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淳：丁村遗址六十年与旧石器考古范式的变迁

一、前言

丁村遗址自1954年发掘至今已有60年了。可以毫不夸张地说，丁村遗址的发掘和研究是周口店发现后中国旧石器考古学的第二座里程碑。它在我国旧石器考古上的重要地位可以从以下几方面来表述：它是继北京中国猿人遗址后发现的最大旧石器地点；它是在华北地区发现的、与周口店洞穴遗址不同的旷野遗址；它的石制品特点与北京人石工业迥异；它在年代上是中国猿人之后、属于早期智人阶段的文化遗存，在旧石器文化的发展上处在承前启后的地位；与周口店遗址不同，它是完全由中国学者独立发掘和研究的遗址，而且60年来没有中断。因此，丁村遗址的研究集中体现了中国旧石器研究范式的特点和发展。本文想利用纪念丁村遗址发掘60周年的机会，对中国旧石器研究范式的进展做一简单回顾，并借鉴国际学界的范式变迁，对今后的学科发展提出些许期望。

丁村遗址的发掘和研究是在裴文中和贾兰坡率督下进行的，可以看作是周口店研究的继续。就当时研究目的而言，因我国旧石器时代发展脉络不清，所以参照法国及欧洲其他国家的经验，遂以建立文化分期为鹄的。裴文中曾说：“中国史前史上，虽有上述（指周口店和山顶洞）之重要发现，但其分期之简陋，若与欧诸之史前分期想比，则相差甚远。我们确信，中国尚有若干史前期，至今尚未发现，这就是我们将来之工作，也是我们将来之希望。”在研究方法上，裴文中则强调“中国的地质学、古生物学和旧石器文化分析”的重要性，他强调，“作为基本的方法问题，我们主张不要从石器形态的类似上着眼，而要用地质学的根据来进行对比，即以第四纪动物群的总体进化的各阶段为基础”。于是，中国的旧石器研究便和第四纪地质学、古脊椎动物学和古人类学一起，成为中国旧石器考古方法论“四条腿走路”的范式，并充分体现在丁村遗址的发掘和研究中，而且一直延续至今。在研究态度上，裴文中还告诫我们，“一个史前学家的工作：1搜集与史前人类有关的材料；2整理这些材料；3推论和解释这些材料的意义。至于推论一项（即英语所谓之interpretation），即对所有材料加以正当解释，无论解释和推论，均必须在可能范围之内，知之为知之，不知为不知，不可牵强附会，不可视小为大，不可无中生有，不可舍此就彼，更不可伪造证据，以求自圆其说”。

在过去的60年里，丁村遗址的发掘、发现和研究工作从未停止，一直断断续续地进行着。这些工作的进展主要可以几项阶段性成果为代表，首先以裴文中等撰写、1958年出版的《山西襄汾县丁村旧石器时代遗址发掘报告》为开山之作，之后有张森水1993年发表的《丁村54：100地点石制品研究》和王建、陶富海和王益人1994年发表的《丁村旧石器时代遗址群调查发掘简报》。改革开放以来，许多新的理论方法也在丁村的研究中进行整合性尝试，并集中体现在2014年出版、山西省考古研究所编著的《丁村旧石器时代遗址群：丁村遗址群1976～1980年发掘报告》之中。下面对这些阶段性成果在构建中国旧石器研究范式上的作用做一回顾。

二、丁村与中国旧石器的研究范式

上面提到，裴文中为中国旧石器考古学提出了四条腿走路的方针，因此1958年的丁村遗址发掘报告就是按这一范式撰写的。第四纪地质学与动物化石将丁村地质时代定在晚更新世早期（虽然有些地点时代可能较早），人类化石属智人类型，石制品所反映的文化属性则以打击技术、石制品尺寸和器物分类进行描述，认为丁村遗址虽然有个别地点发现有较小的石制品，但是大多数石器都属于中大型的。丁村文化是在继承了早期文化发展起来的一种旧石器文化，其打片技术和石器类型与欧洲的莫斯特石器毫无共同之处。

我国这一时期的旧石器时代考古虽然与自然科学和古人类进化关系密切，但是在文化遗存的研究上仍然受我国考古编年史学的影响，认为人类的史前史是古代史的向前延伸，而古人类的这种历史是以发展阶段或分期来表示的。因此，中国旧石器考古学也可以归于现在所谓的“文化历史考古学”范畴。但是，最初由莫尔蒂耶在法国建立的旧石器时代分期却是进化考古学的产物，继而由步日耶加以完善，分辨出不同时期共存的不同文化，如阿布维利与克拉克当同时、莫斯特与佩利戈得同时等，并将其视为不同人群的文化遗存。后来博尔德用优化的类型学来分辨不同的莫斯特工业以对应不同的尼人群体，从而开启了旧石器考古文化历史考古学的范式。

由于1949年后的中国旧石器研究对博尔德的工作所知甚微，加之我国旧石器考古尚处在材料发现和积累阶段，旧石器文化发展脉络不清，文化面貌与法国及欧洲的迥异。因此，这一阶段我国的旧石器研究仍然秉承周口店和丁村研究模式，以建立史前文化的分期和序列为目的，并借以构建中国史前史的演进脉络。

