姜萌：王国维“清学三阶段论”溯源

内容提要：王国维在《沈乙庵先生七十寿序》中提出对清代学术史研究影响颇大的“清学三阶段论”——“国初之学大，乾嘉之学精，道咸以降之学新”。王国维之所以能够提出这样精炼的论断，除其自身的学术素养及罗振玉、沈曾植等人的影响外，极有可能是源自邓实1905年发表的《国学今论》一文。考诸清末文献，将清代学术发展历程划分为三个阶段，可能并不是邓实或王国维的创见，而是清末学人对清代学术发展反思的共识。这种共识的形成，可能还有更早的渊源。在参校文字异同的基础上考辨思想、观念源流这一研究思路，不仅对探研王国维“清学三阶段论”渊源这一研究课题有效，而且对梳理中国现代学术的发生发展历程也具有重要的价值。

关键词：清学三阶段论 清学史 王国维 邓实 章太炎

王国维《沈乙庵先生七十寿序》表面上虽然只是一篇千余字的应酬性文字，但因其中提出了多个精要的学术史论断，尤其是简明扼要地概括出“清学三阶段论”——“国初之学大，乾嘉之学精，道咸以降之学新”的观点，受到中国学术史研究者的重视，对清代学术史的梳理研究产生了持续的影响。

王国维并非如章太炎那样以学术史研究为主要治学领域，亦非如刘师培那样出身学术世家，何以能够如此精到简要地概括出整个清代学术的发展脉络，又何以能够为当时及此后的学术史研究者接受并产生较大的影响?回顾已有研究，不管是关于王国维数以千计的研究①，还是对清代学术史研究再探讨的相关成果②，对此问题皆未有触及。笔者认为，这两个问题不仅牵涉到对王国维学术思想观念形成的认知，也是梳理清代学术史不得不清理的基本问题，故希望通过参校文字异同等方式来揭示王国维这一学术论断的渊源，并阐释这一研究思路的学术史意义。

一、王国维“清学三阶段论”的提出

与章太炎、刘师培等人不同，王国维并非以学术史为主要治学领域，亦无家学渊源，他之所以能提出“清学三阶段论”这个精炼的论断，直接的原因可能是他独特的学术素养。王国维自幼并不喜爱经学③，1898年到上海后，开始学习西方现代学术，先后接触了西方现代物理学、伦理学、逻辑学、美学等[1](P13-27)，1902年转而独自研习西方哲学，以叔本华为主要研读对象，并以研读西方哲学获得的认识来反观中国文化，于1905年撰写了《红楼梦评论》[2](《静安文集》自序，P3)。此后数年，“渐由哲学而移于文学”，又“因词之成功，而有志于戏曲”[3](P121-122)，先后撰写了《戏曲考源》、《宋元戏曲史》等论著。王国维这种不是从研治中国传统学术而是从研治西方现代学术走上学术之路的经历，对于他能够精炼地提出“清学三阶段论”有多方面的重要影响：(一)不是出身学术世家，也不是自幼研习传统经史之学，使他可以摆脱传统观念的影响，门户之争的制约；(二)由于具备了西方现代学术的参照，使他可以从一个观察者而不是信奉者的视角，清醒、宏观地来观察整个清代学术的发展演变；(三)由于受到西方哲学、逻辑学等学科语言的熏陶，使他能够有意识地用现代学术语言来概括、凝练学术观点，以达到表达的效果。正如日本学者狩野直喜指出的那样，王国维不仅“对西洋科学研究法理解很深，并把它利用来研究中国的学问”，而且由于他在治学根柢和“精巧的表达方面”皆具备独特的优点，使他提出的学术观点更容易为其他学者领会和接受[4](P344-345)。

王国维“清学三阶段论”这个学术观点的提出并不是一蹴而就的，而是有一个不断积累凝练的过程。辛亥革命爆发后，王国维追随罗振玉到日本，在罗氏的影响下，“尽弃前学，专治经史，日读注疏尽数卷，又旁治古文字声韵之学”[5](《观堂集林》罗序)，想“要树立新的见地”，“想改革中国的经学研究”[4](P343-344)。根据罗振玉的叙述，罗氏在清末就对王国维在中国传统学术领域的“修学涂经”予以指导，并对清代学术发展路径有所分析，认为“国朝学术实导源于顾亭林处士，厥后作者辈出，而造诣最精者，为戴氏(震)、程氏(易畴)、钱氏(大昕)、汪氏(中)、段氏(玉裁)及高邮汪氏”。但此时的王国维“方治东西洋学术，未遑力与此”。在王国维转治经史之学后，罗氏又指示他当“先于小学、训诂植其基”，并“与论学术得失”，王国维也“寝馈于往岁予所赠诸家之书”，并与罗振玉等人往复论学，“所造乃益深且醇”④。以此来看，罗振玉对王国维研习中国传统学术的指导及其对清代学术发展历程的一些看法，可能是王国维对清代学术发展历程有所认识的第一个阶段。

