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学勤：中国古代青铜器的奥秘

一

青铜器是中国古代最重要的文物门类之一，也是美术史上的璀璨明珠。

早在公元以前的西汉时期，已有发现和研究青铜器的记载。据《史记》，汉武帝藏有一件铜器，李少君指为齐桓公陈于柏寝之物，检视铭文，果然是齐桓公器。又有汾阴巫在后土祠旁掘得大鼎，上报朝廷，武帝以为祥瑞。至于后来张敞考释美阳所出尸臣鼎一事，更为人所熟知。此后历代青铜器的发现，史不绝书。到北宋时，有专门的青铜器著录出现，不仅有图像、铭文，还详记出土地点、收藏流传情况以及尺寸、重量等，体例相当完善。青铜器的美术价值，当时已受到充分重视。

中国青铜器以品类繁多、制作精美著称于世。这首先是由于中国是文明古国，青铜器的产生很早，源远流长，匠师们在几千年过程中积累了精湛的技艺，形成了独特的传统。中国古代青铜器的工艺、形制、纹饰都有自己的风格，在世界美术史上独树一帜。同时，中国自古以来是多民族的国家，在祖国辽阔大地上生息繁衍的各个古代民族，对青铜器美术各有创造，这又为中国青铜器带来了丰富的多样性。

中国青铜器在什么时候和地区起源，目前仍是学术界探索的课题。1973年，在陕西临潼姜寨仰韶文化遗址中找到一件半圆形残铜片，给人们提供了值得注意的信息。铜片发现于一处房子居住面上，房子的碳14年代经校正约为公元前4700年。科学鉴定铜片成分系黄铜，即含锌的铜基合金。冶金学者通过实验，证明用原始冶炼方法可由铜锌矿得到黄铜。这一发现如没有地层扰动问题，可说明距今六七千年前中国已存在冶炼铜的技艺。

1978年，甘肃东乡林家马家窑类型遗址出土一件用范铸造的铜刀，鉴定得知其成分为青铜。当地马家窑类型地层的碳14年代经校正为公元前3000年左右。这是迄今在中国发现的最古青铜器物。此外年代较迟的早期铜器，近些年还有不少发现。

根据这些事实，有学者提出，一般称为新石器时代晚期的一些考古文化的性质应重新考虑。如仰韶文化一部分可划为早期铜石并用时代，龙山文化、齐家文化等则为晚期铜石并用时代。这一看法自然尚需讨论，不过在龙山文化晚期和齐家文化中，有关铜器的发现较多。相信随着田野考古继续开展，中国青铜器起源的脉络不久会得到阐明。

可以肯定的是，在新石器晚期文化里，已为青铜器的发展准备了种种前提条件。撇开冶铸技术方面的条件不论，青铜器的几项美术因素都能在新石器时代晚期找出前身。例如青铜工具和兵器的形制大都来自石器，而青铜容器则多是从陶器的造型移植的。青铜鼎、鬲、爵、斝之类，无不以对应的陶器为其原型。清代《西清古鉴》书中一件铜鬶，竟与龙山文化陶鬶酷似，这种模仿的例子是引人深思的。

青铜器纹饰也是如此。20世纪30年代山东日照两城镇发掘的若干龙山文化陶片，刻有类似青铜器的云雷纹等。这种刻纹陶器，后来屡有发现。青铜器纹饰中最为人注目的饕餮纹，也有久远的始源。两城镇采集的一件玉锛，两面线刻饕餮纹，有不同的图案结构。良渚文化玉器上面，更有多种多样的浮雕饕餮纹。最近在山西襄汾陶寺出土的龙山文化陶器、木器，多有彩绘，如在陶盘内底有蟠龙纹，其与青铜器花纹的渊源关系显而易见。

有兴味的是，青铜器的铭文也可追溯到陶器。仰韶文化的陶器符号，早有学者指为文字的萌芽。近年在山东的大汶口文化陶器上发现可释读为文字的符号，多达十余种，其在器物上的位置及装饰性的特点，均近于青铜器铭文。其中有的符号又和良渚文化玉器所见相联系。新石器时代晚期出现的这些文化因素，无疑对青铜器的发展起着推动的作用。

再举一个具体例证。日照两城镇龙山文化陶器有一种三角纹，以填斜线的和空白的三角形相间，可能是由编织器效仿来的。1977年，青海贵南尕马台齐家文化墓葬中出土一面铜镜，镜背正有这种三角纹的图案。另外甘肃武威皇娘娘台所出齐家文化铜刀残柄，也有较简化的三角纹。三角纹又是商代较早青铜容器上屡次出现的花纹。其间的连锁关系是颇清楚的。

上述尕马台铜镜是现已发现的我国最古铜镜，是一件罕见的艺术品。它的背纹是铸成的，以三角纹折转成圆周，中心衬成七角星形，有高超的意匠。就铸造工艺而言，镜原有纽，制作也较复杂。甘肃广河齐家坪也发现齐家文化铜镜，伴出有带銎和双耳的铜斧，同样要求复杂的铸造技术。当时青铜工艺的造诣，于此可见。

二里头乳钉纹铜爵

以河南偃师二里头遗址为代表的二里头文化，是紧紧上接龙山文化的。这种文化属于青铜器时代，已被公认。二里头文化青铜器的特点是，在工具、兵器、饰物之外新出现了青铜器，发掘品有爵，在非发掘品中还有角。

