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峰：从早期中国看世界史：以国家形态和政府职能为中心

因为不想重复《早期中国》这本书里的观点，所以我选了“从早期中国看世界史：以国家形态和政府职能为中心”这样一个题目。它来自我两年前写的一篇文章，将收在Bloomsbury Cultural History of Technology这本书里，是其中的第七章。文章内容和《早期中国》这本书有关系，但更多的采取比较的视角，主要想从中国早期研究，特别是西周研究的经验上重新回头来看早期国家的不同发展途径。

下面我就首先介绍一下我的主要观点。

关于早期国家的发展道路，在西方学术界比较著名的，或者大家都比较尊崇的观点是由炊格尔（Bruce Trigger）在1993年Early Civilizations中提出来的，在2003年的Understanding Early Civilizations一书中又重新讲了这个观点。炊格尔的书在中国也翻译过，特别是他的《考古学思想史》。他提出早期国家有两种主要的形态，一种是城市国家，主要以中东地区的苏美尔早期城邦或希腊早期城邦为主要代表；另外一种国家形态是领土国家，埃及是典型的领土国家，还有包括中国的商—周，他对中国的商—周理解是基于80年代以前的研究，比如张光直先生的著作对商的研究，和Creel即顾立雅对周的轮廓的基本介绍。从城市国家和领土国家，最后发展到帝国，这是他关于早期国家的基本理论，在西方目前还有很多人在继续这样一种探讨。

我的看法不一样，我认为早期国家主要有两种形式：一是以苏美尔和希腊为代表的城市国家（城邦）；二是以中国的商和周为典型代表的邑制国家。“邑制”一词是从商和周的当代文献中摘取的，商代的甲骨文和西周的金文都有大量的资料在谈邑这个事情。

在我的理论中，领土国家实际上是一种比较新型的国家，是邑制国家和城市国家发展到下游的国家形态，最后都发展为领土国家。这和炊格尔所讲的领土国家在概念上不一样，在内涵上也很不一样。领土国家后期，基本上就到了帝国的前身；从领土国家发展到帝国，可以说是一步之遥，也可以说是必然的趋势。这样一个发展是比较符合历史逻辑的，而且根据过去二三十年的研究，我们对这个过程现在会有一个比较符合逻辑的、清晰的解释。

理解这一发展过程的关键，是对西周国家的认识，西周国家是一个非常重要的连接点，对西周国家的重新认识是了解中国早期国家的关键，也是我们理解后面一系列发展变化的关键性出发点，比如东周时期，怎样从东周的多国体系当中产生新兴国家，如果不了解西周，对东周的一系列发展就基本上说不清楚，很难用符合逻辑的方式解释，所以西周国家是一个重要的时期，不仅是对中国历史，对世界史也同样非常重要。

更重要的是，对西周国家的认识，现在基本上可以建立在西周当代的文献基础之上，即除了考古本身的资料以外，我们有大量的青铜器的铭文，可以让我们回避后世所植入的种种错误观念。比如过去很多学者喜欢用周礼来研究西周的事情，我并不是完全拒绝周礼，而是认为我们应该先研究西周当代的资料，在此基础上再回过头来看周礼，周礼放在下一步，这是我的基本看法。同时，这样做还可以让我们取得与世界其他地区早期文明研究共同有效的资料基础，这个基础能让我们进行一些横向比较，这是很关键的事情。

首先请大家看这张图，这是我三年前做的关于西周的国家分布图。

外面这条线并不代表西周的国界，只是西周王朝的政治势力所能到达的最远的地方，大概在这个范围里，西周国家存续了274年。

西周时期最关键的是有当代史料青铜器铭文，铭文的重要性应该放在世界史的角度来看。根据不完全统计，现在有接近2万件有铭文的青铜器，2万篇青铜器铭文，数量很大，当然这里面大量的是比较简短的铭文。尽管如此，如果以50字作为长篇铭文，那么50字以上的铭文大概会在350—400篇之间，依然相当可观。而且重要的是，这些资料本身可以相互联系，形成比较系统的整体信息，因为一个人可以做不同的青铜器，同时一篇铭文会讲到不同的人。通过这样一些联系，可以把西周当代资料的信息系统进行梳理，做一些有共同联系的解释。

回到公元前1000年以前，从全球角度讲，只有大概四个地方人类早期管理和经营国家的经验有文字资料记录下来，中国是其中之一。大量早期的资料出现在中东美索不达米亚地区，这里早期的资料主要是两种，一种是某某地方送了多少羊，多少牛，是这些账单；还有一些主要就是土地的契约。这些资料里虽然讲到当时政府里的个别官员，但是基本上没有政府本身组织或运转的资料，这是比较遗憾的事情。

