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淳：再读跨湖桥

浙江萧山跨湖桥遗址以其较早的年代，丰富的物质遗存和蕴含的大量信息，受到学界和公众的广泛关注。特别是出土的独木舟、栽培水稻以及精美的陶器，极具重大的历史意义和学术价值。它们为我们了解8000～7000年前人类在钱塘江沿岸的适应生息，探索水稻栽培的起源和生态背景提供了不可多得的具体证据。同时，它也为我们探究新石器时代早期经济、资源、技术和社会复杂化问题提供了极具科学价值的样板。2002年，跨湖桥遗址被评为2001年度的中国十大考古新发现。2005年，萧山文化局和萧山博物馆委托复旦大学文博系为筹建中的跨湖桥遗址展示馆撰写信息主导型的展示方案。《跨湖桥》发掘报告已经提供了出色和全面的研究成果，然而科学研究与公众普及在信息要求上毕竟还是有所不同，后者需要一些更直观和生动的事例、数据和说明。为了向公众展现生态背景和变迁、先民的日常生息，乃至遗址栖居直到废弃的整个动态过程，我们觉得有必要对环境和文化的具体细节方面再做一些分析。在此，我们综合已发表的研究成果，尝试从环境、生计方式、陶器技术三方面对跨湖桥先民的生息与文化进行深入的阐释，了解其社会发展的层次和原因。

一、环境变迁

史前期的原始文化被认为是对特殊环境的适应，因此解读跨湖桥先民的生息和物质文化必须从他们的环境来综合考虑。我们采用从遗址中提取的生态物（ecofact）来了解古环境。比如，土壤粒度和微小炭屑的历时变化反映了文化活动的强度和变化，有孔虫反映了全新世海平面波动及其对遗址的影响，花粉等各类微化石分析和真菌揭示了环境与植被的变迁。各项分析结果的综合显示，跨湖桥遗址的兴衰与海平面变化和周边水环境有着紧密的联系。

1．土壤粒度

土壤粒度分析对地表至300cm深的6个沉积层进行等间隔取样，显示整个剖面的沉积物都很细，以小于63μm的颗粒为主，从上向下有变细的趋势，这种比较均一的粒度反映了水动力总体较弱。文化层的粒度值略有变化（表1），上部平均粒度14.4μm，中部19.8μm，标准偏差增大，颗粒均匀程度不一。这一现象可能由文化扰动所致，也可能由地表流水侵蚀加大引起。下部粒度平均值较小反映一种静水环境，扰动很小。

表1 跨湖桥土壤粒度参数

2．有孔虫

有孔虫是带壳的海洋单细胞动物，对海水的深度、温度、盐度等反应灵敏，因此是理想的环境指示物。研究结果表明大量有孔虫集中在文化层以上的1～4层，即剖面深度88cm～198cm间。在110cm～150cm间丰度最高，110cm以上次之，150cm～198cm间最低。文化层和遗址下部地层中不见有孔虫。这表明，7000BP以前遗址下部和文化层尚未受到海侵影响，当时海平面低于现代海平面2.4m（跨湖桥遗址人类活动面），但可能已非常接近遗址居住面的海拔位置。这种情况在跨湖桥持续了1000年左右，日益严重的海水入侵使先民难以维持日常生计，便放弃遗址，迁往他乡。

此后，受到海平面持续上升的影响，遗址有孔虫组合与含量表明通常生长在河口外20m深处的有孔虫已可直趋钱塘江河口，抵达当时地势较低的跨湖桥遗址。卫星遥感也显示，虽然遗址地势相对较高，但其所在的两座平行低山向东北形成一个近似喇叭口的峡谷，与紧邻的杭州湾之间没有任何天然屏障。如遇天文大潮，海水便容易长驱直入。在7000～6000B.P.的文化层上部，已出现少量有孔虫，表明遗址开始受到海侵影响。6000～5400B.P.时，有孔虫组合以毕克卷转虫（Ammonia beccarii）和异地希望虫（Elphidium advenum）为主，且含量极多，反映了较强的海侵。5400～4600B.P.时，有孔虫数量又减少，海侵又变弱。这种演变表明全新世早、中期，海平面在波动中上升的特点。而且，海平面持续上升是遗址废弃的主要原因。

3．环境复原

遗址植被呈“三层”结构景观，森林以亚热带和热带乔木树种为主；丘陵地带分布有适应温凉气候的榆、榛、松、云杉、冷杉等高大乔木；还有大量20m～25m高的壳斗科树木，麻栎和白栎分布在山地较低处，栓皮栎生长在位置较高的向阳坡。林下灌木以杜鹃为代表，地面覆盖蕨类植物。南酸枣树生长在低山丘陵与平原相接地带，为高达30m的落叶乔木。先民在水网密布的平原上临湖而居，栽培水稻，周围有大量以蒿、藜科为主的杂草。淡水湖沼中生长着茂盛的芦苇和香蒲，还有以柳树和桤树为主的湿地灌丛，湖里盛产菱角和芡实。

