司母辛 武父乙——郑振香先生访谈录

郑振香先生近照

学者简介：郑振香，女，1929年生，籍贯河北省东光县。1950——1954年北京大学历史系考古专业学习。1954任北京大学历史系考古专业助教。1955年攻读研究生，师从尹达先生学习商周考古。1959年分配至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工作。

1959年任考古所洛阳队队长，参加洛阳王湾遗址发掘。1960——1961年组织编写《洛阳发掘报告》。1962年任安阳工作队队长。曾主持和参加妇好墓和丁组基址等重要遗迹的考古发掘和研究工作。通过1962年大司空村的发掘奠定了殷墟文化分期的四期框架。

学术专长：殷墟考古。

主要代表作有专刊、专著《殷墟妇好墓》、《殷墟玉器》、《殷墟青铜器》、《殷墟的发现与研究》、《安阳殷墟小屯建筑遗存》，合著《安阳小屯》等。

殷墟妇好墓出有5件“司母辛”铜礼器，为武丁子辈祭祀其母（妇好）所作的祭器。殷墟丁组基址二号门西侧所埋的一件圜底罐内出有1件铜封口盉（F1:1），铜盉的鋬下有“武父乙”三字铭文，铭文中的“父乙”应是武丁之父小乙，当为武丁为其父所作的祭器。我们谨以“司母辛”和“武父乙”铭文作为访谈题目，纪念郑振香先生考古生涯中的两项重大考古发现——妇好墓和丁组基址。

郑振香先生在家中看书

李宏飞：郑先生您好！首先谢谢您接受中国考古网的采访！您当初为什么会选择商周考古方向，是有特别的偏好吗？

郑振香：北大原来有博物馆专修科，我是1950年考入的。但是到1952年院系调整时，博物馆专修科被取消了，合并到了历史系。郑天挺先生第一次和我们见面的时候，表示欢迎我们到历史系学习，还说你们可以学考古，也可以学历史。到历史系后，我还是选的考古。因为此前在博物馆专修科的时候，我多次参观过故宫博物院，对青铜器、玉器、漆器这些文物有一些兴趣。另外，在搞“三反”的时候，一次偶然的机会，我认识了历史系的一位同学，叫王承祒，他喜欢甲骨文。他问我：“你懂甲骨文吗？”，那时我刚大一，我说：“我不知道，也没听说过”，他就说这是一种古文字。古文字我倒是知道小篆，因为我哥哥就练篆字，后来他又问我想不想学，我说想学。他就教我看郭沫若的《卜辞通纂》，选一些甲骨片子让我看，我对这些还挺有兴趣。那时候能看到的书也少，郭沫若的《中国古代社会研究》上面也有些金文的东西。可以说，我后来选商周的时候，主要是因为受王承祒的影响。因为他教我学甲骨文，我就觉得学甲骨文、商代史还挺有意思。原来对于我来说，学三代、学秦汉或者学汉唐，都是无所谓的。但当时有了这样一个机遇，所以当后来我们三年级选定方向的时候，我就选了商周考古。那时候就叫商周考古，不谈夏。我就是这样学的商周考古，如果说偏好，那就是甲骨文，因为我觉得甲骨文挺有意思。

1985年在安阳工作队整理陶器

李宏飞：您1959年到社科院考古所工作后，在洛阳参加王湾遗址的发掘，和苏秉琦先生共事，您能回忆一下当时苏先生的工作情况吗？

郑振香：那时候苏先生常住在考古研究所洛阳工作站，有时候也去王湾遗址，住在窑洞里，跟北大实习的同学一块对陶片。苏先生去王湾的时候正好发掘了一个挺大的仰韶文化时期的灰坑，出了很多的陶片，经过同学仔细粘对，对出了好多完整的器物。当时邹先生挺高兴，说这真是个宝坑。苏先生看了之后也很高兴，说陶器的碎片也不要都丢掉，要把有特色的彩陶选出来。邹先生对考古特别情有独钟，特别地认真，所以他带实习的那一年，拼对出来的东西很多，后来考古所在洛阳工作站专门腾出一间房子来放王湾的陶器。苏先生这个人跟学生在一块的时候比较平易近人，他也愿意跟大家一块谈谈，而且他也特别喜欢拼陶片。以前有些人说苏先生是闭着眼睛摸陶片，他比较注意陶片的纹饰特点。

