什么样人群最容易暴发传染病？中国有一汉字透露出秘密，至今严防

中国汉字“疫”里藏的秘密

本文作者 倪方六

新冠病毒已在全球流行，截至2020年3月21日16：39，国外累计确诊193838人，远超中国确诊数81439人，其中3月20日增28888人，3月21日新增22217人，在用红色标示感染地区的世界地图（见下图）上，整个地球正在由浅红慢慢变深红。

但有一个现象大家发现没有？疫情这么严重，鲜有一个国家报出军队有人感染。军营真是另外一个世界？这是不可能的，军人也是人，病毒面前人人平等。之所以不见报道，众所周知，这是军事机密，军情不可外泄！

这种“瞒报”做法各国心照不宣，并不是现代才有的事，自古即然。军情外泄，麻烦大了，万一让敌方知情了，乘机杀过来，岂不坏大事！

古代军中疫情如何？告诉你，军队是最容易暴发传染病的地方！

在所有群体中，军人预防传染病是最严格的，也是最被重视的，而传染病引起人类重视，首先就是因为军队，而非民间。

这一说法，汉字文化学上可以找到证据——疫情之“疫”字的形成，透露了这一远古的军中秘密。

疫念yì，即指传染病。东汉许慎《说文解字》称，“疫，民皆疾也。”意思是，老百姓都得病了，才叫疫。

从“疫”字的组成结构上看，由代表疾病的“疒”头，加上“殳”字。依《说文解字》说法，“疒”表示此字的属性，与疾病有关，而“殳”表示读音。

但“殳”念shū，而不是yì，这又为什么？其实这是汉字简化给我们造成的困惑，“疒”下之“殳”本是“役”，为了书写方便，后来将偏旁“彳”省略了。

或许有网友又会问了，为什么“疒”下是“役”，而不是其他字来表示读音？这正是传染病最早被人类认识的开始——因在服役军人中间传播，很多服役军人被染病了。

这种情况同样可以从“役”字结构中看出端倪。

古“役”字写作“伇”，在殷墟甲骨卜辞中，已发现了“伇”字。据徐中舒《甲骨文字典》，甲骨文“伇”字主要有四种形状，虽然有变化，但基本上是“一个人 一把殳”。见下图——

殳，是古代一种三边有棱的兵器，古尺长一丈二尺，是古代步兵使用的五大常用冷兵器之一。五大常用冷兵器即弓、殳、矛、戈、戟五种兵器，古人称为“五戎”。守边站岗，士兵手中必拿殳，而“伇”的本义，就是“戍也”，守卫边防的意思。

《诗经》有多首诗都写到了先秦士兵戍边情况，其中《采薇》一诗写的是戍边军人返乡感受。西汉《毛诗序》说到《采薇》诗时，序称，“以天子之命，命将率遣戍役，以守卫中国，故歌《采薇》以遣之。”

后来单人旁的“伇”，被写成双人旁的“役”，这一改变让字义更形象了——表示两人、多人扛着殳巡逻，而不是一人站岗。

古今军人都是非常辛苦和危险的，频繁作战，疲劳行军，身体健康大受影响，对疾病的抵抗力下降，很容易染病的。在受到死亡威胁的同时，还要遭传染病侵害。

而军人都是集中管理，全部聚集而居，如果一人染病，便可能很快传开，形成规模传染。

因为大面积的传染性疾病易发生于军中，人们干脆称为之为“役”或“役病”。而随着服役人群和范围的扩大，不再限于军役，也可能是劳役，平民、犯人都可能服役，为表示区别性质，遂在“役”上添个“疒”头，于是有今天的“疫”字。

上述是从汉字文化学的角度，对军中疫情的分析和理解。事实也正是这样，从二十四史上便可以查索到，古代中国军中暴发和流行传染病，受传染病伤害的记载太多了。

仅两汉时期，军中便发生了许多疫情——

公元前181（吕雉七年）：西汉征南粤军中发生传染病，“会暑湿，士卒大疫，兵不能逾岭。”（《汉书·西南夷南粤朝鲜传》卷九十五）

公元15年（天凤二年）：王莽新朝征伐西南句町国的军队发生传染性，“平蛮将军冯茂击句町，士卒疾疫，死者什六七。”（《汉书·王莽传》卷九十九）

公元15-17年（天凤二年至四年）：王莽新朝平叛西南益州军队中一直流行传染病，“莽遣平蛮将军冯茂发巴、蜀、犍为吏士，赋敛取足于民。出入三年，疾疫死者什七。”（《汉书·西南夷南粤朝鲜传》卷九十五）

