费孝通：中华文化在新世纪面临的挑战

我觉得很荣幸能参加这次“中华文化与21世纪国际学术研讨会”，因为这个研讨会对我来说是一个极好的学习机会。我自从参加中华炎黄文化研究会以来，一直觉得自己对我们常说的中华炎黄文化，也就是现在所说的中华文化，缺乏深刻的认识，一直想找机会向学者专家们请教学习。我衷心支持和愿意积极参加这次“国际学术研讨会”，因为我相信这个研讨会不仅能满足我个人急迫的学习上的要求，而且更重要的是为了适应我们的中华文化进一步发展的实际需要。

每一个人，都依赖他所受之于前人的文化取得生存的物质和精神基础，并生活在人和人组成的社会中。人类历史发展到最近几个世纪，发生了激速的变动。社会和世界日新月异，个人赖以生存和生活的文化也必须适应这些动态。当前世界上各个文化都面临改革的选择，事关存亡绝续，历经着和面临着不断的挑战，我们中华文化并非例外。

在我看来，中华文化在新世纪面临的一个推陈出新、继续发展的迫切课题，是我们作为炎黄子孙、中华民族这一代的成员，首先要实事求是地认识我们受之于历代祖先的中华文化。人贵有自知之明，一个文化也不能没有实事求是的自觉意识。获得“文化自觉”能力的途径离不开对中华文化全部历史及其世界背景的认识，在20世纪向21世纪过渡的关口提出这个课题，着重加深对我们亲身经历的这段中国和世界历史的认识也许更具现实意义。

一

文化自觉，意思是生活在既定文化中的人对其文化有“自知之明”，明白它的来历、形成的过程、所具有的特色和它发展的趋向。自知之明是为了加强对文化转型的自主能力，取得决定适应新环境、新时代文化选择的自主地位。

经过将近20年来对中国改革开放过程的追踪观察，我从中国经济和社会发生的深刻变革中意识到，中国正在走上小平同志所说的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道路，通过四个现代化，开创出人类历史上追求发展、繁荣、文明、富强的新天地。可以说，20世纪最后20年中国经济的持续高速发展，使中华文化焕发出了自从鸦片战争以来未曾有过的强大生机。这种生机的生成时间恰逢新旧两个世纪的交接，为中华民族加强文化转型的自主能力、取得新时代文化选择的自主地位、在世界新文化的生成过程中发挥更大的作用提供了物质条件和精神自信。

历史上，中华文化的包容性是一以贯之的。但是，这种包容性并非在任何时代都能得到充分的体现。事实上，它的充分体现总是与某些历史时期相联系。根据常识可以知道，春秋战国时期、两汉时期、盛唐时期，都是中华文化的包容性得以充分体现的辉煌时期。这可以给我们一个有益的启示，文化特色的发扬，离不开强盛的国力。如果我们有理由认为，中华民族在新世纪中又将进入一个强盛时期，我们就应该意识到，生活在新世纪中的中国人正面临着一个充分发扬中华文化特色的历史机遇的到来。

历史发展到一定的时期，总是需要找到一个地方和一群人来发扬一种新风气。我想，当前需要的新风气就是文化自觉。最近一个时期的很多迹象都提示我们，现在世界上的各个民族都开始要求自己认识自己的文化，提出了一系列的问题：为什么我们这样生活？这样生活有什么意义？究竟应该确定什么样的生活方式和发展目标？怎样实现这样的生活方式和发展目标？人文科学负有答复这一系列问题的重大责任。现在自然科学发展很快，人对人类本身的生物学研究已经达到绘制基因图谱的地步，科技研究的空间发展已经从地球扩大到了太空。以人文科学来说就要看我们如何跟上时代，认真地各自认识自己的文化了。我感到，目前正在兴起的文化自觉这股风气已经在许多先进国家中酝酿和展开。我们中国要抓住这个历史机遇，参与和推动这股新风气。从文艺复兴到19世纪，西方出现过“人的自觉”，写下了人类文化发展的重要篇章。看来21世纪将开始出现“人类文化的自觉”了。在新一页人类文化发展史上，应该有中华民族实现文化自觉的恢弘篇章。