李宏飞：您跟苏先生在一起共事的经历，对于您日后的工作有什么影响？比如说类型学方面的影响。

郑振香：在讲课方面，我没听过他的课，因为我上过考古训练班，所以就免了各种课。我受苏先生影响最深的是一次考古实习。我是1950年毕业，毕业之后的下半年，比我低一级的五一级那班在洛阳实习，实习完了要整理资料，考古所提出来，要收工了也很忙，没时间辅导学生，让北大派一位教师来。那时候宿白先生是副主任，因为我在洛阳实习过，他让我去，我就去了。

苏先生对我影响最大的就是器物“排队”。当时挖的是洛阳中州路遗址，中州路墓葬整理的时候，春秋墓比较少，只有一座墓中出土的鼎是深腹的，鼎耳比较直，没有盖。整理战国这一段就分了两期，早的是鼎、豆、壶，比较晚的是鼎、盒、壶。因为教学生不可能分得特别细，苏先生就让学生掌握基本的和最主要的特点。所以说，“排队”是从苏先生那里学习的，那次实习是一次很重要的启发。所以到后来，我在洛阳、安阳工作（比如二里头的分期，我1961年写过一个二里头的遗址简报），用的都是苏先生的方法。苏先生的方法主要是一个墓葬一个墓葬来排。我以前也在考古所实习过，毕业前在那儿实习，跟我们一块工作的有周永珍先生。她也是年轻人，没学过考古，她排了半天也没排出早晚来，200多座墓没有排出早晚来。后来说，这批墓分量大，你干脆搞战国吧，甭管殷代的。我说听指挥吧。后来苏先生跟我谈，问我，周永珍说这200多座墓分不出早晚来，你觉得怎么样？我说我在那儿参加了，我也没分出早晚来，不过从觚、爵的变化来看，我觉得是从大到小。就提出这么一个意见，当时我是学生，后来又不让我参加这一段的整理了。因为有过1954年在洛阳的实践，可以说是得到一个比较实际的指导。1962年来到安阳以后，我是按苏先生的整理方法，挑标本，然后“排队”。从那以后，我觉得学会器物“排队”了。

在整理陶器这一方面，我也是受到了苏先生的影响。苏先生是将一个个墓作为一个整体来整理。原来我在考古所，他们是觚单独排，爵单独排，把很多东西都打散了。组合打乱了以后，挑做得比较好、比较规整的器形做标本。在这一点上，我觉得苏先生做得比较对。考古所的办法是从李济先生那儿学来的，李济先生整理铜器用的就是这种方法。这一套的传统就是《三代吉金文存》，说来有些事物都是有根源的，李济也不是从脑子里创出来的，也是继承了前人的传统。清代罗振玉做《三代吉金文存》的时候，还没有考古出土的成组器物，青铜器都是一件一件收集的，所以他研究起来是每一种器形单独研究，这也是有道理的，他等于按类型去分了。到有了近代考古学以后，情况就变化了，有一组一组的器物，这时苏先生的办法还是更好一些。

另外就是苏先生思路开阔，比如仰韶文化的半坡类型和庙底沟类型是不是早晚关系这个问题，他觉得葫芦口尖底瓶不可能发展成平口，不是平行发展的关系。他觉得半坡的东西形象化，鸟是鸟的样子，鱼是鱼的样子，庙底沟类型是图案化，所以这两个比较起来，应该是画原始动物的这种类型比较早。这都是随便聊天时说到的，他也没有正式发表文章。

1990年春与青年学者在小屯工地观察现象

李宏飞：我们知道您是从北大毕业的。1962年您来到安阳工作队当队长，此后北大也有来安阳实习的学生，您能不能介绍一下北大学生实习的情况？

郑振香：北大到安阳实习一共是两次。1962年秋季，在安阳大司空村的实习是高明、严文明还有李伯谦他们三位。1963年秋年历史系白老师带队又去了一次。我在毕业时，原来北大想让我留下，我不想留了。因为我搞考古想下工地。后来我觉得离开北大心里有点过意不去。那时候安阳队的队长是尹达，我是副队长，还有魏树勋。所以我们欢迎北大的学生去实习，就是一块发掘，我们主要负责指导学生，像田广金、贾梅仙他们那个班，都是1964年毕业的，他们在那儿实习还不错，分别的时候还聚餐了。他们对实习也比较满意，他们挖的苗圃北地。前面在那实习的比较早了，就是1962年秋郭振禄那一班。

