葛兆光：“亚洲”或“东部亚洲”，凭什么成为一个历史世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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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亚洲”或“东部亚洲”，它为什么，或者由于什么可以成为一个历史世界？

就像我们在一开始说的，我们当然知道，亚洲并不是一个，东亚、南亚、西亚、北亚差得很大，甚至连东部亚洲也未必是一个，从语言、文化、人种、经济各个方面都千差万别。

过去写亚洲历史，都会碰到这个麻烦。我想举两部很典型的书为例：一是宫崎市定《亚洲史概说》，他和前面我们提到的桑原骘藏一样，亚洲历史包括了东亚、西亚、北亚和南亚，如果从宗教角度看，至少涉及了袄教、摩尼教、伊斯兰教、佛教印度教、儒家覆盖的广大地区。所以，他很聪明地不论述什么是亚洲的共性这个问题，你看他在第一章《亚洲诸文化的形成及其发展》里，就是分别介绍古代波斯、古代印度、古代中国，大概地分成三大块，然后再讨论各个民族与文化的相互交往。但是，美国学者罗兹·墨菲的《亚洲史》，则把大部分西亚的伊斯兰世界从亚洲隔出去，试图对此概括出一个亚洲性来。他用了一个“季风亚洲”概念，基本上西边儿只是阿富汗、巴基斯坦、印度，不包括伊朗、伊拉克、土耳其和阿拉伯半岛，你看他的书里，地图就只有这一半。为什么？他自己说，阿富汗以东和近俄罗斯以南的这一块儿，还有“一些有着普遍意义的特征， 使它成为一个合适的完整的研究学习单元”，他列举的历史与文化特征包括：（1）大家庭和亲属关系网及其多重功能具有重要性；（2）为家庭或地位尊重知识；（3）尊敬长辈以及长辈有权威；（4）妇女处于屈从与谦卑地位；（5）社会分等级；（6）重视历史和传统；（7）集体优先于个人。他把这些称为季风亚洲所有地区共有的文化特征。可是，这个总结我是不赞成的，因为这些指标不具有根本意义，也不能涵盖整个季风亚洲，而且，所谓季风亚洲那么大，内部差异太大了，印度教佛教区域、伊斯兰文化区域、儒家文化区域，在这些方面不见得趋同。

当然，从历史上看，亚洲/东亚的某些历史联系，实在也是不少的。以前，我们特别爱用“圈”这个字，表示某个历史文化共同区域。比如汉字文化圈、儒家文化圈、佛教文化圈、东海或者南海贸易圈等等。一个区域在历史学意义上可以成为一个“圈”，一定得有一些联系的要素才行，这个联系的要素，就是彼此可以成为一个历史、文化或经济世界的基础。而注重"联系"的全球史研究或者区域史研究，这个“圈”，也就是他们关注的“网络”，是把不同国家和族群连在一起的“网”。无论是“圈”还是“网”，一般说来，使一个区域成为一个历史世界的，应当特别关注的因素大概有以下五个——