二里头的爵系以合范铸作，器胎很薄，鋬、流都具备，有的有细小的双柱。爵体朴素无饰的居多，或饰以乳钉等纹，鋬上有时有镂孔。个别的爵底周有覆盂形突缘，便于加温时吸热。角的年代可能略晚，底周有同样突缘，流作管状，上面有突起的扉棱。制造这么复杂形状的器物，当然需要一定的技巧和经验。

同一类器物有不同形制，也是这一时期青铜器的特点。二里头的兵器有戈有戚，戈更分曲内、直内两种，有的内上有美观的云纹。箭镞也有几种不同的形式。

二里头青铜器还出现了引人注目的嵌绿松石的技艺。一件圆形牌饰有绿松石嵌出的许多十字形纹，排成同心圆圈。这种罕见图案，只在上海博物馆一件铜钺上见过。二里头又出有一种长形牌饰，满嵌绿松石，构成绚丽的饕餮纹，有很高的艺术价值。

关于二里头文化相当什么历史朝代，眼下还有争论。学者有的主张其前半属夏代，后半属商代，有的认为整个属于夏代。我个人是主张属于夏代的。无论如何，根据这种文化的青铜器发展水平，推想夏代在青铜器时代范畴内，应该是可信的。这对于中国青铜器发展史的研究是一个非常重要的推论。

二

二里头文化以后的商代青铜器，可分为二里岗期和殷墟期两大阶段。殷墟期即商王盘庚迁殷后的商代后期。二里岗期是否包括商代最初一段，要看对二里头文化怎样认识，我们暂称之为商代前期。北宋以来许多著录中讲的商代青铜器，现在回顾，实际只限于殷墟期的器物。较早的二里岗期青铜器，是20世纪50年代通过河南郑州二里岗、辉县琉璃阁等地发掘才确定的。

二里岗期青铜器直接继承着二里头文化的若干特点，比如容器都是薄胎的。过去曾有人设想，比殷墟早的青铜器胎壁应当更厚，理由是范铸技术原始，似乎不易制成平匀的薄胎。事实证明，商代青铜器的发展恰好相反，是由薄胎进步到厚胎。

与二里头青铜器相比，二里岗期青铜器的器种显著增多，如烹炊器有鼎、鬲、甗，食器有簋，酒器有觚、爵、斝、角、尊、卣、壶、罍，水器有盘、盉，兵器有戈、矛、钺、刀、镞，工具有斧、锛等等，不胜枚举，商代常见的器种差不多已经齐全了。在形制上有不少特征，像鼎多锥足，爵、斝平底，觚体粗矮，容易判别。

这个时期青铜器的纹饰，总的来说是没有地纹，即没有作为图案衬底的花纹。容器上的纹饰大多作带状，有的兵器如钺也是如此，通体满花的器物还很少见。纹饰以饕餮纹为常见，其线条圆转流动，很有特色。在带状饕餮纹上下夹以联珠纹，是当时流行的设计。

突出的扉棱作为器物的装饰，也开始流行，见于较大的酒器尊上。扉棱作断续的云片形，轮廓圆转，和纹饰的线条相调谐。

有些二里岗期墓葬的随葬品，青铜器同其他器物合成一组。例如郑州白家庄二号墓出青铜鼎、罍、爵、盘，同爵相配的是象牙觚。郑州铭功路西侧二号墓有青铜鼎、斝、爵、觚等，其间又有原始瓷尊。看来青铜器和别的器物，在使用上当时还没有严格界限。

二里岗期已能制作大型青铜器。1974年，在郑州张寨前街出土两件大方鼎，较大的一件高达100厘米，重82.4公斤。方鼎虽大，相对说仍是薄胎。鼎腹特深，足中空，上粗下细，仍有锥足意味。腹上饰带状饕餮纹及乳钉纹方框，表现了二里岗期的特征。1982年，郑州向阳回族食品厂一处窖藏中又发现两件类似的大方鼎，形制、花纹均与张寨前街的相仿，高81厘米。由此可知，这样巨大的青铜器那时已不是个别的。郑州曾发现铸方鼎用的乳钉纹陶范，因此大方鼎可能即铸于当地。

这种大方鼎，口沿上有很高的立耳，腹大而足短，整个形状似若上大下小，不够平衡。但制作者在腹面上施加U字形三边的乳钉纹框，饕餮纹带不在口沿下而移到腹上中部，从而给人以重心靠下的感觉。这说明当时的匠师对器物各部分造型的调谐已经有了相当程度的认识。

铭文也在这个时期开始出现了。中国历史博物馆所藏的一件鬲，口沿内有一字，或释为“亘”。这是已知最早的青铜器铭文。

二里岗期青铜器的出土地点，分布得相当广。河南省境以郑州为中心，发现较多。湖北汉水之滨的随县、长江北岸的黄陂等地，都有发现。黄陂盘龙城所出数量多，造型风格和河南的很难区别，其精美程度也无逊色。此外，西至陕西，北到辽宁，都有二里岗期或与之近似的器物出土。

就青铜器发展而言，二里岗期（上层）与殷墟早期间恐怕还有缺环，并非直接衔接。1974年河南灵宝东桥发现的一批青铜器，便适于插入两者之间，河北藁城台西的部分器物也可能如此。这个问题有待今后进一步探究。

