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际根：《真假铭文：商周青铜器铭文辨伪》序

商周青铜器铭文之所以具有独特的价值，成为重建商周历史的直接史料，关键就在于其材料的真实性。孔子曾欲作夏史商史，但因文献不足而作罢，他所说的文献就是指这类直出先民之手、未经后人整理或改篡的史料。很明显，重建商周信史的根本保证就是史料问题。然而自有宋以降，商周青铜彝器之伪器赝铭代不绝迹。尤其近四十年来，随着技术手段的进步，作伪风起，且其中之善者甚至达到了乱真的程度，凡器形、花纹、材料、锈色，几无破绽。唯涉及到铭文的制作，作伪者尚不能全面掌握其知识体系，时见纰漏。铭文是证经补史最重要的材料，直接决定着学术研究的是非曲直，具有重要的学术意义，因此对于非经科学发掘的具铭铜器而言，对铭文的辨伪已成为历史学、考古学和古文字学研究的首要工作。

王沛姬博士在随我攻读硕士学位期间，为能让她尽快熟悉金文的结构特征和书法特点，曾命其于重要的铭文资料反复摹写。而她对自己的要求非常严格，一篇铭文摹写数十遍是常有的事，直到自己满意为止，以致最终练就了一手金文好书法，其脱稿默写，结体端正，韵味十足，一挥而就。在与沛姬平时的讨论中，我发现她对青铜器铭文已经有了起码的敏感，对真伪问题形成了自己的理解和心得，于是我为她选择了商周青铜器铭文辨伪的题目，作为她的硕士学位论文。经过她的努力，一篇硕士论文竟写出了博士论文的水平，洋洋洒洒成三十万言，深得答辩委员的嘉许。

以铭文辨伪为题作为学位论文，最重要的当首推张光裕先生的《伪作先秦彝器铭文疏要》。此书完成于1970年代，未及其后出现的赝铭伪作。而近数十年来，新见之伪器不可胜数，作伪之手段更是花样翻新，对这些伪铭的考辨工作不仅必要，也非常迫切。沛姬的研究就是在这样的背景下展开的，其不仅是对前辈工作的继续，当然也应和了学术界的现实需要。

此书的重点放在了对近数十年新见赝铭伪刻的考辨，特别是对一些学者认定的真器问难质疑，提出了自己的独到思考和辨伪方法。其对作伪手段的分析细致入微，条分缕析，包括文字特征，遣词习惯，时代特点，制度背景等，据真铭总结规律，以真量伪，言之有据，提出了很多有说服力的见解。今天她将完善后的著作呈现给大家，以期能对相关问题的研究有所推动。

青铜器铭文的真伪鉴别，必须以对真铭的深入研究为基础，据真而识伪，而不能据伪而识伪，此为辨伪工作的不二法门。清人陈介祺考辨真伪堪称精湛，其经验概括为五法（《簠斋尺牍》册四）。容庚先生于铭文辨伪颇具心得，其见识也已总结为八法（《殷周青铜器通论》第九章）。这些方法的核心要义都是通过对真铭规律的总结归纳，以真标准比辨伪作品，只要辨伪者对真铭的规律了然于心，伪铭也就将无所遁形。

作伪者的作伪手段变化多端，或仿旧铭，或造新辞，或兼凑杂糅。新创铭文或兼凑杂糅对作伪者的学术素养都要求太高，不免破绽百出，一望可识，所以这类伪铭并不难审别。但仿造旧铭者则因有蓝本参考，点画错讹很少，风格失真不多，伪迹则不易辨察。容庚先生曾提出后人凡模仿宋人著录之器必伪的原则，于今仍然适用。因宋人所见之器多已为金人掠毁，故南渡后的金文著录与研究，因器形不易得见，学者只能被迫但摹铭文款识而已。近年出现的西周应侯簋，即是此类伪作的代表。此簋的器形和铭文曾著录于吕大临《考古图》和王黼《宣和博古图》，铭文则著录于薛尚功《历代钟鼎彝器款识法贴》和王俅《啸堂集古录》，《殷周金文集成》在整理诸种著作时，因《啸堂集古录》所录铭文最近原铭风格，故独取之，编号为03860.1和03860.2，分别属于盖铭和器铭。古之书法艺术，为求变化而颇重避复，不独后世之真隶行草，篆书亦然。故商周彝器铭文，凡盖器同铭或数器同铭者，其结体风格都不会完全一样，而必然表现出某些刻意求变的趋势。据对《啸堂集古录》所著应侯簋盖铭与器铭的分析，即知其表现的避复变化非常明显。但作伪者不明此理，加之未见《啸堂集古录》本已将盖铭与器铭明确区分的事实，而仅以《殷周金文集成》03860.1著录的盖铭摹本，错误地将其摹录于伪作的器身，致盖器铭文错植。况且与宋人著录的器物图像对比，伪器的器形与纹样也与真器大不相同，故其作伪痕迹清晰可鉴，作伪心路昭然若揭。这个事例说明，铜器铭文的辨伪既不可忽略对铭文字体优劣高下的直观判断，又需要系统的知识储备，艰辛而复杂。