战争导致不同地区之间的联系，是不消说的。从小的来说，战争推动吞并和殖民，秦汉以郡县制把各种华夏边缘逐渐“纳入中国”，主要依靠的是武力，在政治制度上统一，否则六国诸侯谁听你的呀。同时，从大的来说，战争也推动技术、知识、风俗和物质在全世界范围的交流，影响宗教信仰和政治文化等的变动。比如：（1）公元 750—751年发生在葱岭以西，也就是现在中亚一带的怛罗斯之战，就使得大批中国战俘进入中亚西亚甚至欧洲，《通典》里面说“高仙芝伐石国，于怛罗斯川七万众尽没”。你看从《通典》等文献中重新辑出来的杜环《经行记》就知道，很多东方的文化、东方的技术都向西传播。据有人说，西方早期都是用羊皮纸，一直到怛罗斯之战，中国战俘被虏，大食人学会了造纸术，在撒马尔罕造纸，向西方出口，从此这种书写新材料才逐渐传到西方，于是，用纸书写和印刷的世界就形成了，这对欧洲来说影响巨大，甚至后来走出中世纪、文艺复兴、民族国家形成，似乎都和这个技术传播有关。关于这一点，大家可以看年鉴学派大学者费夫贺和马尔坦的《印刷书的诞生》。（2）接下来八世纪末，回鹘和崛起的吐蕃王国之间争夺北庭的战争，有人指出，尽管吐蕃控制，使得唐王朝失去了北庭和西域的控制权，但是信奉佛教的吐蕃，也使得更西边的伊斯兰力量未能更深入地东进，这影响了西域乃至中国内地的宗教与文化。（3）蒙古时代为什么可以说是世界史的开端？就是因为蒙古大军东征西讨，通过战争把欧亚大陆连起来，成为一个有机的世界了。（4）十六世纪九十年代的“壬辰之役”，就是丰臣秀吉侵略朝鲜的战争，朝鲜、日本和中国打了一仗，很多朝鲜人被掳到日本，从这些朝鲜战俘那里，日本也学到了很多大陆的文化、知识和技术，包括烧制瓷器（像下面讲到的古伊古丹瓷器即“有田烧”），如果谈论“瓷器制造的世界史”，中日朝这也是很重要的一个“圈”。

在亚洲/东亚地区，移民是使各个区域各个国家在文化上互相联系的重要因素。现在，大家都说日本大和民族多么单纯，其实，日本的早期人口中，有多少是原住民？有多少是从百济移民过去的？现在流行的说法，说日本绳文时代的人来自东南亚，弥生时代的人来自东北亚。就连日本的天皇，还有人说有来自朝鲜半岛的血缘呢，这绝对是真的。日本有名的桓武天皇（かんむ てんのう，737—806）， 他妈妈高野新笠就是来自百济的。如果按照江上波夫（えがみ なみお，1906—2002）“骑马民族”的理论，日本人还有一部分是北方亚洲游牧征服者的后代呢。当然，日本也有中国人后代，你们都会记得“徐福”的传说，徐福是不是真的有，还可以讨论，那几千个童男童女是不是真的去了日本，也可以怀疑，不过早期日本所谓“归化人”，也就是中古时代从大陆过去的移民嘛。

中国也一样，不说最早的，就是到了中古，那各族移民也同样多了去了。唐代以前的，你读一读姚薇元的《北朝胡姓考》、唐长孺的《魏晋杂胡考》和马长寿《碑铭所见前秦至隋初的关中部族》，你就知道北方中国胡人移民的情况。到了七世纪，唐王朝打败东突厥，也曾把突厥人安排在长安附近居住，突厥人慢慢地就成了长安人；联合新罗统一朝鲜半岛的时候，也强迫高句丽和百济的很多人进人唐王朝控制的地区，于是，高丽人就变成中国人；至于西北过来的中亚西亚胡人，比如什么来自中亚的“昭武九姓”，来自西亚的“波斯胡”，还有所谓“菩萨蛮”，也是外来人口呀。举两个大家可能熟悉的例子，一个是白居易，陈寅恪就认为他的先人是“蕃人”；而尉迟恭呢，就是大家知道的和秦叔宝一块儿当门神的那个武将，日本的羽溪了谛、榎一雄，中国的向达，都曾经猜测他家族来自于阗，而赵和平就考证了在青海、甘肃一带，有八个尉迟家族的人物。最近尉迟氏的墓志出土了，证明尉迟氏是鲜卑人，魏孝文帝之后，分为洛阳和并朔两支，在北周、北齐都很显赫。你们看，中外之间，是不是移民很多？给大家说一个有趣的例子，以前，葛承雍说崔莺莺是“酒家胡”，有媒体借机宣传说，就是“外国酒店女招待”，这当然是哗众取宠的媒体标题党，但当时长安酒家的胡姬，确实是很多，李白的诗就说“胡姬压酒劝客尝”嘛。