这一从低山丘陵逐渐向湿地过渡的生态区域是许多动物的理想生境，因此动物群分布也呈现出多层次的特点。湖沼地带的生态过渡性尤为显著，生物种类也最为丰富，开阔的水域和繁盛的沼泽灌丛不仅是大量淡水软体动物、鱼类、爬行类和鸟类的栖息地，也是众多小型哺乳类的觅食场所。蟹等十足目栖于较远的河口半咸水域；乌鳢和鲤多见于水草丛生的浅水区；龟和扬子鳄活跃在蓬蒿杂乱的潮湿地带；雁、鸭、天鹅、鹤、鸻等水禽栖息在水域附近的沼泽草地或草原；部分雕类出没于湿地或附近林地草原；豹猫、貉、獾等小型哺乳动物则性喜在水滨觅食；犀牛和麋鹿也经常在沼泽附近悠游。人类捕猎的主要大中型哺乳动物中，鹿生活在森林边缘和山地草原，啃食幼嫩的草本植物和野果，间或到山下采食，还常到盐碱地舔食盐碱，温暖的向阳坡是其活动的主要地带，而苏门羚则出没在山地森林中。

为了复原整体区域生态环境和植被演变的动态过程，我们对遗址保留的探方隔梁剖面进行了不间断的连续采样，采用AMS测年、高分辨率的花粉以及非孢粉微生物化石分析相结合，提供了跨湖桥遗址详细的诊断性材料（图1）。生态遗留物的历时特点显示，在剖面底部约8722～9319B.P.的A段和顶部7144～7428B.P.的G段黏土沉积中，均为高比例的海相盐水硅藻和港湾型非孢粉微生物，主要为潮间带的真菌孢子、海生腰鞭毛虫囊，指示一种海相沉积。虽然这些海相沉积中存在盐沼草本植物的花粉，但是大部分花粉组合还是来自淡水植物群落，显示一种港湾而非开阔的海滨环境。碳-14数据表明，地层从B段到F段的1500年中，由于海平面相对稳定，主要反映了一种淡水环境的有机物沉积，落叶和常青栎树为陆地的主要植被，表现为一种温暖湿润的季风气候。

8722～7863B.P.的B段沉积中的微生物化石指示了一种淡水环境，没有海水的影响。大量的水生真菌、大型植物和水藻指示存在宽阔的湖塘，而后又逐渐变为多芦苇的沼泽湿地。在B段上部，草类和淡水沼泽草本植物花粉的增加表明水体逐渐变浅、芦苇湿地扩大。沉积中大量的尾梗霉属（Cercophora）是草本植物分解后产生的一种真菌，它进一步证明了沼泽湿地环境。B段之末，这一湿地环境导致了茂密灌木的生成，先是桦树和柳树，然后是桤树。同时，硅藻证据显示有微弱的海水影响。

大约从7700B.P.左右的C段下部开始，人类活动开始显著影响环境，显示了桤树花粉、沼泽林地非孢粉微生物化石和水生沼泽种类的急剧减少。与此形成鲜明对照的是，炭屑增加了10倍。这一时期开始出现了水稻花粉，还有杂草和人猪共患的寄生虫——鞭虫卵。这种人类活动对环境的明显改造过程持续了大约100年，直至被一次海侵所打断，表现为D段含盐的黏土沉积、一定程度的林地复苏和与人类活动相关的微生物证据的减少。自B段之末起，在C、E、F各时段中均表现为盐沼草本植物和耐盐硅藻的增加，尽管淡水硅藻仍占85％以上，但是体现了少量海水经常性的渗入。在E、F时段，沉积中的炭屑减少，但是与人类活动相关的微生物却大量增加，其中包括指示土壤扰动和侵蚀以及粪便分解所产生的真菌孢子。季节性的高潮位使得沼泽湿地香蒲大量繁殖，有可能是人类的食物和加工原料。人类的这种活动持续到7550B.P.，最后被海侵所中断。

图1 跨湖桥古生态遗留物综合统计

二、资源、食谱与生计

史前人类生存与自然环境息息相关，特别是依赖野生资源的原始社会。斯图尔特在讨论文化生态学时提出，要了解过去的文化，必须从考察“文化核心”入手，这一概念被定义为“与生存活动和经济安排最紧密相关的特征组合”，主要指技术与生存方式。在此基础上，社会结构和政治、宗教等更复杂的方面才能被理解。

生态环境决定了野生资源的种类和丰富程度，野生资源又决定了人类的生计和技术，并对群体大小有很大的制约。在此，结合《跨湖桥》报告中提供的信息，我们采用浮选法获得的结果来了解跨湖桥遗址周边环境中的野生资源，复原先民的古食谱。然后，我们试图结合其他考古材料来了解先民的觅食方式、加工与储藏，探讨他们如何根据不同资源的分布来调节食物供应的波动，维持自身的基本生存。

1．浮选

我们选取被认为是古人集中废弃垃圾的古湖泊岸“堤”，从考古报告的第⑥～⑩层采取土样，采样面积仅为1m2，虽然局部观察有一定的局限和偶然性，但随机采样反映的分布应该体现了比较普遍的趋势。浮选物尺寸差异非常大，表明该埋藏地点应为静水环境，没有明显搬运和分选，保持着被废弃时的状态。其中的动物骨骼和植物遗存为人类食用后所丢弃，有助于深入观察遗址先民的环境和食谱。特别需要说明的是，尽管该遗址出土了稻壳和炭化稻米堆积，但浮选中尚未发现稻子遗存。表2为浮选物的种类。