李宏飞：邹衡先生带学生来安阳实习过吗？

郑振香：没有。在洛阳王湾实习，带队的是邹先生，还有夏超雄。夏超雄那时候刚毕业，就我们三个。苏先生到王湾去就是这一次实习。应该说这次实习收获挺大的，后来邹先生写王湾发掘分期的文章基本上是根据这批材料。1962年这一批，带队的是高明，他是领队，因为高明毕业最早。他也是研究商周的。李伯谦先生是1961年毕业的，1962年他去那儿也是跟着辅导，他当时是最年轻的老师。1958年北大自己搞了一个实习，在邯郸。邯郸实习是北大独立搞的，大概是与河北省合作的，1958年上半年我到那里参观过一次。

1964年以后就1966年文化大革命了，就没有考古实习了。

李宏飞：安阳队的殷墟文化分期是如何建立的？您怎么看邹衡先生的殷墟文化分期？

郑振香：殷墟文化的分期，我是从大司空村入手的。原来安志敏先生分了两期，第一期是武丁时代，有一片甲骨文，他也请别人鉴定了，说是武丁时代。中间还有缺环，不可能一次什么都挖到，他把后边的都合并成了一期。我觉得他原来分的第一期是对的，我去了以后挖到一个残破的灰坑，它跟第三期迥然不同，所以就把它放到第二期了，但是没断年代，不好说是不是武丁时期，可能相当于祖庚、祖甲时期。接着底下就是廪辛、康丁时期了，因为那时候我们也有一些参考资料，比如河南省挖过一个编号H1的一个灰坑，出土了一片甲骨，资料发表在《考古学报》上。我在《考古》1964年8期发表的一篇简报就引用了那片甲骨。那片甲骨的时代，根据我当时的水平，认为是在康丁时期，后来我请教了张政烺先生，他说是在康丁到武乙时期，所以第三期就定为康丁到武乙时期。文丁时期没有找到对应的资料，就并在了一起，因为底下的帝乙、帝辛是第四期可以肯定。我跟邹先生也没有商量，也没有矛盾，他是根据解放前的资料，我是根据1962年秋那一次实习的材料。那一次实习情况不错，因为去的人多，挖的面积比较大，共发现了50多座灰坑、50多座墓葬。整理过程中，第一期没有找到，第二期发现一个残缺的灰坑，第三期和第四期的资料比较多。所以说跟邹先生没太大关系，邹先生是根据李济的陶器图录来做的分期，他的思路还是从郑州二里冈学出来的，按照单位找，但解放前对陶器没有下很大的功夫，都是这个单位拣一个，那个单位拣一个，很少有一个单位出土的成组器物放在一起的，比如H1的东西都放在一起 ，很少有这样的，它是这个簋是H1的，那个鬲就可能是H3的。虽然邹先生有郑州实习的基础，在分期上有一定的经验，但是对铜器因为接触的少，所以个别的就不对。总的来说，认识是有一个过程的，而他整理的资料是以前发掘的，已经是固定的了，就那么多，根据那个整理是不容易的。我觉得邹先生下了很大的功夫，也取得了一定的成绩，但做学问肯定是后来居上。后来随着发掘的深入，有了明确的地层关系，资料也多了，规律自然就慢慢地比较清楚了。在研究方法上，我们打破了簋排簋、鬲排鬲的办法，按灰坑的层位，再根据它的特点来整理，所以就不太一样。我跟邹先生并没有什么矛盾，就是个别的认识上不一致。另外，我们有得天独厚的条件，挖妇好墓后就感觉他对过去所挖的M238的断代不妥。

1998年陪同来宾观察“司母辛”铭文

李宏飞：邹衡先生分期和您分期的时候，您们有没有交流过？

郑振香：没有交流过，各自分各自的。我们那时候是跟严先生他们做的，说起来很简单，就是发掘了50多座墓，总有一些线索可以排比，鬲足高的就早。邹先生写那篇文章的时候，经常到考古所来看书，我也不问他在做什么，那时候我在洛阳，根本就不做安阳的工作。那时候陈梦家先生就说：“你看北大的邹衡天天来这儿翻安阳出土的资料，咱们考古所的人都不看书”。那时候我也不理会这些，我也不知道邹先生看了些什么，到后来他这本书出来了，而且内容就是李济的陶器图录上的。

李宏飞：安阳的实物他没怎么看过吗？

郑振香：看到的实物非常少，而且那时候考古所发掘出来的东西整理得也不太多。可以说他没参考我们发掘的东西，他还是以解放前的资料为依据。他能做成那样也就不容易了，李济把资料都打散了，他再一件一件地都挑出来挺不容易的。

