林梅村：丝绸与中国文明

论地理，欧洲跟中国遥相睽隔，然而艺术史家和文明史家知道，这地域的悬隔未尝阻碍东西方之间所建立的必不可少的相互接触，跟今天的常情相比，古人大概比我们要坚毅，要大胆。商人、工匠、民间歌手或木偶戏班在某天决定动身起程，就会加入商旅队伍，漫游丝绸之路，穿过草原和沙漠，骑马甚或步行走上数月，甚至数年之久，寻求着工作和赢利的机会……

我相信到处流动的工匠也把一些绘画方法带到亚洲，我们在敦煌和其他地方发现了他们的作品。他们从希腊和罗马绘画中学会了一些表示光线和大气的方法，并把那些技巧纳入了自己的技术范围之中。……早在汉代，就有一些装饰艺术母题从欧洲传入中国，特别是葡萄叶纹及葡萄饰，还有莲花纹。这些花卉漩涡纹已被中国工匠改造后用在了银器和陶器上。[1]

——贡布里希（E.H.Gombrich）

第一节　丝绸之路的定义

中国文明与欧、亚、非三大洲的古代文明很早就开始接触，相互影响，相互交流。这些古文明之间的交往路线一直没有概括性名称。1877年，德国地理学家李希霍芬（Ferdinand von Richthofen）在他的名著《中国》一书中首次提出“Seidenstrassen”（丝绸之路）一名。他对丝绸之路的经典定义是：“从公元前114年到公元127年间，连接中国与河中（指中亚阿姆河与锡尔河之间）以及中国与印度，以丝绸之路贸易为媒介的西域交通路线”。[2]这个名称很快得到东西方众多学者的赞同。英国人称为“Silk Roads”；法国人称作“La Route de la Soie”；日本人则称“绢の道”或“シルク口ード”，皆为丝绸之路一词的各种译名。

1910年，德国史家赫尔曼（Albert Herrmann）从文献角度重新考虑丝绸之路的概念，并在他的《中国和叙亚之间的丝绸古道》一书中提，“我们应该把这个名称的涵义延伸到通往遥远西方的叙利亚的道路上”。[3]

1-1 丝绸之路研究之父李希霍芬

李希霍芬之所以把丝绸之路的开通定在西汉使者张骞两次出使西域之后，[4]是因为张骞说他访问中亚诸国时“其地皆无漆丝”。这个记录被司马迁抄入《史记·大宛列传》。所以他特别强调张骞通西域的重要性。赫尔曼把丝绸之路的西端定在叙利亚，则是因为张骞通西域不久，中国丝绸就沿丝绸之路运到了罗马帝国境内。公元前65年，庞培率罗马远征军攻占地中海东岸，随后叙利亚并入罗马帝国版图。因此，赫尔曼提出丝绸之路上的文化交流不限于中国与中亚和印度之间，而且还存在于中国与罗马之间。

第二节　丝绸之路的新认识

随着丝绸之路研究的深入，尤其是考古发现极大地开阔了人们的视野。从时间上，考古新发现把东西方丝绸贸易的开端追溯到公元前4世纪甚至更早时期。从空间上，文献记载和考古发现相互印证，说明张骞通西域不久，罗马帝国首都罗马城就出现了中国丝绸。因此，研究者一般把罗马视为丝绸之路的终点，并把汉唐中国古都长安和洛阳视为丝绸之路的起点。也有学者认为，这条路可以向西伸展到意大利的威尼斯，向东延伸至日本的奈良。因为威尼斯是马可波罗的故乡，而奈良正仓院珍藏的染织遗宝，超过了十万件，如果加上法隆寺保存下来的丝织物，据说可以囊括中世纪的各类丝绸。

1-2 汉代西域诸国图（选自南宋志磐撰《佛祖统纪》）

除了沙漠之路这条主干线外，丝绸之路还有许多重要的分支路线，它们是：1．草原之路；2．海上交通；3．唐蕃古道；4．中印缅路；5．交趾道。在某些时期，有些分路线的重要性不亚于沙漠之路。最早的丝绸贸易就是从草原之路开始的，而唐代以后，东西方的交往逐渐改走海路，并在公元15世纪人类进入大航海时代以后，最终取代了传统的陆路交通。