20世纪60和70年代，随着华北旧石器新地点的发现和新材料的积累，特别是诸如匼河、许家窑-侯家窑、峙峪、小南海、萨拉乌苏河、西侯度、鹅毛口、虎头梁、下川等地点的发现，使得贾兰坡从文化一般性演进的视角，尝试构建中国旧石器发展的分期与传统。这些新发现地点的石制品显然都是将先前发现的周口店和丁村的石器遗存为参照来进行比较和思考的。而周口店与丁村石制品的明显差异，使得贾兰坡首先在1972年峙峪遗址发掘报告中提出了第1地点-峙峪系传统的雏形，继而在1976年许家窑-侯家窑遗址的发掘报告中完善了两大传统的框架，将其看作是基本与丁村文化并行的一类文化。该框架以石制品大小为分野标志，一为“大石片砍斫器-三棱大尖状器传统”或称“匼河-丁村系”，二为“船底形刮削器-雕刻器传统”或称“周口店第1地点-峙峪系”。这一模式的构建虽然是中国学者的首创，但是其中似乎有莫氏线的影子，即将南亚、欧洲与东亚的旧石器传统以器物类型来加以区分，将前者定义为手斧或两面器传统，后者为砍砸器传统。华北旧石器两大传统很快被大多数学者所接受，当然也有明显不同的看法。比如，裴文中和张森水认为，华北与华南的旧石器均来自中国猿人文化一脉，是同一文化传统中的不同文化类型，其对华北旧石器文化的影响更大，主要以小石片工具将各旧石器文化发展环节连接起来，显示出不同的亲疏关系。虽然后者的看法与前者有所抵牾，但是以石制品大小作为构建文化传统和工业的标准并无不同，只不过是如何看待石制品大小，及哪种看法更具权威性之别。

1990年，张森水发表了对丁村54：100地点石制品的研究结果，通过石制品大小测量的统计，根据完整石片，小型占65.38％或64.37％，大型的占18.46％或17.35％（前者指全部石片，后者指完整石片[两项统计的百分比相加都不到100％——笔者存疑]）。于是，他提出了重新认识丁村文化的问题，认为丁村文化中，至少54：100地点的石制品与中国猿人文化同属一脉，认为丁村也应归属于他所定义的北方主工业的成员和发展环节之一。这项研究还注意到了埋藏学、石料和人类行为的问题，其一是根据器物磨圆特点，认为石制品受到过水流的搬运，有的小石片可能被流水带走。其二是认识到石制品大小是石料不同的缘故，周口店多采用较小的脉石英，而丁村为大块的角页岩。其三是在研究石制品中使用石片较少，推测制作好的工具可能已经被人携往他处，留在原地的是大量初级产品和废弃物。虽然研究者有这样的积极思考，遗憾的是并未将其作为影响工业组合特点的要素而结合到对不同地点石工业的观察和比较中去。

丁村54：100地点石制品的研究结果被张森水用来论证他先前设想的北方主工业的依据。他认为，华北的旧石器时代早期只有一种以北京猿人文化为代表的小石器工业，中期存在以小石制品工业和中型石制品工业两个支脉，而将丁村54：100地点石制品作为丁村遗址群的代表而划归小石器工业之中，而中型石制品工业仅以四道沟地点为代表。晚期分为直接打制的小石器工业和长石片-细石器工业。于是，他将华北的所有旧石器时代的工业和组合都看作是小石器工业的成员，统称中国北方主工业，并认为该主工业定型于北京猿人时代晚期，由于中国古人类的文化传承，加之对环境的适应，一直生产着相似的石制品。并认为这是古人类“善于继承，疏于创新”的结果。

值得指出，将“工业”这个术语涵盖华北整个旧石器时代的主要遗存，存在与其定义和用法不符的问题。欧美旧石器考古中一般用“工业”代替“文化”，是因为旧石器时代遗存不像柴尔德所定义的考古学文化那样，具有陶器、石器、葬俗、房屋式样等一批反复共存的文化特征。于是，工业或石工业便被用来定义“一套人工制品，它们因特定器物类型的反复共生而被视为同一批人群的产物。这一术语只限于单一的器物类群，如莫斯特工业”。维基百科的定义是，“工业是史前考古学研究中赋予与单一产品相对应的组合名称，例如朗代尔手斧工业”。由此可见，工业是与某单一器物组合（assemblage）或某种工艺技术（如手斧和勒瓦娄哇）相对应的术语和较小的分析单位。将华北整个更新世的旧石器称为北方主工业，显然与作为旧石器考古基本分析单位的科学定义不合。

1994年王建、陶富海和王益人发表了《丁村旧石器时代遗址群调查发掘简报》，对丁村遗址从1976年至1980年的发掘成果进行了初步的研究和报道。在这份简报中公布了汾河流域的旧石器地点从1954年发现的11处地点增加到26处，而其时间范围也从当初认为的旧石器时代中期向早和向晚扩展到了旧石器时代的早中期，丁村文化可以分为早、中、晚三段，因此建议用“丁村遗址群”来加以命名。这项研究从时空上大大拓宽了人们对丁村文化的认识，并对华北旧石器文化的发展与传统、埋藏学问题、原料对文化面貌的影响以及旧石器工业的区域差异进行了更深入的探索与研究。该报告认为，丁村文化的早、中、晚三段对应旧石器时代早、中、晚三期，基本承袭了一种以角页岩制作的大石片工具和大尖状器为主的石工业特点，并在晚期出现了以燧石制作的细石叶工艺及各种精致小石器类型的组合，以77：10地点为代表。该项研究的一个新认识是，汾河流水对各地点石制品进行过明显的搬运和分选，因此自上游至下游，诸地点的石制品显示有自上而下变小的趋势。所以，某些地点显示出来的石制品趋小的特点是自然动力改造的结果，不能作为文化特征来看待。因此，以石片测量结果断言丁村文化性质的异同显然毫无意义。简报还从石料对石制品的制约，对华北区域旧石器工业的差异做出了进一步的论述，认为丁村石工业与中国猿人遗址及桑干河流域的石工业之间并无可比性。因为，汾渭地堑有良好的质地均匀的角页岩和石英岩，适合制作大型的石片和工具。而中国猿人主要利用很小的脉石英作为原料，这类石料只能用砸击法处理，而且有一种粉碎性倾向，所以工业面貌以小型为主。桑干河地区也是如此，因此两种不同的石工业，其大小特点主要是由于原料的制约所造成，不宜作为定义文化传统的标准。

