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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涛:孔子博物馆藏“鲁中(仲)齐”青铜器赏析及相关问题研究

我要新鲜事2023-05-26 21:39:160

#头条创作挑战赛#从西周初伯禽就国,到战国末亡于楚国,鲁国前后共计延续了800年左右,是当时周王朝东部地区的宗邦强藩。曲阜作为鲁国的都城、政治和文化中心,在鲁国故城遗址中埋藏了大量丰富的文物遗存,对研究鲁国丧葬习俗、政治制度及中国古代历史具有重要的意义。1977年鲁国故城遗址48号墓出土了大量造型规整、器形优美的青铜器,本文围绕该墓出土的西周时期“鲁中(仲)齐”鼎、甗、盨、盘、匜等青铜器做相关问题的探讨与研究。

一 “鲁中(仲)齐”青铜器

1.“鲁中(仲)齐”双耳三足铜鼎

图一

铜鼎三件,一鼎通高28.7、口径29.5、腹深14.3厘米。敛口平唇,双立耳外侧饰凹弦纹,颈饰重环纹,腹饰垂鳞纹,纹饰用黑漆填平,腹内壁铸铭文四竖行二十二字,文曰“鲁中(仲)齐肇作皇考䵼鼎,其万年眉寿,子子孙孙永宝用享”(图一)。另一鼎通高26.2、口径26.6、腹深12.6厘米,两耳饰夔纹,足较高,铭文同上。除此之外,还有一鼎出土时破碎,经修复后,耳饰两道凹弦纹,颈饰重环纹,通高24.5、口径24、腹深11厘米。

铜鼎是从陶鼎演变而来,最初功能是烹煮食物,后来主要用于祭祀、宴享,是商周时期最重要的礼器之一。铜鼎及铜簋等其他礼器代表着墓主人生前的政治地位或社会影响力,在“礼不下庶人”的周代丧葬制度中,成为象征王族和贵族的专属品。

2.“鲁中(仲)齐”垂鳞纹双耳三足铜甗

图二

铜甗通高41.1、口径31厘米。由甑和鼎上下两部分组成。甑方唇、敞口、圆领、束颈、收腹、颈部饰重环纹,腹部饰穷曲纹。甑底部周围有一周凸棱、下有楔形子口,甑底有9个十字形孔。器腹内壁铸有铭文四行十八字,文曰“鲁中(仲)齐作旅甗,其万年眉寿,子子孙孙永宝用”(图二)。鼎口为楔形母口,束领、附耳、鼓腹、圜底、半筒形兽蹄足,底由一范铸成。

铜甗是用来蒸煮食物的食具,分为甑和鬲上下两部分。在商代多为圆形、立耳、侈口、束腰、袋状腹,纹饰较简单。西周时期出现了附耳,春秋战国时期器身变薄,袋足逐渐消失,很多器物不再用纹饰。

3.“鲁中(仲)齐”兽首鋬窃曲纹铜盨

图三

铜盨两件,一件长37、宽17.1、高21.5厘米,另一件长37、宽17.5、高21.1厘米,器呈圆角长方形,两侧有兽首衔环式把手,盖沿,口沿和圈足饰窃曲纹,腹饰瓦纹,盖饰夔龙纹和瓦纹。盖底铸对铭四行二十八字,文曰“鲁司徒中齐肇作皇考伯徒父□盨簋,其万年眉寿,子子孙孙永宝用享”(图三)。两件铜盨形制与铭文一致,铭文孙字不重文。

铜盨是用来盛黍、稷、稻等农作物的食器。器形为椭圆形、敛口、两耳、圈足或四足,有盖。盨盖上一般有四个纽,仰置放置时可成为带四足的食器。铜盨存在的时间较短,在西周中期开始出现,沿用至春秋,到春秋后期便逐渐消失。