殷墟期的商代青铜器，是中国古代青铜器发展史上的第一个高峰。

这个时期青铜器的分布，比二里岗期更为广泛。其中心在河南安阳的殷墟，自北宋即有发现商代青铜器的记载。北到内蒙古，东到海，西至陕西，南至广西，都有殷墟期青铜器发现。无论数量还是质量，这一时期的青铜器都有空前的发展。

考察殷墟的考古成果，可知商代青铜器工艺在武丁之世开始进入盛期。武丁是商朝功业彪著的名王，《晏子》称他为天下之盛君。商人的社会经济在他统治的59年中取得较大的进展。1976年在殷墟小屯西北发现的妇好墓，墓主系武丁之妃，见于甲骨卜辞。墓中出土大量青铜器，仅礼器即有200多件，器种有圆鼎、方鼎、三联甗、簋、偶方彝、尊、方罍、壶、瓿、缶、觥、斝、觚、爵、盘、盉等，有些器形前所未见。由此不难推想，殷墟一系列王陵如未被盗掘，蕴藏的青铜器应该有多么华丽和丰富。

从殷墟最早的几座墓葬里，曾找到和二里岗期接近的青铜器。到妇好墓的时候，早期的遗迹已很少存在。

殷墟期的商代青铜器，胎壁都比较厚，形制进一步多样化，而且有地方性的特点。纹饰的演变尤为突出，不但流行通体满花，绝大多数有地纹，而且逐渐出现了在图案上重叠加花的所谓三层花，于是在青铜器上形成了繁缛富丽的新风格。这个风格在妇好墓青铜器中有充分的表现，传出于年代相近的侯家庄西北岗一〇〇一大墓的三件大型封口方盉，也是繁缛风格的较早代表。

以妇好墓的偶方彝为例。这件珍贵青铜器形如一对方彝骈列在一起，可是由于横长形如房屋，所以把器盖设计成四阿屋顶的样子，又在盖缘与器口相接处做出突伸的椽头。在青铜器上表现建筑的形式，是十分新颖的。

妇好鸮尊

偶方彝上面的花纹，除了一对口部向下的夔合成的饕餮外，还有立鸟、鸮面、象首等等，异常繁复，极富神秘的色彩。繁缛与神秘，可说是这一时期青铜器艺术的一个突出特点。

合范法铸造工艺，这时达到了很高的水平。殷墟苗圃北地发现的铸铜陶范，向人们显示了这一点。当时的匠师创造了很多极其精巧的器物，如殷墟所出中柱旋龙盂，在深腹的盂的中心竖立一枝花朵，绕以蟠龙，可用手拨动旋转。殷墟还出有能分拆的细颈卣，启盖后将颈部取下，原来是用以斟酒的觚。

这时青铜器还向大型继续发展。殷墟吴家柏树坟园出土的后母戊大方鼎，高达133厘米，因为胎壁厚重，重达到875公斤，是至今发现的最大的青铜器。铸造这样的重器，需要高度的技艺和组织劳力的经验。已有不少学者指出，这件巨大的青铜方鼎反映了商朝奴隶制的发达和人民高度的创造能力。

青铜器不仅有礼器、兵器和工具，还出现了较多的乐器和车马器。青铜乐器常见的一种是铙，三件或五件成组，也有单独一件的，被认为是钟的前身。铜鼓也出现过，但恐怕不是实用器。铜镜亦有发现，奇怪的是镜背花纹近于前述齐家文化铜镜，与其他青铜器有别，似乎铜镜本身有独立的工艺传统。

殷墟期青铜器有好多动物形的尊，可作立体雕塑观赏。最常见的是鸮尊、鸮卣，尊象一鸮，卣则表现两鸮相背而立。这种两动物形相背的器物，还有两羊相背的尊、两豕相背的卣等。象兽形的，尚有象尊、犀尊、豕尊等等多种。这一类青铜器，大多数饰有通体的复杂花纹，或在动物体上再附加各种奇禽异兽。

完全肖生的，可举商末的小臣艅犀尊为代表。这件尊与众不同，全身素面，但其造型十分生动逼真。特别是犀的首部，侧竖的两耳、圆睁的小眼，还有角和嘴的形状，都很写实，不愧是一件艺术杰作。

青铜器纹饰表现的动物，少数是肖生的，更多的则是神话性的禽兽。兽面形的所谓饕餮纹，此时应用更为普遍，有的可看出像龙、虎或者牛、鹿，多数则由夔龙一类神话动物复合而成，甚或附加其他动物形装饰，美观而又庄穆，显然与商人尚鬼的宗教意识有关。此外在纹饰中常见的，还有大小禽鸟、龙蛇、夔、象、蚕、蝉，以及圆涡纹、四瓣花纹、云雷纹等。

在花纹或铭文中嵌绿松石相当普遍，个别还有镶嵌红铜的。有的戈嵌有玉质的援，矛有玉质的刃，成为美观的复合器物。在河北藁城台西和北京平谷刘家河，先后发现嵌援铁刃的铜钺，尤为珍异，其年代都相当于殷墟期的早期，甚至再早一些。

殷墟期青铜器很多带有铭文，以简短几个字最多，内容一般是族氏、作器者名、祭祀对象等。其中族氏铭文常写得很图像化，追求美观的效果，以致被某些学者误认为中国最早的文字。到殷墟期的晚期，也就是商代末年，青铜器铭文显著加长，出现重要记事。铭文最长的有现藏日本的