在丁村石制品的研究中，王益人对贾兰坡的华北两大旧石器传统进行了反思，在充分肯定了贾老“两大传统”学说是中国旧石器考古从描述走向阐释的重大意义之后，他认为石制品的大与小仅是一种表象，并不一定是由人刻意造就的。换言之，石器的大小不一定是文化传统或是由人文因素作用的结果，而是人类受制于自然环境的一种产物或表现，其原因是十分复杂的。我们面临的任务，是应当从遗址的形成过程、埋藏过程和动态复原去考虑那些已经丢失的成分和信息，并对这种现象的原因进行多角度的分析。由此类推，张森水用测量数据和主观标准来划分石制品大小，进而以石制品大小的百分比来定义中国北方主工业的断言，也值得作如是观。

由山西省考古研究所编著的《丁村旧石器时代遗址群：丁村遗址群1976～1980年发掘报告》在纪念丁村遗址发掘60周年之际面世，与1994年的简报相比，2014年报告体现了旧石器研究方法和技术的进步和创新。类型学是考古器物整理和分析的一种基本方法，但是常由于标准因人而异而饱受诟病。为了克服这个问题，王益人借鉴国际流行的分类法，对类型标准进行严格的定义和界定，并采纳“操作链”的概念进行动态分类的尝试，为石片、石核和刮削器建立了一套严谨的系统分类模型，并借鉴国际流行标准对石制品加工修理特征进行了仔细的梳理和定义，为丁村石制品分析建立了科学的标准。为了建立动态类型学，必须了解剥片程序。王益人在丁村花了大量时间来进行角页岩的打片实验，不但由此建立了一套符合工艺流程的石制品分类法，而且对当初认为丁村大石片多采用碰砧法的看法进行了修正，认为丁村大型石片主要还是用锤击法打制的。报告不但对石核、石片和加工制品进行分析，而且对打片废弃物如断块和碎屑进行统计，用以评估遗址的埋藏环境和石制品堆积动力。2014年报告还注意石器地点的分布与埋藏学特点，了解遗址的形成过程、分析石料的种类和来源，为了解古人类在遗址周围的活动提供了可信的依据。报告提供了267页的石制品观察测量数据列表，注明台面、形状和背脊的特征。这相对于过去分类仅限于简化描述是一个重大进步，使得每件石制品的基本信息都能够保留下来。

最重要的，是科学理念和学术思维的进步。在报告撰写的漫长时间里，主要作者不断反思过去研究方法的不足，潜心学习法国和北美的旧石器研究理论和方法以及日本学者的考古报告，特别是博尔德旧石器类型学和中美联合团队发掘泥河湾东谷坨的成功经验，将中国旧石器研究传统的静态描述和分类转向动态的行为重建。最值得称道的是，王建从观察丁村石片上第一个领悟到石片背脊在石核剥片过程中的控制作用，以及对石片形状的制约。古代工匠如要获得理想的长石片或修理平整的石器，都需要注意石核棱脊的分布和走向，并刻意预制棱脊和台面。正是这一认识，使得下川细石核的动态分析获得了一个新的视角。

2014年报告体现了王建和王益人父子两代人的不懈努力和20年的心路历程。王氏父子可谓是无师自通、永不满足的学者。王建虽师从贾兰坡，但是他在师父领进门之后，全凭自身的努力和奋斗，树立起他自身的学术声誉。他思想开放、乐于吸收最新理论方法，从不抱旧守拙，所以他的研究总有亮点，常有突破。王益人继承了父亲的事业和治学态度，兢兢业业，一丝不苟，努力进取。这本报告的面世既是益人对先父的告慰，也是我国旧石器考古研究一座新的丰碑。

丁村旧石器研究体现了学界对史前文化演进探究不断深入的漫长历程。现在我们意识到，我们对史前人类及他们文化的观察与研究带有太多现代人想当然的臆断，特别是对直立人和早期智人的行为和文化分析，这就难免堕入裴老所告诫的“牵强附会”的窠臼。由于史前人类的文化只有石制品和骨头遗存残留至今，于是我们往往会将它们所有特点看作他们的文化特征，没有意识到古人类的智力及行为方式和我们有很大的不同。还有我们所研究的石制品大多是制作工具的废料，所含的文化及行为信息非常有限，加上受各种石料质地不同的严重制约及自然动力如流水和埋藏后地质动力的搬运和改造，其原来保存的丁点行为信息早已荡然无存。于是，考古学家设法想从某些地点残留的石制品差异和比较来讨论和追溯人类进化和文化变迁难免像是盲人摸象，与事实差之千里。