今天，我们对丝绸之路的认识固然比李希霍芬时代深入得多，虽然他和赫尔曼对丝绸之路的经典定义已不能概括目前所知丝绸之路的全部内涵，但是他们提出的基本概念并未过时。他们把丝绸之路的研究放在中国文明与地中海文明之间的文化交流的基点就是不可动摇的。要想解决这个问题，只研究中国和罗马是不够的，必须兼顾两者之间的中亚、印度、伊朗和欧亚草原游牧人所起的中介作用。因此，我们把丝绸之路定义为：古代和中世纪从黄河流域和长江流域，经印度、中亚、西亚连接北非和欧洲，以丝绸贸易为主要媒介的文化交流之路。

第三节　从世界五大纺织体系看中国文明

中国文明对旧大陆其他古代文明的发展产生过巨大影响。最能说明这个问题的就是中国发明的丝绸及其在古典世界的传播。

欧洲文明起源较晚，最早出现在克里特岛和以迈锡尼为中心的希腊半岛南部地区（前1900—前1500），两地都在爱琴海，故称爱琴海文明。生活在这里的希腊人以及希腊文化的继承者罗马人皆以亚麻和羊毛为纺织纤维。

一般认为，希腊和罗马的纺织文化来自近东。地中海沿岸自古以来就有发达的古代交通，爱琴海文明的创造者不难从一海之隔的近东吸取文化营养。羊毛最先在美索不达米亚作为纺织材料使用，见于伊拉克施米尔的古巴比伦遗址；亚麻纤维的使用起源于埃及，如埃及萨克拉遗址的亚麻。印度纺织文化自成体系，主要以棉花为纺织原料，包括草棉和木棉两类，棉纤维的使用在印度河古文化遗址摩亨佐达罗（Mohenjodrao）已有大量发现。美洲的玛雅人使用羊毛和棉花作为纺织纤维，但品种和旧大陆的不同，应该有自己独立的起源。在世界最古老的六大文明中，只有中国使用丝纤维。[5]

1-3 埃及出土亚麻布，公元4—7世纪

早在新石器时代中期，黄河和长江流域的古代居民就开始饲养家蚕并缫丝织绢。仰韶文化半坡时代的陶器底部打印有丝绸的印迹，说明丝绸的起源至少要追溯到距今5000—3000年前。蚕丝不易保存，最早的实物标本出自浙江省钱山漾公元前4750年的良渚文化遗址。这个遗址出土了丝带、丝线和一块丝质的X绢片。据切片分析，所用丝纤维截面积为40平方微米，丝素截面呈三角形，全部出于家蚕蛾科的蚕。在此前后，黄河流域的仰韶文化遗址，如山西夏县西阴村和河南荥阳的青台村的仰韶文化遗址，也发现过家蚕和丝绸的遗迹。[6]

商代（前1500—前1100）中国丝织物已达到相当高的水平。由于丝绸制作工艺复杂，即便在丝织业发达的黄河和长江流域，长期以来也只是王公贵族享用的奢侈品。一般百姓只穿葛布或麻布，所以下层百姓又叫“布衣”。商代社会青铜礼器被视为至尊之物，商代贵族随葬的青铜礼器有时用丝绸包裹，出土时往往留有丝绸的痕迹。1937年瑞典学者西尔凡（V.Sylwan）发现瑞典远东博物馆收藏的商代青铜容器和青铜钺的铜锈粘有丝织物痕迹。据她研究，这是一种平纹地经线显菱形花纹的单色丝绸，一个菱形花纹的纬纱循环为30根。西尔凡将这种丝绸的编织法命名为“商式组织”。[7]这种丝绸就是中国古籍所说的“绮”。

1-4 新疆营盘墓地出土罗马艺术风格的毛织物

1-5 三种商代丝绸图案和周原古墓出土玉蚕

中国学者又在故宫博物院收藏的商代铜戈和商代玉刀上发现丝织物痕迹。据分析，其中有些丝绸的编织组织比远东博物馆发现的菱格纹图案复杂得多，每个回纹由35根经线和28根纬线织成，平纹地菱形花；菱形外围线条较粗，自然构成一组几何纹图案；图案对称协调，层次分明。除菱纹外，故宫藏商代玉刀上还发现云雷纹图案的丝绸。[8]商代丝绸种类，除了绢和绮外，还有了刺绣。凡此表明，中国纺织技术发展到商代已经相当发达。

在陕西扶风县周原的西周古墓发现了工艺精美的玉蚕，反映了周人对丝绸生产的重视。战国时代中国丝绸品种中又增添了织锦。20世纪80年代初在湖北江陵马山战国墓中发现了精美的织锦和刺绣。锦和绣都是名贵的丝织物。中国成语用“锦绣山河”来形容山河之美。20世纪40年代，在阿尔泰山区巴泽雷克墓地发现的战国时期的凤纹刺绣，则说明中国的丝绸就在这个时期开始走向世界。