有作伪才会有辨伪，所以辨伪其实是在总结作伪的规律，这当然要求辨伪工作要对伪器伪铭作全面的考察。事实上，伪事一旦大白于天下，就不仅可以使不明真伪者清醒，也同样可以使作伪者清醒，这种魔道较量无疑考验着学者的智慧。作伪的手法在不断更新，这必将推动辨伪研究的不断深入。因此，辨伪的工作需要长期不懈地坚持下去，这对于纯净学术研究将大有裨益，对于纯洁祖国的传统文化也将大有裨益。

冯时

2022年10月12日于尚朴堂

夏、商、周三代，上流社会铸鼎、簋、觚、爵、卣、盉、罍、壶、盘诸器，并将其纳入礼制系统，用于规范社会秩序。无论商周墓葬中大量以铜器随葬的事实，还是《左传·宣公三年》中楚子问鼎的记载，皆证明三代铜器中融入了丰富的精神内涵。由此造成后世对古铜器仰慕有加。汉画像石、画像砖中反复出现泗水捞鼎题材，汉武帝因获鼎改元，原因皆在于此。

商周以降，作器者不满足于器物形制和纹饰，逐渐将自己的作器缘由、诉求和愿景斥诸文字，于是出现了铜器铭文。先是祖先名号，随后内容越来越丰富，铸字也越来越多。戍嗣子鼎、邲其三卣、妇尊、子黄尊、小臣艅尊、寝鱼，均是商人表达心扉之作。西周以后，文字入器更为普遍。何尊、大盂鼎、大克鼎、虢季子白盘、散氏盘、史墙盘、逑盘等等皆为百字以上的铜器，篇篇都是古史研究的重要文献。

于后世之人而言，内涵越丰富，越受追捧和喜爱。铸有铭文的铜器成为历代文人收藏和研究青铜器最大兴奋点。凡有铭文，便把玩摩挲，爱不释手。有了需求，便有仿制。齐鲁相交，索要馋鼎，已开仿制铜器的先河。北宋时，为“追三代之遗风”而仿制古器成为时尚。仿品见于文庙、书院，甚至宫廷。《考古图》、《宣和博古图》均可见纹饰与器形相背的“古器”。铭文既是铜器之内涵精华，自属仿制之列。饱学之士也难免不辨真伪。以伪为真或以真为伪者大有人在。清代名流端方、张之洞皆曾失手。整器造假、在真器上补铸铭文、增刻铭文、将不同铜器上的真铭拼凑成新的铭文，种种手法给收藏家和学术界带来鉴赏和研究的困难。铭文辨伪，逐渐成为铜器鉴别的重中之重。

宋、元、明、清日益增加的仿制铜器，让部分人真假不辨，但也练就了部分人的鹰眼。晚清藏家陈介祺便将器形、工艺均用于辨伪，终身收藏，从不失手。容庚在其《商周彝器通考》设“辨伪”一节，论及“鉴定文字真伪之法”并将自己的“辨伪之经验”分享给读者。张光裕的《伪作先秦彝器铭文疏要》也直陈铭文辨伪。不过就铜器辨伪成果而言，专注铭文的著述并不多。当代虽有许多学者关注铜器辨伪，但似乎更倾向于从铸造工艺角度入手。王沛姬的《商周青铜器铭文辨伪》，为铭文辨伪领域增添了一部系统性著作。值得祝贺。