公元22年（地皇三年）：农民起义军绿林军中暴发传染病，“还入绿林中，至有五万余口，州郡不能制。三年。大疾疫，死者且半，乃各分数引去。”（《后汉书·刘玄传》卷十一）

公元44年（建武二十年）：马援征伐西南军队从交趾（部分在今越南境内）回京，发生传染病，“二十年秋，还京师，军吏经瘴疫死者十四五。”（《后汉书·马援传》卷二十四）

公元49年（建武二十五年）：马援军中再次发生传染病，连马援也被传染上了，“会暑湿，士卒多疫死，援亦中病。”（《后汉书·马援传》卷二十四）

公元162年（延熹五年）：皇甫规率军队讨伐陇右，军中发生传染病，“军中大疫，死者十三四。”（《后汉书·皇甫规传》卷十五）

公元207年（建安十二年），曹操军中发生传染病，“先主与吴军并进，追到南郡，时又疾疫，北军多死，曹公引归。”（《三国志·蜀书·先主刘备传》卷三十二）

公元208年（建安十三年），赤壁之战中曹操军中发生传染病，“公至壁，与备战，不利。于是大疫，吏士多死者，乃引军还。”（《三国志·魏书·武帝操纪）卷一）

“瑜、普为左右督，各领万人，与备俱进，遇于赤壁，大破曹公军。公烧其余船引退，士卒饥疫，死者大半”（《三国志·吴书·吴主权传》卷二）

公元217年（建安二十二年），征伐吴国的曹魏军，到达今安徽巢湖一带时，发生传染病，“与夏侯惇、臧霸等征吴。到居巢，军士大疫，朗躬巡视，致医药。遇疾足，时年四十七。”（《三国志·魏书·司马朗传》卷十五）

……

两汉军中实际发生的传染病，绝不仅仅上述所列，从当时的医书医案例中推测出当时的疫情。而两汉军中疫情，以东汉晚期最为严重，几乎年年都有。其中，有两次军中暴发传染病，对曹魏军影响极大。

一次是在公元208年，赤壁之战期间暴发的传染病。

赤壁之战是中国历史上第一次在长江流域进行的大规模江河作战。虽然孙权和刘备联手抗曹，但实力远在曹操之下，正常情况下曹操取胜没有问题。真如此，则后面三国鼎立局面就不会出现，中国将仍是大一统局面。

但曹操失败了。为什么会失败？并不是因为诸葛亮的神机妙算，也非周瑜神奇的一把火烧连营，而是曹军暴发了严重的传染病。

赤壁之战期间，曹军很多士兵并不非战死，实乃病死。在严重缺乏战斗力的情况下，曹操只好率军退返。曹操这走，孙刘分占荆州，奠定了三国鼎立的基础，否则不会有三国这出戏。

可以说，传染病改变了战局，也改变了汉末中国历史的走向。

再一次是在公元217年，曹魏军征讨吴国途中暴发的传染病。

当时的情况是，司马朗与夏侯惇、臧霸等征讨吴国，到达居巢时军队中出现恶性传染病。司马朗亲自去视察，派送医药，结果也被传染上了不幸去世，时年仅47岁。而徐干、陈琳、应玚、刘桢等名士名将，也都是在这一年因为感染瘟疫而病死。

这次传染病发生范围很大，不只《魏书》有记载，《吴书》上也有记载，比建安十三年湖北境内发生的传染病还严重，不少人家死绝了。

作为亲历者，时才子曹植在《说疫气》中这样描述道：“建安二十二年，厉气流行，家家有僵尸之痛，室室有号泣之哀，点圔门而殪，或覆族而丧。”

而在当时，这些军中传染病情况是被严格保密的，事后对方才知情。

因为传染病对军队战斗力和国防影响太大，非同小事，中外军中防控传染病都是首先要考虑的，与战略战术一样，会有预案，至今如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