逸闻｜黄永年先生月旦人物

曹旅宁先生所撰《黄永年先生编年事辑》(中华书局2013年7月第一版，下简称《事辑》)一书搜集了相当丰富的资料，其中包括黄永年先生本人的书信、学生的听课笔记、相关人士的日记及回忆文章等，通过这些材料，可以窥见黄永年先生未形诸于著述的一些见解、看法。众所周知，黄永年先生为文喜立异，对同辈学者少所许可，《事辑》中保存的月旦人物的材料很多，现选摘一部分有关当代学者的，略加解说。

《事辑》编者整理的1986年黄永年先生讲授“古籍整理概论”课的“识语”特别有趣，比如：“匡亚明的《孔子评传》不知怎样，但批评他的某人却是不学无术的，在复旦人很讨厌，老了一部书还像书吗？”(第167页)这里的某人指蔡尚思，他的文章《评匡亚明的孔子评传》发表于《书林》杂志1986年第一期。再如：“第9页：都是指某位老先生，书倒是看得不少，有些不懂装懂，他要编一部中华人民通史，头脑不清，是年老了，还是年轻时就不清，不懂文字学，搞什么《说文约注》，内行看了发笑，连吴梅村诗都不懂。”(第167页)这当然是指张舜徽先生了，张先生著有《中华人民通史》、《说文解字约注》。又如：“杨伯峻《春秋左传校注》挖除古人的注，我实在不懂有啥好处。”(第170页)

1986年留下的“闲谈”记录中提到：“来先生学问平平。胡先生精于甲骨，惜范围太窄，为人乃是所谓君子……韩先生跳不出教科书的框框，所为也多教科书一类，学生超过他，如杨际平。岑先生，小考证，大了便出错，如对两税法的研究就错得一塌糊涂。”(第185页)“来先生”可能指来新夏。“胡先生”指胡厚宣。“韩先生”可能指韩国磐，其著有《魏晋南北朝史纲》、《隋唐五代史纲》等。“岑先生”指岑仲勉。又如：“谢先生人很好，但他的学问有其先师梁任公的遗风，不深。周先生的文言文做得不纯，《魏晋南北朝史札记》。贺先生的考证，童先生讲是不行的。”(第186页)“谢先生”指谢国桢。“周先生”指周一良。“贺先生”可能指贺次君。“童先生”指黄永年先生的岳父童书业。

1996年，黄永年先生到上海讲学，张剑光先生回忆说，“记得那次他给我们讲了一个上午的《西游记》版本，主要是批判一个澳籍华人的观点。”(第239页)这当然是指柳存仁先生。黄永年先生在谈《西游记》的文章中提过柳存仁先生的名字，但并未作为主要批判对象，这是作文与讲话的区别。

《事辑》收黄永年先生致扬之水女士信多通。1998年6月8日信中说：“得读尊著《脂麻通鉴》，认为是此文丛(按，指《书趣文丛》第一辑)中上品佳作，较唐振常、朱维铮辈高明多矣。”(第260页)《书趣文丛》第一辑收入唐振常《饔飧集》及朱维铮《音调未定的传统》两书。1998年7月19日信中说：“看季羡林之《牛棚杂忆》则认为太浅薄，殊与此君之盛名不相称耳。”(第263页)1999年9月25日信中说：“治敦煌者多偏于文书，壁画多治艺术者在研究，而此辈对历史、对文化史多门外汉，常书鸿及段某辈均此种水平。”(第273页)这里提到的是常书鸿、段文杰两位先生。

2001年7月25日致刘影女士的信中说：“7月21日《文汇读书周报》登了章先生《金庸招不到博士以后》……这位培公有个毛病，即他喜欢谁，崇拜谁，你就千万不能够犯谁，否则必跳起来，强词夺理地来一通。”(第293页)这当然是指推崇金庸小说的章培恒先生。

2002年8月，据曹旅宁记，黄永年先生“对三联版的黄仁宇著作及另一位现居美国的台湾秦汉史专家的作品不满”(第305页)。后面一位当然是指许倬云先生。

2006年5月25日，中华书局俞国林访问黄永年先生，俞国林日记载黄永年先生的说法：“周予同学问不行，太滑头。”(第359页)

黄永年先生才高学博，一些学者难入其法眼，是情理中事，况且私下里一时兴到之语，亦不必吹求，虽然在我看来，他的评断常常是切中要害的。不过，我们须注意一点：他对学者的称许其实也并不少，比如优劣并举的：“周祖谟《洛阳伽蓝记校释》是处理对校的范例。同时有人作了一册《洛阳伽蓝记校注》就不如了。”(第169页)后者指范祥雍先生。又如在致学生龚祖培的信中提到：“前得华东师大刘永翔君寄赠所撰《清波杂志校注》，中华书局版，即极精彩。”(第246页)可谓盛赞。《清波杂志校注》的水准在学界也的确是有口皆碑的。

黄永年先生对当代学者的批评纠弹，绝不止于口头议论，他在文章里点名批驳、商榷过的学者还有罗振玉、钱穆、徐中舒、王仲荦、任乃强、启功、黄裳、蔡鸿生、邓云乡等等，有心人自可找来阅读。

来源：南方都市报2013年9月15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