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清两朝都曾禁止官员逛“娱乐街”，清朝曾用太监替代乐妓

古代如何禁特殊娱乐行为？

本文作者 倪方六

在古代中国所有朝代中，唐朝的娱乐产业是最为发达的，特殊工作者的素质也最高。唐政府确立了官妓制度，从法律上给特殊工作者一个地位，特殊消费成了合法的产业。

当时，唐政府设立专门的管理机构“教坊”，对在京师营业的娼妓予以统一管理，所有从业人员均须注册登记，登记后须进行岗前“职业培训”。噪子好的培训成歌妓，有音乐天赋的担任乐妓，身段好的发展为舞妓，有点酒量的则做饮妓，等等。

时文人和官员乐于特殊消费，所以在唐代诗人的作品中总有青楼女子的影子在字里行间晃动。当时特殊工作者主要聚居在长安城的“娱乐街”——北门附近的平康里，“平康”、“北里”由此成了妓院的代称。

孙棨所撰的《北里志》，记述的就是时人逛“娱乐街”的所见所闻。

唐代的官妓制度对后世影响很大，一直到明代，这一制度才被取缔，中国的禁娼运动也因此出现了新的趋势。

或许有读者会问，明代禁娼么？开始并不禁娼。和尚出身的开国皇帝朱元璋在建国之初不公不禁，反而大力提倡官民特殊消费。在唐、宋官妓制度基础上，明政府将教坊升级为“教坊司”，隶属掌管教育、外交诸事务的礼部。

据明姜明叔《蓉城诗话》记载，当时朱元璋在南京城南的聚宝门（今中华门）一带，沿着内外秦淮河兴建了轻烟、淡粉等14座高档酒楼，这就是明代著名的“娱乐街”秦淮河畔的所谓“花月春风十四楼”。

这些酒店实是明代的国家妓院，营业前因特殊工作者人数不足，朱元璋下令从全国各地征召有从业经验的女子，催她们尽快上岗。由于政府提倡、官员带头，特殊消费确实拉动了是明初的“内需”，私人聚会少不了妓女助兴，公款宴请也允许使用“娱乐小姐”。

官妓的发展很快就引发了很多问题，社会“禁娼”要求强烈。朱元璋的重孙子朱瞻基（明宣宗）当了皇帝后，便下令取缔了官妓，并严禁官员涉足娱乐街。明代由此出现了一场“禁娼运动”。

朱瞻基这一举动，在中国禁娼史上是件大事。但上有政策下有对策，没有官妓还有私妓，一些大款则根本不受此“禁娼令”的限制，蓄起了家妓，在官妓没落后，私妓大量出现，被时人称为“私窠子”的暗娼特别多。

朱瞻基前后仅做了11年皇帝，38岁时便死了。之后，放松了对特殊职业、特殊行为的管理。到明末，在今南京秦淮河两岸妓院酒楼林立，流动的特殊交易场所画舫多多，成了当时全国的娱乐产业中心。明末人余怀所撰的《板桥杂记》，实际就是时文人、学子、官员在娱乐街的特殊消费实录。所谓“秦艳八艳”，便是在秦淮河畔卖身的8名特殊工作者，她们皆出现于明末清初。

与明代相比，清代禁娼又严厉了，但也是反反复复。清初依明制，在京城设教坊司。但顺治皇帝曾两次裁减教坊女乐，宫中搞活动时，培训48名太监替代乐妓。

顺治八年（公元1651年），朝廷下令停止教坊女乐，开始禁娼，从上至下掀起了清代的“禁娼运动”。顺治十六年（公元1659年），则直接裁革女乐。

康熙皇帝继承了顺治禁娼政策，十二年（公元1673年）复令重申禁娼，十九年（公元1680年）颁布的律例上明文规定：“伙众开窑诱取妇人子女，为首照光棍例斩决，为从发黑龙江等处给披甲人为奴。”

嘉庆皇帝进一步加大对卖淫嫖娼的处罚力度。嘉庆十六年（公元1811年）修订的《大清律》规定：“京城内外拿获窝娼至开设软棚，日月经久之犯，除本犯照例治罪外，其租给房屋房主，初犯杖八十，徒一月……”

清代的禁娼可以说是真正的“法律禁娼”，政府“扫黄”的声势很大，一时颇有效果。以当时全国著名的“娱乐之都”扬州为例，当时的特殊工作者便很紧张。扬州自隋唐起特殊产业便十分发达，虽然政府有“清洁”运动，但娼妓并未能禁绝，“私窠子”、“半月门”、“扬滨”、“船娘”这类暗、私娼继续活动。

这些特殊工作者对“扫黄”信息很灵通，风声一紧，她们便“集体消失”。清初文人吴绮在《扬州鼓吹词》序中是这样说的：“一逢禁令，辙生死逃亡，不知所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