李宏飞：您能谈一谈妇好墓和丁组基址的发现和研究情况吗？

郑振香：妇好墓是在1975年冬季发现的，那个时候还是宣传队在小屯掌权，不过干部还是能起作用。当时要农业学大寨，平整土地。我问村干部平整哪一块，他们说先平整小屯村后边的那个台子。那个地方高出周围大概80公分，种的是棉花。到10月的时候，棉花杆还没拔掉，我们就在边上做钻探。探下去之后都是夯土，从东到西有100多米，有的地方有间隙，有的地方是连着的，南北向的也是一样。后来我们就找到那个干部，还把南边的一个剖面给他刮出来了，我就跟他说这是夯土，不是墓，是房基，不能平整。这干部倒不错，说你能提出来证据的话，我们就去跟宣传队谈，以后我们也不让农民在这取土了，同意你们保护。后来我们就挨着南边发掘了6个探方，布置的探方的都是10×5米的，等于一个10×10米的探方分开了，总共300平方米，揭开之后都是房基。但揭露面积太小，房子大，都没完全揭出来，后来找到干部说，冬天也不适合大面积发掘，我们也没办手续。所以就不发掘了，先做保护。因为一发掘就有痕迹了，不能再动了，这就形成了一个冬天那个地方也没被破坏。第二年我们正式提出申请发掘，所里同意了，办了申报手续。我们先是平揭，所有都揭出来以后再往下挖。一座房子正好被一个灰坑打破，在房基上面有个圆的灰坑，自然要清理灰坑。清理到底还是夯土，但是跟原来上边房基的土不一样。灰坑挖到一定程度就不挖了，这上面的房子必须做，不然底下的情况没法弄清。把这个1号房基画完图以后，就揭掉了。去掉房子底下出来一个像是墓，因为房子的拐角一般都是圆的，墓的话是方的。因为太深，探不到底，又硬，工人也烦。后来我说，先往下挖3米，管它是不是墓，先挖挖试试。挖下去到3米以后，土就不那么干了，然后就用加拧杆钻探。开始在边上转不开，就改到墓的中间部位，工人就动拧杆，用转动的力量往下钻探杆，探的过程比较费劲。我们挖到6米再往下探，探到7米深，突然间探杆下陷了，当地人说有“空头”，有“空头”一般是说墓没被盗。那一铲子探出来一个玉坠和红漆皮，这样就确定是墓了，所以就发掘。当时并不是为了寻找墓，只是恰好碰上了，考古总有一些偶然的机遇。即使我不发掘那个墓，发掘台子上的建筑也是有意义的。不然的话就都毁了，不可能知道这个地方的整体布局了。

挖那个大型建筑也是农民要建房，让我们先探一探，勘探完报给文物局说能建房。那个地方原来是种树的，当时没想到会有遗迹，结果在勘探的过程中就有发现。有一个姓屈的老师傅，他在西安探过一些宫殿，一探都是连成片的夯土，说这可能又是大遗迹，就与村干部解释说不能建房。我们想发掘，但因为种树，村里要价很高，后来也没谈成。拖了几年，安阳市要搞旅游，要建殷墟博物苑，就把这块地划进去了，赔偿的事等于市里包下来了。丁组基址实际上是4座房基，北边原来探出来是宽21米，实际上是两座房基连在一块，北边的房基晚，南边的房基早。这个遗迹应该说还是保存比较好的，但后来因为盖殷墟博物苑，把北边那一片房基的北侧破坏了一些，南边的祭祀坑等都保留下来了。另外就是在那里发现一件铜盉，我觉得非常宝贵，上面写着“武父乙”，这个父乙只能是小乙，因为那里出的东西都是武丁时代的。我觉得，做考古工作，大面积发掘是一个基本观念，到现在当然没有人挑选着挖了，一般都比较规范，当时我们发掘，就是发现多大面积就挖多大平方米，所以这处建筑群就挖出来了。

李宏飞：您觉得丁组基址是四合院吗？

郑振香：我觉得不是四合院，是因为没发掘出来。可能是最先建的南边一排。北边有2排，一座在北，一座在南，南边的这一排早，后来建的这一排在北边，它的门道、祭祀坑都在前面的房基上面。后来西边还有一排，它把南边较早的房子截去了一段，北边也截断了一段。所以就是3排房子，东端就是河边了。河边还有地方，但是这个地方也清理了，北边一排房子在台子下面还找到了一部分，也就是它最东头，已经找到边了。后来他们提出四合院，反正我们这没有找到四合院，而且没地方了，往里也没有地方，往外也没有地方，往外的洹河下面还有一个低台，低台上也找了。他们后来提出这个问题，但没有就是没有，就是3排建筑。我们在小屯西北地也没挖到四合院。甲组基址是全面揭开的，也没有四合院。这个问题就是说，以后别处挖到就是别处挖到，我们没挖到就是没挖到。解放前发掘的甲组基址也是一排一排的。我觉得殷墟的基址，比较规整、早期的都是东西向排列，像甲十二、甲十一、甲十三，后来比较晚的是南北向排，好像是以排房为主，不像是四合院。