表2 跨湖桥遗址浮选物一览

浮选出的动物骨骼量比较多且非常细碎，所以能够辨认种属的很少，部分尚可辨认属爬行类、鸟类、哺乳类中的某一大类。其中，鱼类以脊椎骨、鱼牙为多，鸟类以肢骨为主，有些骨骼过于细小难以辨认。还有数量极少、尺寸很小的贝壳残片。此外，每个地层都筛出一定量的蟹螯，在整个文化的中晚期数量稳定。

植物遗存中大多数为果核、果壳，极少发现小颗粒种子，主要有以下几种。

壳斗科（Quecus）：每个地层中出土的壳斗科果壳数量巨大，在所有植物中数量最多。其外壳表面较平滑，有平行纹路。未见完整果实，也未见完整壳斗，因此难以确切断定种属，根据某些碎片特征推测可能包括橡子、栗子之类的果实。

芡实（Euryale ferox）：个体呈球形，一端有一小孔，旁边另有一凹陷种脐，显微镜下可见表皮呈网状雕纹。数量仅次于壳斗科，有多数完整果实。

菱科（Trapaceae）：果实碎片比较细碎，多为硬刺状角，尖端有喙。亦有完整个体，连角宽为1.8cm～2.5cm，尺寸较正常个体略小，似未成熟。可鉴定出包括两个种：二角菱（T.bispinosa）、四角菱（T.quadrispinosa）。

蔷薇科（Rosaceae）：个别地层发现少量，为梅和桃。

尽管跨湖桥文化时期资源丰富，但分布的季节性和不平衡比较明显。每年6月果树陆续开始结实，蔷薇科水果最先成熟，接着菱角进入花果期，可从7月一直收获到10月，延续时间最长。8～10月间是壳斗科坚果、菱角、芡实等淀粉类物种集中收获的时期，自盛夏至秋末可源源不断供应，并为冬季储藏作准备。到11月，各种植物结实完毕，收获季节结束。从12月到次年5月，是全年植食供应的低谷。此外，遗址中发现的麻栎和栓皮栎都是5月开花，翌年9～10月果熟，所以两年才能收获一次，如果加上植株自身营养状况和气候等方面的原因，很可能使收成有大小年差异。

动物的季节特征与植物性食物供应有一定的互补。植食最为短缺的冬春之际，正是众多候鸟回归的季节，某些禽类如鹤就在长江流域越冬，鹿、水牛、鱼类也可提供稳定的食物来源。春季是许多物种集中摄食和繁殖的时期，4～5月间，冬眠的两栖类和爬行类开始活动，从整个夏季直到入秋都可供人渔猎。到秋季，许多动物会为越冬储备脂肪、蛋白质而特别活跃，此时也成为先民一年中捕猎和收获的高峰。

因此，对跨湖桥先民而言，他们生活在一种生态群落层次丰富、多样性和互补性强、生物链结构稳定的港汊滨水环境中，土地载能较高，基本上是衣食无忧。资源本身也不易因过度开发而快速耗竭，即使某种主食物种发生短缺也不会影响基本食物供应，有其他多种食物可供选择。因此先民可以在此定居，经长期稳定的发展，会促进社会和文化的发展。

2．古食谱

人类生活环境中有多种可食用的资源，但并非所有物种都是人类觅食的对象，而且食物种类的丰富性亦非选择的唯一标准，甚至不是主要标准。像其他动物一样，早期人类的觅食行为会遵循“最省力原则”，即选择支出少回报大的种类，这就是最佳觅食模式的原理。根据该模式，我们可以推测先民会在各种食物资源的种类上以投入及回报的大小，列出最佳食谱序列，其中大型有蹄类动物回报显然最高，可能是最优的食谱，然后依食物的回报率从高到低依次列入食谱，直至达到食谱整体的能量回报最大化为止。我们以此原理来考察跨湖桥先民食谱的构成及其营养摄入状况。

（1）果腹食物。

植食的构成主要反映在浮选结果中，坚果比重占绝大多数，达80％以上，包括麻栎、白栎、栓皮栎等。此外还发现了许多规模不小的栎实储藏坑，有些还以木构件精心围护，说明其不仅产量多，而且是先民赖以果腹的主要食物。古籍中也有记载，《庄子·盗跖》：“古者兽多民少，皆巢居以避之。昼拾橡栗，暮栖木上。”这恰与考古发现长江下游早期史前遗址人群以木构干栏式建筑为居，主食坚果的情形相合。《夏小正》载“八月栗零”，更是以板栗成熟作为季节更替的标志，说明坚果对先民生存的重要意义。

芡实也是一种产量较大的坚果，性状与同为睡莲科的莲子颇似，俗称“鸡头米”，至今仍是江南地区制作糕点的原料之一，也应当是果腹的主食，经晒干后可储藏。浮选发现的菱角完整个体皆为未成熟的小坚果，估计因其果肉少而被直接废弃，这可能暗示菱角在收获当季产量很大，几近不可胜用。此外，由于菱角相对壳斗科和芡实较不易储藏，在晒干处理的过程中，它的果肉会迅速收缩，从而失去食用价值，所以估计它基本在收获当季被食用。