沛姬的铭文辨伪工作始于她在中国社科院攻读研究生阶段。她师从考古学大家冯时先生，经数年历练写成同名论文。我有幸添列她答辩时的答辩小组，至今还清楚记得当年大家对她论文的高度评价。现在出版的著作，是她在当年论文基础上修订而成。

《商周青铜器铭文辨伪》系统梳理了战国以来铭文造假与辨伪的历史，归纳了不同时代的铭文造假规律，总结了不同时代铜器铸造、使用和铭文制作的特点，最后奉献出辨伪之法。全书聚焦铭文但并不局限于铭文，而是将铭文纳于三代铜器的整体背景来论述。作器者、受器者、作器缘由、铸造工艺甚至锈蚀特点等等都有讨论。由于严格写作，论述条理极为清晰。例如先陈述不同时空的字形变化，书写风格，文法特点，再以此为基础讨论作伪者手段。因果关系一目了然。尽管这一部分主要是依赖前人成果，但逻辑之清晰远超前人。

全书不冒进，不饰非。科技高度发达的今天，许多人相信科技万能。本书客观陈述了现代科技手段在辨伪工作中的意义，提到了显微观察、荧光分析、激光光谱、X射线等手段，但没有盲目拔高和夸大科技手段的辨伪能力。其实，技术手段的辨伪能力必须纳入铜器整体生产体系和应用体系才能客观评价。“金相分析”对于识别当代使用多种劣质金属“掺合料”（并非铜、铅、锡合金）的伪品很是有效，但对于真器伪铭一类的造假却难有作为。有学者认为从实体显微镜下观察其铜锈结构和铜锈分布即可断定其锈蚀产物是自然生长还是人工生长，实际并非如此简单。

有了客观的科研态度，便会有令人信服的创新。本书区别于其它论著的创新之一便是统计方法的应用。尽管书中采用的统计方法都很简单，但所统计的内容却经过了慎重选择。事件内容、举事时间、地点选择、甚至时间的表达方式、赏赐物品的偏好等都有时代特点。沛姬通过统计来观察这些变化。这是现代“大数据”思维在铭文辨伪工作中的应用。

书中创获还表现在细节上。传统的铭文鉴定，都认为真器铭文的字口一概是“上宽而下狭”。沛姬以花园庄M54及大司空村M303出土青铜器为例说明商周青铜器的字口未必全然“上宽而下狭”，也存在“上狭而下宽”的字口。这样的创获来自她对铜器的细致观察。记得我任殷墟考古队长时，沛姬来到安阳如饥似渴地观察青铜器。她的创见，正是从真器观摩中总结得来的。

书的最后部分有《商周青铜器铭文暨图像集成》疑伪表。表中列出了对吴镇烽先生这部恢宏巨著部分铜器的真伪质疑。疑伪的铜器列出了器号、页码、名称、时代，简要注明了疑点所在。这是铭文辨伪研究成果的直接运用。

辨伪没有止境。我相信若给沛姬时间，本书还能更加完美。书中对既有的作伪特点描述得很准确。经验告诉我们，假器的铭文和纹饰通常都模糊不清。这一点作为辨伪的经验总结已经足够，但若能从技术史角度说明纹饰和伪铭模糊不清的原因就更好了。说到底，纹饰和字口模糊的原因在于作伪者未能真正掌握商周时期的范土处理技术。研究表明，商周时期工匠铸器是以黄土为原料按范铸法获得铜器的。他们通常会将黄土中的粘土淘洗干净，然后以粉砂制范。如此方能获得清晰的纹饰和铭文。历代作伪者不识其中道理，即使采用“范铸法”，若不懂范土处理，同样做不出清晰的纹饰和铭文。当然这是几句多余的话。缺少对技术原因的追究，并不妨碍本书是青铜器研究领域中一部系统的、重要的著作。

书中结尾，沛姬拟一曲长调献给老师，表达自己对“宗风懿范”的仰慕和“夜夜照书窗”美好期待。师生之情，让人感怀。

是为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