探索夏商都城的河南考古第一人
对中国考古界而言,“夏”是一个悠远而宏大的课题。1955年郑州商城的发现,标志着中国夏商周考古研究进入了一个新的时代。而提到它,一个人的名字绝对绕不过,那就是安金槐。
如今,我国夏文化研究取得阶段性成果,一代代考古学家功不可没。从事夏商考古研究工作的安金槐即是其中杰出的代表之一,他亲历了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河南文物考古事业从初创到发展的过程,并与中国考古学的全面发展和成熟紧密地联系在一起,更对中国考古学的建设作出了重要贡献。
一、新中国河南考古第一人
安金槐在其50余年的考古生涯中,以严谨、求实的学风和吃苦耐劳、勤劳钻研的精神,走遍中原大地的山山水水。在田野考古调查、发掘和考古与历史研究方面取得了许多重要的、具有广泛影响的成就,对我国文物考古事业的进步、对河南省文物考古事业的发展作出了积极贡献,因此被誉为“新中国河南考古第一人”。
“安金槐先生是我敬重的著名考古学家。先生长我16岁,是我的前辈师长,又是我学业上的朋友。”夏商周断代工程项目首席科学家李伯谦曾撰文,“在我和安先生交往的过程中,我深深感到安先生值得我们学习的地方有很多。第一,他长期坚持田野考古工作,真正体现了现代考古学实践性的学科特色;第二,他敢于发现问题,解决问题,真正体现了考古学科发展的创新精神;第三,他正确对待不同观点,奖掖后进,真正体现了学者风范。”
今年是安金槐诞辰100周年。1921年9月,安金槐出生于河南省登封县大金店镇安庙村,中国现代考古学正是在这一年诞生的。2001年安金槐去世,这一年是继夏商周断代工程之后,中华文明探源工程决定启动的一年。
1948年,安金槐毕业于河南大学历史系。1950年,安金槐进入河南省文管会工作,一个偶然的机会让他踏上了考古这条漫长而艰苦的路。参加工作不久,响应毛泽东主席发出的“一定要把淮河修好”的号召,河南开始治理淮河,动工兴建板桥水库。安金槐被任命为配合板桥水库考古发掘的负责人,他的考古生涯就这样开始了。
1952年,原文化部、中国科学院、北京大学联合举办第一届全国考古工作人员训练班,安金槐作为第一期学员到北京参加学习。“考古学界经常称这一期为考古学的‘黄埔一期’。”中国社会科学院学部委员、中国考古学会理事长王巍说,“培训班一共办了4期,培养了很多专业的考古学者,我觉得在这4期学员当中,安金槐先生可以说是最为突出、学术贡献最大的一位。”
安金槐由此开始系统地学习考古的理论和技术,学会了发掘遗址、开探方和分地层,认识了各时代的不少器物。用安金槐自己的话说:“真是如鱼得水。”
二、拉开商代城址考古的序幕
对郑州商城的发现与研究是安金槐最为突出的学术贡献。1953年,郑州市文物工作组成立,安金槐作为组长从开封来到郑州,主持商代遗址的发掘工作,一开始挖的是郑州二里岗遗址。第二年,发现了商代的铸铜和制陶遗址,这些发现使安金槐感到郑州商代遗址可能不一般,他怀疑郑州会不会是商代的城址。为了证实这种想法,他查阅了大量文献,得出的结论是郑州有可能是商王仲丁的隞都。在1954年编写《郑州二里岗》考古报告时,他将这一想法写进结语中。
1956年,安金槐在配合黄河水利委员会在郑州白家庄西一带铺设地下水管道工程中,竟有幸发现了商代的夯土。1961年,安金槐发表题为《试论郑州商代城址——隞都》的论文。文章一发表,很快引起考古学界的关注和讨论。有一些学者同意安金槐的观点,北京大学的《商周考古》讲义也收入了郑州商城的资料,可是也有一些学者持怀疑的态度。
