郭静云：江汉与郑洛地区的金属料来源问题

【编者按】

有一些学者对二里头人的青铜原料和制造工艺来源题出疑问（如今天第二篇文章的作者——周行易先生）。为此，本号节选了郭静云先生在《夏商周：从神话到史实》一书中对上述问题的讨论。

本文摘自：郭静云，《夏商周：从神话到史实》，上海古籍出版社，2013年，第81-87页。本次编发时省略了注释和参考文献，文中 〔 〕 内为编者所注。若有参考或引用，务请查阅原著。

正文：

在青铜时期，对铜料的掌握更能显示聚落的势力。郑洛地区出土的二里头、二里岗时期青铜器，证明郑偃人已掌握制造铜器的技术；通过对二里头铸铜遗址的研究，发现其铸造器型虽然不大，但至四期时，技术已较为稳定。这似乎不是最早的冶金业，可是二里头早期没有金属器，无法观察冶铜技术的发展，当地又没有足够的金属矿（只有贫乏的中条山铜矿，开采困难，且缺少铅、锡矿），这就说明郑洛铸铜业是外来技术。因此偃师二里头发现青铜器之后，学界不断讨论其来源之谜。唯有确定二里头青铜文明的铸铜技术来源，才能了解二里头在中国历史上的位置。

从郑洛二里头文化的角度来看，青铜器的来源问题并不甚明确。不同领域的专家都对此作过热烈的讨论，有不少学者认为，二里头青铜技术原本受到西北齐家文化影响，可能也使用陇西北河西走廊的矿产。关于中国青铜技术是由西北方传入的外来影响，乃是欧美学界主流看法。

河西走廊发现了几种距今4000年前后的文化遗址。其中齐家马厂文化出土了一件小铜锥，长度只有4.7公分，宽度0.3－0.5公分。兰州齐家文化也传入河西走廊，因为此地是齐家铜料来源，也是黄河上游族群与草原民族交流的地区。河西走廊的西边是四坝文化的范围，连接陇西北与新疆的草原，四坝人的生活方式以游牧羊群为主，四坝遗址发现的铜器数量很多：铜削、刀、锥、凿斧、镞，以及形状近于中亚草原安德罗诺沃（Andronovo）文化所见的装饰品。

此外还有 马文化，活动范围仅限走廊西部，其草原性质更加明显，曾发现草原类型的铜锤戈、铜镜、铜牌饰。也就是说，河西走廊就是一个多元族群集聚之地，通过黄河，草原文化影响陇秦晋的平原谷区。平原谷区的齐家文明之矿产来源，决定了齐家文化主要关连对象。

黄河上、中游的齐家文化，在北与安德罗诺沃交界，部分早期青铜器的器形似乎源自中亚草原，齐家的青铜技术与安德罗诺沃文化应有某程度的关联，亚洲草原自古以来为西东之间的来往通道，因此河套地区冶炼、制造技术与中亚接近，影响甘肃、陜北、内蒙青铜文化的发展。但是齐家等西北地区文化与二里头青铜器比较，其器形与金属的元素成分皆不相同，说明两者来源不同。实际上，齐家所见的铜器形状都很特殊，未见于同时期中国其它地区。因此很多学者认为，虽然郑洛地区可以发现少数来自齐家以及南草原地带的文物，但中原青铜文明的产生与其无关。

根据化学分析，二里头四期、二里岗以及武汉盘龙城遗址的金属料来源和技术相同，但与殷墟有所不同。学者们证明郑偃地区冶金业与同时期的江汉地区同源。卻与殷墟有若干差异。有关江汉金属的来源，据考古得知为江西瑞昌铜岭、德兴以及湖北铜绿山、港下矿。其矿产铜料与江汉青铜器的化学成分一致，在地理上，运输铜料也极为方便。

江西瑞昌铜岭、德兴发现多种古金属矿遗址，矿料很丰富，含铜、铅、锡等一切青铜合金必有的成分，开采年代不晚于二里岗下层一期（根据最近的年代测试，相当于二里头三、四期之际）。

德兴矿属世界最丰富的多种金属矿之一，除铜、铅、锡之外也有金、银、铁矿，自距今约3000年前的春秋时期以来，即成为重要的冶铁中心、楚国铁矿来源。在距今4000年前已成为江河文明铸铜技术的关键来源之一。铜岭矿距离盘龙城及江汉地区不远，交通便利，因此也成为江汉青铜文明的基础。（盘龙城应如前期汉水古国，属连城古国文明的城址之一，且盘龙城顺长江以东应该还有未发现的城址）。

铜岭矿遗址中发现自二里岗前期以来，不同年代的矿井、巷道支架遗迹与工具。考古学者已据此探讨二里岗选矿技术的问题。铜岭矿遗址下层出土的陶器和铜器与盘龙城、二里岗相同，中层与殷墟和新淦大洋遗址相同，而上层有两周的文物。考古发现的遗物揭示出，位于铜岭矿山西侧的江汉及黄汉地区文明，位于东侧的吴城文明，皆采用本矿产。江西德安县彭山有数个锡矿床，虽然此处未发现早期开采遗址，但当时可能用以冶铸青铜的锡料来源只有此处。

此外，在江西矿山与盘龙城之间，还发现了东周时期大冶铜绿山铜矿遗址，也有商代的用矿痕迹。进一步的发掘揭示出，古人开始开采铜绿山的时期不晚于德兴矿，即相当于二里头时代。因此学者们推断，盘龙城的文明早已发现此矿并加以使用。铜绿古矿遗址附近，还有阳新港下古矿遗址，年代可溯至商周，这些古矿都在同一条线上。但只有江西的矿山才有铅和锡，其重要性就在于此。