二

即将过去的20世纪的历史事实，会对新世纪中的文化自觉风气发生重要影响。我出生于1910年，基本上可说是和20世纪一起走了过来。作为一个以社会人类学为职志、一生关注社会文化变迁的学者，我的切身经历和感受，也许可以认为是对这段历史的一点印证。

“地球越来越小了”——这是我一生经历中最深刻的感觉。七八十年前，我心目中的外婆家相当遥远，要在运河上坐一条手摇的小木船走上一整天。一早上船，船上用餐，到外婆家已近黄昏。实际距离多远呢？15公里。现在通了公路，中间不阻塞，十多分钟就可以到达。距离的概念已经用时间来计算了。这是一个具体例子，说明现代化在人和人的关系上表现得最深刻的就是距离缩短了，接触加多了，范围扩大了，往来频繁了。全人类就这样被疏疏密密地编织在了一起，出现了一个全球性的世界大社会。

再一个给我深刻感受的经历是战争。20世纪的前一半时间里，发生了两次被称为“世界大战”的重大事件。20世纪之前，世界规模的战争是没有过的。进入20世纪之后，居住在这个地球上的人们已经联系得休戚相关，如此密切，甚至可以在世界规模上用枪炮来对话了。战争固然出于对抗，对抗却也是一种难解难分的联系。利益上的你争我夺，决不会发生在互不相关的绝缘体之间。对抗不仅表示了联系，并且也总是以加强联系为终结而终于导致联合。

联想到中国历史上也有过群雄争霸的战国时期，我曾经把20世纪的人类历史比喻为世界范围的战国时期。也许这个比喻不太恰当，但是其中包含着的一个暗示我认为还是值得注意的，这就是：当今世界正在发生全球性的从分到合的运动过程。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已经有人提出了One World的概念，不妨翻译成“世界一体”。中国历史上2000多年前出现的群雄争霸，导致了秦朝的大一统局面，形成了当前中国统一体的核心。从这点上来看20世纪，我领会到，在世界大战中提出的“世界一体”绝非偶然，它也许是合乎逻辑地指出，群雄争霸的20世纪已为人类向全球性大社会的方向发展做出了先导，准备了条件。

在这样一个历史时期，充分注意、深入阐发中华文化的包容性特点将是富有建设性的题目，也可以作为我们实现文化自觉的一个入口。一个充分体现出这一特点、富于时代色彩而又影响广泛的史实，是众所周知的“一国两制”。我认为，“一国两制”的顺利实现不光具有政治上的意义，由于它本身是一个不同的社会制度能不能相容相处的问题，所以它还有文化上的意义。这是20世纪末叶发生的一场具有重大意义的实验，它为新世纪中人类对不同文化可以抱持的明智态度做了重要提示。在很多情况下，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是对立的，左右分明，互不相容，对峙几十年的冷战时代成了20世纪突出的历史事件。可是这种矛盾在中国，它们却可以并存。“一国两制”，也许就是中国文化特点中的包容性的继续发展。窥斑而知豹，可以帮助人们建立信心，在世界文化的发展过程中，不同的制度具有和平共处的可能性，可以出现对立面的统一。香港回归以来的这段中国历史又可以进一步证明，不同的社会制度不仅能和平共处，而且在实践中越来越显示出它的互补性，具体地发挥出了互相促进的作用。经过历史的考验，也可能逐步发展成持续繁荣发展的长期的制度。

三

在“一国两制”的设想从无到有，从设想到现实的过程中，中华文化的包容性所出自的本质性的东西究竟是怎样在发挥作用，现在我们还没有从理论上说得很清楚。我们相信中华文化中还有许多特有的东西，可以解决当今人类面临的很多现实问题，甚至可以解决很难的难题，这是可以相信的，不然哪里会有曾绵延了5000年的巨大活力。现在的问题是我们怎么把这些特点发掘出来，表达出来，这也就是我们实现文化自觉的具体课题。

