葛剑雄：清朝全国地图的测绘

清康熙、乾隆年间进行的全国地图测绘，标志着我国地图学取得了前所未有的成就，达到了当时世界最先进的水平。《皇舆全图》和《内府舆图》就是这两次测绘的成果。

一

康熙年间地图测绘的准备工作，开始于《中俄尼布楚条约》签订前后。1690年（康熙二十八年）1月，康熙曾向在中俄谈判中当译员的法籍教士张诚（Francois Gerbillon）询问尼布楚及东北地区各重要地点的经纬度，并向其透露他曾派人去黑龙江入海口一带调查。张诚指出现成的地图上东北地区画得简略不详、标绘粗漏，引起了康熙的重视。以后康熙亲自学习数学及测量知识，并派专人去广州购买仪器，在亲征噶尔丹及巡游江南、东北时，都命张诚等随行，随地测量各地经纬度。1702年（康熙四十一年）由外国教士测量了经北京中经线霸州至交河的长距。1707年（康熙四十六年），康熙又令传教士测绘成北京附近地区地图，亲自校勘，认为精度远胜旧图，故决定进行全国性的经纬度测量，绘制新的全国大地图。

1708年7月至1709年1月，由法籍教士白晋（Bouvet）、雷孝思（Regis）与杜德美（Jartoux）等负责测定了长城大小各门（约300个）、各堡及附近城寨、河谷、水流、津渡等，绘成了长逾15尺的地图。1709年5月，雷、杜与日耳曼神甫费隐（Fridelli）负责测定东北自辽东中朝边界至松花江鱼地鞑子地区，即北纬40—45度之间，当年绘成地图。同年12月，他们又在试测的基础上测绘北直隶（今河北省），次年6月完成。

1710年7月22日，康熙又命他们赴黑龙江，测定了包括齐齐哈尔、墨尔根直至黑龙江城在内的广大地区，至12月4日绘成地图。1711年，因鸭绿、图们二江间未详晰，又命乌拉总管穆克登率队复测。

是年，为加快进度，康熙命扩充人员，分作两队：以雷孝思与葡籍神甫麦大成（Cordoso）等为一队，测山东，然后协助二队测陕、甘、晋；以杜德美、费隐、潘如（Bonjour）及奥古斯丁（Augustin）等为二队，出长城至哈密，测定喀尔喀蒙古（今蒙古），归途会同一队测定陕西、甘肃、山西，至1712年回京成图。

1712年至1717年年初，由雷孝思、冯秉正（De Mailla）与肯特雷（Kenderer）同往河南，后合测江苏、安徽、浙江及福建（包括今台湾省）。费隐、潘如合测四川、云南，但潘于1714年年底病死在云南边境，费亦患病。1715年3月又派雷孝思与费同测云南、贵州及湖广（今湖北、湖南省）。我国参加测绘这些地区的有何国栋、李英、照海、那海、白映棠等人。

西藏地区的测绘全由我国人员进行。1709年，康熙曾派人随军入藏绘成地图交雷孝思审阅，因图中未定经纬度，无法与内地之图连接。1717年又派在钦天监学过数学和测量的喇嘛楚儿沁藏布、喇木占巴及理藩院主事胜住前往西藏。他们自西宁测至拉萨，又至恒河源。但不久因策妄侵入西藏而匆促返回。由于实测地区有限，故西藏部分特别是西部错误较多。

至此，除哈密以西因准噶尔叛乱未平无法测量外，全国测绘已告完成。以统一的比例和投影绘成的分省图由杜德美合辑成总图。1718年，这份康熙自称耗费30余年心力的《皇舆全图》终于绘成进呈；后由马国贤（Matteo Ripa）制成铜版。

1755年（乾隆二十年），清军进兵平定准噶尔叛乱，攻占伊犁。3月及5月，乾隆两次命何国宗、明安图、那海、富德等去西北测量，但不久清军退守巴里坤。1756年，清军再次收复伊犁。2月，乾隆复命刘统勋会同何国宗、努三、哈清阿等由巴里坤出发，分两路赴天山北路及西部进行测绘，当年10月结束。1759年，清军收复南疆，乾隆又命明安图前往测定天山南路包括西至今苏联塔什干的广大地区。