李宏飞：岳洪彬后来在宫殿区钻探过，乙组是不是会有四合院？您有没有关注过他的钻探材料？

郑振香：和他一起钻探的还有杜金鹏，他系统地提出这个问题。不过我倒是觉得要是想确认就得全部翻开，重新发掘。不然的话就只是推测，可以相信，也可以不相信。

李宏飞：您如何看待洹北商城的发现和“中商文化”这个概念？

郑振香：首先要肯定洹北商城这个发现是个重大发现，这是没有问题的。那个城墙反正没发掘出来，我到那去看了看，也不像是夯土基址，倒像一个沟。没发掘出来就不能多说。这里大面积的建筑还是很重要的，它跟殷墟在时代上基本是衔接的，所以不可能是另外一个城址，更不可能是河亶甲城。因为河亶甲距离殷墟有很长的一个时段，中间隔着好几个王。我去看过好几次，这肯定不是另外一座城，就是殷墟。以前总是找不着早期的遗址，所以杨锡璋就提出武丁迁殷，但是胡厚宣、张政烺先生都不同意，都说是盘庚迁殷。因为盘庚迁殷有《尚书·盘庚》三篇，最早的东西总是比较可信。我觉得它出的东西跟殷墟出的东西是可以连起来的，跟安志敏先生挖大司空村一期的灰坑出的东西很相似。

“中商文化”这个概念是唐际根提出来的。因为有了早商、晚商，他就想说“中商”。我觉得，其实就是早商和晚商。目前来说，早商就是二里冈，晚商就是殷墟。“中商”有多少东西？没找到陵，也没找到墓地，一个像样的墓地都没有。倒是找到房子了，应该说主要就是大型建筑，是一个重要发现，这是可以肯定的。是否要用“中商”这个名词，也值得考虑。原来有河亶甲城一说，后来慢慢也没人提了。

李宏飞：殷墟发现了很多墓葬，也发现有居址。关于居址和墓葬之间的关系，不知道您有没有什么看法？

郑振香：大的就不用说了，肯定是有规划的。王陵的排列是从东往西，越来越晚，而且陵区和居住区是分开的。可是，小的遗址不是这样，我们在大司空村发掘的时候，发现遗址在南边，北边就有墓葬，就在遗址周围出现过墓葬，这种现象也比较多。另外它会搬迁，也会移动。比如，早期这里是墓地，晚期它就在这盖房子了，这种情况也有。特别是小屯附近，地方就那么大，有时候这片墓地废弃了，又在上面盖房子，这种情况较多。不过总的来讲，我对1962年发掘的大司空遗址看得比较清楚，遗址和墓葬大体是分开的，但是到了晚期，也有把遗址当成墓地，或者在边缘上埋几个墓，这种情况也有。这种都是在遗址比较集中的地方。在外围的发现，墓地还是比较集中的，越到晚期墓葬越比较集中。比方说殷墟西区，它是墓地为主。我跟杨锡璋说，这地方怎么就没挖出房子呢？他说就是挖不着房子。因为当时在发掘方法上也各有各的想法。面积大了，就不愿意大面积揭露，墓葬探出一个挖一个。我就问这儿有没有房子啊？他说没有，有聚族而葬的现象。

在纪念殷墟发掘七十周年学术会上与安阳队同志和客人合影

李宏飞：殷墟西区可能不是单纯的墓地，可能是有居址的，是吗？

郑振香：对。我觉得后来挖的孝民屯遗址还比较有启发，墓地还是相对集中的，但另有小型房基和铸铜遗址。早期好像死的人少，大司空村一期的墓就好像没挖到几座，到现在为止别处也没挖到几个，小屯也没挖到多少。一、二期的墓葬少，可能刚迁来的时候多是青壮年吧，死的也少。原来杨锡璋就觉得这里没有一期的，后来就在三家庄发现了相当于洹北商城这个阶段的墓葬和遗址。