以上三种坚果都是淀粉类食品，尤其是壳斗科果实还含有脂肪和蛋白质，它们在觅食上又具有低投入、高回报的优势，这使其成为跨湖桥先民食谱中的主食。

动物骨骼研究显示，鹿科和水牛的比例较高，为30％～40％，而且从早期到晚期持续上升，哺乳动物整体百分比增长也很快，从早期的39.05％，到中期69.95％，晚期达到70％。这说明大型有蹄类动物十分丰富，没有利用过度的迹象。它们在跨湖桥先民的食谱中应该占有极其重要的地位。此外，爬行动物也占相当比例，特别是在早期。但作为家畜的猪比例却持续减少，其原因十分耐人寻味。首先，在大型动物十分丰富的情况下，为何要饲养家畜仍不清楚。根据加拿大考古学家海登的观点，大部分早期驯化的物种都属于宴享物种。所以，猪可能是作为美食驯养的。当然，也可能被用来应付偶然发生的食物短缺。从家猪减少与鹿及水牛增加的趋势来看，跨湖桥先民可能因生活方式的变化，逐渐减少投入代价较高的家畜驯养，直接获取野生资源。在华北新石器时代遗址中，猪往往作为财富的象征。如有这种可能，那么猪的驯化也可能是财富积累的一种初级状态。

（2）宴享食物。上面我们推测猪可能是作为一种美食饲养的观点，是因为它不符合最佳觅食模式的原理。跨湖桥不符合这一原理的食物还有稻米和蟹。海登曾以不列颠哥伦比亚高原的民族学资料说明，在资源较为丰富和可靠的地区，采集社会会因经济富裕和人口增长而发展出比较复杂的社会形态。一些人会用夸富宴来取得其他群体成员的劳力、忠诚和产品，借此树立自己的地位。而这些高投入低回报的食物很可能就是为夸富而消费，它们只是少数人才消费得起的奢侈品。

水稻也有这个可能，在各种食物种类中，收集和加工野草籽的劳力支出最大，但是回报非常低。西南亚早期食物加工的实验考古学显示，橡子的热量回报率是谷物的2～6倍，该数据还未计入采集和加工的代价，若计入，悬殊更大。跨湖桥遗址水稻的结实率很低，采集和加工成本却非常高，而且自然灾害和鸟类啄食使收获具有极大的不可预测性，因此在其他果腹食物十分丰富的情况下，难以想象先民会乐意将它作为主食来进行栽培。

全球的民族学、考古学和历史学资料显示，无论在原始社会还是文明层次较高的复杂社会，酒类的消费是极为普遍和重要的现象。酒类被认为是社会的凝聚剂和润滑剂，早期社会中各种社会活动和宗教仪式都少不了酒的作用。海登根据对中美洲玉米酒酿制和消费的研究认为，在史前期的中美洲，玉米酿酒的作用要比果腹更重要。我国新石器时代晚期和青铜时代遗址中，最为精美的器物往往是酒器，这也从一个侧面反映了酒在社会活动中的重要性。

尽管尚无直接证据表明跨湖桥出土的稻米用于酿酒，但是考虑到人们愿意花大力气来栽培产量很低的水稻，那么它至少是一种与平常果腹食物不同的“奢侈品”。一个间接的证据是河南舞阳贾湖遗址出土陶片残渍分析表明，公元前7000～公元前5500年先民就用稻米、蜂蜜和水果（特别是山楂）为原料混合发酵制成饮料。跨湖桥遗址有大量南酸枣出土。它属漆树科，9～10月果熟，恰与稻同时收获，适于酿酒，所以我们觉得稻米用来酿酒的可能性是很大的。只是后来野生资源日趋枯竭，人们才会加大投入来栽培水稻，将它作为我们的主食。

虽然我们觉得酿酒是稻米驯化的一种比较大的可能，但它毕竟也能用来果腹。我们参考了其他学者对稻谷驯化的假设，觉得果腹的作用也不能完全排除。在淀粉类食物储存中，坚果因颗粒大，产量高一直是比较重要的首选储藏品种。但是，坚果不同种类存在收获上的差异，有的是一年收获一次，而有的是两年收获一次。这样就无法保证每年冬天有充足的坚果储藏。这种储藏食品大小年的波动，可能会促使人们考虑在坚果小年的年份，用其他适于储藏的物种来补充。而可储藏淀粉类植物中，稻谷可能是仅次于坚果的合适选择。虽然颗粒较小，产量不及坚果类食物。但是作为补充，稻谷还是能够起到应付季节性食物短缺的作用。

在跨湖桥的每个地层中都发现一定量的蟹螯，而且皆经人为砸碎，可以判断是被人类食用。蟹似乎是一种不很经济的物种，投入大，肉量却很少。就单纯果腹而言，蟹与哺乳动物相比实在是一种回报率太低的食物。但它在食谱中长时间存在而未被淘汰，说明人类对其利用是文化适应的组成部分，它有可能是一种美食。当然，从冰后期盛行的“广谱经济”而言，它也可以因产量较高而被人类所青睐。