据新疆南、北路的两次测量结果，在康熙《皇舆全图》基础上，1761年编成了《大清一统舆图》（即《内府舆图》），后由葡萄牙人蒋友仁（Michel Benoist）制成铜版。

康熙、乾隆年间的测量方法大致相同。因做天文观测受仪器不精、计时困难的限制，主要是以三角测量从已知点推定他点的经纬度，所以图上各点的相对位置精于绝对位置。根据法人杜赫德著作中所载康熙时制图用的部分经纬度表，除西藏外就有631处，北起乌鲁苏（今黑龙江省呼玛县境），南到崖州（今海南岛保平），东起敦敦（今苏联阿纽伊河与乌苏里江交点），西至阿斯塔纳（今新疆哈密西北）。乾隆年间在西北测定的经纬点至少有90多个，最西至今苏联的安集延和塔什干。这两种地图都采用现已很少采用的梯形投影法，经纬度都画成直线，以经过北京的子午线为中经线，比例尺约为1∶1400000。

二

康熙时，通过雅克萨之战，打击了沙俄侵略势力，巩固了东北边疆，接着又开始平定西北地区的叛乱；在乾隆时，终于重新统一全国，建成了多民族的幅员空前辽阔的强大帝国，为两次全国地图测绘准备了条件。这两次测绘，开始于《中俄尼布楚条约》签订之际，而随着西北地区的重新统一而告成。正因为康熙、乾隆都把这项工作当作防止外来侵略、维护国家主权和统一的一项重要措施，所以亲自主持并始终十分重视。据外国教士记载，在决定进行测绘时，康熙“以极为恳切的态度明白晓谕，此乃对大清至为重要的事业，将不惜一切代价使之成功”。加上当时国家强盛、物力雄厚，因而这样规模宏大、范围广泛的测绘得以顺利完成。这为维护国家的统一和领土完整做出了贡献。两幅地图是祖国重新统一的产物和象征。

当时，欧洲各国的大地测量或尚未开始，或尚未完成，更没有一个国家能统一规划以基本相同的方法测量、编制全国地图。而我国第一次运用先进技术，测绘范围超过一千万平方公里。《中国科学技术史》的作者李约瑟指出：《皇舆全图》“不仅是亚洲当时所有的地图中最好的一幅，而且比当时的所有欧洲地图都更好、更精确”；而乾隆《内府舆图》，“表现中国在制图学方面又再一次走在世界各国的前面”。

在测绘过程中，还取得了四项重大的成果：第一，1717年，赴西藏测绘人员在地图上标明了世界最高峰——珠穆朗玛峰（以后译为法文的图上标为Jchoma Lancma）。这比英国人在1852年测定此峰并命名为埃佛勒斯（Everest）要早135年。第二，测量中为统一尺度，康熙亲定以200里合地球经线1度，每里1800尺，每尺合经线1‰秒。这比法国在18世纪末规定以通过巴黎的子午线长400万分之一为1米还早，是世界上最早以经度弧度为长度标准的。第三，1710年在东北实测北纬41度—47度间每度长距时，发现每度经度因纬度高低而有不同，47度与41度间竟相差258尺（每尺约等于0.4米），虽然当时还未及证实地球不是正圆的猜测，但这是首次发现地球是扁圆形的实证。第四，观测中发现同一地点的磁倾斜会发生变化，推翻了当时流行的以磁倾斜率确定经度的论点。

1733年（雍正十一年），唐维尔（D．Anville）据《皇舆全图》编成中国分省图在法国出版，对西藏部分做了重大的修改。1761年（乾隆二十六年），蒋友仁据乾隆《内府舆图》编成《亚洲全图》。这两幅地图很长时期里在欧洲广为流传，成为绘制中国及亚洲地图的依据，填补了欧洲人地理知识的空白。在国内，两图也一直是编绘全国地图的依据，直到新中国成立时，不少地区地图的内容还未超出其范围。