1913年，日本人主办的《盛京时报》邀请王国维撰写可连续刊登的学术札记，王国维从1913年7月12日至1914年5月5日断断续续撰写了七十八条札记，其中第五十八条内容是关于清代学术的。该文已显现出作者从全局上梳理清代学术发展历程的试图。细而言之，该文主要有三层含义：(一)初步构建了一个清代学术的谱系，所谓“国朝三百年学术启于黄、王、顾、江诸先生，而开乾嘉以后专门之风气者，则以东原戴氏为首”。受戴氏影响，在礼学方面，“曲阜孔氏、歙金氏、绩溪胡氏之学皆出戴氏”；小学方面“其‘转注假借’之说，段氏据之以注《说文》，王、郝二氏训诂音韵之学亦由此出也”；在《考工记》等方面，程瑶田“亦同东原之风而起”，“以悬解之才，兼据实物以考古籍”，在精密方面胜过戴氏。嘉道之后，由于西北史地及辽、金、元史研究的兴起，源自戴震的学术则出现一些问题，“段、王、孔、金一派犹有继之，程氏一派则竟绝矣”。(二)初步分析了清代不同时期的学术风格，所谓“大抵国初诸老根柢本深，规模亦大，而粗疏在所不免。乾嘉诸儒亦有根柢，有规模，而又加之以专，行之以密，故所得独多。嘉道以后，经则主今文，史则主辽金元，地理则攻西北，此数者亦学者所当有事。诸儒所攻，究亦不为无功，然于根柢规模，逊前人远矣”。(三)表彰程瑶田“据实物以考古籍”这种“于戴氏之外，自辟蹊径”的治学路径，高度赞扬程瑶田在《考工记》等方面的学术论断[6](P380-391)。不难看出，此文已依稀有《沈乙庵先生七十寿序》一文的影子。关于此文还需申说三点：一是从此文内容来看，若罗振玉《海宁王忠悫公传》所言不虚，则王国维的确受到了罗氏的指导和启发；二是王国维在此高度赞扬程瑶田“据实物以考古籍”的治学路径及其学术成就，可能与其已初步发现了“二重证明法”有关[7]；三是王国维在此文中对清代学术发展历程的界断是清初——乾嘉——嘉道，但从叙述的意思来看，其对嘉道时期学术之关注，主要就是此后学术界常说的“道咸新学”。这一时期正是王国维在中国传统学术研究领域的探索时期，可视为其对清代学术发展历程进行梳理的第二个阶段。此一阶段还有一篇文字值得重视，就是《殷墟书契考释后序》。

1915年2月6日，王国维为罗振玉《殷墟书契考释》撰写了后序，虽然主旨在表彰罗振玉在殷墟文字搜集和考释方面的成就，但也是在梳理清代学术史的基础上展开论述的。他认为清代学术“超绝前代者，小学而已”：《说文》研究起自顾炎武，大成于钱大昕；古韵之学，“经江、戴诸氏至曲阜孔氏、高邮王氏而尽其微，而王氏父子与栖霞郝氏复运用之，于是训诂之学大明”；古文字之学萌芽于乾嘉之际，但“其时大师宿儒，或殂谢，或笃老。未遑从事斯业”，“至庄葆琛、龚定庵、陈颂南之徒，而古文之厄极矣”，直至罗振玉着力搜集考释殷墟文字，才使古文字之学昌明，故他认为“我朝三百年之小学，开之者顾先生，而成之者先生也”[5](P609-610)。此文可视为王国维在前文基础上对清代学术发展历程梳理的继续，并且其在学术发展谱系中表彰学者的行文方式，与《沈乙庵先生七十寿序》一文如出一辙。

1915年4月，王国维从日本返回国内，并在罗振玉的介绍下拜访沈曾植，二人在“相知相闻十多年后”终于见面。经过数年的往复谈论，王国维在音韵学、西北史地、蒙元历史等方面受到了沈曾植的指导，“沈曾植则实际上取代了此前罗振玉在王国维心目中学术地位”[8]。这一时期可以说是王国维学术研究走向成熟的一个时期，也是他对清代学术认识的第三个阶段。1919年3月30日是沈曾植七十大寿，王国维对沈曾植的祝贺超过了沈氏其他朋友[9](P477)。他不仅特意撰写了有“列仙名在儒林中”这样虚语的长篇寿诗——《海日楼歌寿东轩先生七十》[5](P651)，而且还撰写了《沈乙庵先生七十寿序》，将沈曾植置于承继清代三百年学术精华，可与顾亭林、戴东原并立之学术领袖的地位上予以高度褒扬。也就是在这篇寿序中，王国维较为系统地提出了“清学三阶段论”——“国初之学大，乾嘉之学精，道咸以降之学新”的观点。

