启功先生二三事（三）

童庆炳口述，张琳整理（童庆炳，文学院教授）

启功先生的精神可以概括成一种博大的爱：对学生的爱，对老师的爱，对同事的爱，对知识学问的爱，对生活的爱，对世界的爱。

——童庆炳

我和启功先生的相识是在1955年，到现在也已经有半个世纪的时间了。我那时是中文系一年级学生，启功先生给我们讲课的时候大概是四十多岁。他知识渊博，是一个让我们景仰的好老师。他讲课的情景，我至今还记忆犹新。最初，启先生给我们上“文选及习作”这门课程，主要讲解元明代的戏曲作品，尤其是散曲作品。启功先生讲课十分认真。他每次都仔细地备课。课堂上，他能够谈笑风生，从容自如，用自己的教学风格感染和吸引学生。他讲的很多东西都是书本字典上找不到的，比如戏曲作品中的一些方言和行话。虽然这些在戏曲的创作时期是流行的白话，但是它对于我们今天学生来讲是很难懂的。启功先生就一点一滴、一字一句地教我们。他的讲解是明白的，也是风趣的、生动的，能带领进入作品的充满魅力的艺术世界，深入地理解作品。而十分遗憾的是，我对启功先生讲课所做的笔记由于多次搬家而丢失了。在北师大中文系受到了启功先生的教导是我的幸运。从我在大学起步的时刻开始，他就给了我很大的影响。

我大学毕业后留校任教，我尝试出一篇论文。我选择了《红楼梦》研究。在撰写《红楼梦》的论文的时候，我读的是启功先生注释的《红楼梦》。那是我的处女作论文，也是我学术研究的起点。《红楼梦》的研究是很难的。不但有很多深刻的内涵需要深刻的理解和体会，就是读懂它也并非易事。因为像其中的人物的穿着、饮食、风俗、习惯等描写，带有中国１８世纪的特点。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的启功先生注释的《红楼梦》是一个很好的版本。他的注释很详细，带我进入了《红楼梦》的世界；他对《红楼梦》的一些点评，对我有很大的启发。1963年，在曹雪芹逝世200周年的时候，我的论文《高颚续红楼梦的功过》经启功等多位教授审读，认为思想文字皆好，它才有幸登在当时的《北师大学报》上。那两万多字的文章可以说是我人生的转折点。这都是与启功先生的帮助和启发密切相关的。

我与启功先生一直保持着交往。从５０年代到８０年代初中期，他长时间住在新街口附近的一个小胡同里。而我当时住在北师大女附中职工宿舍。我经常顺路去看他。他对人和蔼可亲，而且记忆力惊人。他可以记得很多人的名字，包括我的岳父、我的爱人，而且还经常问候他们。启功先生曾在中华书局参加标点清史的工作。他对于历史历法问题有时没有把握，就向我的岳父曾次亮请教，因为我岳父是中华书局的老编辑，有是这方面的专家。直到后来很久很久，他见我的时候还是问起：“曾老先生怎么样了？身体还好吗？他的学问很好。”启功先生十分谦虚。他总是能看到别人的长处。他要我们向我的岳父曾老先生学习和请教。他还能记住很多其他学生的名字。这种记忆力的背后其实是他对他人的深深关切，带着浓厚的人情味儿。

改革开放后，我住在月坛北街，启先生还住在新街口附近的小胡同的一个院子里。从学校骑车回家的路上，我还是经常顺路去看他。启先生的家的陈设非常简朴，他的书房甚至可以说是很简陋的：只有一把椅子，一张桌子，一个条凳，还有满墙书架的书。可是每次我去的时候，他都要把自己经常坐的椅子让给我。在我多次的推让下，他才坐回椅子上。给我印象很深的是，启先生还有个爱吃花生的习惯。在他的书桌上经常摆着一小盘花生。我去的时候，他经常请我吃花生。我说，这是您爱吃的，还是请老先生吃吧。他还是十分热情地让给我。我也礼貌地推辞。这样彼此让了很多次，最后直到我们把花生碟子推到书桌的中间谁也够不到的地方才停止。每次谈话的时候，他都十分关心地问寒问暖：问其他老师怎么样了，问我的老师黄药眠先生怎么样了，还经常问起系里的工作，他十分关心中文系的发展情况。

启功先生是平易近人的。当他在书法界已经很有名气的时候，他也总是很爽快地答应给我们题字。有一次，我带给他一刀毛边纸去。他开玩笑说：“我给你题字，你给我一刀毛边纸，那我这不是贪 污了吗？”我知道，这点毛边纸的价值与启先生的书法作品比起来是很不值钱的，如果说“贪 污”的话也是我“贪 污”了。启先生给我题字，我提出只要一幅，但他总是多给我写一幅，为的是对后学表示鼓励。

在启先生家里谈的最多的还是学问：从古至今的典籍、人物、场面、事件等等，还有一些历史人物的趣事 。这让我们学到了更多的知识，受到了更多的教育。我去启先生家的次数早已经数不清了。在他的家里，成了我的另一个学习的课堂。