4.“鲁中(仲)齐”双牺耳三童足铜盘

图四

铜盘两件,一件通高10.3、口径38.6、深6.4厘米。浅盘圆形,折沿,附耳外折,上饰卧牛,牛昂首向外,作嘶鸣状。圈足饰三人蹲坐,五官、双乳、肚脐清晰,头顶盘底,背靠圈足,双手做抬盘状,其中一人的小腿部位残失。盘壁饰窃曲纹,圈足饰垂鳞纹,盘外底有菱形格纹。盘内底铸有三行铭文,共十五字,文曰:“鲁司徒仲齐肇作盘,其万年永宝用享”(图四)。明器一件,折沿、浅盘、附耳、圈足,盘壁饰重环纹一周,底留内范,通高7.8、口径30、盘深5.1厘米。

铜盘为商代至战国时期流行的一种盛水器。盥洗时常用铜匜浇水,以铜盘承接。铜盘多为圆形、浅腹。商代铜盘无耳、圈足、器内多用龟鱼纹作装饰,部分铜盘会在边沿铸立鸟。西周至春秋时期多有附耳、圈足或者三足,有的还有流。西周晚期到战国时期还出现了长方形的铜盘,如西周晚期的“虢季子白盘”,也有宽唇、无耳、圜底的。

4.“鲁中(仲)齐”夔纹兽首鋬四足铜匜

图五

铜匜两件,一件长34、宽17、通高19厘米。器身椭圆形,流较窄、微上翘,兽首鋬,兽足形四扁足。口沿、流下饰窃曲纹,腹饰瓦纹。匜内底铸铭文五行二十五字,文曰:“鲁司徒中齐肇乍皇考伯走父宝匜,其万年眉寿,子子孙孙永保用享” (图五)。除此之外还出土明器一件,口沿饰重环纹一周,腹饰瓦纹,底饰菱形格纹。

铜匜往往与铜盘作为一套盥器组合使用,主要是盥洗时用来浇水。《礼记·内则》记载:“进盥,少者奉盘,长者奉水,请沃盥;盥卒,授巾。”即为执匜浇水洗手的意思。铜匜在西周中晚期出现,多有四足。春秋时期既有三足铜匜,也有无足的铜匜,到战国时期铜匜已没有足。

二 相关问题研究

(一)西周时期鲁国青铜器特点

鲁故城乙组墓中有12座随葬铜器,器形包括容器、服饰器、兵器、车马器等。其中铜容器计46件,有鼎、甗、盨、簋、簠、壶、盘、匜、缶、罐、锥壶、钵等十二种。在纹饰上,动物纹饰减少,东周的铜容器多素面,西周铜容器的纹饰有饕餮纹、勾连窃曲纹、窃曲纹、穷曲纹、垂鳞纹、夔龙纹、瓦纹等。在制作工艺上,采用传统的范铸法制作,鲁中(仲)齐铜鼎足内侧呈凹面而不露内范,底由一范铸成,器底可见清晰的范线痕迹,铜甗底也由一范铸成。在铜器铭文内容上,以记作器纪念先祖和祈福为主,除“鲁中(仲)齐”铜器外,“鲁白悆”铜盨铭文曰“鲁白悆用公龙,其肇乍其皇考皇母旅盨□,悆□□,用追孝,用□多福,悆其万年□寿,永宝用享”“候母”铜壶铭文曰“候母乍候父戎壶,用征行,用求福无疆。”铭文表达了对亲人的追思和美好期盼。以上可以看出西周时期鲁国青铜器更加简约实用、神秘色彩淡化,由商代以酒器为青铜礼器演变为青铜鼎、簋等相配为用的新礼制,使鲁国成为较多保留西周礼制的一个国家。