除去对沈氏个人的赞誉，这个“清学三阶段论”具有丰富的学术内涵：(一)三个阶段皆有清晰的“开创者”——清初之学由顾炎武开创，乾嘉之学由戴震、钱大昕开创，道咸之学由龚自珍、魏源领军；(二)三个阶段的学术形态不同——清初是“以经世为体，以经、史为用”的“经世之学”，乾嘉时期是“以经、史为体，而其所得往往裨于经世”的“经史之学”，道咸时期是“言经者及今文，考史者兼辽、金、元，治地理逮四裔”的“新学”；(三)三个阶段的学术形态虽然不同，但其形成却具有相同的原因——世道之变化，清初学者“多胜国遗老，离伤乱之际，志在经世，故多为致用之学”，乾嘉时期“纪纲既张，天下大定”，对经世的关注下降，“得肆意稽古”，“经、史、小学专门之业兴”，道咸之际，“政治风俗已渐变于昔，国势亦稍稍不振”，虽“学者尚承乾嘉之风”，但为“图变革”，故学术“不循国初及乾嘉诸老为学之成法”；(四)三个阶段虽然学术形态不同，但方法则大体相同——“学问之品类不同，而其方法则一。国初诸老用此以治经世之学，乾嘉诸老用之以治经、史之学，先生复广之以治一切诸学”；(五)在王国维看来，清学实际上并未因清朝的覆亡而中止，实际上还有第四期——“今者时势又剧变矣，学术之必变，盖不待言。世之言学者怅怅无所归，顾莫不推嘉兴沈先生，以为亭林、东原、竹汀者俦也”。这一期的学术，是对道咸新学的反动，是对国初之学、乾嘉之学的复归——“其于人心、世道之污隆，政事之利病，必穷其源委，似国初诸老；其视经、史为独立之学，而探其奥窔，拓其区宇，不让乾嘉诸先生”[5](P618-620)。

对于“清学三阶段论”，王国维自己也较为满意自得的。他在给罗振玉的信中说“为乙老作寿序，似藻周虑密，惜不能写寄”⑤。而《寿序》的主人公沈曾植，对王国维关于清学的梳理，也是较为认同的，他在致王国维的信中说“大篇度不敢当，然名理雅意，固所忻迓”⑥!

二、邓实与“清学三阶段论”的初创

从现有的文献来看，“清学三阶段论”的原创可能是邓实而不是王国维。邓实早年师从经学名家简朝亮，庚子事变后到上海，1902年创办《政艺通报》以救国保学，先后发表《论经学有关国政》、《学强》、《国学保存论》、《国粹学》等文章。1905年2月创办《国粹学报》，并在第1—4期发表《国学原论》、《国学微论》、《国学通论》、《国学今论》四篇文章梳理中国学术史。在1905年5月23日《国粹学报》第4期(6月23日第5期连载)上发表的《国学今论》中，邓实就初步提出了清代学术三变的观点。在这篇文章里，邓实不仅开篇就明确提出了“神州学术，至于本朝，凡三变矣”的观点，且在文中对此三变又多有申说。

为了便于比较邓实之说和王国维之说的异同，特取邓实《国学今论》(简称《今论》)和王国维《沈乙庵先生七十寿序》(简称《寿序》)两文，分从五个方面参校其异同，并作出分析。

第一，清代学术三阶段的划分：

《今论》：“神州学术，至于本朝，凡三变矣。顺、康之世；乾嘉之世；道咸之世。”

《寿序》：“我朝三百年间，学术三变：国初一变也，乾嘉一变也，道咸以降一变也。”

按：二者观点、表述基本一致。

第二，清代学术三阶段的具体表述：

《今论》：“顺、康之世，明季遗儒，越在草莽，开门讲学，惩明儒之空疏无用，其读书以大义为先，惟求经世，不分汉、宋，此一变也。乾嘉之世，考据之风盛行，学者治经，以实事求是为鹄，钻研训诂，谨守家法，是曰汉学。方(苞)、姚(姬传)之徒，治古文辞，自谓因文见道，尸程、朱之传，是曰宋学。治汉学者诋宋，治宋学者亦诋汉，此再变也。道咸之世，常州学派兴，专治今文，上追西汉，标微言大义之学，以为名高，此三变也。”

《寿序》：“顺康之世，天造草昧，学者多胜国遗老，离丧乱之后，志在经世，故多为致用之学，求之经、史，得其本原，一扫明代苟且破碎之习，而实学以兴。雍乾以后，纪纲既张，天下大定，士大夫得以肆意稽古，不复视为经世之具，而经、史、小学专门之业兴焉。道咸以降，途辙稍变，言经者及今文，考史者兼辽、金、元，治地理者逮四裔，务为前人所不为。虽承乾嘉专门之学，然亦逆睹世变，有国初诸老经世之志。”

按：二者视角、表述大体相近。但邓实对“汉宋之争”有言及，对道、咸时期的西北史地及辽、金、元史研究未提及。王国维对“汉宋之争”未提及，但指出了西北史地及辽、金、元史研究是道咸时期学术的主要内容之一。

