裕的生态环境。

由于马家浜文化时代较早，且发现了大量的水稻遗存，因此整个环太湖地区成为稻作起源研究的中心地区之一，这也成为近年马家浜文化研究中一个重点。开始，以游修龄为代表的学者对遗址中出土的水稻颗粒进行判别，认为当时的水稻尚未分化出粳稻和籼稻两个亚种，表现为一种原始形状，也即处于野生稻向栽培稻过渡状态。20世纪90年代以后，以郑云飞为代表的学者利用水稻植硅石分析，得出基本一致的结论。

7．文化关系

文化关系研究主要集中在与周边文化的居址形态、窖穴式样、葬俗、石器形制和陶器等方面的比较上。这项研究在对马家浜文化的命名过程中即已开始，并是分期和分区的主要入手方法；也有学者对马家浜文化与周边文化、主要是河姆渡文化进行比较研究。

在马家浜文化的各个亚类型中，太湖以北及与宁镇地区相邻的遗址、太湖以南与河姆渡文化相邻的遗址分别与南北两地相邻的文化似有更多的交流与相似性，而中心区的遗址的文化面貌相对要单纯一些。在与河姆渡文化的关系上，在河姆渡遗址第3、4层中，河姆渡文化因素要比马家浜大，及至河姆渡遗址第2层时，则转变为马家浜文化因素大于河姆渡文化。

8．社会结构

社会结构的研究主要以马克思主义的社会发展阶段理论为指导，探讨这一时期是否属于母系氏族社会。如吴汝祚认为，马家浜文化各遗址均发现有大量野生动植物，狩猎采集经济重要，因此推断妇女地位较高，应是一种母系社会。

也有学者根据马家浜文化墓葬一般没有或只有很少随葬品，且多为日用陶器，推断当时贫富差别和私有观念不明显。少数遗址所见的合葬墓都是年龄相当的同性合葬，未见男女合葬，氏族内年龄相当的同性成员被埋葬在一起，于是推测当时盛行对偶婚，处在母系氏族公社的繁荣阶段。

也有学者认为马家浜文化的早期为母系氏族社会，而晚期开始进入了父系氏族社会。比如，罗家角遗址的第三、第四文化层所发现的两具人骨架，其中一具成年女性的头骨基本完整，但少一个上颌左犬齿，缺齿部位齿槽胀满，说明死者生前早已拔除。张梅坤认为拔除部位明显的上颌犬齿、门齿等几个齿种，是作为氏族成员是否婚配的标志。据此推测，罗家角遗址早期，应该属于母系氏族阶段，实行对偶婚，已排除了同胞兄弟姐妹间的通婚，实行男性从女方居住的族外婚。在稍晚的第二文化层中，发现一个头部残缺的裸体泥塑立像，残长6.5厘米，腹鼓出，背部内凹，两短腿微屈，稍向两侧分开。上肢已残缺，两腿间塑有形态夸张的锥形男性生殖器。罗家角第二文化层陶祖的发现，说明女阴或女性崇拜的衰退与让位，也是男性性崇拜的萌芽与发展，反映了从母系向父系过渡的一种迹象。

9．原始宗教与艺术

与原始宗教或巫术相关的材料有：罗家角遗址发现的白陶豆、陶塑人像、各种陶塑动物，嘉兴马家浜文化遗址中发现陶制的兽面形纹支座和兽面形纹的器耳，圩墩的特殊功能的土坑等。其中白陶豆器壁厚薄均匀，造型规整，浅弧腹的豆盘，下部附有粗壮而高的圈足，器表压印凸起的弦纹、匀连纹、曲折次、菱形纹、月牙纹等组合成类似饕餮纹样的图案。支座的兽面纹，两眼向外鼓起，嘴扁宽，被认为是一种神兽，并可能与巫术活动有关。

江苏常州市圩墩遗址第五次发掘清理出一个土坑，平面呈亚腰形，四角突出，直壁，坡形底，长2.06米、宽1.24米。坑内堆积分两层，上层厚0.7米，灰褐色土，质地较硬且纯净，含陶片少；下层厚0.34米，深褐色夹黄色土，红烧土粒较多，土质坚硬，出土大量陶片，有人推测这可能是进行祭祀活动的遗迹。

