过去有一恶俗，一般“男四女三”，一度在福建那边最流行

古代的“生子不举”现象

本文作者 倪方六

2019年6月3日，南京中院公开审理了“溺死脑瘫女童案”。

被溺死女童9岁，2018年6月，她的爸爸与爷爷将她带到河边，爷爷往身上她的书包里放两块大砖，将她推进了河边……起因是怕拖累，担心以后养不起。

弄死智障身残子女，古今都不鲜见，古代的情况甚至比现代更糟糕，很多地方还有“薅子”风俗。

所谓薅子，与薅草薅苗一样，就是有的人家生孩子多了，养不起，将其弄死，一般规矩是“男四女三”，就是男孩子生到第四个、女孩子生到第三个，就要弄死不留。

薅子是过去江南等地的俗称，福建人叫“洗儿”，书面语称“生子不举”，或“不举子”，现代都说“溺子”或“溺婴”。

这种现象，一直到现在似乎都没断绝，历史上，以宋朝最为严重。北宋人王得臣《麈史·惠政》（卷一）条中，有这样的记载：

“闽人生子多者，至第四子则率皆不举，为其赀产不足赡也。若女，则不待三。往往临蓐贮水溺之，谓之洗儿，建、剑尤。”

这里的“闽人”就是今福建人。福建有“八山一水一分田”之说，依山傍海，境内有九成陆地是丘陵，在海禁不开、贸易不发达的古代，福建很多地方较为穷困。因为孩子多养不起，又不能让孩子将来饿死，干脆薅子，一家学一家，最后形成了溺婴之风。

宋仁宗时曾任福建地方官的蔡襄，在有关 漳、泉、兴化军的奏札中提到了根源：“伏缘南方地狭人贫，终年佣作，仅能了得身丁，其间不能输纳者，父子流移，逃避他所。又有甚者，往往生子不举。”

中国古人都相信“多子多福”，薅子实是无奈之举，但是，当时富裕人家也存在这种现象。宋人刘延世在《孙公谈圃》（卷下）一书中称：“闽中惟建、剑、汀、邵武四处杀子，士大夫家亦然。”

“士大夫”是有社会地位一族，他们也杀子，这就是生养风气使然了。

生子不举，并不仅限于福建，在今天的浙江、江苏、安徽等富庶省区，都存在这种现象。政和二年(公元1112年)七月三日，今安徽宣州民间人士吕堂上书，反映当地的“薅子”现象：“男多则杀其男，女多则杀其女。习俗相传，谓之‘薅子’，即其土风。宣、歙为甚，江宁次之，饶、信又次之。”

当时，包括范成大、赵汝愚在内，不少名人都曾向朝廷上奏，希望革除这种恶俗。

据《宋史·宗室列传四》（卷二百四七）“赵子昼”条，赵子昼曾就“衢、严、信、饶之民，生子多不举”现象，上书朝廷，“请禁绝之。”

苏轼曾被贬职到黄州，他亲眼看到过今湖北境内的杀子现象，《苏轼文集·与朱鄂州书》（卷四九）称：“岳鄂间田野小人，例只养二男一女，过此辄杀之。尤讳养女，以故民间少女，多鰥夫。”

苏轼还记下的当地溺婴的手段和过程：“初生，辄以冷水浸杀，其父母亦不忍，率常闭目背面，以手按之水盆中，咿要良久乃死。”

因为女婴被溺死比例远高于男婴，不少地方男婴长大后找不到媳妇。范成大《论不举子疏》称：“村落间至无妇可娶，买于它州。”

在古代，遇到荒年、战乱，“薅子”这种现象更为严重。为此，古代爱心人士想方设法保护婴幼儿。

苏轼在密州时刚好遇上饥年，民多弃子，他便将剩下的数百石粮食另外收储，“专以收养弃儿”，“所活亦数千人”，意思是数千名孩子有了活命。

最后想多说几句。

说到底，穷——是造成“薅子”现象，在过去长期存在的根本原因。但儿童福利和保护制度设计的欠缺也是一个方面。如果能解决多子女家庭、有智障家庭的医疗负担，提供基本的生活保障，哪怕是一部分，这种人间悲剧是不是要少很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