李宏飞：您当时在安阳是跟杨锡璋先生会有分工吗？比如说，他挖西区，您挖小屯西北地？

郑振香：对。1962年那个时候没有钱，三年困难时期，我们都集中在一块工作，包括1962年一起发掘大司空村，后来发掘苗圃北地，那时候就只能集中在一个遗址。那时不光考古所没钱，院里也没钱。后来工作多了，配合基建的任务多了，一个钢厂就够忙活的，所以后来杨宝成和杨锡璋一起发掘钢厂。杨宝成先生后来到武汉大学了，他原来在这儿也算一个主力。还有别的同志，比如王金龙，也算助手，他的学历低一些，做些基础工作。发掘都是杨先生他们自己下去。他们那儿的墓都是探出来的，没有大片揭露。我觉得这个应该说是形势逼人。要是选也只能选一段，比方说探一探，有点眉目的，可以揭开看一看，找清遗址和墓葬的关系。后来感觉难度大，工作量也挺大，所以就没怎么管它。

李宏飞：您认为商周考古研究中文献资料与考古发掘、研究有怎样的关系？怎样进行整合研究？

郑振香：文献材料用的少，比较起来，倒是甲骨文的材料用的多。我感觉中国的文献还是可靠的。比如说《诗经》里“海外有截”的话，当时一些老专家就讲是东海，结合考古资料，海螺是东海产的，海贝东海不产，这一点郭沫若早就提出来了。是不是相土不一定，但“海外有截”肯定是在海外活动，这海外活动是靠得住的。殷墟妇好墓出土的740多枚海贝，经过日本木下尚子教授的研究，我们这里出的虎斑贝和阿拉伯绶贝，上世纪30年代也挖到过，她也到台湾去看过，她说这些东西是出自南海，不是东海的。文献上讲“相土烈烈，海外有截”，就给了我们一个启示，再根据现在收集到的资料，确实是东海那边的海螺，现在大连那边都还有，我在大连待过。妇好墓出了一枚阿拉伯绶贝，这是我们请人鉴定过的，还有鉴定说明，这个东西不是出自东海，是出自南海。所以说“海外有截”至少是指东海，另外应该包括南海。我们的研究，文献用得上的就引一点，用不上的就算了，还是以文物资料为主，或者在结语里谈谈。有些东西文献上也没有，不能给你提供更多。当然学了总是会有启发，对开阔思路还是有用处的。实际运用的话，就跟发掘的资料有关系，遇到很具体的东西就用不上了。

与日本学者对妇好墓所出海贝做分类工作

李宏飞：您对研习商周考古的后辈有什么建议和寄语吗？

郑振香：学考古的尽量多下田野。书是要念的，可是真正要在考古上做出一点成绩，就必须系统地做田野工作。因为偶然性总是比较小的，短时间很难做出成绩。解放前发现的王陵区有很大的偶然性，但梁思永先生那种追求的精神非常值得学习。本来没想到会挖到陵，原来去的人都是冲着甲骨文去的，所以只在小屯挖。可是，梁先生是搞考古的，他不愿意局限在小屯，所以他就在后冈这些地方到处跑，他想闯一闯。还有就是日本人陈列展出的3个铜盉，没写出处，他就琢磨这些东西只能是殷墟出土的。但是殷墟没听说出过3件铜盉，老乡也没人提及，因为当时都是偷偷地盗掘。所以他就到处去了解，在侯家庄有一个参加过盗墓的人，说了在什么地方。他不局限于一个地点，思路很开阔，后来他就找到了M1001的位置。他这人确实有魄力，就在那开展工作，先挖了4座大墓。年轻人就得下田野，不下田野，老是用二手材料做总是差一些。所以我觉得尤其是比较年轻的同志，精力充沛，比较起来不算什么，也不觉得累就过去了，一定要坚持去考古第一线。

还有就是跟文献的结合。不管结合得上还是结合不上，最基本的东西得念。就比如说读读《殷本纪》，也不一定能用上多少，但是它总能用上。《史记》是最基本的，已经总结了前面很多古文献的内容，还是非常好的。还有《左传》，我上研究生的时候，那时候是尹达当老师，我找他谈话，他总说你多跟张先生谈谈，张政烺先生很博学。我就找张先生，说我想多读点书。他说你读《左传》和《国语》，不是让你学了马上用上，而是学了以后对提高阅读能力和开阔思路都很有好处。后来我觉得还是用得上，用得多少那就要看具体的发掘情况了。那个时候老师还是建议我们系统地读一些文献。

李宏飞：谢谢您接受中国考古网的采访！

来源：中国考古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