由于宴享食物往往出现在复杂社会中，因此利用这些宴享食物与精美的制陶工艺和大型的奉食器皿相互印证，间接提供了跨湖桥遗址先民的社会发展层次。

3．食物加工与消费

遗址出土的人工制品中，有些与食谱有着密切关系，在此结合器物对植食加工和消费做一简略介绍，一般包括去壳、捣制、碾磨和炊煮几个步骤，这里主要分析坚果和稻谷。

芡实去壳较为复杂，因为其果实外面密布尖刺，所以收获后先要弄破有刺的果皮，才能取出种子。另一种方法也可能是将果实堆积数天，等果皮腐烂，再取种子。而种子并不能直接食用，因为其种皮坚硬，故还需将硬壳碾破，才能得到可食用的白色胚乳。相对来说，壳斗科坚果去壳就简便得多，通过手剥即可完成。

壳斗科坚果常含单宁酸，有毒并带涩味，除涩去毒的方法是用臼和杵将其捣成粉后用水反复浸泡。跨湖桥有一类陶钵，敞口、直腹、圜底略平，适合当作臼使用。它很可能与木质捣杵配合使用，出土的木器中有形似蒜头的木槌，适于作捣杵用。碾磨工具是石磨板和磨棒。跨湖桥出土25件磨石，多为灰绿色砂岩，其中部分磨面略凹，可见研磨痕迹，与近东黎凡特遗址用来碾磨坚果和谷物的石磨板十分相似，推测其具有相同功能。不同之处在于，跨湖桥出土的一些卵石上有摩擦痕，可能曾用于捣制。磨粉的另一好处是有助消化吸收。

稻谷需要脱粒，方法多样。干燥后将其摩擦，颖壳就会脱落，也可用类似连枷的工具通过打谷脱粒。捣制也是一种方法，陶钵与木杵是十分胜任这项工作的。

动物屠宰肢解会在动物骨骼上留下切割痕迹，用锋利的石器进行切割，往往在骨骼上留下平行的V形凹槽。而较粗的U形凹槽和点状压印是食肉动物啃咬所致（图2）。表明人在食用骨头之后丢给狗，或遗弃在垃圾堆里，被其他食肉动物啃咬。尚不明确的是跨湖桥先民如何加工烹饪水牛这样的大型哺乳动物，因为许多水牛骨骼非常完整，不可能放在较小的陶器里水煮，有可能采用了民族学中常说的石煮法，即用烧烫的石头来煮熟大块肉食。

图2 动物骨骼上的不同痕迹

4．资源波动与对策

以狩猎采集经济为主的社会，主要问题是应付野生资源的波动。短期波动是季节性的，而长期波动则可能长至十几年或更长时段，大多表现为灾害性事件。在此我们主要讨论季节性波动及其对策。

跨湖桥先民肯定会面临食物的季节性短缺，那么他们如何解决这个问题？根据考古分析和民族学资料，他们一般会采取以下几种对策。

（1）调节主食比例。在鲜果收获前的季节，人类可能以陆生动物和鱼类为主。跨湖桥发现的动物骨骼中，鹿的比例很高。鱼、禽类也是人类经常利用的物种。

（2）后勤移动。若遗址周围无法提供足够的食物，人们会扩大觅食的范围。宾福德把这种将资源移向人群的方式称为“后勤移动”。与之相对的是“迁居移动”，即将人群移向资源，在资源分散的环境里，人群往往会采取这种方式。跨湖桥先民采取定居的方式，因此会采取后勤移动，在周边10km范围里觅食（一天步行来回的距离）。

（3）储藏。储藏是复杂狩猎采集群的行事方式。跨湖桥出土的大量橡子坑，表明储藏在应付资源波动中的作用。坚果储藏有一定的难度，其保鲜效果与环境温湿度有密切关系。以板栗为例，适宜的温度在5℃～10℃，低于0℃的低温会冻伤果肉。湿度低果实易干瘪，湿度高则易霉烂变质。此外，贮藏过程中还需注意保持通气，以免造成坚果无氧呼吸，产生有毒的乙醛物质。

因此，储藏坚果首先要进行干燥处理，降低含水量。储藏过程中最重要的是控制温湿度，跨湖桥的橡子坑经过精心处理，一部分坑口架设“井”字形木构，交叉叠压，坑内有木桩支撑，有的坑底铺垫木板、木条，另有一些铺有一层沙。今天北京燕山栗区贮藏板栗多用沙藏保湿，贮藏在低温窑中，或在阴凉处储藏。跨湖桥先民显然已经掌握了储藏坚果的要诀。

坚果在9～10月间收获贮藏，一个多月内新鲜细腻，口感最佳。自11月中旬到1月上旬的贮藏中期，含糖量因风干而逐渐升高，甜度增加、果肉稍硬，可食性最好。1月底2月初，种实开始萌动，果皮皱缩变脆，果肉干硬萎缩，有些出现石灰化现象，但仍有近三成果实可供食用。由此可见，储藏坚果基本可以解决整个冬季至初春的口粮问题，在尚未采纳大规模农业的社会中，它对供养人口和维持社会稳定起着举足轻重的作用。

（4）水稻。稻谷因其储藏上的优势可在食物短缺季节提供人类所需的食物。但由于种植和加工投入过大，在其他野生资源比较丰富的情况下，稻谷栽培可能是最不经济的选择。就跨湖桥遗址而言，尚难以断定水稻在食谱中扮演的角色，所以我们也不排除稻子作为应付短期波动而被栽培的可能。