卣，计47字。北京故宫博物院所藏四祀邲其卣，字数与之相近，是商朝最后一王帝辛时的器物。

这一时期青铜器已表现较明显的地方性。内蒙古克什克腾旗天宝同出土铜甗，是商代青铜器最北的一个地点。1981年，内蒙古翁牛特旗头牌子又发现二鼎一甗，甗上有两字铭文。其铸造技术比较粗糙，留有若干铸补的痕迹。山西石楼和黄河对岸与之相望的陕西绥德、清涧等地，出有大量有北方色彩的商代青铜器，如马首、鹿首的削，蛇首附环的匕之类，兵器的形制也很有特点。类似的器物，也发现于河北东北隅的青龙，并对河北北、中部有较大影响。

湖南是长江以南发现这个时期青铜器最多的省份。长沙、石门、华容、岳阳、宁乡、湘乡、安化、湘潭、醴陵、衡阳、邵阳以至常宁等地，都有发现。湖南商代青铜器大型的较多，铸作非常精细，宁乡的四羊尊为其代表作。湘乡的一件爵，高32.8厘米；华容的尊，高72.4厘米，均比中原所见为大。岳阳、宁乡、湘潭等地都出土大铙高70—80厘米，也是中原未见的。这种大铙在安徽、江苏、浙江也传有出土，近年更在福建建瓯发现一件，大小和作风都同浙江的相像，年代略晚。

1986年，在四川广汉三星堆先后发掘了分属殷墟早期和晚期的两座器物坑。1989年，在江西新干大洋洲发现了属于殷墟早期的一座大墓。两地都出土了大量青铜器，有的非常庞伟，有的十分精巧。一部分青铜器显然受中原文化的影响，另有一部分则具有突出的地方特色。

三

上面讲到晚商青铜器崇尚华丽繁缛，这和当时统治阶级中的奢靡风气有一定关系。商朝的统治终于在社会矛盾的浪潮冲击下崩溃，被在西方兴起的周朝所取代。这时，青铜器工艺的中心也随之转移到西周建都的陕西关中地区。

周文王都丰，武王以下都镐，称为宗周。丰、镐两地相近，在西安附近的长安县境，遗迹业已发现。该地做了多年的考古工作，收获甚丰，但青铜器发现相对说还不很多。这可能是由于周王陵墓不在近处，其他有关的重要墓葬群也别有所在。西周青铜器集中出土地是在岐山、扶风两县间的周原。周原本为迁丰以前的周人故都，后来分封给周、召二公，是王畿以内的又一政治中心。自西汉以来，该地就有发现青铜器的记录。在清代，周原连续出土著名重器，如天亡簋、大小盂鼎、毛公鼎等，都有极高的价值。从清末到现在，又多次发现青铜器窖藏，例如1890年扶风任家村的膳夫克器群，1933年扶风康家村的函皇父器群，1940年任家村的膳夫梁其器群，以及1960年扶风齐家村、1974年扶风强家村、1975年岐山董家村、1976年扶风庄白等处窖藏，都出有较多数量的重要的西周青铜器，为世人瞩目。研究西周青铜器，应以周原器物作为典型的代表。

周原以西的宝鸡，是另一处青铜器大量发现的地点。晚清在宝鸡斗鸡台出土的包括铜禁的一组青铜器，久已闻名于海内外。后来在同地戴家湾，又有大宗器物出土。附近传为西虢封地。在茹家庄、竹园沟、纸坊头等地发现西周前期墓葬群，瑰丽精美的器物很多，值得注意的是其间反映出西北民族的若干特色。西周青铜器在甘肃以至宁夏皆有发现，说明周朝和西北广大地区有很密切的关系。

在东方，作为周朝东都的洛阳，长期以来不断有重要青铜器出土。有名的令尊、令方彝等，即出于洛阳马坡。近年洛阳北窑一带发现大面积铸铜遗址，所出器范与附近西周墓葬的青铜器相对应。这里的青铜器铭文，出现了西周前期许多重要历史人物。东方各诸侯国的青铜器也很多，河南浚县辛村的卫器、山东曲阜的鲁器、北京房山琉璃河的燕器等，彼此有许多共同点。南方楚国的青铜器，也有一些佳例，其特色自然较多。

西周青铜器是直接沿袭晚商传统的。特别是东方商朝故地的器物，更能明显看出对商代青铜器的继承。可以作为周初器物特征的，如簋的方座，鼎、卣、方彝等器上突起特高的扉棱之类，只能说是细小的差别。武王时器如陕西临潼的利簋，成王前期器如河南洛阳的保尊、保卣，其铭文字体、格式均近于商代。想找出商、周青铜器间的截然界限，事实上或许是不可能的。

商末器物花纹缛丽的作风，在西周早期继续下来。饕餮纹、夔纹、鸟纹等这时仍然流行，并有多种多样的变化。试以周昭王前后的一类方彝为例，具体实例有上面提到的令方彝，洛阳小李村出土的叔牝方彝（或称王姒方彝）和1976年陕西扶风庄白出土的析方彝。这几件方彝都有通体的繁缛纹饰及扉棱。其花纹包括三层花的饕餮纹，还有双身一首的“肥遗”式的龙纹、长鸟和小立鸟、顾首卷尾的夔纹等。在把许多神异动物集合于一体这一点上，依然承袭着商代的作风。不过如令方彝有长达180余字的铭文，则是商代所未见的。

