汤用彤先生——贯通中西、华梵的大学者

原编者按

1952年，院系调整后的北京大学哲学系汇聚了现代中国最优秀的哲学家，如汤用彤、胡世华、贺麟、郑昕、容肇祖、汪子嵩、任继愈、邓艾民、张岱年等。商务印书馆新近推出《北大哲学系1952年》一书，呈现二十余位学者的传记文章，介绍这些学者的生平事迹、人格气象以及学术成就，通过当下的追忆与哲学大家重逢。从本期开始，本报“书品”版将节选部分文章刊发，以飨读者。

汤用彤（1893—1964），字锡予，祖籍湖北省黄梅县。1912 年考入清华学校，1916 年毕业留校，出任国文教员，并任《清华周刊》总编辑。1918 年赴美留学，先入汉姆林大学，主修哲学。1920 年转入哈佛大学研究院，1922 年获哈佛大学哲学硕士学位。同年回国，历任东南大学、南开大学、中央大学哲学系教授，1930 年出任北京大学哲学系教授，自1934 年起任哲学系主任。1947 年当选为中央研究院院士、评议员，兼任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北京办事处主任。1949年2月，出任北京大学校务委员会主席。1951 年后一直担任北京大学副校长，并曾任中国科学院历史考古专门委员，《哲学研究》、《历史研究》编委。1955 年当选为中国科学院哲学社会科学部学部委员。汤用彤先生是现代中国学术史上少数几位会通中西、接通华梵、熔铸古今的国学大师之一。他精通内外经典，并接受过严格的外国哲学、语言和治学方法的训练；治学严谨，他的学术著作如《汉魏两晋南北朝佛教史》《印度哲学史略》《魏晋玄学论稿》等，在出版几十年后仍然是国内外学术界公认的权威性经典著作。汤用彤先生一生抱定“昌明国粹，融化新知”的为学宗旨。他认为，需要通过对民族文化自身发展、演变的历史及中外文化交流史的客观研究，从中总结规律，展示经验和教训，以解决中国文化如何发展的重大问题。他特别强调，在冲突、调和、融合的文化交流中，外来文化不会完全改变本土文化的根本特性。汤用彤本着“文化之研究乃真理之探求”的治学精神，精考事实，探本求源，平情立言，其结论宏通平正，对今人的学术文化研究和中国文化的建设都具有重要的参考价值和启迪意义。汤先生的著作今人编有七卷本《汤用彤全集》，收集了可以找到的已刊和未刊汤用彤的论著和读书札记、教学讲义及提纲、演讲提纲、信札以及学生的听课笔记。

在20世纪的中国哲学界，汤用彤先生的学问之博大当世罕有人及，用钱穆先生的话说，他“于中、西、印三方思想同有造诣”。汤用彤先生执教南北各大学期间，几乎讲授过哲学系的所有课程，最擅长讲授的是西方哲学中的欧陆理性主义、英国经验主义和印度哲学，中国佛教史，以及中国哲学中的魏晋玄学。

汤用彤先生最有代表性的学术成果莫过于《汉魏两晋南北朝佛教史》与《魏晋玄学论稿》两部著作了。《汉魏两晋南北朝佛教史》是在讲义的基础上编成，汤用彤先生自述说：“十余年来，教学南北，尝以中国佛教史授学者。讲义积年，汇成卷帙。自知于佛法默应体会，有志未逮语文史地，所知甚少，故陈述肤浅，详略失序，百无一当。惟因今值国变，戎马生郊。乃以一部，勉付梓人。非谓考据之学，可济时艰。然敝帚自珍，愿以多年研究之所得，作一结束，惟冀他日国势昌隆，海内又安，学者由读此篇，而于中国佛教史继续著作，俾古圣先贤伟大之人格思想终得光辉于世，则拙作不为无小补矣！”贺麟先生在《五十年来的中国哲学》中如此评价汤用彤先生的著作：“写中国哲学史最感棘手的一段，就是魏晋以来几百年佛学在中国的发展，许多写中国哲学史的人，写到这一时期，都碰到礁石了。然而这一难关却被汤用彤先生打通了。……所著的《汉魏两晋南北朝佛教史》一书，材料的丰富，方法的谨严，考证方面的新发现，义理方面的新解释，均胜过别人。”贺麟所论及的材料、方法、考证、义理四个方面，正是一部好的哲学史或佛教史所必备的，而汤用彤先生在这四个方面都“胜过别人”，他的著作自然也就成为第一流的著作，是这一领域中的典范，标志着中国佛教史研究成为一门系统的科学而在20 世纪的现代中国学术中占有一席之地。

在后辈学者的记忆中，汤用彤先生是一位蔼然仁者，一位能让学生感到如沐春风的良师。季羡林先生回忆说：“先生虽留美多年，学贯中西，可是身着灰布长衫，脚踏圆口布鞋，望之似老农老圃，没有半点‘洋气’，没有丝毫教授架子和大师威风，我心中不由自主地油然而生幸福之感，浑身感到一阵温暖。”又说：“他面容端严慈祥，不苟言笑，却是即之也温，观之也诚，真蔼然仁者也。”（本文节选自商务印书馆《北大哲学系1952年》）

来源：《中国社会科学报》第369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