迄今为止，马家浜文化研究与良渚文化相比，显得相对较为薄弱。其中以长江下游新石器时代文化学术讨论会为标志，形成了第一次研究的高潮，第二次高潮则以20世纪90年代马家浜文化40周年的纪念会为标志。追溯研究的历程，80年代以前的研究主要集中在考古学文化的确认，年代学，文化分期、分区等方面，并随材料增加进行相应充实。90年代以后开始更多地关注农业起源、环境考古等方面的问题，并更多地开始借助于一些现代化的科技手段来探讨经济形态等重要问题。至于社会结构、宗教信仰方面的问题涉及更少，而且非常粗浅，是最薄弱的研究环节。

三、思考与展望

1．理论与方法的思考

马家浜文化研究从目前的状况而言，属于习见的文化历史学范式。这就是用典型器物组合来确立考古学文化及划分区系类型，用类型学和地层学来进行分期、追溯和分辨文化关系，并根据发现的考古材料对文化所反映的生存方式、社会结构以及意识形态做一些主观推测。虽然这种传统方法已成为我国学者的一种定式思维，但是就目前考古学发展现状而言，这种研究已显得有点过时，并且远远不够了。

用器物组合来定义考古学文化的传统方法在20世纪60年代起在国际上已经开始过时，因为这种只见器物不见人的描述性研究很难提供具有实质意义的历史知识。英国考古学家柴尔德在20世纪20年代首创用考古学文化概念来定义一定区域和一定时段内拥有相似文化特征的史前文化，他认为这样的考古学文化相当于民族学中的部落或氏族群体。柴尔德一度认为，物质文化的相似性只有当人们享有共同的生活方式的时候才有可能，那些拥有相同考古学文化的人应当具有相同的语言、相同的意识、并在社会和政治上彼此认同。

但是到了20世纪中叶，这一范式已经受到了包括柴尔德本人在内的广泛质疑。考古学家们逐渐认识到，考古学文化并不以机械的方式与部落或民族这样的社会集团相对应，因为物质文化的分布不一定与社会或政治结构相一致。民族学的进展也使考古学家们认识到地理隔绝所造成的文化差异，在史前阶段由于交流的不便，物质文化呈现区域差异是很正常的现象。

像语言或方言常被语言学家用来分辨社会群体一样，典型器物作为一种相似的工具被考古学家来判别史前社会群体。但是我们也应当明白，这些分辨的标准是很难掌握的，特别对于不同群体范围的界定。更重要的是，将语言与民族群体相对应的分辨方法不同，民族考古学研究发现，不同器物类型和文化特征可能有不同的传播机制。也就是说石器、陶器、居址形态、装饰品、葬俗的传播机制是各不相同的，因此它们的分布范围也并不完全重合，单凭某些器物是难以确定一个民族群体的身份或分布范围的。正如柴尔德曾指出的，那些实用的器物如工具和武器比较容易被模仿而传播较广，因此比较适合分辨文化间的传播和交流；而陶器、葬俗和装饰品则反映了群体的习俗或偏爱，可以用来分辨群体身份。到了史前阶段后期，随着社会复杂化进程的发展，一些标志信仰、等级和社会地位的物品会因其所拥有的特殊象征性而会随强势文化的影响而表现出与日用器物完全不同的传播特征，良渚玉器被不同区域复杂社会的采纳就是一个明显的例子。

到了20世纪60年代，文化功能分析、文化生态学和系统论引入考古学，考古学文化被看作是一种对特定生态环境的适应系统，而不同物质文化在人类社会的适应中发挥着不同的作用。因此简单地比较器物工具而不了解这些器物在社会中所起的作用，显然是不适当的。因为，不同的环境会产生不同的生存方式，导致物质文化的差异，而人群不同的习俗、爱好、甚至价值观，也会影响到物质文化的特点。所以，人类文化的发展并不完全受制于历史传承的机制，有时生态环境对文化性质的制约更大。由此可见，如从文化的功能观进行审视，用主观挑选的器物特征所定义的考古学文化，显然有很大的局限性。换言之，不考虑到文化对不同环境的适应和器物的特殊功能，单凭器物的异同来进行命名和分区意义是不大的。