史前史被等同为对异国陌生文化的研究，远古人类的探究更是一堆谜团。许多遗存和现象完全无法为考古学家的经验和常识所理解。就旧石器考古而言，窥视远古的文化差异和变迁的原因远非比较石制品大小就能简单做到。已故著名的美国考古学家格林·艾萨克（Glynn Isaac）对早期人类打制石器发展缓慢和缺乏变化也深感困惑，觉得在一百万年的漫长岁月里，打制石器变化很小，看来像是一种变化微弱和毫无方向的无尽蹒跚。至于考古学家所推崇的器物类型学在旧石器研究中也难免令人啼笑皆非，因为自微痕分析采用以后，人们发现古人类普遍将未经加工的石片用于各种不同的用途，而考古分析所器重的各种二次加工的所谓工具，其分类也未必名副其实，许多所谓的类型，其实是经过多次再生、变形、早已面目全非的废弃残留物而已。于是，希望用这类废弃物来构建所谓的分期、传统和文化单位并建立文化关系，借以构建史前文化变迁的脉络难免成为一种徒劳的操作。因为，类型学的方法论本身存在一种悖论，表现为两种原理体系——本质论/类型学的思维和唯物论/人群思维的合璧。即一方面将文化看作是人类独立的群体，并努力分辨和解释这类文化和群体，另一方面又将文化历史看作是一条诸多特征的河流，不断融合变化，从过去流向未来。这两种原理在具体分析中其实难以兼容。而考古学家用发掘的有限样本，以漠视许多差异而强化的文化同质性只不过是人为的幻觉和想象而已。

自20世纪60年代以来，过程考古学的兴起集中表现了对考古学陈旧范式的不满。英国戴维·克拉克（David Clarke）说，这种对不尽人意现状的反思产生了学科意识的新认识，这就是批判的自我意识的出现。在这个新阶段里，学者们对学科理论、方法、阐释进行了热烈的争论，从而提高了逻辑学、认识论和理论思维的地位。战后几十年里是考古学学科环境和内容急剧变化的时代，相邻学科的互相碰撞改变着自己，出现了一系列崭新的探索领域。以前习惯于依赖直觉工作的考古学家发现，先前的经验直觉在许多情况下是误人的。从而发现有许多我们原来想做的事实际上是徒劳的，是不值得做的，而有些事却在学科交叉的帮助下是大有作为的。

三、更新范式继往开来

旧石器时代考古学是一门世界性学科，因此可以这样说，中国旧石器考古从根本上说还没有摆脱历史留下的阴影。在1949年后的相当长时间里，旧石器时代考古学和整个考古学科一样与外界处于隔绝状态，成为置身于国际学科主流之外的一种封闭性技术操作。尽管老一辈学者对早期人类的古老性以及文化传统的源流做出了值得称道的潜心探索，但是从旧石器研究的理论、方法和技术上来说，基本上承袭了裴老从法国带回来的那套知识而未有持续的提高与发展。

再者，我国旧石器考古学至今尚未建立严谨的研究范式，如在专业术语、器物类型、加工特点、分类和称谓上存在缺乏科学定义、标准不一、随意性极大的弊端。这种缺乏理论指导和分析技巧的研究，使得考古分析变成因人而异的操作，考古报告无法提供有价值的信息，难以了解文化特点和进行时空上的比较。卫奇曾对这种缺乏科学规范的研究痛加针砭，他说，“研究工作既缺乏严密有序的科学定型系统，又缺少正确的逻辑思维，甚至有的研究者背离科学行为准则”，使得许多情况变得十分异常。研究报告中的分类和错误划分屡见不鲜，术语使用的混乱不但见于不同人之间，而且存在于同一人的同一篇文章里。他认为，中国旧石器考古“存在严重的问题，不仅有研究思想和研究方法的问题，也有行为浮躁和不实在的问题”。这些批评，确实切中时弊，值得我们深思。

我国这门学科与国际水平显示出来的反差令人汗颜，使人深深认识到封闭所造成的停滞与落后。当我们仍醉心于追求考古新发现，并对旧石器时代向前推前、新地点的增加和原始材料的积累充满着成就感的时候，国际同行们却早在考古材料的信息提炼和人类行为的阐释上远远走在了我们的前面。这种信息提炼和人类行为重建的目标给旧石器考古学的发掘技术、田野采样和理论阐释带来了一次次的突破和冲击，并使这门学科在内部分支不断细化的同时，高新技术则不断向里渗透，成为学科交叉最广泛的领域。

在20世纪50和60年代，法国旧石器考古学在弗朗索瓦·博尔德的倡导下完善了类型学方法，并将量化分析引入了旧石器分析。20世纪80年代，以重建史前人类行为模式和石工业生命史的“操作链”分析开始主导国际旧石器研究的趋势。与此同时，苏联考古学家西蒙诺夫（S.A.Semonov）在马克思主义指导下从微痕来分析石器功能，进而探讨古人类的生产方式。微痕技术被北美的考古学家所迅速采纳，这一方法在20世纪80年代经劳伦斯·基利（L.H.Keeley）和乔治·奥代尔（G.Odell）两位美国学者从高倍法和低倍法两方面进行完善之后，成为当今国际旧石器研究最重要的领域之一。现在，微痕分析已经突破了工具用途的分辨，被用来探索狩猎采集者和早期农民经济发展的过程，帮助解读原始社会的生产力和生产关系。在北欧，微痕研究结合加工技术和特定器物的分布被用来探索人群的交流与社会身份。