第三，对清代学术三阶段特点的概括：

《今论》：“六先生(按：黄梨洲、顾亭林、王船山、孙夏峰、李二曲、颜习斋)之学，何其大也”；“盖先生(按：惠栋)之学，精眇渊博，甄明古谊，不愧大师”；“其(按：戴震)学长于考辨，立义多所创获，及参互考之，确不可易。生平著述，以《孟子字义疏证》、《原善》二书，为最精深”。

《寿序》：“国初之学大，乾嘉之学精，道咸以降之学新。”

按：邓实实际上已经指出了清初之学大，乾嘉之学精的特点，但语言上显然不如王国维概括得精炼。邓实未明确指出道咸时期学术的特点，而王国维概括出道咸之学的特点是“新”。

第四，对清代学术出现三个阶段原因的分析：

《今论》：“顺康之世，天下草创，方以收拾人心为务，文网未密，而明季二三有学君子，得以抱其不事二姓之节，讲学授徒，风厉天下。流风所扇，人人知趋向实学，追汉采宋，不名一家，国家尝收人材之实”；“雍乾之世，天下既定，网罗日密，文字之狱屡起，严立会结社之禁，而晚明讲学之风顿息。于是学者怀抱才慧，稍欲舒炫，举足荆棘，无所于施，则遁于声音训诂无用之一途以自隐，而汉学之名以起”；“道咸之世，外侮踵至，朝廷方殷外务，无暇致密其文网，诸儒复得侈言经世。以西汉今文之学，颇切世用，易于附会，而公羊家言三世改制之说，尤与变法相吻合，故外托今文以自尊，而实则思假其术以干贵人、觊权位而已”。

《寿序》：“顺康之世，天造草昧，学者多胜国遗老，离丧乱之后，志在经世，故多为致用之学，求之经、史，得其本原，一扫明代苟且破碎之习，而实学以兴。雍乾以后，纪纲既张，天下大定，士大夫得以肆意稽古，不复视为经世之具，而经、史、小学专门之业兴焉。道咸以降，途辙稍变，言经者及今文，考史者兼辽、金、元，治地理者逮四裔，务为前人所不为。虽承乾嘉专门之学，然亦逆睹世变，有国初诸老经世之志。”

按：二者的观察视角基本相同，表述虽然差异不小，但意思基本相同，特别是在指出清初之世“实学”兴起及乾嘉之世经学、小学兴起这两点上基本相同。唯邓实对于道咸今文经学的兴起持贬义⑦，而王国维对于道咸之学则持褒义，并将其与“乾嘉专门之学”、“国初诸老经世之志”联系起来。这一分歧大约与二人治学差别有关，邓实虽然主张汉宋兼治，但其偏于古文经学。王国维并非研治经学出身，其治蒙元史实上接道咸。此外，《寿序》主人公沈曾植之学也曾“为道咸之学”，故其对道咸之学多有肯定。

第五，对自身所处时代学术情势的判断：

《今论》：“今日之变，则上古所未有也。”

《寿序》：“今者时势又剧变矣，学术之必变，蓋不待言。世之言学者辄怅怅无所归，顾莫不推嘉兴沈先生，以为亭林、东原、竹汀者俦也。”

按：二者都意识到学术正在发生巨大的变化。但是邓实希望真正的汉学、宋学复兴，甚至希望在“孔子六艺之外，而更立一学派”——“周秦学派”。王国维则认为将清初之学和乾嘉之学优点结合起来才是学术发展的正确道路。二者这种判断的误差，主要是由于二者所处时代及治学取向的不同。邓实处于新学勃发的观念解放时期，学界主流都希望能创出新学术，造就新社会，但他们在内心深处又希望用中国的学术来保持中国的特性。王国维等“遗老”学人，遭遇政权覆亡和社会变动，一方面希望的是用传统学术来传承道德伦理，以使中国之为中国；另一方面亦希望能继承发扬乾嘉学人求真实证的治学精神。

通过对比可知，王国维的“清学三阶段论”在几个主要方面与邓实的“清学三阶段论”都相同或相似。邓实之文发表在前，王国维之文写作在后，故王国维的“清学三阶段论”极可能源自邓实的“清学三变论”，或至少是受到了邓实《国学今论》一文的影响。之所以有如此判断，不仅仅是因为邓实文章先发表，且王国维读到此文的可能性非常大⑧，而且还有一个可以作为有力旁证的现象：王国维还有其他两篇文章的观点也和邓实的两篇文章相近。