古埃及书写的历史基本上到公元前3000年左右，比美索不达米亚早，但早期埃及古王国的资料基本都是标签上的一些文字，如U-j的标签，很少有大量叙事的东西。到了中王国，有很多长篇的铭文，但大部分都是歌功颂德的，主要讲法老生活的事情，对埃及政府本身具体的描述几乎是没有的，只能通过一些间接的材料对埃及政府进行复原。

希腊的材料更是比较局限，就是Linear B的文字，但基本都是账单。

西周这些文字资料，特别里面有超过100篇册命金文，就是当时周王任命官员、口述官员的职责，并且对官员寄予希望的内容，在周朝的宫廷上把本来写在竹子或木头上的王令给了大臣，他们回去以此为基准铸下这些册命金文。这些铭文可以说是西周政府运作的直接产物，这一点实际上使西周金文在世界史研究当中占据了一个特殊的地位。

另外还要指出，这些铭文并不是某位作者对政府总体的看法，而是跟每一个官员自己在西周政府服务的经历有关系，所以基本都很个人化。从这点来讲，实际上它们是一种作为西周政府目击者的资料，这非常可贵。但我并不是说这些资料完全没有问题，有些金文资料也很有问题，因为有主观的地方，有回避不讲的方面，这些方面不多说了。只是说它们作为从西周当代传下来的文章，跟西周政府有直接的关系，这在世界早期历史中基本上可以说独一无二，所以我们在世界范围里面的早期国家的研究中也应该很重视这批资料。

我自己对这批资料经过多年的研究，研究的重点很长时间内是放在西周金文上的，下了一些功夫。给大家举一个例子，四十三年逨鼎。一般情况下，史料的断代是非常难的，因为基本上很难指定一个具体的时间段。但是铭文有一个好处就是它的断代，当然还是有很多争论，但如果是能断得比较清楚的铭文，可以具体到哪一年，这也可以说是铭文的另一个优势。

还有一些文献，比如像散氏盤，这是我的一个小小的发现。有很多长篇铭文最后一行实际上只有半行，字数不够完整，有两个做法，一个是把字整个拉开，或从上面开始到中间，但是这篇铭文是从中间开始，如果仔细看内容，实际上是条约最后的签名，这篇铭文非常真实、完整地呈现了西周不同书写材料上的文献，而且还有画押，名字、官称。

通过对西周当代这些资料的研究，可以得到一些初步的认识，随着更多铭文的发现，还有很多改进的空间。

到了西周中期，基本上可以说西周政府形成了比较官僚形态的政府体制，主要包括卿事寮、太史寮、王家，这三大支就已经出现了，这是基本的认识。在世界史上，用西周的资料可以真正展现这一官僚制度是怎样形成的。

在这里最重要的一个发展是出现了像“寮”这么一种机构，寮不是具体的一个官职，不是具体的office，而是相当于一个部门机构，看起来是常设的行政机构，能把不同的官员放在这么一个机构里，这反映了西周人对当时政府的基本行政功能有分类的概念，即哪些应该属于一类的工作。而且“寮”本身所象征的是宫殿里面有火，这个火就是灯火通明，它反映的是日常不间断的行政职能。所以到了西周中期，西周政府所形成的规模、形成的体制是比较符合官僚制度的这么一种体制的。

关于“邑制国家”，我在《西周的政体》（2008年英文版；2010年中文版）里已经表达过如下观点：

1. 西周国家并不是由一条边界线所界定的地理整体，而是由它所控制的成千上万的邑的位置所确定的；而“国家”即存在于这些邑之中。邑有大有小，基本是农业耕种单位的在当代文献中都叫邑，不做区别。西周国家说到底其实就是一个成千上万片土地集结在一起的邑集结体。

2. 国家的“疆域”内存在着真空地带，特别是作为西周国家组成因素的诸侯国，所属领土之间也会出现重叠现象。我们不能拿战国以后形成的国家的概念去看西周国家，西周国家可以是分散出来的，基本上每个国家都是一个邑的组合体，邑和邑之间是有空间的，这是古代国家的基本形态，也就是我讲的邑制国家的基本形态。这一点其实是我们理解中国古代史从西周到帝国形成路径非常关键的一点，因为这是关键的出发点，后来的一切变化都是以最早这样一种条件的变化为起点才发生的，即属于一个诸侯国的邑很可能坐落在更靠近另一个诸侯国的中心的地方。