今天，这种多元手段采纳已成为世界旧石器考古研究的趋势。比如，南美阿根廷在经历了一段类型学方法的研究之后，自20世纪80年代起开始了多元化的发展，先是受法国后来又受美国的影响，大量的新研究突破了静态的形态描述，尝试探索主导石器技术过程的内在动力。学者们开始深究石器技术与功能，以及在史前社会技术结构中的意义，并力图从器物的生命流程来了解狩猎采集者甚至农牧民的生存背景。石料来源研究涉及原料的种类、可获性、打片的质量、成分特点，以及热处理等诸多方面。实验方法被用来研究不同的打片技术和器物功能分析。除了对石叶、尖状器等工具进行研究之外，拼合与空间分布在废片分析中非常流行。在具体案例研究的基础上所探讨的理论问题包括人群的流动性、空间的利用、技术策略和技术结构等。

在欧洲其他国家，类型学、拼合、功能和空间分析相结合成为主要手段来分辨考古遗址中的生产区、生活区、工具再生等人类不同的活动地点，了解古人类打片、狩猎技术和工具生产、使用、修理和废弃的方式。考古学家越来越强调系统的区域性田野研究，以充分了解遗址内部和遗址之间的空间分布和考古遗存形成的动力问题。

在东非，早在20世纪40年代，利基夫妇首先采取水平发掘的方法对肯尼亚一处阿休利文化遗址进行发掘，寻找活动面，观察文化遗存空间分布形态来提取早期人类的行为信息，从而成为标志旧石器考古田野方法变革的一个转折点。这一方法后来成为旧石器时代早期地点发掘的典范而在奥杜威峡谷等遗址的发掘中推广。此外，美国考古学家柯德曼（Desmond J.Clark）在非洲史前研究中大力倡导文化生态学，关注物质文化、环境与人类适应的关系。到了20世纪60年代与70年代，由问题指导的考古学研究开始走向成熟，考古学家开始从一般的归纳方法转向采用检验不同的理论模式来做演绎性探索。其中一位先驱性人物就是已故美国考古学家格林·艾萨克，他在东非早期人类遗址特别是库比福拉的发掘中首先尝试采用多学科途径来从事一系列的全新研究。

柯德曼于1990～1991年来到中国泥河湾进行发掘，为我们带来了水平逐层揭露的发掘方法，彻底改变了我国旧石器挖土豆式的无序刨掘。从此，我国旧石器的发掘开始走向规范。需要指出的是，柯德曼的水平发掘目的是寻找古人类的原始活动面，进而设法从活动面上的遗迹和遗存分布和相互关系来探究古人类的活动和行为方式。由于没有注意到泥河湾石器地点的有些地层是倾斜的，这样的纯水平发掘还是存在瑕疵，因此，水平揭露的操作过程不应刻板地遵循水平原则和规定厚度下掘，而必须随时做仔细观察和灵活调整，按照沉积的规律和原始地面的走向做逐层的揭露。再者，在详细记录了活动面的遗迹和遗存分布后，室内研究就需要根据这些信息来提炼古人类的行为及环境信息。最好用花粉和动物群信息来复原当时的环境，从石制品来了解人类加工和使用石器的行为（如石料的携入、加工或纯粹的屠宰活动），从动物骨骼的破损及石器切痕来了解人类的肉食利用策略（如是狩猎还是尸食），甚至从遗迹遗存的特点估算利用这个地点的人群规模和栖居长短。野外发掘是收集证据，室内分析是提炼信息。两者相辅相成，如果其中某些环节操作不当，研究就无法获得期望的结果。

今天国际旧石器时代考古学研究的领域除了我们比较熟悉的原料质地、来源和利用，石器打制技术的种类和实验重建，废片和拼合分析，操作链的行为动态研究，类型学命名与器物实际用途，微痕分析之外，还包括石器上残留的残渍和DNA分析，从石制品分布了解狩猎采集者的移动和生存策略，器物精致加工和权益技术在适应上的表现，技术和器物所表现的交流、手工业专门化和社会复杂化，工具和技术的取代过程、原因和背景（打制石器被磨光石器和金属工具所取代），器物的象征性和祭祀意义，早期旧石器技术所反映的古人类认知能力与语言能力的发展。旧石器研究已经涉及人类行为、思想和社会、经济和意识演变的诸多领域，成为全方位解读人类史前史的重要领域。

贾兰坡生前曾说，我们的优势是地域辽阔，地层保存完好，越来越多的古人类化石和旧石器遗址相继发现，很多国外科学家都把眼光逐渐移向中国，他们也都想跑到中国来看看，寻找人类的祖先。既然这门学科是世界性的，那么它就会受到各国科学家的关注。随着改革开放的不断深入，这项事业的合作给我们带来了一片光明的前景，也更能促进我国这门学科的发展和繁荣。

然而，就像国际经济和贸易合作一样，科学领域的国际合作也有它的游戏规则。目前我们还很不熟悉和适应这样的规则，将合作中产生的矛盾和问题简单地归咎于意识形态的差异和西方学者对中国的偏见其实并不妥当。如果中国旧石器时代考古学要赶超世界先进水平的话，需要革除一些根深蒂固的陈规陋习，最好首先能打破行业内的人为藩篱。中国搞旧石器的专业人士本来就屈指可数，如果连国内同行间的一些合作问题尚难达成共识，要虚心学习他国的长处又谈何容易！