1972年秋,安金槐组织文物队继续对郑州的商城城墙进行全面复查钻探,开挖了三条探沟进行发掘,开始了寻找商代宫殿遗址的钻探与试掘。宫殿遗址在城墙内找到了,安金槐兴奋不已。探沟里的地层堆积表明,夯土城墙的建筑年代不晚于商代前期的二里岗下层,又不早于被城墙叠压着的龙山文化层和二里头文化层。从而确认城墙的年代为商代前期无疑,这就是说郑州商城遗址是商代前期的。
经过多年的艰苦工作,这座周长近7公里、城墙保存最高处约5米、一般高为一两米的商代城市遗址被发掘了出来,罩在郑州商城上的纱幕被安金槐揭开了。虽然有关郑州商城性质的讨论直到今天还在继续,但是此后,湖北黄陂盘龙城、偃师尸乡沟、辉县孟庄不断发现商城遗存,都得益于安金槐对郑州商城的发现,是他开创了商代城市研究的先河。
王巍说:“安金槐先生的另一个学术贡献,就是他在发掘郑州商城时发现了很多区别于一般陶器的硬质陶器,而且有的表面有釉,于是他在上世纪60年代就提出了商代瓷器的概念。”
安金槐提出这一观点之后遭到了很多人的反对,尤其是遭到了瓷器研究学者的反对,但是他仍然坚持这些商代的硬质陶器应该是瓷器,并在上世纪70年代专门撰写文章进行论证。他从这些器物的原料、质地的紧密程度、烧成温度,以及表面有釉等特点进行论证,证明它们与瓷器更接近,跟陶器却有很大的区别。正是在安金槐不懈的努力下,时至今日,学术界已普遍接受了这些人工制品属于瓷器的范畴。
三、探索夏文化取得重大突破
“对夏文化的研究,安先生也作出了突出贡献。”王巍说,夏朝在诸如《国语》《逸周书》《古本竹书纪年》《世本》等先秦古籍中多有提及,西汉史学家司马迁所著《史记·夏本纪》更有详细的记述。但一直以来,人们对夏的认识仍停留在半信半疑的传说阶段。
文献上有“夏居阳城,崇高所近”“禹居阳城”“禹都阳城”的记载。阳城到底在哪儿?与夏有关的古代阳城的记载,基本上与登封县告成镇一带的地理环境相吻合。安金槐凭着有限的文献,以极大的勇气和深邃的眼力,把探索夏文化的重点放到了登封。
1975年,安金槐率考古队在登封告成镇八方村一带开始了发掘。1977年,安金槐派人到王城岗搞钻探竟探出夯土。经过对夯土的发掘,从探沟的剖面呈现出夯土墙基的形状为倒梯形,顺着已见到的夯土用探沟向南、向北追去,在探沟中都发现有夯土,证明应该是夯土城墙。随着工作的进展,王城岗东西并列的两座小城都找到了,保存较好的西城现存面积约1万平方米。安金槐从城墙夯土的地层叠压关系和包含的陶器断定,这是龙山文化晚期的城址。
经过对王城岗城址出土木炭和骨骼标本的碳十四测定,城址距今约4100年,再估算夏禹的纪年,也是距今约4100年,加之文献记载的阳城与王城岗古城所处地理位置相似。“王城岗莫非就是禹都阳城?”安金槐对该城址的研究认真谨慎,直到1983年,他相继发表《试论登封王城岗龙山文化城址与夏代阳城》和《登封王城岗遗址的发掘》等文章和简报,从而引起了国内外文物考古界的轰动,被称为探索夏代文化的一次重大突破。
由于在王城岗遗址首先发现了龙山文化城址,自此以后中原地区龙山文化的考古发掘取得了重大进展,相继发现淮阳平粮台、郾城郝家台、辉县孟庄、新密古城寨等一批龙山城址。可以说这些龙山城址的发现与王城岗龙山城址的率先发现有密切关系。
2020年,王城岗遗址被列入国家文物局“考古·夏文化研究”关键发掘项目,开启新一轮的考古发掘,继续探寻早期夏文化的起源与发展过程和找夏王朝建立的证据。河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专家方燕明说:“安金槐站在学科前沿,为夏商考古学的发展起到积极的推动作用,为中国考古学作出了杰出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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