我们从图上可以看到，大大小小分布的基本都是邑聚落的集结体。西周国家是由成千上万的邑形成的组合，沿着血缘结构，把这些邑分下去。

同时可以看到在世界史上，有另一种相对更常见的国家存在方式，就是苏美尔的城市国家。西周整个版图，从山东到陕西有800多英里，南北有600英里，当然不能用版图的概念。

美索不达米亚如图这一范围，从巴格达到波斯湾差不多是350英里，基本相当于西周国家中轴线的一半，大概从山东到河南的范围。在这个范围里，大的有15个国家，再加上一些小国家，大概共25个国家存在于这个小的范围里。而且这些国家彼此间平均距离小于60公里，基本上站在一个国家的ziggurat上可以看到周围的国家。从地理政治的角度来讲，和西周国家是完全不一样的存在状态。

古希腊的城市国家，从斯巴达勇士打败波斯帝国入侵的Thermopylae地方，到最南面的塞西拉（Cythera）岛差不多200英里。想起当年在芝加哥大学跟着希腊史老师上课时，他最常说的一句话就是“不要忘记这是一个很小的土豆”，所有大事情都发生在很小的范围里，这是它的特点。

城市国家和邑制国家是非常不同的两种政治地理存在的状态，但是更重要的是它内部本身的不同。

邑制国家，像西周，再往上推演到商代，应该是一个独立的国家政体，大范围的，比较类似于许宏先生讲的广域的早期王国。

城市国家不一样，大家现在认为城市国家必须是一个群体，不是说有了城市就可以叫城市国家，如果只有一座城市的话，不能叫城市国家，两个城市也不能叫城市国家，必须是在有共同文化历史背景的文化圈里形成了相对完全独立的国家群体，这才叫城市国家。所以现在有一个叫法是City-state System或City-state Culture，这是现在比较流行的对城市国家的两个新的定义。

城市国家有多小？一个普遍的说法，从这个城市国家的中心到它的边界，一天可以到达，城市国家不会大于这个范围。刚才讲的60公里，一天差不多，再加上有车的话，一天是可以到达的。邑制国家不一样，它是相对比较松散的、比较大的国家，而且是有多中心的。

在西周金文里，我曾经专门研究过中心城市的网络叫“五邑”，金文中有明确记载，周王就是在五邑中来回旅行，这是非常不一样的国家形态。

邑制国家有比较强大的中央行政机构，这是城市国家所缺少的，没有中央集中的权力机构。反过来讲，国王Household作为国家最高的统帅、作为国家的最高行政机构，国王在战争时期领导国民参加战争，是这么一种情况。在西周，官僚制度形成最大的特点就是王家这套东西，包括土地、所属的臣民、他的官员，这个系统基本上和中央政府能区分得清楚，而且金文里就讲得很清楚，王人是王下面的人，有什么样的官员，是很不一样的东西。埃及早期国家的发展也形成了这么一种国家和王室的区别，这在早期国家发展中是很重要的一点，就是王家行政独立。

最最重要的一点，邑制国家和城市国家最大的区别，就是社会的基本单位，在邑制国家当中是宗族，西周大的宗族可能会有五六百人甚至几千人，里面还有附着于他们的、不同来源的俘虏或农奴，每个都是这么大的整体。但是在城市国家当中，基本的社会单元是Households，就是中心家族，一般大概超不过10个人，这是非常不一样的地方。中东地区和中国历史很多不一样的地方就是从这里来的，社会是不一样的。这样一些家户形成了一些管理的机构，这个机构就叫做Assembly of free citizens，在这些城市国家里，各自行业的人基本居住在一起，每个区有自己小的议会长。

过去的西方早期历史研究总是把中东地区国家看成和希腊国家完全不一样的两个相对的政体，过去十年、十五年，越来越多的学者认为其实中东地区这些小型国家和希腊早期的国家完全是一样的，国民对政治都有相当大的参与程度。在中国邑制国家缺少这样一种自由国民，这也会涉及到我们传统的一些争论，比如“国人暴动”是怎么回事，我的看法是，国人这样一种自由团体是春秋以后才出现的，西周不存在自由民主的情况。

在城市国家里，精英以城市为自己认同的标志，但是西周时期的精英群体一般都是以农村聚落中心为认同标志，如果我家在宝鸡的散氏我不会说是周中心城市的人，这是人们对社会组织的认识在邑制国家和城市国家非常不一样的地方。