经过了30余年的改革开放，坚冰已经打破，航道已经开通，但是正如卫奇和陈哲英所言，中国的旧石器考古学仍然还没有形成严密有序的科学系统，研究方法缺少正确的逻辑思维，一些研究者欠缺科学活动的行为规范。究其原因，一方面可能正如美国考古学家路易斯·宾福德在1985年访华后谈其观感时指出的，中国对史前综合性探索还没有同全球很好地结合起来，大多数的研究工作被臃肿的科研体制和缺乏理论能力和研究技巧的状况所束缚。但另一方面，我觉得更重要的是应该在思想理念和学术规范上跟上时代的步伐。

在对20世纪考古学和史前学的回顾中，法国考古学家西格弗雷德·德·拉埃做出了这样的评价，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考古学和史前学无论在研究目的还是在研究方法上，都发生了巨大的变化。它们已经逐渐克服了草创时期的困难。这些困难主要表现为缺乏知识训练的经验主义，在研究和分析过程中缺乏缜密性，以及在阐释上的主观性。目前这个学科的主要趋势表现为，对方法论问题的日益关注，并不断对早期研究成果提出鉴定上的怀疑。至于研究技术，则越来越多地从精密科学和应用科学中吸取方法和手段。从学科研究来看，考古学和史前学基本上属于人文学科，但是从研究和分析方法来看，却越来越接近精密科学和应用科学。于是，考古发掘在不久的过去往往不过是民工的挖土活儿，而现在，就其所需要的细密和精巧而言，简直可与外科医生的技术媲美。

在纪念丁村发掘60周年之际，回顾中国考古学历程和反思传统学科范式十分必要。我觉得，我国目前的旧石器研究仍需要对目前的工作现状深刻自省，特别迫切要在三个方面补课以便迎头赶上，并充分结合到每项发掘和研究中去。这三个方面就是埋藏学和遗址形成过程研究、石器打制实验、文化生态学的思维。下面对这三个领域作一简单介绍。

1．埋藏学与遗址形成过程

在旧石器考古中，我们会将遗址出土的石制品和其他遗物、遗迹看作是人类行为所致，如将一个时间跨度很长的遗址看作是同一批人群栖居的场所，或将动物骨骼看作是人类狩猎或食用的庖厨垃圾。考古遗址在发现时早已处于被弃置状态，从被古人类栖居到被发掘出来的漫长岁月中，饱经地质、气候、生物和人类的种种动力作用，沧海桑田，早已是面目全非了。因此，单凭发掘过程中所获得的表面印象而做的结论，难免与遗址本来的面目有很大的出入。埋藏学和遗址形成过程研究，就是要把影响遗址和文化遗存堆积的各种自然因素和人为因素区分开来，从而能比较客观和全面地了解古人类的活动与行为方式。迈克尔·希弗（M.Schiffer）是最早提出遗址形成过程概念的美国考古学家，他提出了“文化改造”和“自然改造”的概念，认为一处考古遗址是由人类文化和自然动力过程共同塑造的。自遗址形成阶段开始，文化动力和自然动力就无时无刻不在对文化材料产生影响，它们决定了文化遗存保存下来的条件和机会，并直接影响到考古学家对它们的解读和古人行为复原。遗址形成过程，特别是遗址废弃后的扰动会导致考古记录呈现一种被扭曲的人类行为和社会活动图像，造成我们了解和重建过去的偏差。由于考古遗址的改造和扰动不存在有没有问题，而是程度大小的问题，所以，绝大部分的考古记录向我们展示的并非是一种凝固的远古社会形态，而是受到破坏后的扰动状态。希弗指出，在对出土文化遗存做出行为阐释之前，分辨形成过程的重要性怎么强调也绝不为过。屡见不鲜的是，许多考古学家将所见的遗物和遗迹归因于人类活动而非各种形成过程。如果首先关注形成过程，利用最敏感的各种证据，那么研究者就能确定沉积与研究问题之间的恰当性，并选择最合适的研究策略。可信的推断就应建立在这个基础之上。

美国考古学家伍德（W.R.Wood）和约翰逊（D.L.Johnson）指出，对于考古学家来说，对文化遗存和遗迹的关系以及它们和遗址自然迹象关系的准确辨认和判别，是我们这门学科的基础。如果我们误读了这些关系或对这些关系做出了错误的解释，那么我们就无法得出可信的考古结论。希弗还告诫，无论证据如何充分，考古学家仍无法直接从考古记录的形态中读懂行为和结构。为了替考古学阐释建立一个可靠的基础，就必须构建形成过程的各种新原理，并以一种周密和系统的方式应用到分析中去。

丁村遗址群出土的旧石器时代遗存基本上都发现在河流相的砾石层里，其堆积、分布和大小明显受到水动力的长期改造和扰动，早已面目全非。因此，各遗址出土的石制品大多不是它们最初废弃和沉积的地点。就像现在河边所见的垃圾一样，既不清楚它们从何处来，也不知道它们是否是同时丢弃的。因此，将丁村某地点出土的一批二次沉积的石制品看作是某种工业和组合的代表并不妥当，即使采用测量和数理统计来看待石片的大小和百分比也没有什么意义。

2．石器打制实验

对于石器打制实验在考古研究中的意义，美国考古学家唐·克雷布特利（DCrabtree）有这样的评述：“复制史前石器工具可以提供有关生产方法、工艺技术、甚至石器时代工具用途的信息。毫无疑问，实验复制有助于类型学家，而功能实验能为了解工具如何及为何这样使用提供关键的证据。通过实验，我们不仅能定义工艺技术，而且也能评估一件工具的完成要经过多少步骤，考虑那些工具破损、畸变和再加工的意义。”