5．生存方式

跨湖桥先民的生计以渔猎采集为主，小规模尝试水稻栽培和家畜饲养。宾福德将狩猎采集群的行为分为两类：一类称为“集食者”（collector），他们居址相对固定，外出觅食并储藏食物，主要采取将资源移向人群的策略；另一类“寻食者”（forager）无固定居址，随觅食地点移动，不储藏食物，策略是将人群移向资源。我们认为这一区分有助于认识生存策略差异导致的不同社会演进结果，尤其是粮食生产的起源。我们根据宾福德的概念，暂将跨湖桥先民定义为“集食-栽培者”（collector-cultivator）。另外，宴享食物的考虑可以启示我们从另一角度考虑长江下游地区稻作起源的动力机制。

三、陶器技术

跨湖桥陶器无论与较早的上山文化相比，还是与较晚的河姆渡文化相比，都呈现出技术和工艺上的复杂性和成熟性，使不少人对先民在8000年前所达到的技术水准大为惊诧，甚至怀疑其测定年龄。在此，我们对陶片进行了元素成分和食物残渍测试，尝试对其技术工艺及用途进行一些深入观察。

1．PIXE测定与工艺分析

我们运用质子激发X射线荧光（简称PIXE）等技术分析了陶胎和黑光陶衣的元素组成，并将数据与湖底淤泥层土样的元素分析进行对比。遗址淤泥层土样的化学元素组成与陶胎的元素组成基本一致，因此陶器应当是用黏土掺杂了湖底淤泥，或直接用淤泥制作而成，原料有着很好的均一性。稳定的化学组分还反映了在长达千年的时间里，陶土的挑选和处理没有明显变化。

共振背散射和XRF测试显示，碳元素在黑陶呈色工艺中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此外，黑陶样品的碳含量是日照两城镇龙山文化黑陶碳含量的2倍。烧失实验发现，当黑陶片被高温加热后，其中的碳完全消失，表面和胎体变成红褐色。由此可知，这些黑陶是因烧制时渗炭而通体发黑。有人推测，玻璃相的黑光陶衣可能是海水制盐所致。我们对黑光陶衣层的分析表明，其中并没有钠和氯元素。值得注意的是，黑光陶衣与胎体元素组成不同，硫含量特别高，且在不同层次存在浓度梯度，我们推测很可能是先民在陶器烧制过程中有意对器表施加了某种特殊物质。柴尔德曾借鉴民族学资料对此进行描述，古人制陶时会在器表尚温热时特意涂油脂或兽类粪便使之达到某种特殊效果。

目前我们还无法知道，较高的硫含量来自何种物质。

南亚民族考古学研究提供了黑光陶制作的一个实例。当陶胎风干后，工匠把泥浆料涂抹到器表，趁其未干用钝口工具摩擦，使其均匀分布，经土包窑烧制后陶器表面的黑色陶衣就呈现光亮。根据Rye对陶器技术特征的研究，陶器表面产生光泽的主要方法是打磨。一般利用工具的钝口刃缘或凸出弧面在表面来回摩擦，使陶衣物质微粒细腻均匀，从而烧制后会发亮。这一步骤会在表面留下与打磨方向一致的密集平行纹路（图3），要使表面光泽更亮，须再用皮革之类的柔软物抛光（图4），以消除细小纹路，这两种情况都可在跨湖桥黑光陶表面观察到。此外，黑陶表面光泽层明显可见细小的迸裂纹，很可能是打磨留下的痕迹。根据以上分析，黑光陶器的制作有这几项要素：（1）渗炭呈色；（2）陶胎原料质地细腻；（3）器表涂有某种含硫的未知物质；（4）陶衣的打磨抛光。

图3 黑光陶罐表面打磨处理的条纹痕迹

图4 黑光陶罐表面抛光处理后光泽均匀

Skibo等人在实验中发现陶衣能增进夹炭陶的导热性能。跨湖桥168件陶钵内外壁皆施彩，特别是其中55％外壁施红彩陶衣，内壁为黑光陶衣，还有几件陶罐内外皆施黑光陶衣。钵和罐都是典型的盛食器，特别是罐的敛口就有利于保持热量，看来保温导热是陶衣的一项重要作用。此外，在同类型的陶罐中，仅一部分被施以黑光陶衣，其外形以凸棱为界分段，饰以较密的弦纹，比同类器物制作更为精良。陶豆也有此现象，但豆是盛食器，其形状显然不适宜导热保温，却仍施黑衣。因此，陶衣除保温之外，是否还有其他社会功能或特殊意义目前尚难以确定，这需要对器物的出土背景加以更加细致和多元的考察才有可能揭示。

2．残渍分析

为了获得更多陶器与食谱的信息，我们将8片黏结残渍（锅巴）的夹砂陶口沿送拉曼光谱实验室检测其化学分子结构，仅在两片陶片的4处测点上发现了一些线索，大致结果如下：测点编号LF-zfb和LF-zf显示为动物脂肪结构，LF-f大致为肉食，LE1为植物性食物。这些结果显示，跨湖桥先民很可能采取肉食与植物一锅煮的方式，在烹饪技术尚未完善的史前时期，一锅煮是世界范围内普遍采用的炊煮方式。从最佳觅食原理来看，这种炊煮方式不仅使食物变得可口，而且增强了食物的消化与营养的吸收。