再有，物质文化是易变的。同一时期相邻不同文化之间的差异可能小于同一种文化百年后差异。所以，如何把握文化共时性和历时性所表现出来的异同，是考古分析必须仔细考虑的问题。否则，单凭某些考古现象来简单做出分区或分期的判断，很可能与历史实际面貌相去甚远，甚至大相径庭。

为此，正如英国考古学家戴维·克拉克所指出的，过去那种凭经验的直觉判断在许多情况下是误人的，而且会发现有许多我们原来想做的事实际上是做不到的，也是不必去做的，相反有些事却是可以做好的。这种反思改变了在传统学科研究体系中所获得的成果和定型认识，从而必须对这些认识做重新修整。

下面我们尝试从生存方式、社会结构和意识形态等几个方面来对马家浜文化的深入研究进行一番思考与展望。

2．生存方式

（1）器物分析。如果我们将各种器物看作是史前先民用来开拓周围的环境，以保证社群生存和繁衍的手段，那么我们必须从功能的角度和详尽的数理分析来了解这些器物工具所表现的人类生存方式，以及对环境的适应和不同资源的利用。

人类发明和使用的各种工具被看作是人们超肌体的适应方式，是被用来解决和处理各种实际问题的。比如，一些磨制石器在早期很可能是被用来砍伐森林和建造房屋的，后来出现了许多用于农耕的器物。对这些不同石器的功能分析和数理统计，可以了解当时先民日常的劳作以及不同生产活动的相对重要性。同样，对渔猎采集工具的种类、功能和数量分析，可以和动植物遗骸分析相对照，了解当时渔猎采集经济所占的比重、捕猎方法、不同物种在人类生存中的重要性以及历时发生的消长。将器物分析与环境考古研究的成果相结合进行整合分析，我们可以从文化和环境的互动关系来了解人类生存方式和经济形态在长时段中发生的缓慢变迁。

陶器是新石器时代考古的主要分析对象，当前的陶器分析我们应当突破过去那种类型学的描述性方法，拓宽视野，努力采用各种现代高科技手段来提炼这些器物所反映的人类生活方式的信息。陶器形制研究不但能用来断代，分析生存方式，还可以用来研究社群之间的交往。在功能分析上，欧美学者早就发现一般用于炊煮的器物是不予施彩的，而且多为夹砂陶，因为火烤会使彩绘变黑，而夹砂是为了让陶器更耐火烤。于是，彩陶和素面加砂陶往往有不同的形制和制作方法，彩陶一般是用做储存或食用器皿，因为不用于炊煮而多为泥质陶，而炊煮器多为夹砂的素面陶。

在史前期的简单社会中，陶器一般是妇女生产的家庭手工业，可以反映以聚落为单位的生存方式。进入酋邦阶段的复杂社会，陶器有可能成为男性为主导的作坊式的商品生产，其使用和流通与简单社会有所不同，因此其分析方法也应当与观察简单社会的陶器分析不同。苏联和美国的考古学家根据聚落陶器形制的异同，分辨出一些社会群体从母居的社会形态。陶器有时是社群之间存在不同程度交往的证据，如通婚、交换和经济合作等。一般认为，同一时期遗址之间陶器的相似性应当随它们之间距离的增加而减小。但是，实际考古学分析的结果显示，在大部分情况下遗址陶器之间的相似性与它们之间的距离没有刻板的相伴关系，而取决于当时群体之间的交往方式。

现在陶器的功能分析引入科技手段可以更深入提炼人类的行为信息，如从实验分析来观察器物表面的处理和变化，包括器物内外表面的结构、泥釉、抛光、烟熏、手指抹平、树脂外涂等各种特点。用于炊煮的陶器表面的某种结构与特点往往与热反应的效能和耐热性有关。一般认为陶器表面的某种结构可以使陶器暴露在烹饪火焰中的面积增加，从而通过提高热效率而扩大热效能。耐热性可以从受热外表面的处理、烧成温度、陶土的性质、胎壁的厚薄、器皿的形状和尺寸、内表面的处理等方面来加以研究。