美国考古学家凯西·希克（K.D.Schick）和尼古拉·托什（N.Toth）指出：“实验考古尝试利用与古人类采用的相同原料、技术和策略来复原古代生活方式的各个方面。从而使我们能够详细探究古人类如何制作他们的工具，这类工作有何种难度，需要多少时间，会产生何种副产品，何种类型对完成某种工作是有用的，以及它们的功效如何，在使用中它们是如何破损的，总之，这些技术是如何与他们的生活相适应的。”

在我国的石器分析中，研究者经常根据器物形态、台面和石片疤的特征来判断工艺技术，以便对它们进行分类。或判断这些石片和工具是否是用直接法、间接法、还是用压制法加工的，而这些特征又被作为一种依据来追溯石器工业之间的传承和接触。其实，能够制作石器的石料不多，加工方法有限，所含的历史和文化信息十分有限。有的石制品很简单，而有的石制品的形态特征仅仅反映了最后一系列的加工步骤。而对于一件工具，特别是精致的工具类型来说，它的加工很可能是多种不同技术综合使用的产物。娴熟掌握打制技术的考古学家，可能并不会像不懂石器打制技术的学者那样，特别关注台面或片疤分布特点以便将石制品进行分类和描述，而是关注它们是哪个打片环节中的废弃物，并判断其形成及废弃的原因。

打制实验可以让考古学家认识石料质地对打片过程和产品的影响。一些常见的硅质石料如燧石、火石、石英岩、黑曜石等在质地上有相当差异，而且同一类石料因产地和成分不同，质地也有优劣之分，这种特点会直接影响到技术的发挥和器物的形态。自然界中大小、质地合适的石料并不常见，这一因素会制约工匠制作石器时采用的技术、产品的大小以及质量。

克雷布特利强调：石器研究不应完全自以为是，专断独行。它最好将实验和结果与其他石器研究进行交流和对比，以便对史前打片技法取得共识。史前人类发明了成百上千种技法，对于我们来说是失传的艺术，没有一个人能够声称自己在这个领域是一个权威或专家。多年来我总结了所有实验者的努力，最终接近我们祖先的技艺。要记住，早期文化仅限于少量的技术，而当代的石器技术专家试图解决的是从奥杜威到石器时代孑遗的各种技法。这将我们置于一个非常艰巨的地位，我们必须合力涵盖这段漫长的时间跨度。

我国的石器打制实验也是在丁村尝试得最为频繁和成功，王益人通过大量实验纠正了1958年丁村发掘报告中的某些观察结论，认为丁村的大型石片主要是用硬锤直接打击所致，而不是先前认为的碰砧法。总体来看，目前我们发掘报告的石制品分析仍拘泥于分类和描述，技术层面的观察也无非是直接打击还是砸击或压制，无法看出它们是打制过程中哪一步骤的产物。当下，操作链概念已被大家所认可，这就是努力从石制品来研究它们的生命史。但要真正做到这点，研究者自身熟练掌握打制技术必不可少。有了实验打制石器的经验，我们就能对石制品及其特征产生的原因心领神会，判定其在制作过程中的生命轨迹和废弃原因。

博尔德说，“石器打制实验一定要成为每个对史前史感兴趣的考古学家所必须受训的一部分”。约翰·惠特克（J.C.Whittaker）说，“打制石器的实验能给予我们解释史前人工制品必不可少的知识，并借以作为管窥过去生活方式的证据”。归根结底，卫奇所痛陈的我国旧石器研究中出现的许多问题和错误，主要是研究者缺乏理论能力和研究技巧、没有拿过石锤和鹿角、不懂石片成因的缘故。当下，中国旧石器研究开始努力尝试从类型学的静态描述转向操作链的动态分析时，研究者亲手学会打制石器是这种研究的基本功和必要前提。

3．文化生态学

中国旧石器考古的一般性思维还是以历史学为导向，丁村文化与华北两大旧石器传统这样的定义和概念就是明显的代表。虽然旧石器研究在手段上与自然科学关系密切，但目标仍是编年史学的建构。中国学者习惯上从史学观和源远流长的文化传承来看待考古遗存，并以此进行历史的重建。而另一方面，考古学与文化人类学也关系密切，特别在北美，考古学是人类学的分支。美国学者倾向于从人类学角度来看待考古遗存。文化生态学就是从生态学角度来观察和解释人类的文化，其中当然包括打制石器。文化生态学研究人地互动，研究文化与环境的许多方面。这种视角把人类的文化和工具看作是人类用来解决自己生计问题的产物，是人类超肌体的适应手段。文化人类学把文化看作是习得的过程，虽有祖裔传承，但它在发展中会受环境变迁和文化交流而发生变化。因此，这是文化分析的一种功能观，并采用一种动态的系统论框架来看待文化与环境关系，了解文化在维持生计中所起的作用。

路易斯·宾福德说，考古学家在发掘和分析野外考古地点时往往持一种静态的观点，对它们进行孤立的观察和分析。然而，过去人类的行为，特别是狩猎采集者的行为，是高度流动的。所以，每个遗址或地点只不过是某些人群活动范围中有限而存在偏差的一个片断。狩猎采集者从来不会局限在今天考古学家找到的某个遗址范围里活动，而很可能覆盖30万平方千米。他们根据资源的分布和生计的需要，在不同季节利用不同的地点，因此，考古学必须从不同遗址的分布和特点来研究史前人类这种季节性利用的空间范围和生存策略。