研究青铜器铭文的内容和书法艺术，不得不以西周为重点。这时像商代那种简短的铭文，数量也还很多，但从成王时期起，铭文有显著加长的趋势。康王晚年大盂鼎有291字，小盂鼎铭文更长到390字左右。古书说周人尚文，这可能就是一种表现罢。

周朝的统治在武王、成王两代奠立了基础，康王时进一步得到巩固。昭王南征，遭到严重挫折，穆王力图扩大王朝影响的行动也未取得预期效果。此后西周中期的几个王世，只能处于守成的局面。这种由盛而衰的变化，在青铜器上也有曲折的反映。穆王时期开始，青铜器纹饰渐趋简朴，带状花纹又流行起来。早期装饰最华丽的卣、方彝等器种，此时减少以至于消失。铭文字体也从雄肆转为规整，规范化的套语逐渐加多。只有钟的产生，是一新现象。

夷厉以后，周朝内外交困，虽有宣王中兴，仍不能挽回颓势。西周晚期青铜器虽然出现了簠、、匜之类新器种，但总的说来，铸造技艺有所退化，像前期那种精美的器物为数不多。

由纹饰角度看，西周青铜器的演变又反映了文化思想的变革。早期仍在风行的以神秘的动物形象为主的花纹，中期以后被分解和图案化，从而削弱了神话的意义。例如中期开始大量出现的窃曲纹，本自卷曲的夔龙蜕变而成，由于分解而失去了原有的整体形象。晚期最常见的重环纹，是截取龙蛇躯体上的鳞甲，形成一种简单的图形。这一类趋势，可能是礼制的宗教色彩减弱，逐步走向仪式化的一种表现。

器种方面，酒器的减少也是值得注意的。《尚书·酒诰》记载，周人鉴于商朝统治阶层酗酒沉湎，对饮酒设立了种种限制，以纠正社会风气。大盂鼎铭文也曾提到这一点。西周的酒器确比商代少，商代最多见的觚、爵、角、斝、尊、卣、方彝等，西周早期还多，中期后竟一起走向消灭。

西周青铜器的珍贵价值，突出表现在铭文上。西周是金文的最盛期，铭文所记内容十分广泛，涉及社会生活的许多方面，而以叙述祭祀、战争、赏赐、册命的为最多。古语云国之大事，在祀与戎，于此可得印证。有些学者说西周的长篇铭文价值足与《尚书》一篇相比，是并不夸张的。

武王时利簋铭文记牧野之战；成王时方鼎记周公东征，司徒簋记康叔封卫，何尊追述筹建成周；康王时小盂鼎记对方国的征伐；昭王时令簋等记南征楚荆；穆王时班簋记伐东国；共王时史墙盘概述周初以来史事；厉王时多友鼎记对猃狁战争；宣王时毛公鼎铭长497字，是现有最长的金文。此外，如卫盉、卫鼎、散氏盘等记土地转让，鲁方彝、兮甲盘等记商贾贸易，曶鼎、匜等记法律诉讼。这些不过是西周重要青铜器中的几个例子，其对研究当时历史文化的重要已可见一斑。

上面已经说到，西周早期铭文字体多遒劲雄肆，中晚期转入整饬，而懿、孝之时又有一些笔势散漫的铭文。由于西周王朝的统一，各地所出青铜器铭文，同一时期的字体每每相似，而纵观各个王世，又有复杂的变迁。对于研索古代书法艺术来说，西周青铜器铭文还有很多奥蕴，需要探求和阐明。

四

西周覆亡，周平王东迁之后，国家由统一而分裂，从春秋时期诸侯称霸，发展到战国时期列国分立的局面。过去被歧视为蛮夷戎狄的，如南方的楚、东南的吴越、北方的鲜虞（中山），也先后强盛。在诸侯国内部，卿大夫甚至家臣的势力兴起，甚至取公室的地位而代之。

东周青铜器的演变，充分反映了上述的社会变革。西周青铜器大多数属于王室和王朝臣属，进入东周，列国青铜器大量增加。包括一些“庶姓”小国，也都有器物出现。这样青铜器的地方性显著加强，呈现出多种风格争奇斗妍的新形势。

周室东迁，首先依靠晋、郑两国，不过郑国不久便中衰了。晋国在春秋时期一再建立霸业，是中原强国。晋人的青铜器，在美术和工艺上一直是比较先进的，而周、卫、鲁、齐等地器物风格与之接近，都属于中原青铜器的范畴。

秦国在宗周废墟上崛起，在春秋之世忙于巩固西方，很少东顾，和东方各诸侯国交往不多。因此，秦国的青铜器虽然也上承西周的统绪，但由于长期独立发展，形成了自己的一套风格。其春秋时器，如陕西宝鸡太公庙的秦公钟、镈，甘肃天水的秦公簋，形制、纹饰都有特点，与东方有别。它们的铭文字体，继承西周晚年的虢季子白盘，也成为独特的传统。

南方的楚国，这时仍受中原统治者的歧视，实际其文化已有很高的发展。楚人青铜器受中原因素的影响，随着楚国力量的壮大而递减，渐而建立自己的风格，对周围各诸侯国起着越来越大的影响作用，以至把周朝一些同姓诸侯如蔡国都囊括在其影响圈内。江淮下游的徐、吴、越三国，青铜冶铸工艺均甚发达。特别是徐国的礼器制作精美，吴越的兵器尤为精良，当时名闻天下。