汉代丝绸继承了战国时代的传统。1972年长沙马王堆两座汉墓中出土了大批西汉初年的丝绸，除了绢、绮、锦、绣之外，又有了高级的圈绒锦印花敷彩纱和提花的罗纱（罗绮）。20世纪初叶以来，在塔里木盆地古代遗址不断出土各种汉代丝绸，在罗马帝国东方行省帕尔米拉和罗马本土意大利也发现了汉绮。克里米亚出土的汉绮说明罗马的丝绸是从欧亚草原传入欧洲的，并逐渐形成丝绸之路的草原路线。[9]

1-6 巴泽雷克出土凤鸟纹丝绸马鞍垫

第四节　丝绸在中国文明发展过程中的作用

丝绸是古代中国最重要的发明之一，它的出现对后来中国经济、文化和科技的发展都产生了巨大影响。

一、在文化方面，中国最早的文字甲骨文中出现了桑、蚕、帛以及偏旁从丝的100多个与丝有关的字。中国第一部字典《说文解字》收录丝旁字达267个。丝绸还影响到中国古代文学。《诗经》、《乐府词》以及古代成语随处可见和丝绸相关的内容，如“锦绣山河”、“作茧自缚”。

二、在科技方面，中国古代四大发明中有两项发明和丝绸密切相关。纸的发明就直接受到丝绸生产技术，尤其是“漂絮”制丝过程中产生的丝茸沉淀物的启发。而“漂絮”制丝绵的过程不仅提供了将纤维原料通过草木灰水蒸煮，水浸脱胶，除去杂质，将纤维提纯的技术，还提供了将含有纤维束的纤维原料经水浸增加机械强度，不怕敲打的技术。这两项技术是造纸过程中必不可少的。[10]印刷术的发明与秦汉以来丝绸印染技术中的凸版印花有直接关系。可以说，丝织技术的发明实际上是纸和印刷术两大技术发明的先导。

1-7 斯坦因在楼兰LC墓地发现的东汉“锦”字织锦

三、在经济方面，丝绸是古代中国与西方诸国进行经济交流的主要产品，丝绸以及中世纪的瓷器使中国在与西方长达数千年的经济交往中一直处于优势地位。

总之，中国的丝绸从发明到走向世界有着十分清楚的历史，长期以来中国又是世界上唯一从事丝织手工业的国家。所以中国对人类物质文明的这项重大贡献为世界所公认。丝绸以其鲜明的独创性、精湛的技艺和富于想象力的艺术图案使中国文化自立于世界优秀文化之林。

1-8 湖北江陵马山1号墓出土战国丝绸

注　释

[1]　引自贡布里希著，范景中译：《艺术发展史》前言，天津：天津人民美术出版社，1991年，页7。

[2] Ferdinand yon Richthofen，China,Ergebnisse eigener Reisen und darauf gegründeter Studien,Bd.1,Berlin,1877,p.454.

[3] Albert Hermann,Dielten Seidenstrassen zwischen China und Syrien,Beitrage zurlten Geographie Asiens,Bd.I,1910,p.10；据报道，中国的丝绸曾发现于欧洲哈尔斯塔特文化（前6世纪）凯尔特人的墓葬。参见V.H.Mair,“Old Sinitic MyaG,Old Persian Magua,and English‘Magician’,”Early China 15,1990,p.44。

[4]　张骞第一次出使西域在公元前138—前126年，第二次在公元前115—前114年。

[5]　布目顺郎：《养蚕の起源及古代绢》，京都，1979年（书评见高汉玉、包铭新《一部论述蚕丝源流的科学巨著》，《亚洲文明》第2卷，合肥：安徽教育出版社，1992年，页261—265）；赵丰：《丝绸艺术史》，杭州：浙江美术学院出版社，1992年，页8—9。

[6]　陈维稷：《中国纺织科学技术史》，北京：科学出版社，1984年，页33—34。

[7]　V.Sylwan,“Silk from the Yin Dynasty,”BMFEA 9,1937,pp.119—126．

[8]　陈绢绢：《两件有丝织物痕迹的商代文物》，《文物》1979年第12期。

[9]　夏鼐：《中国文明的起源》，北京：文物出版社，1985年，页48—50。

[10]　潘吉星：《中国造纸技术史稿》，北京：文物出版社，1979年，页28—2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