1905年2月，王国维在《教育杂志》第93号发表《近年之学术界》，其中指出“近三四年，法国十八世纪之自然主义，由日本之介绍而入于中国，一时学海波涛沸渭矣”，“庚辛以还，各种杂志接踵而起，其执笔者，非喜事之学生，则亡命之逋臣也。此等杂志，本不知学问为何物，而但有政治上之目的。虽时有学术上之议论，不但剽窃灭裂而已”，“欲学术之发达，必视学术为目的，而不视为手段而后可”，留学生“以纯粹科学专其家者，独无所闻”，“近年之留学界”，又“或抱政治之野心，或怀实利之目的”，不肯钻研学术，学术之争“以国家、人种、宗教之见杂之。则以学术为一手段，而非为一目的也”。最后他指出“吾国今日之学术界，一面当破中外之见，而一面毋以为政论之手段，则庶可有发达之日欤”[2](P122-125)。1903年1月，邓实在《政艺通报》发表《政论与科学之关系》一文指出：“今日日本之输入泰西学术，输入其政论者耳，吾国转贩泰西学术于日本，亦转贩其政论者耳”；由于政论易作且“其风潮入少年之脑筋也易”，而科学则恰恰相反，故“学人之好为政论者多”，“好为科学者鲜”，但科学不发达“而与论国群政教鲜不大缪”；政论起源于十八世纪的法国，经日本而传入中国，“今之操政论者”，其“质点之未分，原理之未明”，“贸贸然”地进行政论，将会产生祸害中国的效果，故他指出“今日言中国莫不曰师日本矣，然东瀛学风其影响于吾国学术界者唯政论唯(为)有力焉，而吾国学界青年之思潮，而唯喜政论而不喜科学，将来流弊恐为吾群之害，有非新学诸君子所及料者，吾甚愿诸君子之一审焉”[10]。从以上征引的文献来看，二者的主旨基本是相同的，即：批评有政治目的政论，提倡踏实的学术研究。而且二者的一些判断也是相似的，如认为政论源自十八世纪的法国，经日本而传入中国，中国的政论家学无根柢又热衷于发表容易打动青年人的政论。1911年2月，王国维为罗振玉创办的《国学丛刊》撰写了序言，其中提出了“学无新旧也，无中西也，无有用无用也”的观点，认为应当努力于追求真正的学术，而不必争执学术的新旧、中西、无用有用[3](P129)。这一学不分新旧中西、有用无用的观点，邓实在1907年3月发表的《拟设国粹学堂启》一文已有所阐述：“维今之人，不尚有旧，自外域之学输入，举世风靡，既见彼学足以致富强，遂诮国学而无用。而不知国之不强，在于无学，而不在有学；学之有用无用，在乎通大义，知今古，而不在乎新与旧之分”[11]。不难看出，邓实此文的主要观点已基本具备了学无新旧、中西、有用无用的思想萌芽了，只是他不能如王国维那样用易让人理解接受的现代学术语言将其学术观点清晰、明确、简练地概括出来。

三、清末学人对清学发展历程的梳理

从学术发展的理路来看，无论是王国维的“清学三阶段论”，还是邓实的“清学三变论”，其实都可视为是清末学人对清学反思的结晶。虽然在1820年代西方的现代史地知识和学术信息就开始传播到中国[12](P32-33)，但西方学术开始对中国学术产生全方位的冲击则要到甲午惨败之后。“割台湾偿二百兆”的惨痛教训唤醒了国人“四千余年大梦”[13](P1)，“海内稍有知识者，咸恍然于新旧之相形，其势不可以一日安”[14]，以历史学为前锋的西方现代学术大规模涌入中国，不仅摧毁了“华夷”观、“天下中心”观等曾经主宰了中国人数千年的传统观念，而且也给中国传统学术带来了严重的冲击。曾经被认为是赋予了承载帝统、道统与伦常大义的经史之学，因为在救亡方面的无力、无用[15](P44)，正面临着“学亡”的巨大压力。就中国学术内部发展的轨迹而言，整个清代学术的发展“以复古为解放”，至清末时期已经到达了“复先秦之古”且再无“古”可“复”的阶段[16](P7)。换言之，在甲午之后，中国学术外部承受着西方现代学术涌入的竞争和无力拯救世变的巨大压力，内部发展亦无可以继续开发的资源，走到了必须进行全面反思，然后吸纳“外学之真精神”以使中国传统学术焕发新光，并担负救亡图存重任的地步[17](P108-110)。在“兴学以救国”等观念的影响下，以从反思谋发展为旨归的学术史研究在清末十多年间迅速发展起来[18](P126-131)。此一时期的学人们清醒地认识到，反思中国学术史，不仅仅是要“于我国学术源流派别疏通证明原原本本”，使“阅者得此可以知读书门径”[19]，而且要“钩元提要，括垢磨光，以求学术会通之旨”[20]，以为中国学术在新时期、新形势下的发展寻找新路径。这种反思、梳理学术史的风气至民国初年仍然热度不衰，即使是以“遗老”面目示人的罗振玉、王国维也在有意识地从事着学术史梳理的工作⑨。清末以来梳理学术史的学人们虽立场不同、视角不同，但因从事学术史研究的主要目的在于为中国学术发展寻找“康庄大道”，故他们的落脚处大多是对清代学术发展历程的反思与梳理⑩。