如上所述，东周初即春秋早期的青铜器，在秦以东还是比较一致的。例如山东烟台、黄县发现的纪国器，曲阜、历城发现的鲁国器，河南三门峡发现的虢国器，湖北随县、京山发现的曾（随）国器之类，地域悬隔，组合和形制却多近似，纹饰仍以窃曲纹、重环纹、瓦纹等为主。这显然是西周晚期的延续。

青铜器的明显变化，起于春秋中期。我们觉得蟠螭纹的产生，可以作为当时新潮流的一种标志。所谓蟠螭纹，指以两条或更多的小螭龙相对纠结，作为花纹单位重复出现的一类纹饰。它自此时出现后，在青铜器上流行了几百年之久。蟠螭纹是由神话动物构成的，但和与它相配的绹索纹、贝纹、垂叶纹等等一样，只是图案，不再有神秘的意味。

与蟠螭纹的兴起平行，春秋中期开始，铭文也装饰化了。起初出现的，是文字的笔画变成线状，字形变长。到春秋晚期，南方流行在铭文文字上加以禽鸟形的饰笔，即成为鸟书；北方的晋国则把文字笔画写成中间膨圆、末端尖长，呈蝌蚪形，可能就是古人所讲的“科斗书”。两者都是我国古代的美术字体。

春秋中期偏晚的时候，青铜器上错金的技术开始出现。这种技术似乎是南北同时采用的。线刻花纹也为青铜器新添了光彩。这种装饰方式是春秋晚期开始的，可能与那时有了锋利坚硬的钢铁有关。春秋中期开始，嵌红铜的器物也较普遍，有些是透嵌的，从器壁两面都能看见，应该是在范铸时将预制的红铜纹饰铸入的。有趣的是，线刻、嵌红铜以及错金的装饰不大用于当时尚有遗留的传统花纹。特别是线刻，一开始就用以描绘燕乐、狩猎之类生活情景。

论青铜器的演进，春秋中期到战国中期是一个绚丽灿烂的大阶段。这是中国古代青铜器发展史上第二个高峰。

这里举三个地点出土的青铜器来代表这个阶段的卓越成就。

在南方，1978年发掘的湖北随县擂鼓墩一号墓出土了非常丰富的一批青铜器。这座墓属于曾（随）侯，但在楚国影响范围内，其器物可视为楚文化青铜器的典型。墓中青铜礼器和用器多达140多件，纹饰多为蟠虺纹（特别细密的蟠螭纹），普遍运用了嵌错、浮雕、透雕等艺术手法。其间有不少大型器物，如大缶、下有承盘的圆壶、冰鉴等。

铜冰鉴

冰鉴是极见巧思的用器。鉴为方形，内贮一件方壶，壶底用钩固定在鉴的内底上，然后有镂空的鉴盖套覆于壶颈。又如有细高足的鼎，也设计得十分巧妙，足间嵌入盛食物的盒，成为便于携带的旅行食器。

墓中发现的一组盘尊，通身饰极为纤细的立体的蟠虺纹，层次非常繁复，令人叹为观止，据研究是用失蜡法铸造的。过去人们不知道，在高度发展的合范法之外，中国古代也有如此发达的失蜡法铸造技术。继擂鼓墩的发现不久，在河南淅川下寺又出土用此法铸作的楚器，其年代较此早100余年，证明失蜡法在中国有着很长的历史。

这座墓还有一套编钟，有钟八组64件，悬在用佩剑人承托的曲尺形三层钟架上。编钟上有详记乐律的长篇铭文，音阶准确，至今仍能用来演奏各种乐曲。

据考证，擂鼓墩一号墓下葬于公元前433年，墓主只是已沦为楚国附庸的一个小诸侯，可是墓中青铜器物总重量约十吨，足见这一时期青铜冶铸的发展达到了惊人的程度。

在中原，20年代末至30年代初发现的洛阳金村墓葬群是战国时周朝的墓葬。这里出土的青铜器，如有名的令狐君嗣子壶和羌钟，曾有国内外许多学者做过研究。

金村所出成组的错金银礼器，特别引人注目。器物有鼎、簋、敦、壶、皿等种，都满施错金银的云形花纹，黄白相间，异常绚丽可喜。这一类云形纹盛行自战国中期，后来演变成延长婉转的云气纹，反映出一种新的意识和风尚。我们揣想，这种花纹可能和神仙思想的流行有一定联系。

金村青铜器有的还有更华美的装饰，如在错金银的壶上加嵌琉璃，色彩斑斓，增加了富贵气息。镏金的器物也出现了，如神兽形铜器足，这又为青铜器的装饰增添一种新的手法。

洛阳金村还出有一些立体的铜人，多为器座。它们和同出的银人一样，是古代造型艺术史研究上的珍品。

在北方，1974年以来发掘的河北平山中七汲中山王墓，所出器物同样精美绝伦。这里青铜器的特点和洛阳金村比较接近，错金银、镏金和包金的数量较多。墓葬的年代约在公元前308年左右。