在邑制国家城市没有独立的地位，我们在西周金文里从来没有看到一个首长、一个官员被任命为某一个主要的邑的行政首长，而是这些城市里面具体的官职被统一任命，是这样一种职能在五个邑里同时实施。我们知道在城市国家里，城市会有这样一个独立的地位，会有类似于我们现在讲的市长的位置，这个人实际上是没有实权的，他是在沟通国王和市民的委员会之间发挥一定作用，他负责把市民所提供的税收运送到王室。

邑制国家有比较强大的常备军队，城市国家一般没有，要打仗了，国王就号召国民跟他一起去上战场。总的来说，这是两个非常不一样的国家形态。

在考古当中我们可以看到，周公庙是我们考古发掘出来的对西周宗族非常形象的展示，有聚落中心，周围有墓地、作坊。而考古所见苏美尔人的家户，乌尔早期的城市结构，基本上每个家庭单元就是这么大一点，国民整体都是由家户组成的，这和西周社会非常不一样。

我们再来看看埃及。炊格尔认为埃及是领土国家最主要的一个典型，但我比较反对这个说法，我也有我的道理。埃及是只有一条通道的统一国家，它的领土非常奇怪，就是沿着尼罗河这么一条狭长的通道，而且左右最宽的地方只有15公里，其实就像一根竹竿，竹竿被分成22节，每个都叫一个州，nome，就是这么一个国家。

但是埃及确实存在着比较强大的地方精英，起初地方首长会在都城安葬，后来首长慢慢完全本土化了，就像西周后来的诸侯国一样，建立本土的精英，而且有自己的军队。这些和西周都是比较相同的。埃及有常备军队，而且地方相对行政独立，中央控制比较关键性的物质，比如金属等。

因此，我认为埃及国家的体制其实不是领土国家，而是和西周比较类似。埃及会给人一个错误的印象，因为它的领土非常清楚，只要出了这个河道以外，周围全都是沙漠，逃都逃不掉，所以炊格尔认为它领土范围比较清楚。我的讲法是，它并不是一个领土国家，领土国家关键是要看内部统治的结构、国家组成的结构，它其实是一个受领土限制的国家（Territorially constrained state）。这个讲法将来我们可以进一步讨论，总体来讲，埃及国家和西周国家有很多共同点。

埃及既然不是炊格尔所讲的领土国家，那么领土国家在哪里？典型的领土国家其实在中国，就是春秋晚期出现的一些有明确国家边界的国家。中国是领土国家最典型发展的地区，如果研究领土国家的话，先把中国研究清楚再去研究别的地区好一些。为什么要从中国早期研究来看世界史？就是因为中国有比较典型的现象。

我提出了一个区别，领土控制(territorial control)和领土行政(territorial administration)。西周时期并不是没有领土概念，金文里讲得很清楚，但是它所讲的领土实际上是一种领土控制，而不是领土行政，这是非常重要的一个概念的区别。

领土国家到底怎么形成的？了解了西周国家的基本形态以后，对这个问题就会有比较逻辑性的解释，西周国家原来的存在状况是国和国之间相互交叉、相互重合，这个状态在西周王权还强大的时候没有问题，而且这些国家之间互相会交换邑，王室重新给它新的领土，可能给一个国家的领土离这个国家非常非常远，是完全交错的形态。但是西周上层王权被打掉，王权变得不起作用以后，这些国家就进入了一种自由的竞争状态，彼此要打仗，打仗的结果就是离敌国最近的邑首先被灭掉，最后列国斗争的结果是国和国之间形成了比较清楚的边界。这是我们理解中国早期国家发展的关键所在，国家和国家之间形成了清楚的边界。

更重要的是，它在这些领土边缘地区开始把新征服的领土变成县，西周之后不久就出现了县，主要出现在楚国或秦国，到了公元前五世纪，基本上所有的主要国家大概都有30—40个以上的县，领土都会变成县制。

关于县内部的组织在先秦时期或前帝国时期没有具体的资料，如果用现代秦汉时期县的规模往上推，不光县有清楚的统计，而且县和县之间互相交换的文书有3万多件，我们基本上对县的组织有很详细的了解，按照秦代的县来讲，差不多每个县有100名以上的官员。很有意思的是，秦代里耶出土的文献中，差不多100个官员真正到位的只有60多个，还有大量位置是空缺的，这是我们现在很难解释的一个现象。关于郡一级，从汉代尹湾的资料知道，大概每个郡会有2000—2500名官员。