章太炎被认为是“中国近代第一位有系统地尝试研究学术史的学者”[21](P181)，他在1900年结集刊行了旨在“引导读者反省中国统治学说的形成和变化，再由历史转向哲学和社会学，讨论由比较中西学说而引出的一系列问题，又转向讨论社会改造，纵论古今，衡说中外，从不同制度对比中引出他的关于社会改革的全面设想”的《訄书》[22](前言，P9)。数月之后，章氏又为《訄书》“补佚”了《辨氏》、《学隐》二文，《学隐》实质上就是一篇关于清代学术的反思。在1903年春天，章氏又完成了对《訄书》的重订，其中关于学术史的梳理更为明显。该书第一篇即为学术史的文字——《原学》，此后多篇都有学术史梳理的内容，尤为重要的是第十二篇《清儒》，实系清末第一篇系统梳理清代学术史的重要文字。在该文中，章氏并未明确对清代学术进行分期，但其论述的内容则已显示出这种分期的意识：满清政权“多忌”和“愚民”的政策，导致“家有智慧，大凑于说经”，始自顾炎武，但清初硕儒“草创未精博，时糅杂宋明谰言。其成学箸系统者，自乾隆朝始”，其主要人物则惠栋、戴震，此后学术又分途而行，“有常州今文之学”，至道光时期，魏源“夸诞好言经世”，并倡今文经学，龚自珍“亦治《公羊》，与魏源相争誉”[22](P155-158)。关于此文尚有两点可稍稍申说：(一)此文是章氏从学术“源流清浊之所处，风化芳臭气泽之所及”的角度来考察学术流变的清代部分，故其立论多瞩目于学者的学术品格与学术形态之得失；(二)章氏既然提到了魏源的“经世”取向，显然是已注意到了道咸时期西北史地等学术研究的兴起，只是此处他着眼于“经学”，故未提及。但总体上来看，章氏此文实际已经将清代学术三阶段的轮廓初步予以勾勒。

梁启超可能是受到章太炎《清儒》一文影响而梳理清代学术发展历程的第一个学者[23](P581)。作为较早反思中国学术发展历程的清末学人，梁氏在1902年创办《新民丛报》时就明确提出了“有新学术，然后有新道德、新政治、新技艺、新器物，有是数者，然后有新国、新世界”的观点[24]。从《新民丛报》第3期始，梁启超开始连载被誉为“第一部有系统之中国学术史”——《论中国学术思想变迁之大势》[25]。该文在连载到第六章《佛学时代》后，因梁氏前往美国游历等事而停止，直到1904年9月24日《新民丛报》第53期才开始重新连载第8章《近世之学术》。在此文中，梁氏对清代学术进行了分期：第一期为“顺康间”，即“自明永历(即清顺治)，以迄康熙中叶”，顾炎武、黄宗羲、王夫之、颜元、刘献廷等大儒“抱经世之志，怀不世之才”，在学术上开疆拓土，影响至大；第二期为雍乾嘉间，由于文字狱屡兴，“学者举手投足，动遇荆棘，怀抱其才力智慧，无所复可用，乃骈辏于说经”，惠栋、戴震为其领袖；第三期为道咸同间，龚自珍、魏源将刚刚复兴的今文经学发展光大，魏源“又好言经世”；第四期为光绪年间，因康有为倡言孔子改制，“于孔教宗门以内，有游、夏、孟荀异同优劣之比较，于孔教宗门以外，有孔、老、墨及其他九流异同优劣之比较”[17](P82-108)。梁氏此文还有两点应注意：一是行文中小节标题等时间表述和他在最后列出的“清代学术变迁表”的时间表述有少许差异；二是他在“清代学术变迁表”下附注说明“上表不过勉分时代，其实各期衔接搀杂，有相互之关系，非能划若鸿沟。读者勿刻舟求之”，显示出作者对通过划分阶段来反思学术发展历程这一做法的正确态度。

可能受到章太炎影响，并在《清儒》等论著的基础上对清代学术进行进一步梳理的另一位重要学者是刘师培[26](导言，P9)。1904年12月，刘师培在《警钟日报》发表《近儒学案序目》，对清代学术进行了简要梳理，认为黄梨洲、顾亭林、孙夏峰、李二曲等明末清初学人治学去空取实，到了乾隆时期，戴震倡导实学，“道咸以来，治学之儒多以汉学为破碎”[26](P142-143)。刘氏此文虽然是从汉学宋学的发展及其分合为着眼点，但仍可看出他实际上也注意到了清代学术发展三个变化显著的阶段。刘师培的这一观察在1907年6月发表的另一篇清代学术史的重要文章——《清儒得失论》中也有更清晰的体现。刘师培在此文中认为“考证之学，发原顺治、康熙间”，顾炎武、张尔岐等人在挽救明朝政权失败后，“乃以说经自勉，而其志趣于求是”；到了乾隆时期，“及四库馆开，而治汉学者踵相接”，戴震经学冠绝一时，后学众多，汉学遂大发展；到了道光时期，“经济之学”受到重视，不仅今文经学发展显著，而且“若夫朴僿蹇冗，文采不足以自表，则旁治天算地舆，以自诩实用”，徐松等人开始研治西北史地[26](P168-172)。虽然刘氏在《近儒学案序目》中明确指出清学第三阶段是“道咸以来”，在《清儒得失论》中未特别清晰地指出第三阶段的时间起始点，但综合来看，刘师培是以清学发展三阶段为框架来反思梳理清代学术史的。