错金银器最精巧的，应推一件龙凤方案。案面下有四鹿承托一圈，上面立有四龙四凤，互相交错，极见匠心。此外，还有错银有翼神兽和几种错金银兽形器座。其中一件器座做虎噬鹿形，造型非常生动，带有北方民族的风格。

中山王墓的铜灯特别华丽。一件银首人形灯，长裾博袖，手握龙蛇，共有三个灯盏。又一件树形灯，枝间有龙和禽鸟、猿猴，下面还有喂饲猴子的人，有15个灯盏。后一灯能够分节拆卸，节间有不同形状的榫连接，是同类器物中的绝品。

同时出土的鼎、壶等器，刻有长篇铭文。最重要的是铁足大鼎，器面刻铭76行，共469字，记述中山伐燕史事，足补史籍的不足。这是最长的战国金文，其字数仅次于前述西周晚期的毛公鼎。

通过上面的叙述，相信大家已了解到，这一阶段的青铜器业已复兴了繁缛富丽的风气。然而物极必反，从战国中期开始，素面的器物逐渐普及起来。这孕育着青铜器演进的又一新段落。

新的趋势同青铜器的日用化有关。战国之世，青铜器的使用范围比以前大为普遍，制造了更多的用器、兵器，在某些地区还有较大量的青铜农具。铜镜、带钩、玺印以及货币，都消费着巨量的铜。虽然当时铁器已经广泛使用，青铜器的生产仍在逐步上升。普及化的用器、兵器等自以素面的更觉适宜。战国晚期，这类器物在各地都占了多数。

这样讲，并不意味着青铜工艺停止发展了。以河南三门峡上村岭出土的几件战国晚期器为例，方鉴、方罍花纹都异常精细，或嵌以金丝，细如毛发，达到巧夺天工的程度。同时还有跽坐人形的漆绘灯，在器体上施加彩绘，在较早的青铜器上也是未见的。战国青铜器，至此已达到极致。

还有必要谈到铜镜的惊人发展。上文提到商代及其以前的几面铜镜，西周至春秋时的镜虽有发现，数量也不多。铜镜是在战国中期兴盛，并成为一种特殊的艺术品的。战国镜已经发现的，以楚国的为多，周、三晋、燕等国的也有所见。除一些素镜外，铜镜多有各种各样的纹饰，与其他青铜器不同，有本身独有的艺术传统。洛阳金村的镜，有以不同金属复合的，有错金银的，有镶嵌玉和琉璃的，备极精美。楚镜出于长沙和寿县一带的，花纹变化甚多，仅山字一种即有三山、四山、五山甚至六山之别，其传流直到汉初。此外还有镂空镜背的、施加彩绘的，不能缕述。

五

秦始皇兼并了东方六国，建立起中央集权的政权，青铜器也出现了新局面。这时的器物基本上继承秦国的传统，一般为素面，铭文也采用秦的字体，东方六国的文字归于销声匿迹。

虽然如此，六国青铜器的影响还是存在的。例如湖北云梦睡虎地出土的器物，铜镜之类显然是楚人的风格。各地的秦墓中，每每有六国的器物出现，大约都是兼并战争过程中落于秦人之手的。

秦不仅统一文字，又通过政令统一度量衡，因而有始皇和二世诏的度量衡器成了此时多见的物品。由于秦朝国祚短促，可判别的其他秦代器并不很多。秦始皇陵发现的各种器物，特别是1980年在陵西侧出土的两组铜车马，最为重要。通过铜车马的修复知道，其结构非常复杂，如其一组系由3000多个部件组合而成，除青铜部件外，还有一些金银饰件。据研究，部件都是先分铸，然后用嵌铸、铆接、焊接、销钉固定等方法组合在一起。车前驾四马，车上有御者，其大小均为实际人和车马的二分之一。通体有彩绘，车上的花纹以云气纹和菱形纹为主。这两组铜车马形大而细致精巧，有很高的艺术价值，代表了秦代青铜器工艺的高水平。

秦汉的常用青铜器物，形制多固定化。器种虽有创新，但是一经定型，变化不多，如酒樽、博山炉、鐎斗、洗之类，都是如此。不过正如商周时一样，王室以及诸王的器物集中当时工师智慧，艺术性之高终与一般不同。

1968年发掘的河北满城陵山西汉中山王墓曾引起学术界的很大惊异。据研究这是中山靖王刘胜及其妻窦绾的墓。所出青铜器广泛采用的错金银、镏金、镶嵌等技艺，在战国时期奠定的基础上又有新的进展。以错金博山炉为例，下有镂空器座，炉盖制成多层峰峦，许多人兽出没其间，通体饰以错金云气纹。又如一对错金银鸟书铜钟，用金银丝错成的文字作为图案，也是前所未见的珍品。

满城墓内又出有长信宫灯，作镏金的宫女执灯形，灯光照射方向可以调整。灯上有“阳信家”，铭文共六处。1981年，在陕西兴平汉武帝茂陵附近发现一处从葬坑，出土一大批“阳信家”青铜器。所云“阳信家”，我曾指出系指武帝之姊阳信长公主。这批器物中有长76厘米的镏金铜马，有带高柄高58厘米的镏金博山炉，华贵奢侈，只有皇家才能使用。