当然，明清以后的移民现象更值得注意，如果说中古以来，特别是东晋南渡、安史之乱、宋朝南渡为代表，引人瞩目的是北方胡人南下，中原汉人再南下，重新定义了中国的地理空间，那么，对于明清以来的移民，你要关注的，一是海上移民，从东南沿海区域向菲律宾、马来亚、印尼、文莱的移动；二是从广西和云南向缅甸、越南、暹罗的移动；三是从湖广地区向川黔的移动。前面两种移民，把东亚、东南亚连起来了，也重新塑造了南方中国和东南亚高地、平原和港口地区的文化交流。后面一种移动，有人说是内部殖民，实际上和西南地区的“改土归流”、文化开发，逐渐纳入华夏，很有关系。

商品流通是广袤的各区域之间最明显的联系了，也许不用多讲，现在学界有说“环东海贸易圈”的，有说“南海贸易圈”的。大家都知道，传统时代的商品流通里，最引人瞩目的就是“丝绸”和“瓷器”。丝绸的贸易形成了“丝绸之路”，把东亚、中亚、西亚和欧洲联系起来，而瓷器则构成更广泛的陆地和海上贸易圈。2016年，我曾经在新加坡的亚洲博物馆参观“黑石号沉船”的出土物品，让我非常震撼和感慨，在一千三百年前的唐代居然有这么大的商船，经由中国沿海，到南海，到马六甲，到印度洋，然后到达波斯；居然有这么多的瓷器，包括河南巩县、湖南长沙的产品，通过这些海上的贸易船，运到遥远的地方。瓷器的贸易甚至一直到 达非洲东岸，考古学家说，在非洲肯尼亚，就出土过元明清三代的瓷器。大家知道，北起韩国木浦、中国山东，南到福建泉州、广东阳江，都出土了好些沉船，这些从事海上贸易的船只，很大很大，宋元时代就有可以装载30万斤，五六百人的大船，包括从中国出去的，也包括来自印度洋的，他们通过香料、瓷器、丝绸的贸易，把东北亚、东南亚，甚至印度洋上的印度、波斯、非洲，都连在一起了。

顺便说，对瓷器的需求，还促使这种制造技术在东亚的传播，我曾经在日本福冈国立博物馆看到，中国的瓷器技术经过朝鲜，传到日本，在十六世纪九十年代的“壬辰之役”中被日本俘虏的朝鲜工匠，就把来自中国和朝鲜的瓷器制作技术带到了日本，后来，日本九州的所谓“古伊古丹瓷器”，就是后来所谓的“有田烧”， 反而比中国的瓷器还好，甚至在外销欧洲的时候，抢了中国的生意。不过，在通常注意的“丝绸”和“瓷器”之外，我觉得香料，以及白糖、茶叶和鸦片这三样，特别值得注意。像德川时代的日本长崎，与中国合法的贸易中，最大宗的就是白糖。一只船几十吨上百吨的糖，像乾隆四十四年（1779）沈敬瞻当船主的南京船元顺号，船上装了165000斤白砂糖，12000斤冰糖；乾隆五十四年（1789）朱心如当船主的安利船，也是165000斤白砂糖，装了1420包， 冰糖19500斤， 装了100桶。在这个需求和贸易背后，也许，还有很多可以说的话题呢。

顺便插一句，商品流通的同时，还有钱币的流通，古代中国出土了不少古罗马、古波斯的金币、银币，而环东海南海各国也出土了很多中国的铜钱，中国的铜钱有一段时间就像“国际通货”，在日本、朝鲜、安南以及东南亚各国流通的，为了铸钱，而中国的铜又不够，于是要从日本进口铜，一直到清代，各省还是要从日本贩运铜来铸钱，这也可以是一个“钱币的全球史”吧。