在章太炎、梁启超、刘师培、邓实之外，皮锡瑞是另一个将清代学术进行阶段性分析的清末学者。皮氏被认为是“用会通的眼光来写中国经学史的第一人”[23](P579)，他在1907年刊行的《经学历史》，被认为是一部“为经学史开了一新途径”的著作[27](序言，P14)。在这本书中，皮氏认为清代是“经学复盛时代”，其发展大约有三次变化：“国朝经学凡三变。国初，汉学方萌芽，皆以宋学为根柢，不分门户，各取所长，是为汉、宋兼采之学。乾嘉以后，许、郑之学大明，治宋学者已鲜。说经者皆主实证，不空谈义理。是为专门汉学。嘉、道以后，又由许、郑之学导源而上……汉十四博士今文说，自魏、晋沦亡千余年，至今日而复明”[27](P341)。虽然皮锡瑞着眼于经学，但经学却是清学的内核，故从此清代经学三变而推演出清学三变也是顺理成章之事。但须特别指出的是，皮氏此文对清代经学的第三阶段时间的界断与王国维1913年为《盛京时报》所写的那篇文字的界断是相同的，即“嘉、道以后”，但所指内容仍是今文经学的兴起，与其他学者无大不同。

概而言之，从章太炎《清儒》篇始，经梁启超、邓实、刘师培、皮锡瑞等人的阐发，在清末时期，学人们在清代学术发展历程这一问题上，基本上已经形成了这样一个共识，即：清代学术发展经历了顺康时期、乾嘉时期、道咸时期三个特色各异的发展阶段。这一共识与王国维提出的“清学三阶段论”无论是在时间的界断上，还是特色的概括上，无疑是基本相似的。

四、余论

学术观点不是无源之水、无本之木，通过文献的参校异同，往往不仅可见其“流”，而且常常也可追溯其“源”。王国维之所以能以千余字清晰地概括了清代学术的发展历程及其延续趋向，并简明精炼地提出“清学三阶段论”，除了王氏自身独特的学术素养外，还有一个更为重要的因素就是他站在了章太炎、梁启超、邓实、刘师培等人的肩膀上，吸纳综合了他们的心得与识见。而细细考索文献，王国维“清学三阶段论”这个学术观点，可能有比邓、刘、梁、章等更为久远的渊源。

第一个可能的渊源是《四库全书总目·经部总叙》。此文指出“自汉京以后，垂两千年，儒者沿波，学凡六变”，最后一变是清代学术：“空谈臆断，考证必疏，于是博雅之儒引古义以抵其隙，国初诸家，其学征实不诬，及其弊也琐(如一字音训动辨数百言之类)。要其归宿，则不过汉学、宋学两家，互为胜负”[27](P1)。从思路上来看，清末学人将学术发展历程分期概括与此文相似；从对清代学术发展的历程特点来看，清末学人的概括和此文对从清初到此文写作的乾隆时期的学术发展之概括相似度也较高。

第二个可能的渊源是朱次琦。咸丰八年(1858)，朱次琦开始在故乡礼山讲学。朱氏讲学“上辨古人，下穷今日”[29](简朝亮序，P2)，对于学术也注重梳理源流，如关于清代学术，他认为“乾隆中叶至于今日，天下之学多尊汉而退宋，以考据为宗”；顾亭林之学“可行于天下而先王之道必不衰”；“纪文达汉学之前茅也，阮文达汉学之后劲也，百年以来，聪明魁益之士多锢于斯”等[30](P48-55)。朱次琦的这些观点虽然不甚明显，但亦能显示他有梳理清代学术发展的试图。朱氏的这些观点及其取向，可能会通过两个途径影响到清末的学人。一个途径是朱次琦—简朝亮—邓实，另一个途径是朱次琦—康有为—梁启超(11)。第一个途径因为没有发现简朝亮关于清代学术的系统论述尚不能坐实，但第二个途径则可以勾勒出基本的线条：康有为在《长兴学记》的开首就指出，“尝侍九江之末席，闻大贤之余论，谨诵所闻，为二三子言之”[30](P341)，康氏讲学亦特别关注“古今学术源流”，如《康南海先生讲学记》、《万木草堂口说》、《南海师承记》、《万木草堂讲义》等文献中颇有一些内容是康氏对清代学术发展的看法，其中的一些论断能看到朱次琦论清学的影子(12)，另一些论断则可看到梁启超论清学的影子(13)。