在此还应提到新莽时期铸造的青铜器。该时器物与秦代相似，也以度量衡器为多。王莽刻意复古，青铜器亦有追求仿古的倾向，其质地大都精良，铸作规整，就技术言是值得称道的。

写到这里，我们应该回过头去追溯一下少数民族地区青铜器的发展。

前文已经简单地涉及北方民族早期的青铜文化。从东北到西北，辽阔的幅员上很多地点有青铜器发现，以往外国著作试称之为“鄂尔多斯”式青铜器。以现在知道的材料看，其分布范围远远超过鄂尔多斯的范限。北方青铜器属于相当于商周以至秦汉时期的不少以游牧生活为主的民族，已有学者将之与文献上的山戎、北戎、匈奴、鲜卑等等试行联系。

北方青铜器有一些典型器种，首先是不同类型的青铜短剑，还有动物首的削、动物花纹的饰牌、立体动物形的饰物等。作为主题的动物常为生活在草原上的羊、马、鹿和禽鸟。一种立耳深腹、下有喇叭状圈足的铜鍑，也是北方青铜器特有的，其年代下限可迟到北魏。

吴、越以南东南地区的青铜器也可上溯到较早的时期。这一地区的东周器物，如广东清远、广西恭城等地所出，受中原文化影响较深。广州、桂林、平乐等地点，都有发现秦代青铜器的记载，其兵器应即秦始皇南征岭南时带去的。当地民族，学者以为即文献中的百越。

近年东南地区有不少重要发现。1976年广西贵县（今贵港市）罗泊湾发现西汉前期墓，所出竹节铜筒等上有漆绘图画，殊为珍异。同出还有三件铜盘，据报告“内底有明显地在冲压过程中产生的辐射线，可能是简单的机械手工制品”。1983年，在广州象岗山发掘了一座南越王墓，青铜器数量繁多，有的与中原同型，有的则富于地方色彩。例如八件一组的编铙，与商代的铙有渊源关系；又如金饰牌，有北方式的斗兽纹，所反映的文化传统都发人深思。

云南石寨山出土的吊人铜矛

在西南，四川和贵州、湖北靠近四川的地带出有巴蜀青铜器。这一地区青铜器最早的，如四川新繁水观音、彭县竹瓦街所出，时代早到商代至西周早期，明显受到中原的影响。竹瓦街的罍，形制、纹饰均同辽宁喀喇沁左翼蒙古族自治县的相近。此后巴蜀青铜器有自己的发展脉络，特别是不同类型有胡、无胡的戈，附双耳的矛，柳叶形的剑，圆刃的钺等兵器，较为多见，有明显的特征。在兵器和一些其他器物上，还常有一种符号，有学者称之为巴蜀文字。

鍪、釜、甑等在巴蜀流行。1980年，在四川新都马家公社发现蜀国大墓，时代推断为战国中期，其中已有这些器种，比它们在秦国出现为早。估计它们由蜀入秦，后来随着秦的统一，在各地广泛使用。

贵州的其余部分和云南，包括古书中夜郎和滇的地区，又有一大类少数民族青铜器，有的论著称之为西南夷系统的器物。其中云南所出被认识最早，研究也比较多。当地考古工作者已将这里的青铜文化划分为滇池地区和滇西地区等类型，前者更为发达。

1955年以来在云南晋宁石寨山做过多次发掘。该地墓葬群的年代是战国时期到西汉末，而以西汉后期的为主。出土物有滇王之印，说明了青铜器的族属。这里青铜器异常丰富，最有意义的是在不少贮贝器和饰牌上有当时的社会生活形象，如祭祀、乐舞、生产、战争等等。

石寨山青铜器的制作技术很高，有的错金、镏金、镀锡，有的镶嵌绿松石或玉石，还有铜铁合制的器物。

综上所述，我国边远地区古代少数民族的青铜器种繁复，到西汉时期大多进入盛期，与内地的青铜器一起形成缤纷多彩的局面。

中国古代青铜器的发展，到东汉为其尾声。这时仍然有一些艺术杰作，例如甘肃武威雷台的车马俑群。其中“马踏飞燕”，以意境超绝而脍炙人口。不过，就整个趋势而言，这一时期青铜器除铜镜而外，业已归于衰落了。

铜镜在两汉正处于繁荣期。汉初铜镜虽继续以往的传统，但很快便发展出新的形式和纹饰。镜铭那时也开始出现了。汉代四百多年间，铜镜的样式不断更新，利用了多种多样的装饰技巧，在面积有限的镜背上创造了无穷的变化。汉镜的铭文，不少是很好的诗篇，在文学史上也有相当的地位。

汉镜有许多珍品，有的不但精美，而且很大。例如河南永城发现的西汉前期残镜，有人物彩绘，估计其直径竟有45厘米以上。1979年在山东临淄窝托村出土一面同时期长方形镜，长115厘米，饰连弧纹与云气纹。我们知道，这时期的圆镜常有以连弧纹饰边的，这面长方形镜仍以连弧纹饰边，化圆为方，在图案设计上也得到成功，实属罕见。

魏晋以下，铜镜依然是一种重要的艺术品。到隋唐，又出现了好多精美绝伦的铜镜，并新采用了嵌螺钿、金银平脱之类前所未有的装饰方法。作为千家万户不可缺少的日用物品，铜镜的生命一直延续到清代。

古代青铜器的研究，现在成为中国考古学和美术史的重要分支。本文所提到的，只是数以万计的青铜器中最有代表性的一部分珍宝。相信在未来的考古工作里，还会把更多的宝藏发掘出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