三

两次测绘的成功，除了国家统一、国力强盛和康熙、乾隆所做的努力以外，在工作中认真继承我国历代测绘技术及测绘成果、正确使用聘请的外籍人员，则是成功的关键。

我国古代的测绘技术相当发达。据文献记载，至迟西周，已出现了供实用的地图，这比希腊制图学的形成早得多。从现存最早的地图——长沙马王堆3号墓出土的一幅西汉长沙国南部（相当于今湖南南部及毗邻两广部分地区）地图看，制图的精确性已达较高水平。该图制作时间与希腊制图学创始人埃拉托色奈斯在世时间（公元前276—前196年）相差无几。希腊的制图学在托勒密以后（约公元2世纪）就失传中断了，而我国的制图学却一直在进步。西晋的裴秀（公元223—271年）在总结前人经验的基础上，提出了著名的“制图六体”，奠定了我国古代制图学的理论基础，并绘成了巨大的全国地图。此后，从唐代的贾耽到元代的朱思本，都不断做了新的发展，使我国的地图学直到16世纪中西方现代制图学形成之前始终处于领先地位。

我国古代的制图以平面地图为基础，逐步形成了以矩形网格坐标、计里开方的作图法，创制了各种测绘工具；古人还注意到利用天文观测确定地理方位，在唐代进行过世界上最早的子午线长度实测。但由于战乱频繁等原因，这些工具与方法大多逐渐失传。来华的意大利传教士利玛窦在1595—1608年（明万历二十三年至三十六年）间绘成了几幅世界地图，传播了西方新的地理知识和以地圆为基础的经纬度制图方法，并测定过北京等地的经纬度。但由于种种原因，在我国影响不大。因此到清以前始终未能突破以平面地图为基础的局限。

康熙通过学习与比较，认识到新法测绘的优点，决定采用新技术、任用外国传教士进行全国性的测量。同时派人向他们学习新的技术。乾隆年间的测绘已以我国人为主了。而且从测绘一开始康熙就派大臣督办，始终掌握着测绘的主权。

尽管传教士的工作和他们传播的知识对测绘起了较大作用，但是，如果没有我国专门人员和各地官民的协助，没有我国历代的大量典籍、资料供参阅，光靠人数不多的外国人要在短期内完成如此浩大的工作是不可能的。在进行这次测量之前，康熙早已下令搜集全国地理资料，撰修《一统志》；康熙十六年（1677年），命武穆纳和萨布素考察长白山地区；四十三年，命拉锡和舒兰查勘黄河源；五十一年命出使土尔扈特部落（当时在伏尔加河下游）的图理琛记录沿途山川地形等。这些成果弥补了测量的不足，在制图中得到利用。传教士说：“我们查阅了各地官府收藏的舆图与史书，询问了官吏及耆绅。”因此在测定的经纬点以外的大量地点及其位置，才能在图上较准确地标定。

由于当时知识水平与技术条件的限制，以及主持者康熙本人（更不论乾隆）的主观臆断，削弱了专家的作用，给地图造成缺陷和某些明显的错误。全图制成后，传教士曾计划在东西边境和内地若干处继续进行日蚀观测以测定经度、校验地图，但因康熙已满足于取得的成果而未能进行，失去了进一步研究和提高的机会。

由于封建制度的腐朽，这两幅花费巨大人力物力制成的重要地图，长期秘藏深宫，更无法研究利用。直到同治十三年（1874年），胡林翼改编为《大清一统舆图》出版才得以部分公开，至1921年后在沈阳和北京故宫中发现了两图的铜版，才重见天日。而欧洲人和日本人早已大量翻印、改编。纷至沓来的传教士、冒险家、侵略者正是手持这种地图，敲开了“大清帝国”的大门，这是康熙所始料不及的。

由于当时忽略了技术资料的积累，所以我国缺乏这两次测绘的详细、系统资料。1930年翁文灏根据法文著作中的资料，写成《清初测绘地图考》一文，首次做了详尽的考证。此后的论著基本上都未超出翁文的范围。现在，解放前出版过的这两幅地图业已不易见到。重新出版该图和整理出版有关资料，对于进一步开展我国大地测量科学的研究工作，是十分必要的。

原载《百科知识》1980年第10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