上面所提到的中华文化的包容性和中国古代先哲提倡“和而不同”的文化观有密切的关系。“和而不同”就是“多元互补”。“多元互补”是中华文化融合力的表现，也是中华文化得以连绵延续不断发展的原因之一。我在《中华民族的多元一体格局》一文中，提出了中华民族形成过程中的“多元一体”理论，得到了学界同人的广泛认同。在中华文化的发展过程中，多元的文化形态在相互接触中相互影响、相互吸收、相互融合，共同形成中华民族“和而不同”的传统文化。中国人从本民族文化的历史发展中深切地体会到，文化形态是多种多样的，丰富多彩的，不同的文化之间是可以相互沟通、相互交融的。推而广之，世界各国的不同文化也应该相互尊重、相互沟通，这对各个不同文化的进一步发展也是有利的。

更进一步，我们可以看到，中华文化对待其他文化、其他民族的态度也有她的特点。中华文化自古以来就讲王道而远霸道，主张以理服人，反对以力服人。“以力服人者霸，以德服人者王”。以德服人就是用仁爱之心来处理自己与别人的关系。心中有我，也有别人。《论语》从古流传到今，仍然被大家自觉地尊为圣贤之书，说明大家衷心赞同孔子提出的正确处理人与人之间关系的主张，说明这些主张在今天的社会里还可以发挥积极的作用。在人际关系中“推己及人”，懂得“己所不欲，勿施于人”，自觉地“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幼吾幼以及人之幼”，由此出发，才能在群体生活里，建立起一种互相尊重、互相容忍、互相有利的合作关系，实现共同的发展。以德凝聚成的群体才是牢固的，所以说“以德服人者王”。我想，在人类即将进入21世纪的时候，中华文化的这种历史经验可以为世界形成新的和平秩序提供值得思考的启示。

但是，相对于我所期望的文化自觉应该达到的境界而言，我以上的表述还是远远不够的，也是不能令我满意的。这只是从一般的认识水平做出的表达，离科学的表达还有相当的距离。通过我个人这么多年的经历，我深深体会到，我们生活在具有悠久历史的中华文化中，而对中华文化本身至今还缺乏实事求是的系统知识。我们的社会生活还处在“由之”的状态，没有达到“知之”的境界。同时，我们的生活本身已经进入一个世界性的文化转型期，难免使人陷入困惑的境地。这确实是中华文化即将进入21世纪时面临的一个无以回避的挑战。我们还需要以科学的态度、实事求是的精神、实证主义的方法来真正认识和理解具有悠久历史的中华文化。

我们对历史上传下来的世界上的各种文化是一视同仁的。孔子一向主张“有教无类”，看到自己在中原不能行其道，曾想乘桴浮于海，甚至表示愿意移居九夷之中，这些都说明他没有文化中心主义的思想和态度。这一点，也是中华文化传下来的一个好传统。在今天提出并且实践“文化自觉”的迫切课题时，我们要发扬这个好传统，一视同仁地看待包括中华文化在内的世界上的各种文化。我们相信，人类传下来的每一种文化都具有对人类的发展起积极作用的一面，同时也会都有它消极的一面。我们应当在梳理和理解人类文化古今之变的过程中，对每一种文化都采取存其精华、去其糟粕的选择态度。我们主张对各个已有文化适应新环境的过程中，应强调选择上的自主地位，但反对任何文化中心主义的思想和态度。为了使得各种文化在适应全球一体化的同时能发挥其选择上的自主性，我们认为首先各种文化应当有充分的自觉性，都应该有“自知之明”。所以我们提出，当前要提倡文化自觉。

文化自觉是一个艰巨的过程。首先要认识自己的文化，根据其对新环境的适应力决定取舍。其次是理解所接触的文化，取其精华，吸收融会。各种文化都实现了自觉之后，这个文化多元的世界才有条件在相互接触中、自主地相互融合中出现一个具有共同认可前提的基本秩序，形成一套各种文化和平共处、各舒所长、联手发展的共同守则。

作为中华民族的成员，我们有责任先从认识自己的文化开始，在认真了解、理解、研究传统文化的基础上参加现代中华新文化的创造，为新世纪的文化建设积极准备条件。

1998年9月1日于西山

(本文是作者于1998年在香港“中华文化与21世纪国际学术研讨会”上所做发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