笔记与随感｜郭静云：“什么是历史？” 讲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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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7年中山大学

“历史、考古与文明” 研究生暑期学校

暨 考古人类学工作坊

笔记与随感

“ 什么是历史？” 讲座

主讲人：郭静云 教授（台湾中正大学）

整理人：周 毅（河南大学）

校对：吕炳庚

编辑、配图：赵柏熹

编者按：文本由暑校学员整理，并由本号工作人员校对及编辑。如有错漏，恳请讲者或读者指正！

什么是历史？历史不只是过去，它无所不包。它是对时间的认识。恰如“前”的意涵：“前辈”在过去，“前途”则在未来。同样是前字，却表达了不同的时间概念，这是出于不同时间观的合并所致。又如古埃及，有流动多变与永恒常在的两种时间概念，金字塔即是永恒时间的象征。如果不了解时间，就无法了解历史。认识历史如果只基于现在，便只能算作解构历史，而非了解历史。

历史研究，就像侦探判案——要针对所研究的问题，把握蛛丝马迹、有的放矢，最终挖掘到真相的过程。既然是研究历史，就要知道历史是什么。正如医猫不同于医象，研究也须有针对性。因此了解历史，首先要知道它的主题和目标。

讲座现场

那么历史的主题是什么？

“研究人在时间的学术谓‘历史’”，这是马克·布鲁赫对这一问题的简单回答。这句话中，“人”是主题与核心。“人”的本意，是他者，而非我者。我者，在过去称为“身”。所以历史的主题，在于对前人、他者的了解与追寻。论及时间，古代“时”的含义，也非现在“时间”之意，而是特指“四时”，即表季节的二分二至。不止四时，山川大地、小河流水皆常处于变化、流动之中，而“变化 ”正是时间的重要特性。

《尚书·大禹谟》说：“时乃天道”，《中庸》、《礼记·礼运》中也有相关的表述。在天元观念上，时间由天星循转之速度而被度量，这些都是时间的范畴，故天以时为本。根据《银雀山汉墓竹简·孙子兵法·计》载，时、制乃相对的概念，于是二者便是天气运行的动静辩证关系。天地人，是为三才。天为时，地为财物，天地中和即为人。这一中和的过程，是通过耕作实现的。那么农耕概念会在什么地方形成呢？湖泽、山谷、雪原、荒漠、森林，各地环境不一，危险与优势各有不同。于是带来不同的向往，以及不同的崇拜对象。我们对美的认识，其实与生理求生的本能相关。利于生存的环境，会自然产生美的感受，反之，荒郊野岭则难生本能的美感。

春华秋实是我们对自然的期盼，但雪水的影响，使春华难以成为秋实，期盼的结果就达不到。一年的周期尚具不确定性，那么千百年的周期，则更难把控，何况我们根本不知历史的周期究竟是多少年。在这“天”的动静本能之间，也关涉“地”的生死之本能。在此可知，时间是时时流动、不断变化，又充满未知数和不确定性的。

如果说历史的主题是时间中的人，是他者，那么还原历史、追溯过往的他者，就是历史的目的。今日之我，是从外形和内涵两个方面继承过往而来的，于是今日之文化继承，大抵有两种情况：西方诸文化同出一流、内涵相近，但各自强调创新之处，于是外形各异，此谓“新瓶装旧酒”。中国文化一脉相承，外形千年不易，但其内涵已在经年累月中发生了变化，此谓“新瓶装旧酒”。其实中西都是基于大文化体系的大脉络，又含有无数多样性，既有长寿不死的传统中轴，亦经历死生不息的循环。差异不在现象上，而在于自我认同的价值观基础是倾向于与前人求同还是求异，是以传承为荣还是以创新为荣。这种“死生”与“长生”的辩证关系，始终存在于历史发展的脉络中。

若要了解中国历史几何，则须先了解“中国”之定义。但定义中国的指标众说纷纭，十分模糊。追溯至远古，生存于此地的人也并不知道，此处即中国。比如春秋战国时代，中国境内各国林立，彼此都是独立的国家，而非统一的中国。现今的中国概念，在当时是不存在的。秦国与楚国是两种不同的国家，前者国强民弱，后者国弱民强。这一观点，似与传统史家记载不符，但文献记载本非十分可靠。比如甲骨文中有象，就能论证商代天气暖和以致有象群分布吗？非也。由于地域交往的拓展，使人们所知多于所见，因此有象的概念，未必就有象的实体。