(二)西周时期鲁国职官制度

鲁国从西周初伯禽就封开始便成为西周最早、最重要的封国之一,与周王朝保持了特殊的宗法关系和政治联系,“周之最亲莫如鲁,而鲁所宜翼戴者莫如周”,因此鲁国的职官制度与周王朝有着高度的一致性。鲁国处于海岱东夷文化区域,尊奉周礼而变革夷俗,与周近诸国有明显的差异。金文所载鲁国职官有公、明保、大祝、侯、伯、士、小臣、宰、大宰、司徒、大司徒、大左司徒、司马、大司马、射、少司寇等16种与《周礼》记载一致,鲁国成为典型周礼的保存者和实施者,所谓“周礼尽在鲁矣”。

司徒是《周礼》所记载的六官之一,《官制》谓:“司土,即司徒,西周早期和中期作司土,西周晚期才出现司徒。根据大量的西周铭文记载,司徒的职责是:管理土地、农业生产、籍田、农副业、册命时作傧佑、带兵出征等,掌管范围是十分广泛的。鲁国青铜金文所见有关“司徒”的篇章是最多的,齐国、莒国、邾国、莱国、薛国等均无司徒记载,滕国的司徒出现于春秋时期,青铜器铭文未见此职司。

根据曲阜鲁故城48号墓出土的带铭文的青铜器,可判断墓主人为中(仲)齐,曾担任鲁国司徒一职,应为鲁国宗室成员,从鲁司徒中(仲)齐所作铜器铭文来看,鲁国的司徒地位很高,墓葬规格也较高。鲁中(仲)齐墓圹为竖穴土坑,为乙组墓中最大的一个,一棺一椁,墓主头向北,面略偏西,仰身直肢,随葬品有铜器、陶器和玉、蚌器等,分上下两层放置,上层放在椁盖上,下层器物放在椁底棺椁之间和棺内,椁的周围还有铜铃、铜鱼和蚌鱼。铜鼎铭文提到了“作皇考䵼鼎”,铜匜铭文中也出现了“皇考伯徒父”,根据《礼记·曲礼下》记载:“祭……父曰皇考,母曰皇妣。”“伯徒父”应为仲齐已故的父尊,同时生前应该还曾任鲁国的司徒。反映出了鲁国以宗法为基础维系的世卿世禄职官制度。

(三)西周时期鲁国丧葬习俗

曲阜鲁故城的墓地主要集中在鲁城西部,试掘过的有药圃、斗鸡台、县城西北角和“望父台”墓地,共发据了两周墓128座,其中东周墓28座。“望父台”墓地同药圆、斗鸡台、县城西北角三处墓地的两周墓之间存在着显著的区别,所以称药圃、斗鸡台、县城西北角三处墓地的两周墓为甲组墓,称“望父台”墓地的两周墓为乙组墓。据《周礼·春官》的记载,周代实行族葬制,从而形成大规模的墓地。族葬墓有两种:一种叫“公墓”,是王室、国君等贵族的墓地。另一种叫“邦墓”,归墓大夫掌管,“令国民族葬而掌其禁令”。