文字和图像，是“无脚走天下”的东西。以前西嶋定生说的“汉字文化圈”，就是把东亚——其实还包括越南——连在一起，依赖汉字书写的习惯的一个文化共同体。汉字就像欧洲的拉丁文，各国都用这种文字来书写、联络、纪事，各族就一定共同拥有一些思维习惯、传统文化、礼仪规则。就像拉丁文的传统一旦崩溃， 各国开始用各自的“国语”和“国字”书写、印刷、传播、教育，大帝国或共同体就开始分崩离析了。以前胡适就说，文艺复兴催生的最重要成果就是“国语”，“国语”则是近代建立民族国家的基础。

但是，在传统时代，东亚确实就是共同使用汉字的，这种文化把东亚联系成为一个历史世界。到了近世日本用假名，朝鲜用谚文，各自创造自己的语言文字，促成各自的文化独立意识，以汉字作为通行书写文字的东亚历史世界就开始分化了， 但是，你看看长崎唐船贸易里面，有多少汉字的书籍在流通？日本学者大庭脩对江户时代唐船贸易中的书籍流通研究，非常重要，因为即使在彼此锁国的时代，大量汉字图书也一样把东亚连成一个知识网络，而废弃汉字，可能会导致对中国传统的背离。所以，朝鲜世宗二十六年（1444），也就是明朝正统九年，朝鲜国王颁布《训民正音》，推广谚文也就是有音无义的朝鲜拼音文字，有一个叫作崔万理的三品官员就反对，他说这很危险，因为推广了这种文字，就违背了“华制”。什么是“华制”？就是书同文。他说，只有蒙古、西夏、日本、西蕃（西藏）才另有文字，但是另有文字的“是皆夷狄耳”，可见文字是一种很重要的联系，所以才有“汉字文化圈”的说法。

同样，图像也是一种构成共同文化的要素，从古代中国形成的绘画，包括它的色彩线条、形态风格、欣赏习惯，更包括若干共同的主题。比如墓室壁画中的四神星象、出行狩猎、宴饮歌舞，日本的“飞鸟美人”和集安的高句丽墓室壁画，以及西安的唐朝墓室壁画，很多是很像的；再比如宗教雕塑和绘画中的佛菩萨、十殿冥王、高僧，以及文人艺术中的幽玄山水、花鸟鱼虫、都市繁华等，这些共同的主题和风格，都是把东亚联系为一个历史世界的“要素”。比如，宁波的画家，就专门给日本绘制他们订购的佛画，现在我们还看到一些日本保存的宋代佛画，像《十王图》，就是那个时候的出口商品。最近，艺术史界讨论很热烈的《五百罗汉图》，分别收藏在日本的大德寺，美国波士顿美术馆、弗利尔美术馆，这就是南宋前期（约孝宗、光宗、宁宗时代）明州（也就是现在的宁波）画家周季常、林庭珪画的， 后来辗转被日本镰仓寿福寺收藏， 先后经过当时日本执政者北条、丰臣秀吉所拥有，最后才被大德寺所得，其中又有十几幅流落到美国，就是这些罗汉图，也就构成了一个联通东亚艺术史世界。我以前读到石守谦讲山水画的一篇文章，里面就提到宋代开封流行十一世纪后期日本的绘画折扇，当然这种"倭扇"也可能并不是真的日本货，而是高丽商品，因为郭若虚《图画见闻志》里面说，高丽国每次派人到中国，都带了折叠扇，“其扇用折青纸为之”，有的“以银泥为云气月色之状，极可爱，为之倭扇”，当时有人分不清日本、高丽，还以为日本是高丽的附属国，所以高丽的折扇也叫作“倭扇”。北宋人记载说，熙宁年间，汴梁相国寺，也就是首都最热闹的地方有卖日本国扇，“淡粉画平远山水，薄傅以五彩，近岸为寒芦衰蓼，鸥鹭伫立，景物如八九月间，般小舟，渔人披鞋衣钓其上，天末隐隐有微云飞鸟之状，意思深远，笔势精妙”，而且价格非常昂贵。但是，你从描述来看，这折扇画风完全是中国的，但是这折扇却是日本的，也可能是在高丽纸上画的，这个小小的例子，说明东亚艺术确实有共同要素。