残渍分析则被用来了解陶器的用途、加工食物或存放物质的种类，其中包括：①烟灰分析，陶器表面的烟灰的分布可以确定是如何被用来炊煮的，如置于火上还是放在火中；②残渍分析，主要收集器物内残留的食物残渍如锅巴，以了解当时人们食物和烹饪方式。比如，对两河流域史前陶器内的锅巴分析，考古学家得知史前先民采取的是一锅煮的烹饪方式，和现在当地居民的烹饪方式非常相似。还有分析残留于或渗入器表的各种成分如酒、动物脂肪、植物油等，可用色谱法来分析出各种成分，用同位素还可区分出这些东西是本地产的还是输入的。比如，日本学者佐原真采用脂肪酸分析法对平城宫出土的灯碗进行研究，得出当时采用菜籽油、动物油和鱼油点灯的结论，引起学界的轰动。

陶土的岩相学分析被用来分析陶器材料的成分，其作用包括：（1）根据成分特点追溯陶器的产地或原料的来源，用以分析陶器为本地生产的还是交换或贸易的产品；（2）可分析许多与原料处理、陶土处理相关的技术问题。

标准化和专业化是陶器研究中的两个重要的方面，被用来分析手工业规模和复杂化程度。标准化表现为陶器形制和尺寸变异程度的减小，陶器尺寸规范表明生产标准化程度高，而尺寸变异范围大，表明标准化的程度低。而生产专业化是指物品生产是为了满足更多的消费人群，通常表现为轮制技术的广泛采用，并由全职工匠承担。

专业化是指专职陶工的存在，与社会手工业出现相关。标准化与专业化又紧密相关，专职工匠的产品会实行标准化，而标准化陶器反过来可以指示专职陶工的存在。专业化还可能表现在某些特殊器物如标志身份、地位或特殊丧葬用品生产上的专业化，这类器物的生产往往受社会贵族阶层的控制，反映了社会复杂化的程度。因此标准化陶器和生产方式与社会复杂性之间存在某种联系。专门化可通过对陶器各方面的比较，包括形制（用途、象征性）和技术（黏土、掺和、烧造）、装饰或表面的处理、尺寸等重要方面的变化加以识别。

（2）稻作农业起源。马家浜文化的时代比较早，其中存在稻作农业的迹象，因此成为研究我国稻作起源的重要对象。目前我国的稻作起源还局限于实证性的研究，即以寻找最早的栽培作物种子来确定起源的地点和时间。虽然这对于确定最早的栽培作物有所帮助，但这种方法很容易被资料牵着鼻子走，即哪里发现最早的栽培作物的证据就把那里看作是起源地。因此先后出现过印度起源说、东南亚起源说、中国长江下游地区说、长江中游地区说、华南说甚至是淮河流域说，造成聚讼纷纭，莫衷一是。现在我们知道，有意识选择和控制动植物种类和繁殖一直是人类改善自身生存条件的一种努力而普遍存在于整个史前时期，而农业经济取代狩猎采集则取决各种因素和条件。只要符合这些因素和条件，农业就会在不同的地理位置和生态环境里产生。

从全世界范围来看，农业起源的时间相当集中，即在更新世末和全新世初之交的短短几千年中。作为一种世界性的普遍现象，导致其发生的背后应该有一种动力机制，因此农业起源研究应该更多地关注这种动力机制。这就需要一种理论建设来指导研究并提出可信阐释依据。目前国际考古学界有关农业起源的理论主要有：人口压力说、竞争宴享说、富裕采集文化说。

人口压力说由博塞洛普（E.Boserup）提出，并由科恩（M.Cohen）做了详细论证。该理论认为，人口与资源之间的失衡会使人类采用一种饥不择食的广谱经济，从利用高档资源转向低档资源。当人口继续增长，对驯养动植物的依赖会导致农业经济以不可逆转的方式发展，最后取代利用经济。

竞争宴享说由海登（B.Hayden）提出，认为在农业开始初期，驯养动植物因其数量有限与供应不稳定，在当时人类的食谱中不可能占很大的比重，也有一些种类与充饥无关。因此，驯养动植物是在食物资源比较充裕的条件下，增添美食种类的结果。

富裕采集文化说由张光直提出，该观点与海登的宴享说有些类似，认为中国东南沿海的农业起源是在一种富裕采集文化基础上产生的。因为在饥荒阴影下生活的人们，没有办法也没有时间来从事那种缓慢而悠闲的试验步骤。以选择的方式改进植物，只能由基本温饱无虞、有相当大的余暇来生活的人们所尝试。从东南沿海一些早期史前遗址来看，其野生的食物资源相当丰富，因此他认为“从东南海岸已经出土的最早的农业遗址中的遗物看来，我们可以推测在这个区域的最初的向农业生活推动的试验是发生在居住在富有陆生和水生动植物资源的环境中的狩猎、渔捞和采集文化中的。”