通过参校文献异同的方式来追溯学术观点源流的方法其实不是新颖的治学方法，但通过对王国维“清学三阶段论”这个学术观点源流的追溯可知，这一治学方法在中国近现代学术史、思想史领域还有广阔的利用空间。尽管关于清末民初学术史的研究成果不断涌现，但是这一时期中国学术发展脉络仍然还不太清晰。究其原委，一是这一时期是新旧学术、中西思想交汇碰撞的时代，各种学术、思想旁逸斜出，各位学人、论著此显彼伏，很难使人抓到前后一贯的线索；二是既有的研究常以人、以杂志、以团体为研究视角，而缺少对相似学术观点、思想观念、学术现象源流的追踪梳理。换言之，清末民初的学术思想名家辈出，其思想观念也是混杂歧出，虽然梳理出清晰的线索是很困难的任务，但相关研究若能够坚持在参校文字异同的基础上考辨思想、观念、现象之源流，不仅能将各学术思想名家的思想、观念之渊源予以探索清楚，将学术现象予以合理解释，而且也非常有助于我们梳理出中国现代学术发生发展的线索。

(本文写作得到张瑞龙、张忠炜二位同事在文献、行文等方面的提示、指导，且王国维“清学三阶段论”的最早源头可能是《四库全书》或朱次琦这一观点正是瑞龙兄提出来的，在此谨向二位特别致谢!)

注释：

①仅以“篇名：王国维”为条件在“中国知网”进行搜索，检索结果就有1616篇。

②朱维铮是对清学史研究进行再探讨较早的学者之一，他不仅对梁启超的《清代学术概论》和《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进行校注，还撰写了《清学史：汉学与反汉学》(《复旦学报》1993年第5、6期)等论文。最近十多年，刘巍、李帆、张昭军、武少民、李孝迁等研究者皆有相关论著，武少民《王国维与清代学术史研究》(《东北师范大学学报》2011年第6期)是最近刊行的研究成果，主要是对王国维“清学三阶段论”的含义进行阐发。

③王国维1907说曾“家有书五六箧，除《十三经注疏》为儿时所不喜外，其余晚自归塾，每泛览焉”。见王国维：《自序》，谢维扬、房鑫亮编：《王国维全集》第14卷，杭州：浙江教育出版社，2010年，第118页。

④罗振玉：《海宁王忠悫公传》，见陈平原、王风编：《追忆王国维》，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9年，第8-9页。罗振玉在1930年应日本人之邀“讲本朝学术概略”，虽其讲稿显示罗氏重在讲清代学术之渊源而忽略流变，但其最后一部分谈“本朝学术之得失”，并指出清代学术“导源于顾处士炎武”。见罗振玉：《本朝学术源流概略》，罗继祖编：《罗振玉学术论著集》第11集，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0年，第189-240页。

⑤《致罗振玉》(约1919年3月31日)，谢维扬、房鑫亮编：《王国维全集》第15卷，杭州：浙江教育出版社，2010年，第487页。将此篇《寿序》和《殷墟书契考释后序》一文比较可知，王国维对沈曾植的褒扬超过了罗振玉，故王国维不将此文抄录给罗振玉看，估计也有怕因对沈曾植的推崇引起罗振玉不满的考虑。

⑥许全胜：《沈曾植年谱长编》，第477页。许全胜《沈曾植年谱长编》称此处的“大篇”是指王国维所撰《海日楼歌》，此一论断可能稍有不确。《海日楼歌》只是一篇充满虚语的寿诗，根本谈不上“名理”，更不会让沈氏“忻雅”，能让沈氏说“度不敢当”，又因“名理”而“忻迓”的，只能是这篇《寿序》。

⑦这可能与师门影响有关，邓实之师简朝亮对康有为的今文经学学说多有批驳。详见张纹华、傅永聚《简朝亮与康有为述论》，《聊城大学学报》2012年第4期。

⑧《国粹学报》在上海发行，影响颇大，王国维其时正在上海，且王氏也曾是《国粹学报》的作者。

⑨1914年罗振玉将已停办的《国学丛刊》复刊，在王国维代罗振玉撰写的序言中，亦明确地指出“编类既竟，乃书其端曰：秦汉以还，迄于近世，学术兴替，可得而言”。见王国维：《国学丛刊序》，谢维扬、房鑫亮编：《王国维全集》第8卷，第605页。

⑩桑兵指出，“近代学人往往好谈清代学术”，“近代学人的学术研究，很难脱离清代学术的渊源”。见桑兵：《近代学术的清学纠结——本期专栏解说》，《中山大学学报》2010年第6期。

(11)这个“朱次琦——康有为——梁启超”清代学术史认识的影响链条，可能会在一定程度上修正周予同提出的观点，即梁启超关于清学史的看法主要是受到章太炎的影响。见周予同：《中国经学史》，朱维铮编校：《周予同经学史论》，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10年，第581页)。

(12)如“本朝聪明讲考据，愚者讲八股”，“阮文达汉学之大宗”。等见康有为：《万木草堂讲义》，姜义华、张荣华编校：《康有为全集》第2集，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7年，第291页。

(13)如“廉耻坏于乾隆”、“开本朝学派者，黄、顾二先生”、“乾隆专言考据，王学尽灭，朱学亦微”等。见康有为：《万木草堂讲义》，姜义华、张荣华编校：《康有为全集》第2集，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7年，第258-259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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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源：《齐鲁学刊》，2013年第3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