在亚洲或者东亚，曾经流行，并且超越国家或王朝的，有好多宗教，中古有所谓“三夷教”，就是从欧洲、阿拉伯半岛、西亚逐渐过来的宗教。琐罗亚斯德就是袄教，摩尼教后来也叫明教、食菜事魔，景教也就是后来的也里可温、天主教、基督教。此外，还有回教也就是伊斯兰教。其中，普遍存在于亚洲尤其是东亚，一直不断的，最明显的当然是佛教。大家都知道，佛教是一个世界性宗教，但更应当说，它就是亚洲的宗教。它从尼泊尔、印度起源，一面传到中亚、西域，一面传到南亚、东南亚，通过陆、海两道 进人中国，从中国到朝鲜，从朝鲜进人日本，不仅形成南传佛教、汉传佛教，而且还分成不同流派，密宗从印度传人中国，在盛唐热闹了一下，很快衰落，可是在日本，却大大兴盛，成为日本真言宗；佛教在中国大部分 地区是汉传佛教主要是大乘，但是在云南却受缅甸、印度和西藏佛教影响，好多地方是小乘或密宗；在发源地印度，佛教衰落得一塌糊涂， 但是，在东南亚却非常兴盛，你看缅甸、泰国、老挝、柬埔寨就知道。

不光是佛教这样所谓世界性宗教，就是很多看上去是某个国家的土产宗教，像中国的道教、日本的神道教，也有很多外来因素，不把它放在亚 洲或者东亚背景中，也研究不好。甚至包括墓葬壁画、神像、随葬品等等，也是各个区域互相影响的。举个前人研究很深的例子。十二支，也就是十二地支，作为十二生肖神像，以前，最早有章卷益讨论过，童书业和他的女婿黄永年先生也考证过；日本更早，像内藤湖南也考证过，而西嶋定生则写过一篇长文《中国、朝鲜、日本十二支像的变迁》，就非常仔细地讨论中古墓葬中的十二支像，在新罗、日本和中国的流传和变化，说明先是在墓志石上有兽身兽首的十二支，这从隋代就出现了，到了唐代天宝年间，出现了人身兽首的十二支像，到了晚唐九世纪的时候，又出现了人身人首的十二支像。这种十二支的变化，陆续影响到新罗、高丽、契丹、日本，出现了相应的十二支像。

可是，事情没那么简单。如果你再看法国学者沙豌的《突厥十二生肖》， 就会发现这种信仰实际上还不只在东亚流传， 甚至还传到吐蕃， 宋仁宗时代就由出使的官员传到啪厮啰（就是吐蕃之一部），也逐渐波及东南亚，元代就传到了柬埔寨和暹罗，那里的十二生肖名称，是从安南语转译的汉语；甚至早在唐代中亚、北亚的骑马民族就已经知道十二生肖并用来纪年。沙豌甚至还认为，可能是突厥人发明的十二生肖，在公元初年才传到中国，“在掌握更多的情况之前，应将十二生肖的发明归功于突厥人”，这就更麻烦了。这就是一个贯通亚洲历史的很好例子。

古代宗教信仰是这样，那么，近世的宗教信仰呢？我讲一个例子，基督教传到东亚来，在日本、朝鲜和中国的反应就值得比较，我以前写过一篇论文，通过十九世纪初朝鲜“辛酉教难”中的黄嗣永帛书，就讨论过日本德川时代、李朝朝鲜以及清代中国对基督教的不同反应。

如果你把宗教传播、宗教反应，放在东亚整个区域连在一起讨论，你就能看到很多有趣的文化史现象。

（本文选摘自《亚洲史的研究方法：以近世东部亚洲海域为中心》，葛兆光著，商务印书馆2022年10月出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