从丁村遗址群的分布来看，沿汾河流域的各遗址可能都是不同时期古人类开采石料和进行初级剥片的地点，而有的可能纯粹就是二次搬运的异地堆积。古人类的栖息营地可能在附件的阶地或河漫滩上，他们在需要石料和水源时会来到河边活动。在更新世漫长的岁月里，在汾河边上活动并留下的足迹的古人类，绝非同一批人群和他们的后裔。由于角页岩的性质和打片及加工方法有限，所以我们无法从这些石制品中分辨出不同人群的足迹和文化特点，习惯于将它们归入同一个文化。比如，如果我们今天在汾河边练习打片，其他旧石器专家未必能够将这些现代石片与旧石器遗存区别开来。因此，从古人类的活动性质和人地关系来思考丁村遗址群，将其命名为同一种文化或将其从前后承袭和源远流长的传统来看待，可能都有悖于历史的真实。

四、小结

在纪念丁村发掘60周年之际，回顾一下中国考古学的发展历程，反思这门学科目前在范式上存在的问题十分必要。中国的旧石器考古学是由国际合作启动的。20世纪初，许多外国科学家在中国进行考古学调查，或者是带着人类学、考古学、古动物学的兴趣作了田野调查，这些学者为中国旧石器时代考古学和古人类学的研究奠定了基础。早年周口店发掘过程中培养的两位著名旧石器考古学家裴文中和贾兰坡，在其后几十年里一直领导着中国旧石器时代考古的田野研究工作。而丁村的发掘和研究，就是这两位学者领导下的独立探索。20世纪80年代的改革开放，重启了中西学术交流的新纪元。过去30年来，许多国际合作项目在中国展开，引入了新的发掘方法和技术、并用新的理论探索中国的考古学问题。对于许多中国学者特别是对那些在西方受训的学者来说，西方考古学的所取得的进步凸显了一种在开展田野调查之前进行设计和规划多学科研究方案的必要性，并运用各种方法从事生存方式和栖居形态（settlement pattern目前普遍译为聚落形态，但是对于旧石器时代流动的狩猎采集者而言，他们的临时营地不宜被称为聚落，还是译为栖居形态较好）研究。这使我们想起裴文中，他所从事的埋藏学研究，就是在巴黎跟随步日耶接受各项训练的结果。

从旧石器研究的发展现状来看，国际上这门学科的范式已经从类型学和年代学扩展到了人类行为的各个方面，所采用的技术也借鉴了化学、物理、生物、遗传等自然科学的各种手段，研究的视野也从实证的器物分析扩展到了人类的意识形态层面，包括祭祀和认知等宗教和思维等活动。博尔德曾提出过“更新世学”（pleistocenology）的概念，体现了考古学、第四纪地质学、古生物学、古人类学和古生态学高度综合的特点。博尔德强调，“包括我们自己的学科在内，没有哪一门学科是‘辅助’性的，所有学科都是相互辅助的。我们认为，外行的‘咨询’专家是不能胜任的。在某种程度上是我所提及的三个主要学科的专家，即考古学、地质学和人类学，同时通过训练能相互熟悉其他学科的问题，并且习惯进行长期协作。我认为，这是一个研究‘整体’，而不是研究专业的划分，这是首要的问题”。美国著名考古学家、哈佛大学教授奥法·巴尔-约瑟夫（O. Bar-Yosef）也指出，中国旧石器考古研究的层位学、年代学、石器工业技术等，长期以来难以摆脱早年发现的周口店研究的窠臼，而目前的研究正在试图纠正这种状况，打破前人的桎梏，为我们提供由国内外学者联手奉献的最新成果。遗憾的是，当下这种令人期待的进展仍然十分缓慢。因此，中国旧石器考古亟须倡导理性思考和科学方法，掌握问题导向的逻辑思维，摆脱经验直觉和单向思维的束缚。比如，在石器分析中看某工业石制品较小，马上断言属于北方主工业。或见到两面打制的大尖状器就认为与西方的手斧存在文化联系，是挑战莫氏线的有力证据。用有限的发现来讨论如此宏观和不着边际的问题，现在看来是徒劳和不值得做的。也许换个角度，如尝试采用文化人类学的问题导向，从人地关系来探究古人类如何选择石料和开拓各种食物资源，重建当时生态环境里的生存策略更有意义。

探究古人类行为的旧石器考古一直是一项巨大的挑战，这是因为：（1）人类遗留下来的文化遗存往往仅限于石制品和动物骨骸，这些遗存本身所含的文化和行为信息相当有限；（2）大部分早期人类遗址都受到过不同程度的自然扰动和人为的破坏，这对于想从文化遗存的特点和分布来提炼早期人类行为的信息造成了巨大的困难；（3）早期人类无论在智力上还是在行为方式上都和现代人类存在显著差异，考古学家不可能也不应当用自己常识性想象去理解和解释文化遗存中所蕴含的行为意义。所以，对于旧石器时代考古学来说，遗址形成过程研究、埋藏学、石器技术、实验分析、微痕观察、人地关系和遗存空间分布以及人类认知考古学的探索都应当受到充分的重视。我们热切希望国内同行能够加快步伐，努力吸收国际上的成功经验，学习和应用最新的研究范式，尽快赶上国际先进水平。

来源：《砥砺集——丁村遗址发现60周年纪念文集》，三晋出版社2016年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