启先生总是在别人遇到麻烦的时候，给人最大的鼓励，给人精神上以支持。９０年代初，我处于思想上的低潮，情绪低落，启功先生知道后，他写了一幅对联送给我，鼓励我好好做学问。那是陆游晚年的一幅对联：“万卷古今消永日，一窗昏晓送流年。”意思是告诉我要振作起精神来，好好读书，做学问就是要坐冷板凳，要能够钻进去。这给了我很大的鼓励，也给我很大的启发。后来，我给自己的书房取名叫“消永日斋”，就是为了表示对启功先生的感谢。在他的鼓励下，我度过了这段低潮期，调整了情绪，静下心来，继续投入到了工作和研究中去。那一段时间，成了我学术上收获最多的时期。这正是受到了启先生督促的结果。我觉得一个好老师不在于学生取得成绩的时候吹捧他，而是在学生遇到困难的时候，伸出温暖的手，鼓励他，支持他，给他精神上以力量。这是我永远也忘不了的。

启功先生的品格是独立的、正直的。他刻苦自学，不断地充实、提高自己。他经常给别人题写的一句话是《易经》中的：“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 他告诉我们，只有自己不断地努力攀登，才能成为一个真正的老师，真正的学者。他在这方面为我们做出了榜样。

在一次生日时，启先生曾经写过一些类似于打油诗的句子，以此来为自己的一生写照：“初中生、副教授，肩瘫左，派 曾 you。……”他在自己的一生中自强不息，不断进取，一步步走上了学问的高峰。启功先生对学术问题有着自己的见解。从不随声附和，从不以别人的评价为评价，以别人的是非为是非。他对所有的问题都有自己独到的眼光和看法。

启功先生还有一点让我十分敬重，也对我影响特别大。他十分敬重自己的老师陈垣先生。陈垣先生是建国以后北师大的第一任校长，启先生曾多次谈到陈垣先生对他的帮助以及对他的教诲。初中毕业之后若干年，启先生又一次到一所中学求职被拒，最后他找到了陈垣校长，陈校长留他在辅仁大学做助教。后来，他成了陈垣校长的入室弟子。从陈垣校长的治学路径中，启功先生也找到了自己治学研究的方法。启功先生一生不忘陈垣校长。他的书法成名之后，曾在香港举办个人的书法作品展，他用所得的钱建立了“励耘”奖学金。“励耘”是陈垣校长书房的名字。他没有用自己的名字，正是为了表示对他的老师的怀念之情。在后来的很多文章中启先生都一再表现出了对老师的热爱，传达出了浓浓的尊师之情。

启功先生是一个朴实的人。他没有架子，也没有派头，为人随和。他对待学生也是这样。我曾经写过一篇文章讲述启功先生对老师的感情，其中讲了他生活中的点点滴滴。启功先生看了很感动。他说读到其中的一些地方忍不住要留下泪水。为此，他还亲自到我的家里来表示感谢。因为他觉得我理解他，把我看成知音。一个老师感谢一个学生，真的让我愧疚，但又十分感动。

启功先生是我们北师大文学院文艺学研究中心的顾问。文艺学研究中心刚刚起步的时候，我们曾经请他为“中心”题字。当时他的手已经开始有些发抖了。但是为了表示对研究中心的支持，他依然坚持着为我们题字。他用颤抖的手提起了笔，可是却不能一次完成作品，只能每个字都写很多遍，把不好的圈掉，留下自己满意的。最后，我们通过电脑的拼接得到了最后的成品。我们知道，这几个字里包含了启功先生对文艺学研究中心的极大关心和热情的支持。

对于启功先生，我有两件遗憾的事情。第一就是前面提到的，对于启功先生在大学给我们讲的课，我做了详细的笔记，但是由于多次搬家最后丢失了。如果能够保存至今，那将是极有学术价值的；另一件是，在wg期间，启功先生曾被要求抄写dzb。他每天要写很多很多，贴在很多很多的地方，可是我们却没有想到取下来几份保存。当时启功先生并没有说不许揭，如果我当时揭下几份来，并保存下来，那多么具有学术价值和历史价值啊！这两个“遗憾”我在庆祝启先生９２岁寿辰的大会上当着启先生讲过，引起启先生和与会者的笑声。

1998年，启功先生为师大写了校训：“学为人师，行为世范。”有人以为那是启功先生从古书上摘录的。实际上那完全是他自己的构思。他主要倡导：学校需要一种精神。他为师大发展，为“师大人”树立了崇高的人生理想。有许多老师撰文解释启先生所写的“校训”。我也曾写过一篇散文，作为对启功先生这句校训的理解。那篇散文最初以“上课的感觉”为题目发表。老师和学生们都很喜欢。后来这篇文章被学生们投到《人民文学》杂志社，改名为《我的“节日”》再次发表，并经过了多次的转载。启功先生也读了这篇散文，他鼓励我多写这样的文字，他说他倡导的就是散文中的精神。也许我的散文阐释了校训中的一点点内涵，但却不足以阐述全部。启功先生的思想是深刻的，他的精神是博大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