从这些理论来审视我国境内的农业起源，我们可以这样认为，中国南北地区的农业起源很可能是由不同的动力机制所引发。北方地区的粟、黍、高粱和麦子等旱地作物的起源很可能与应付季节性的粮食短缺有关，而南方地区的水稻处于一种生物量较高的沼泽相环境，野生资源比较丰富。我们从马家浜和河姆渡文化遗址中出土的大量野生动植物遗骸可以看到当时野生资源的丰富程度。因此，稻子的驯化应当并不源于食物短缺的人口压力，但是是什么因素促使人们愿意花费更多的时间和劳力来栽培稻谷，则需要我们更深入地探究背后的原因。马家浜文化的进一步研究，应当在这个领域做出自己独特的贡献。

3．社会结构

目前我国一些学者还是习惯于从摩尔根和马克思、恩格斯有关社会发展的进化理论来解释史前社会结构和演化，即原始社会由母系进化到父系，然后发展到阶级社会。比如，有学者从经济形态或葬俗推测马家浜文化处于母系氏族社会，认为在狩猎采集经济中妇女地位较高，或将同性合葬墓看作是母系社会对偶婚的表现。在没有任何民族学证据的支持下，这些结论难免显得过于简单和武断。

其实，摩尔根和马克思、恩格斯的社会演化理论是在19世纪民族学和考古学证据十分单薄的情况下建立的，随着20世纪人类学的进展，学界对人类原始社会形态的复杂性和多样性有了更多的了解。比如，北美的人类学研究表明，早期狩猎采集社会一般是以夫妻家庭为单位的组织形式，由于男子在家庭生产中作用至关重要，因此普遍是父权制的。倒是在定居的大型农业社会中，因其以母系论血统的组织形式，表现为一种母系的特点。这一点与我们一些学者的推测正好完全相反。

需要指出的是，以父系或母系论血统与父权、母权制是指不同的概念。前者是指辨认族群谱系而言，这是一种血缘维系的不同社会组织机制；而后者则是一种管理和统治形式。现在普遍认为，史前社会中只存在过以父系或母系论血统的社会及父权制的社会，而母权制社会“除了在对社会神话的记忆中和在研究家庭权力问题的最早的人种学家和历史学家的想象中存在过以外，从未存在过”。

更值得指出的是，在母系社会中，男子的地位不一定比女子低，而仅指从母方来论世系。在这种社会中，男子可以拥有很高的单位，只是其身份从母舅而非父亲。而在父系社会中，女子的地位也可能高过男子。如新几内亚的阿布昌利社会，在那里的父系社会中，女人才是权柄的真正掌握者。

此外还有一些部族采取同等承认双系，这种世系制度也见于我国云南。比如，克木人的社会既非父系也非母系社会，而是“按性别递延，即子随父，女随母，世代相传”。而永胜彝族的他鲁人正式结婚，一般要实行夫方居住，按父系计算世系，子女从父姓，财产传子而不传女。但他鲁人若遇女方无劳动能力或是独女，或男方经济困难，缺乏基本生产资料，不能独立组成家庭等情况，则实行妻方居住，即所谓上门。凡上门者子女仍从母姓，就不实行父系了。还有下列情况不实行父系：夫死回娘家的妇女，离婚回娘家的妇女，终身过尼查马生活的妇女，其子女均从母姓。

因此，考古分析仅仅试图用经济形态或葬俗来推断社会结构是很不适当的，也是难以做到的。而从个别现象来和经典著作中的论断对号入座，则更显刻板教条。

要识别马家浜文化的社会组织结构，应更多地借助于聚落考古的研究手段。聚落考古学是利用考古材料来研究社会关系，并从三个基本的分析方面：单个的建筑结构、聚落与聚落分布来分析社会组织结构的特点。研究房屋布局与建筑的功能就能了解很多有关核心家庭与社会组织结构、等级分化和职业专门化方面的许多内容。目前西方流行的“家户考古学”（household archaeology）注重房屋特点和功能分析，并结合民族学资料来解读家庭社会结构，应当为我们所重视。