“分鲁公以……殷民六族。條氏、徐氏、萧氏、索氏、长勺氏、尾勺氏。使帅其宗氏,辑其分族,将其类丑。以法则周公,用即命于周。”周公东征胜利后,周成王将殷民的六个氏族和旧奄国的领土和国民都分封给鲁国。鲁国实行“启以商政,疆以周索”“变其俗,革其礼”的国策。在这种政策的推行下,鲁国支族便各自形成墓地,不同的支族墓地具有不同的丧葬习俗特点。在葬式葬俗方面,甲组西周墓人架头向基本上向南,向北的是个别现象;乙组西周墓则基本上向北,向南是个别现象。甲组西周墓盛行殉狗的腰坑,有些小墓虽无随葬器物,但都有腰坑殉狗。乙组西周墓绝无腰坑殉狗之俗,在39座西周墓中根本不见此现象。即便是出土了成组铜器的鲁中(仲)齐墓中也没有腰坑殉狗。在器物的放置方面,甲组墓基本上放在椁底的棺椁之间,或在头部,或在身侧;乙组墓多半放在二层台和椁顶上,一般放在头部。在陶器组合方面。甲组墓陶器组合的器形种类较多。有一种成偶数的组合,如四鬲,四簋、四罐、四豆、再加一至两件别的器物。乙组西周墓的陶器组合器类比较简单,一般都只有鬲、罐两种器形。鬲绝大多数是每墓一件,个别的有二、三件。罐每墓二和四件,同一墓中的罐,形制不一、大小有别;鲁国故城48号墓出土的15件罐属两种形式,每式分别为七和八件。像甲组墓那种主要器类成偶数的组合,在乙组西周墓中是不曾见的。在器形方面,甲组墓流行簋、豆等圈足器,陶器的制作比较精美。乙组墓则完全不见簋、豆等圈足器,也没有盂,鬲全是仿制铜器的有扉鬲,陶器的制作较粗陋。甲组、乙组墓葬存在着明显的区别,发掘负责人张学海先生认为甲组墓对应鲁国统治下的殷民,保留了较多的殷人风俗,乙组墓墓主则为姬姓周人,这是鲁国社会风尚和族属不同的反映。甲组墓从西周初一直延续到春秋晚期,说明当地民族固有的社会风尚曾牢固地、长时间地存在着,并经历了自己发展变化的过程。乙组墓也有自身的发展规律,没有“随风从俗”。虽然二者的丧葬习俗迥异,但是鲁国统治者使国民实行族葬,继续保持亲族关系,通过“同宗者,生相近,死相迫”政策来加强同宗人的团结,是对当时鲁国政治、社会组织形式的一种反映。

(四)西周时期鲁国列鼎制度

在周代考古墓葬中出土数量最多的礼器是青铜鼎。青铜鼎在西周时期是各级贵族用以区分等级身份的重要标志,形成了考古学上所称的“列鼎制度”。列鼎最初由郭宝钧先生提出,他认为“一组铜鼎形状、花纹相似,只是尺寸大小依次递减”的现象命名为列鼎。俞伟超、高明先生认为列鼎“有的是杂取各鼎,相配成套;有的是形制相若而并非逐件大小相次”。列鼎的首要标准是形制相若,而并不一定非得逐件大小相次。而且,还存在着形制相若、大小相同的组鼎。目前“按形制和纹饰一致(或基本一致)的原则确定列鼎”。

列鼎在西周中期开始出现,周代“列鼎制度”的礼制规定为天子用九鼎,诸侯用七鼎,大夫用五鼎,士用三鼎或一鼎。到春秋时期,随着“礼崩乐坏”,列鼎制度逐渐开始松动,僭越现象普遍存在。到战国时期,列鼎制度退出了历史舞台。鲁国故城遗址48号墓出土的三件铜鼎,形制一致,大小有序,分放在椁顶的南北。铜鼎器型口微敛,折沿,立耳,圜底较平,兽蹄形三足,足内侧呈凹面而不露内范,底由一范铸成,器底可见清晰的范线痕迹。从墓葬形制大小、出土的随葬品种类和数量可以看出,该墓为一座中等级别的贵族墓。作为鲁国司徒,中(仲)齐使用了三鼎,符合周代列鼎制度规范。除48号墓外,鲁国故城乙组11号、14号、20号、23号、30号、58号规格较低的墓均出土了一鼎,证明列鼎制度在鲁国得到推行。

三 小结

曲阜鲁国故城出土的西周时期“鲁中(仲)齐”鼎、甗、盨、盘、匜等青铜器造型规整、器型优美,代表了鲁国青铜器制造艺术的高超水平。铜器铭文证实了《周礼》对职官制度记载,反映出鲁国以宗法为基础维系的世卿世禄职官制度。甲、乙两组族葬墓的差异,体现出鲁国对殷遗民的归化和文化的融合。鲁国通过“变其俗,革其礼”策略推行周礼,对鲁国的政治、社会组织、文化交流、丧葬习俗等都产生了深远影响,也为儒家文化的产生奠定了丰厚的周文化基础。

本文刊登于《文物天地》2022年第5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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