领土国家本身空间是通过县的建立一片一片控制起来，这就是和邑制国家非常不一样的新的发展，这种发展是通过战争和兼并来的，这是真正制度上非常重要的变化。

另外一点就是长城的组建，如陕西魏长城，基本上公元前五世纪末四世纪初是修城墙的高峰。

清代以来，学者已经把资料整理出来了。因为这些城墙的出现，国家都有清楚的界限。这个其实是在其他地区领土国家里不太发达的，但在中国非常发达，而且文献里通过边界是需要交税的，边界不开放，完全被控制起来，西周国家完全是开放的，这是我要强调的。

这样的领土国家在中东地区也出现过，这是过去二十多年研究中东历史的学者比较喜欢讲的领土国家，正好和我讲的中国的领土国家能够配合起来。

下面我们看一张哥伦比亚大学Marc Van De Mieroop教授所做的一张中东地区领土国家的图。

公元前1800年，实际上就在苏美尔以后，在阿卡德晚期已经初步形成领土占有了，巴比伦时期就形成了比较典型的领土国家，它有领土行政，但是没有像中国的县这样发达。不同领土国家的结构解释了为什么后来形成的帝国在两个地区不太一样。

如果把中东和中国的领土国家进行比较，基本上是同样的比例尺，中国大的领土国家，像赵、秦、楚，往往比中东地区的领土国家大，小一点的国家，比如韩，比这些国家要小一些，但基本形成了一种非常相像的政治地理存在的方式。这个时期中东地区比中国领土国家形成要早一千多年，但是处于同样的历史发展阶段，他们是从城市国家发展出来的，中国是从邑制国家发展出来的。

让我们总结一下。领土国家有非常强大的中央行政，中央政令是要绝对服从的，从早期帝国也可以看到一些资料，地方官员无法判断的行政事件最后都要由中央朝廷去做决断。中央政府在不断的发布各种各样的行政指令，这是非常重要的一个方面。

系统化的“领土行政”由县来执行，30%的官位都是欠缺的，没有人工作，秦朝有官员短缺问题，因为散开太大了，这与秦朝最后灭亡有一定的关系。

拥有清晰的国界，城墙；边防军；统一的法律、赋税制度。

领土国家的使命是保护领土，并征服更多的领土。要形成军事的缓冲地带才能保险，在当下国际政治中也是大家经常强调的事情。

领土扩张意味着领土行政管理系统的扩张，即设立更多的县和郡，这是非常重要的。

帝国的形成通过增加或复制已有的行政单位——县，来完成。

领土国家实际上是帝国的前身，而且我认为出现了领土国家以后，帝国基本上是一定会来的。

这是我常常问学生的一个问题，中国修建了这么多城墙，城墙是让这些国家变得更安全，还是变得更危险？大家一般都会讲城墙当然是保护国家的，让国家变得更安全。其实不是这样的，因为古人修城墙不会像现在一样修两道墙。大家可能看到过现在的三八线，其实有两道墙，中间是过渡地带。古人不会修两道墙，考古学发现的所有城墙都是一道。对于控制城墙的一方来说这是对它的保护，但是对于城墙以外的国家，城墙永远就是一个很大的威胁，这个国家就永远处在一种心理状态，一定要想办法控制这个城墙。这就是为什么到了公元前四世纪以后，几乎每年都有一场大战，有时甚至有两场大战，城墙是很重要的原因。

领土国家本身是一个极其不稳定的政治体系，它运行的基本逻辑是危险的力量平衡。一个国家突然取得霸权以后，别的国家就会合起来一起把它给压下去，在压的过程当中又会出现新兴国家，新兴国家又会被下面的国家压下去，形成一种相对的平衡，但这是一种危险的平衡，总有一天会有一个突破口。在中国，这个突破口就是秦国在公元前316年征服了四川，秦国的领土一下比别的领土大了一倍多，大量的农业人口进入了秦国。在西方是亚述人征服了巴比伦，从此以后才有了亚述帝国，后来又被波斯帝国征服。这是从早期的城市国家到领土国家，再发展到帝国的一条道路，在中国是从邑制国家到领土国家，再到帝国。这样看来，其实帝国是“领土国家”的必然发展，总有一天，危险的力量平衡会被打破。现在认为历史本身是一种规律和偶然事件相互交错的发展，从领土国家到帝国的发展，一方面是必然的，但另一方面也有一些偶然的因素，是早晚会发生的事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