由于材料关系，要了解马家浜文化的聚落分布尚显困难，但要弄清聚落内部布局和个别建筑的结构则是可行的，尤其是后者。从目前的考古发掘资料来看，马家浜遗址上文化层发现了长方形房址，两排柱洞基本平行，东西宽2.75米～3米，现已发掘的南北长应在8.5米以上。邱城下文化层有一个长达36米的面积为265平方米的发掘单位，似乎表明这一时期流行一种“长屋”结构。这种长屋建筑在世界各地都有所见，如北美易洛魁印第安人普遍居住在长屋组成的村落中。但是从民族学资料来看，长屋内部的社会组织结构在各地区、各个时期是很不相同的。它可以是许多父系核心小家庭在基本无多少经济联系之下的一种地域性的居住方式，如云南的基诺族。也可以是共同劳动、共同消费的一种扩大母系家庭居住方式，如布朗族。因此，这需要在以后的考古工作中采取更为细致的发掘和采样分析，以分辨这些“长屋”究竟是属于何种性质的居住形态，这需要涉及建筑内部功能分析，诸如生活劳作、男女活动区，家庭规模和宗教活动等。只有这些情况清楚了，才能推测其功能，进而推测其社会关系。

4．意识形态

这一领域是对考古学研究最严峻的挑战，因为它处于英国考古学家霍克斯于20世纪50年代所确立的考古研究三个难度级别中最难应付的层次。目前对马家浜文化这样早期社会的意识形态研究上仍处于非常粗浅的阶段，除了对于一些遗迹和现象做一些纯粹的推测以外，无法得出任何有意义的结论。

艺术在人类历史上是最早的意识形态表现形式，大约出现在旧石器时代晚期。在纯艺术尚未出现的时候，史前期的艺术可能更大程度上是人类生产生活的一部分，诸如新石器时代刻意捏制的陶塑制品、绘制的陶器纹饰和图案，以及精致加工的玉石制品都应有其特殊的象征意义。这些艺术品需要用象征考古学方法来加以解读。

宗教是人类信仰的重要组成部分，它和超自然和超人的神灵和力量有关，表现了人类对无法预见和无法控制的自然力以及命运的敬畏，宗教超越了人类日常的物质世界。另一方面，宗教又是一种社会行为。宗教信仰在统治机制尚不完善的复杂社会中被首领们操纵来实施控制，规范社会的等级和不同社会成员的行为。从人类宗教发展的四个层次，个人宗教、萨满教、群体宗教和教会宗教来看，新石器时代早期的宗教形式大致相当于个人宗教或萨满教。

伦福儒和巴恩提出了将宗教遗迹与日常活动区分开来的四个方法：（1）集中注意力。祭祀活动常常需要表现狂热的宗教热情，因此都需要有集中注意力的各种设施，如神龛和庙宇。（2）两个世界的界限。祭祀活动的焦点是现世与神界的交界区，是一个特殊而又神秘的区域。（3）神的存在。神一般用某些物质形式或形象来予以象征。这种象征物不一定非常复杂，一种符号或容器里看不见的东西都可以被用来代表神灵。（4）参与和祭品。祭祀常常需要一些活动如舞蹈或宴饮来表现，此外还有贡品和牺牲。从考古学角度而言，如果能够发现以上这些祭祀标志共存的话，那么就有理由来推断宗教活动的存在。

四、小结

在马家浜遗址发现至今的50年里，中国考古学发展的特点表现为基本材料的积累和区系文化类型的确立。就学科发展而言，这些成果是考古研究的必不可少基础。但是在积累了一定的材料之后，建立在扎实理论基础上的科学阐释必须提上议事日程。从某种意义上说，对考古材料做出科学的阐释才是这门学科的核心所在。如果考古学研究仅仅局限于发掘采集一些材料，发表一份简报，显然已远远不够了。这需要我们引入和借鉴当代国际上流行的研究方法，充分利用现代科技手段，重视学科交叉，从生存方式、社会结构和意识信仰三个层面，对马家浜文化和其他史前文化进行全面和整合研究，深入了解我国史前文化的复杂性和多样性，总结我国史前社会发展的一般性趋势，并对一些战略性课题如农业起源和文明起源动力的探索做出自己应有的贡献。

来源：《东南文化》2005年第4期，与郑建明合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