蔡振翔：1948年中央研究院第一届院士的一份重要参考资料

1948年国立中央研究院第一届院士选举是在兵荒马乱当中进行的，结果却取得圆满成功。它坚持学术水平为惟一的标准，严格按照有关程序，最后投票选出数理组28人、生物组25人、人文组28人，三组院士一共81人。除了人文组个别人略有争议之外，其他几乎都是当时中国公认的第一流学术名家。1948年4月1日，中央研究院以公告的形式，正式公布了院士的名单。近几年来，这次选举的价值与意义，重新引起了学术界的广泛注意，陆续地出现了几篇很有份量的学术论文。这些论文普遍认为，第一届院士选举是中国近代学术史上一件值得大书特书的盛事，标志着中国学术界民主机制运作的成熟，显示出中国学术界与国际学术界的顺利接轨。我收藏了一本罕见的《国立中央研究院院士录》，或许还有助于我们对这一问题的深入研究。

《国立中央研究院院士录》第一辑，由中央研究院在1948年6月编印，16开，蓝色封面，朱家骅题签，长26厘米，宽18·6厘米，一共165页，介绍了在当年4月刚刚当选为第一届院士的全部81位杰出科学家的生平事迹，不但是一本具有重要意义的纪念书籍，而且是中国近现代学术史上的一份珍贵资料。然而，由于时代的变迁，目前在中国大陆的各种图书资料馆或私人藏书室里，几乎见不到此书的踪迹。

《国立中央研究院院士录》的正文，就是每位院士的简介，分数理、生物、人文三组，顺序按照1948年4月的院士公告排列。在正文之前有“凡例”和“院士名录”，“凡例”说明本辑分为院士的“简历部分”与“著作目录部分”两个部分。其中，“简历部分”由现在职务、出生年月及地点、家庭—直系亲属、学历、经历职务、参加学术团体、现在通讯处组成，均以本人填写者为原则，有则备录，无则辟之，相当权威可靠。像人文组的冯友兰，学历栏目是这样表述的：国立北京大学哲学系学士（1918），美国哥伦比亚大学研究院哲学博士（1923），美国普林斯顿大学名誉文学博士（1947）；人文组的胡适，学历栏目是这样表述的：美国康乃尔大学文学士（1914），哥伦比亚大学哲学博士，哈佛大学、牛津大学等三十个大学名誉博士。有意思的是，胡适的文学士标有获得时间而哲学博士没有注明时间，联想起他的博士学位曾引起一些学者的质疑，争议之处恰恰就在获得的时间上；人文组的陈寅恪，学历栏目则是这样表述的：德国柏林大学，美国哈佛大学。注意，这里仅表明陈寅恪在这两所学校学习过，而没有提到毕业与学位，说明他的确没有得到过任何学位。

郭金海《1948年中央研究院第一届院士的选举》（原载《自然科学史研究》2006年第1期），根据中国第二档案馆等处的大量原始材料，比较详细系统地论述了院士选举的背景、选举规程的制定、候选人的提名以及资格审查、投票过程等内容，可以说是到目前为止在院士选举研究方面较为权威的论文。通过此文引用的《国立中央研究院院士选举规程》等档案，我们可以看出，当时院士选举有两个明显的两个特点：一是选举的程序非常严格，步骤十分明确，甚至连每个组最多可以选出多少人或者至少应当选出多少人，都明确的规定；二是在候选人的资格认定上，则比较模糊。院士当然是需要在学术研究上“成绩卓著”者担任，但是何谓“成绩卓著”，却没有明确的标准，仅仅是“对于所专习之学术，有特殊著作、发明或贡献者”，在资格认定上缺少可操作性，伸缩性很大，因此在选举中很难把握，全凭投票人的良心与感觉。

对于候选人资格的认定，《国立中央研究院院士录》在无意之间透露出一些重要的信息。据编者在凡例中介绍，该书的院士“著作目录部分”来源有四：一是由本人直接填送，二是转录自国内学术专家调查表，三是由中央研究院各研究所填送，四是转录自院士候选人提名表。因此，整个“著作目录部分”显得详略不一，而且比较随意。例如，生物组的陈克恢，著作目录列出225种，显得十分详尽；人文组的汤用彤，仅列专书两部，论文均未列出；数理组的姜立夫，著作目录中仅列论文一篇，缺漏明显甚多，显然是未经本人过目补充、核定；又如，人文组的陈寅恪，著作目录中所列论著，仅限于在《历史语言研究所集刊》上发表的论文以及以史语所专刊形式出版的专书，其他全部空缺，很可能就是由史语所工作人员帮忙填送的。

更为重要的是，在《国立中央研究院院士录》的凡例中，编者就已说明，对于著作目录部分，与由本人直接填送等形式相比，院士候选人提名表的填写最为简单。因此，我们可以断定，有部分被提名者，甚至未按规定要求提交自己的论著目录。由此可见，投票人所看到院士候选人资料是很简单的，甚至还没有后来的《国立中央研究院院士录》详细。然而，最后的选举结果却显得相当公正，并无滥选的情况出现，有关人选几乎完全符合各界人士的期待。这全归功于大多数投票人都遵守学术规范、重视学术标准、坚持民主原则，同时也说明中国学术界的运作模式及成效已经与当时的国际学术界完全接轨。

如今在中国大陆，衡量一所大学、一个学科、一个学者的水平高低，大都有一些所谓的硬指标。这些硬指标，基本上是由一些“级别”组成的，例如学科建设基地的级别、承担科研项目的级别、发表论文刊物的级别、获得奖励的级别等等。可问题在于，用这样的考核标准，结果不但产生不了多少具有原创性的真正成果与优秀学者，相反还造成了学术界的心浮气躁、急功近利，并因权力的过度介入而导致普遍的严重的腐败现象。所以，中央研究院第一届院士选举给予人们许多有益的启示，它的方式方法都很值得参考与借鉴。像人文组的余嘉锡，当时虽然已经发表过多种学术论著，但是他当选院士，主要凭借的还是《四库提要辨证》一书。尽管当时这书只有余嘉锡自己印行的“史部”、“子部”两部分，全书尚未全部印出，但是学术界已经公认它是一部有价值有份量具有原创性的著作。若用今天的标准来衡量，当时的《四库提要辨证》甚至还不能算是正式出版物，更不用说是否由高级别的出版社出版了。当然，借鉴与参考的前提与关键，是学术界已经实现民主自治并且健康地运作着，否则没有具体标准衡量的话，结果将会比现在的操作模式更加糟糕。

2010年11月完稿，原载《社会科学论坛》2011年第6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