那么既然诸国林立，后世史家何以记成统一王朝呢？这大概是北方民族窃取南方历史的结果。我们知道，定居便于传承经验，而流动则不利于传承。因为经验的意义在于指导生活，但流动则使旧经验难以生效，于是传承的动力也不复存在。由于历史的书写权在于强者、胜者手中，一国若无既往之历史，则会窃取被征服国的历史。于是农耕文明善于自我传承，保持自己的文化传统，而流动的族群，则善于传播文明、吸收文明。北方游牧文明战胜南方农耕文明，便自然将其历史据为己有，史家笔下的神话由此而来。

据此可见，倡导中华文化自古一脉相承，将国内各地文化同归“中华文化”之做法，实乃创造“历史”、构筑神话的行为。

现今中国上古文化的研究，有三种错误的取向：一是学术意识形态化，以构筑政治合法性为目的，因果倒置而失却了学术求真之目标。二是预设立场，以研究附会理论，其结论同样失真。三是研究手段单一化，无法兼采众长，为学科所限，难以求取真相。

为避免上述谬误、复活已消失的记忆和观念，研究者应当遵循七项基本原则：一曰“白纸原则”，即抛开一切预设立场，直接与史料沟通；二曰“自行不取名”，即避免诠释，以防片面理解、贻害后学；三曰孤证不释，即力求搜集全部资料，让资料自我表达而不作人为诠释；四曰“表里分合”，即明晰历史的外形与内涵，避免想当然的误解；五曰掌握母题，即在了解母题之前不贸然用理论诠释，以防误解；六曰多种材料和方法互证，即兼采各种方法、材料，相互参照、小心求证；七曰“历史方法”，即打通断代的限制，不仅要熟知研究的时代，也要了解与之相邻的历史时期。

除此外，郭教授在史学方法论上另有多项主张，散记如下：

一是避免“史前”提法，因为文献所述未必是信史，而文献未述之时代，也应在历史研究范围之内。

二是将“考古与历史对话”的说法改为“考古学与文献学”的对话。因为无论考古学还是文献学，都不过是研究历史的手段和工具，两者都是历史之学的一臂，不可忽视却也不可与历史这个整体相提并论。研究问题需要综合多方面信息、综合运用多种学科和方法，才能探寻更全面客观的结论。

三是关于王国维主张的“地下材料与史籍记载相结合”的“二重证据法”，应是“补正”而非“补证”，区别在于对两种材料的重视程度不同。对于上古史而言，地下材料的可信度应当高于传世文献，所以在研究中要让地下材料自己说话，而不附会文献资料。若给上古史史料进行史料排别，次序应当是考古、大自然、出土文献、传世文献。这是因为，无论传世文献还是出土文献，都是由写作者故意留下的历史证据，掺杂了写作者的写作意图，故不可能客观呈现历史原貌。而考古所得与大自然留下的痕迹，都是无意识间留存的历史证据，不会受政治等因素左右，更显得客观可信。

四是谨慎对待历史文献，因为历史文献的写作具有主观性和目的性，不可能呈现全然客观的真相，所以历史文献往往都在构建“神话”，应审慎对待文献。

在讲座中，郭教授一直强调“史无定法”，要打破学科和专业的藩篱，综合运用恰当的学科方法做学问。诸多材料中，唯第一手材料最为重要和可信。而且研究历史应当从人的行为逻辑出发，研究人的历史。这就需要史家从书斋走向田野、亲力亲为，亲自挖掘历史真相。

郭教授的讲座层次分明、见解独到，笔者实在受益匪浅。大概是学识所限，笔者仍难理解乃至认同教授对“历史是什么”这一问题的解答。依教授所言，历史是客观的过去，是“他者”。然而，受主观意志限制，凡传世文献无不是时人想象构建的“神话”。所以传世文献不足以说明文献所记载之历史，反倒可以说明这些文献写作者所处年代的些许情况。照此说来，哪位史家的作品不存在主观的诠释呢？是不是所有的史家倾其一生所探究的“真相”，其实都只是一厢情愿的“神话”呢？那么，历史学的价值，又在哪里呢？私以为，忽视历史解释的价值，单方面强调历史事实的作用，是不足以说明“历史是什么”这个论题的。历史学作为人文学科的基础，背后承担着时代的需要。每个历史学家，都是为其所在的时代而服务的。若单纯罗列史料而不加诠释就足以胜任历史学家，那么史家的工作岂非放之四海而皆准？它的时代性又从何而来呢？放弃对史料的诠释，历史学所谓“人学”又从何体现呢？

“课堂不是问题的终结，而是开始”，期待之后的学习能有更多的惊喜。

全文完

历史考古与上古文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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