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汉有一年暴发传染病，所用防控手段至今有效，欧洲中世纪才使用

隔离，中国人最先使用的防传染手段

本文作者 倪方六

就要过大年了，而“武汉肺炎”影响了节日气氛。

引起中国武汉不明肺炎的原凶，早已确认是新型冠状病毒，而不是2003年暴发的非典或其变种。这一确认为疑似病人的确诊或已确诊病人的治疗提供了方向。

如何对付新型冠状病毒？自然是药物治疗。而防止再次传染、交叉传染，最好的办法是什么？就是医学隔离和封锁疫区。

医学隔离和封锁疫区，是中国古代防疫常用措施之一 ——这是中国人最先采取的可有效防止人类病疫传染的手段！

中国是一个多灾多疫的国家，因此中国人很早就对传染病进行了研究，并发现、发明了很多控制传染病的方法。

中国现存最早的医典《黄帝内经·素问》中，即讲到了伤寒、温病的防治，而瘟疫类传染病就包括在温病之中。

该书《遗篇·刺法论》中，提到黄帝与华夏中医始祖岐伯的对话——

黄帝问： “余闻五疫，皆相染易，无问大小，病状相似，不施救疗，如何可得不相移易者?”

岐伯答： “不相染者，正气存內，邪不可干，避其毒气，天牝从来，复得其往，气出于脑，即不邪干。”

黄帝所问大概意思是，听说各种瘟疫都互相传染，大人小孩无一例外，除了常规治疗以外，如何防止传染？歧伯的观点是，防止各种瘟疫互相传染，要增强免疫力，这样才能从根本上抵抗病毒入侵。同时，还要避开病毒，不让邪气进入体内。

这里虽然没有明确说如何“避其毒气”，但可以想见像如今天戴口罩、毛巾捂口鼻都是避毒的有效手段。

这里的“毒气”——乃致病之“气”，其实就是现代已被证明了的细菌、病毒一类病原微生物。

中国古人喜欢用“气”来表示某种东西。与“毒气”类似的概念还有邪气、异气、杂气、戾气、疠气、疫气等，这些“气”统统是人类染病患疾的根源。

明末医家吴又可便对传染之“气”有很深的研究。在其《温疫论》中提出，传染病（瘟疫）是由戾气引起的，“夫温疫之为病，非风、非寒、非暑、非湿，乃天地间别有一种异气所感。”这种“气”无色无味，肉眼看不见（现代可以看见了），却最易传染人——不就是病毒么！

更了不起的是，中国古代医家认为，可人传人的病疫是通过呼吸道感染的。吴又可便认为，传染病疫是——“邪从口鼻而入。”

对于传染病的防治，吴又可提出了与《黄帝内经》中相似的观点，即要强健体质，增强自身免疫力，“本气充满，邪不易入；本气适逢亏欠，呼吸之间，外邪因而乘之。”

吴又可还提醒人们，要注意饮食，休息好，保持心情舒畅，否则，“或遇饥饱劳碌，忧思气怒，正气被伤，邪气始得张溢。”

上述是从个体提出的防范传染病的要求，如果从群体和全社会的角度，中国古人则认为最好办法是减少外出活动，隔离患者，封锁疫区。

这种控制社会传染病的手段，中国在秦汉时已开始。

据《汉书·平帝纪》记载，针对当时的传染病，朝廷采取的办法是——“民疾疫者，舍空邸第，为置医药。”

“舍空邸第”，就是空出房子，将患者集中安置，这样既可以保证患者不再成为二次传染源，也让患者得到了帮助，便于进行集中治疗，这就是中国古代的“医学隔离”措施。

这是中国史书中，对传染患者进行医学隔离的最早记载。

其历史背景是，西汉元始二年（公元2年），不少地方发生旱灾，并发蝗灾，随之暴发疫情。怎么办？其中重要一点就是，“民疾疫者，舍空邸第，为置医药”，虽然这是作为朝廷慈善手段开展的活动，但对防止疫情扩散起到了积极的作用。

此后，“舍空邸第”成为中国古代历朝政府控制传染病的手段，一直到今天，都是人类控制和预防传染病行之有效的办法。从2003年的“非典”，到眼下的由新型冠状病毒引发的“武汉肺炎”，隔离都是第一选择。

央视最新报道，武汉防控指挥部已发布公告：自2020年1月23日10时起，武汉市城市公交、地铁、轮渡、长途客运暂停运营；无特殊原因，市民不要离开武汉，机场、火车站离汉通道暂时关闭。

这一做法在过去就是“封城”，实际就是大范围医学隔离。

新华社专访武汉市长周先旺时也用到“封城”一词，问周先旺如何看待对武汉“封城”之说？得到的回答是，“既要防止输出，也要控制输入。”

而欧洲使用“隔离”手段控制传染病则比较晚，直到中世纪，包括“隔离”、“封城”在内的应对突发公共卫生事件的相关制度和手段才形成，这以意大利控制港口入境人员为标志。

当年，鼠疫在欧洲大陆反复流行，给欧洲带来世界末日式的灾难。

通过观察发现，鼠疫反复流行常由水路传入。作为时外国人乘船到达第一站的意大利港口，为了控制鼠疫，该国官员强制性要求所有人下船后，先住进城外指定的地区——受严格管戒的营房里。

在里面呆上40天以后，如果没有问题了，才被允许进城，自由行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