3．动力机制

基于以上分析结果，我们尝试从以下几个方面探讨制陶技术的动力机制。

（1）全世界的最早的陶器普遍发现于海岸河滨环境的狩猎采集群中，当时流行的广谱经济，使得人类开始利用过去不利用的资源，于是需要新的工具和加工方法来利用这些资源。陶器对扩大和强化利用某些资源优势明显，尤其是一些特殊物质的提取和加工，如油脂、发酵饮料、汤、炖品等。坚果、稻米、水生动物的加工、炊煮和特殊处理都需要使用陶器。

（2）定居为陶器生产和使用提供了基本的条件，因为在流动性很大的狩猎采集群中，陶器会成为笨重的累赘。陶器羼料还是生存方式的重要指示，夹炭陶具有易于生产和便携的特点，夹砂陶则在导热性、抗撞击、抗热胀冷缩和抗剥蚀等机械性能上具有优势。跨湖桥陶器组合中，夹砂陶始终占1/3到1/2，且比例有从早到晚逐渐增长的趋势。夹砂陶器可以在火上加热，尤其适用于湿热法烹制食物，与干热法要达到150℃～625℃才能煮熟食物相比，湿热法只需85℃～100℃，回报率明显较高，同时可以防止营养流失。夹炭陶衣能够增强导热保温性能，有利于炊煮。此外，黑光陶衣可能还有较好的防渗透功能，特别适用于长时间炊煮或盛放液体。有些钵仅在内壁施黑光陶衣，也许就是这种意图。

（3）Ingold提出复杂狩猎采集群储藏一般出现在资源非常丰富，而又有明显季节性波动的环境中。跨湖桥已有复杂的储藏坑，大型陶器也可用于短期食物存放，以防老鼠等动物的破坏。

（4）大型陶器往往不是家庭使用的器物，它们与群体的宴饮活动有关，因此也应被视为财富或社会中一种分配机制的表现。东非肯尼亚Luo部落的宴享实践为我们提供了大型陶罐使用的实例。罐直径达50cm～60cm，高达60cm～70cm，有的更大。宴饮时，将盛满酒的大罐放在地上，成年男性聚在周围，用中空的植物茎秆当吸管吸酒（图5）。酒是Luo部落宴享时特有的美食。跨湖桥陶罐最大径达36cm，高达40cm，质地夹炭，不宜直接火煮，有可能类似于Luo部落的大酒罐（图6）。此外，跨湖桥还有作为盛食器的大型陶盆，直径达110cm，器腹深达43cm，一般家庭日常无须如此大型食器，所以它们很可能也用于群体宴享。还有，在夸富宴中，这种不同寻常的大型容器展示有助于确立主人的地位和声望。正如从Luo部落等现代土著社会所见，有能力拥有这种大罐的，只属于部落中的少数人。从这些陶器的存在，我们可以想见跨湖桥先民较为复杂的社会关系和发展层次。

（5）陶器彩绘可能具有象征性的社会功能，跨湖桥大型陶器上的施彩尤为明显。以太阳形图案为主题，而且只在肩部、外壁和外撇的足部施彩。彩绘只见于盛食器，不见于炊器，因为炊煮会熏黑和破坏彩绘图案。在复杂狩猎采集群中，夸富者会在宴享中用精致的陶器及其特殊纹饰来显示身份，一如殷商青铜器所发挥的功能。综合来看，跨湖桥的施彩陶器可能表明先民在奉食（serving）过程中有意通过象征或符号来炫耀财富或厘定身份。

西方学者将史前技术分为“实用”技术与“显赫”技术两类。跨湖桥陶器中那些普通的素面、羼砂粗陶显然为实用器，用来满足日常的需要。而那些体量巨大、制作精美的陶罐、陶盆、黑光陶和彩陶则可能是显赫技术的产品，用于仪式和宴享，具有展示身份的社会功能。

图5 肯尼亚Luo部落宴享饮酒情景

图6 跨湖桥大陶罐

4．陶器与文化演变

在跨湖桥之前，宁绍平原的上山遗址和小黄山遗址已出土了植物羼料的陶容器，尤其是上山遗址陶器羼有大量稻壳，但仍显粗糙。跨湖桥陶器体现了非常进步的工艺，由于年代较早，常常使人感到困惑。对于这样的疑虑，我们最好不要以文化累进和类型学的模式来进行思考。如果我们将文化看作是人类社会对特殊环境的适应，而且技术的发展取决于社会的复杂化程度，那么跨湖桥复杂的制陶技术应该从它特殊的社会背景来考虑。人类学和考古学资料有许多狩猎采集复杂社会的例子，它们存在于自然资源非常丰富的环境里，所以能够出现密集的人口聚居。如美国加利福尼亚沿海和北美西北沿海捕捞洄游鲑鱼的渔猎群体，这些社会都出现了大规模的定居村落，形成了复杂的社会结构和生产技术。所以，跨湖桥先进制陶术是当时社会文化发展的一种反映，只要当地的环境适宜，那么不要很久，复杂的社会特点很快就会在人口增长和聚居的情况下出现，技术进步也是顺理成章的结果。

综上所述，我们认为跨湖桥陶器组合总体上比较适合资源强化利用的理论。其出现原因可解释如下：富裕环境可以供养较多的人口，促使人类对资源利用的强化，并促使社会经济的复杂化。较为复杂的社会会提高技术的进步来满足日常生活以及群体宴享的需求，而一些地位较高的成员也会试图通过宴享和显赫产品的生产和拥有来确立自己的地位。由此观之，跨湖桥先民在8000年前就掌握比较高超的制陶技术，如慢轮制坯、施加黑光和彩绘陶衣等就不难理解了。

四、讨论与小结

跨湖桥文化可以被看作是全新世初人类在资源富裕环境中的一种特殊适应，它与世界上许多富裕狩猎采集社会的发展有许多类似之处，表现为发展层次较高的社会结构和技术水准。当时跨湖桥环境条件甚至可能不亚于华北地区以旱地农业经济为基础的一些新石器时代中晚期文化，因此可以创造出令人刮目的物质文化。

8000～7000B.P.的跨湖桥遗址地理环境优越，气候宜人。每年的亚热带季风带来丰沛的降雨，沿海的湿地是自然资源最为丰富的生境，土地载能非常高。因此为定居的渔猎采集社会提供了可供多种选择而不易枯竭的资源库，使之能成功应对食物资源的季节性波动。较高的土地载能自然可以维持较多人口，并使人群长年定居在一个地方。人口的稳定增长必然导致社会结构复杂化，一些新技术得以发展，一些农业社会中常见的矛盾和关系也会在这样的社会中出现。丰富的自然资源还可能促发农业社会中因剩余产品积累所导致的贫富分化，一些地位较高的首领或族长，以及积累了较多财富的人，也许会以民族学中常见的“夸富宴”方式炫耀自己的地位和财力，确立自己在社会中的地位，增强社会的凝聚力。跨湖桥陶容器的技术和精致程度是经济强化和社会结构复杂化的明显表征，这种发展层次在华北以旱地农业经济为基础的社会中往往要到很晚的时期才能够出现。

尽管陶器反映出社会的初步分化，但是跨湖桥文化似乎仍处于原始的平等社会，因为它出土的装饰品和其他奢侈品极少。即使像较晚的崧泽文化出现了相当多的个人玉饰件，墓葬所体现的社会成员身份和等级并没有明显差异，这表明跨湖桥社会复杂化程度并不会很高。根据美国人类学家塞维斯提出的社会发展的四阶段理论，跨湖桥文化所处的社会发展阶段应该属于部落层次，表现为一种超家庭聚合的社会结构，存在一定规模的村落，群体大小的上限在500人左右（与一个独立农业村落维生系统相比）。这种社会的基本维生活动为集食与栽培，在有野生动植物资源保证的同时，饲养狗和猪，并可能为酿制群体宴饮活动所需的酒类而利用并栽培水稻。由于资源丰富，剩余产品的积累可能在某些成员之间产生了细微的贫富差别，那些地位较高或比较富裕的成员会采取“夸富宴”的方式来表现自己的地位和财富。还有，人群的聚居也会使各种祭祀仪式和宗教活动成为日常生活的一部分，这种活动也常常表现为集会、宴饮和献祭。因为跨湖桥许多精致的陶器显然不是为家庭日用所制作，其生产加工所需的时间、劳力和技能，应该具备一定余暇时间和经验积累的熟练陶工才能做到。

跨湖桥遗址因海平面的上升而被废弃，这些先民的去向在目前考古研究中仍然是个谜。我们应该理解，依赖富裕自然资源的复杂社会是很不稳定的，一旦支持社会聚集的环境和资源消失，其文化也会随之消失。我们也许不必刻意追寻跨湖桥文化的去向，如果遗址的先民迁徙到一个环境和资源不同的区域里，他们也许再也无法重温过去的美好时光。

以上的解读工作只是将生态、技术与社会背景相联系的一种整体观察，借鉴了世界上的民族学观察和考古学成果。由于跨湖桥遗址的中心区域已经被破坏，我们只能从遗址残留的部分遗物和遗迹来进行社会文化的重建，其过程具有相当的难度和挑战性。许多观点还停留在假设层面，需要今后工作的检验和深入。

致谢

感谢萧山文化局和萧山博物馆的大力配合，特别对施加农馆长和朱倩副馆长在项目进行过程中周到细致的工作表示感谢。感谢华东师范大学的陈中原教授以及华师大地理系与河口海岸研究室的团队承担古地质沉积和古环境复原等相关研究，并完成报告《跨湖桥遗址环境演变的重建》。感谢英国杜伦大学地理系的宗永强教授与JBInnes教授提供了高分辨率的硅藻与孢粉等微化石分析序列。感谢复旦大学现代物理研究所的承焕生教授及其课题组承担陶片元素的PIXE分析。感谢复旦大学分析测试中心拉曼光谱实验室的姚文华研究员承担陶片残渍化学结构的测试。中国科学院古脊椎动物与古人类研究所访问学者金成坤博士曾专程赴萧山帮助进行动物骨骼的埋藏学观察，复旦大学文博系博士研究生陈虹也参与了微痕观察，在此向他们表示感谢。感谢复旦大学文博系实验室陈刚教授、俞蕙老师和殷敏同学对浮选研究的支持和帮助。

来源：《东方博物》2008年第2期，与潘艳、魏敏合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