江西铜岭以及湖北铜绿山的铜矿物是孔雀石，据古代文献记载，孔雀石是古人寻找铜矿的指标物。所以新石器、青铜之际遗址中孔雀石的出现，经常代表古人对铜料的兴趣。绿松石的铜量虽然不如孔雀石，但也可作铜料来源。石家河遗址中，除了绿松石之外，也发现过一些孔雀石和蓝孔雀石，以及初期冶铸的痕迹，如在石家河文化早期的地层已可见炼铜坩埚 〔图一〕 、孔雀石的碎末、锈蚀的铜渣、纯红铜与铅铜青铜残片、小型铅铜青铜刀等器物。依碳十四测定，距今4400年左右已有铅铜器物，只是体积较小，锈蚀程度较大，导致很多石家河铜器已残缺到不能确定原来器型的地步。

图一 肖家屋脊出土石家河陶缸

铜绿山的开采遗址年代，相当于石家河晚期、盘龙城初期，如大路铺遗址第八层发现的铜渣和炉壁残块，此外，2009年在大冶蟹子地遗址的发掘，也在石家河地层发现铜矿石以及石砧等先秦典型的碎矿工具，学者们将这些发现断代为石家河晚期。而石家河遗址最早的红铜和青铜器的遗物年代要比这更早一些，相当于石家河早中期。或许我们可以考虑，当地开始进行开采的年代也更早一些，但与此同时，我们应该了解：建筑开采井的时代必然比开始炼铜的时代晚。发明者掌握新技术的時期会非常久，从偶然的发现、研究，到了解铜料的资质，了解可能的作用，而发明及改善铸铜技术……这是一种漫长的过程。此后才开始专门采集铜矿石，而采集完后才开始凿井，以便从山心采矿。考古资料告诉我们，石家河早中期时，在离铜矿200余公里的地方，已有专门被采集的铜矿石，且用合金铸造小型的器物。据此可知，江汉地区采用青铜器的时代不晚于石家河，古人发现铜并开始对其进行研究，可能在屈家岭晚期便已开始。

矿山地区发现新石器晚期的遗址，或许有助于了解在江河文明中青铜技术发明者的属性。大冶及大冶以西的地区属屈家岭文化范围。大冶牛头山、大路铺、红卫铁矿上罗村、鲶鱼墩等有屈家岭文化地层的遗址，都发现于铜矿区的周围，大冶铜矿区也经常零散发现屈家岭时代的遗物。虽然在屈家岭地层中，不能确定是否发现铜器（目前只有在湖北考古界内部曾针对零散发现的纯铜小钩等小件，进行过数次讨论，因不应被考古界所认同，故并未被公布），但笔者却认为，青铜技术发明者可能就是屈家岭文化的古先民。

考古界因对屈家岭，甚至是石家河迄今仍采用“新石器”的定义，所以发掘时并不注意找到金属器的可能性。早期的金属器很小，被锈蚀的程度很高。小针掉到地上时，已经很难找到，藏在地下土中的小针，更加不容易发现。在发掘屈家岭、石家河遗址时，发掘者从来未使用金属探测器，也没有筛土，因此数量不多、形状小型的用具，被发现的可能性很低。尽管如此，在石家河遗址中发现的铜料和以青铜合金铸造的器物，却足以证明石家河人对铸铜技术的掌握已有一定的历史。古人初步发现铜料的時期，应可溯源于屈家岭时代。大冶铜矿区屈家岭遗址的发现，为此假设提供了旁证。张绪球先生将屈家岭文化视为典型铜石并用时代无误。希望将来考古界更加重视对湖北地区史前文化的研究。

屈家岭、石家河之外，东区薛家岗文化人也应是青铜技术的发明者。瑞昌铜岭、德兴以东基本上属于薛家岗文化类型的范围。薛家岗遗址上层也有早期青铜文化，可溯至距今4000年之前，应属吴城青铜文明的来源之一。薛家岗上层与盘龙城前期同时的小型青铜器相同。有关更早期的采铜痕迹，目前研究不足，但以笔者浅见，先吴之区对青铜技术的掌握应不晚于先楚文明。

据考古发掘，大冶以西是先楚青铜文明的发祥地，德兴以东是先吴青铜文明的发祥地。至于大冶与德兴之间的长江流域地区，属屈家岭、薛家岗文化之混合区。武穴鼓山、阳新大路铺等遗址均显示这种情况。

从年代来看，长江中游的文明区，是中国境内最早掌握制造青铜器的范围之一。据目前所见的考古依据，西北甘肃齐家、东北夏家店下层文化之外，长江中游的屈家岭、石家河和薛家岗属第三个独立的青铜冶业起源区，三处各有独立铜矿来源。我们之所以没有发现更早的开采遗址，是因为早期人们先采集容易取得的铜矿石，只有外面的采料用完之后，加上铸铜技术到达一定水平，始能开采山里的矿石。

这三处青铜文化，以长江中游的范围最宽，且横跨上、下游地区。通过石家河发达的水上贸易等经济活动，铸铜技术传到成都平原。而长江下游的青铜技术则由江西以东的文明所掌握。江西铜矿成为两大文明的边界，西侧由盘龙城文明采用，东侧为青铜早期的吴城文明採用。长江下游的铜矿来源，除了江西以外，还有安徽铜陵古矿，其开采年代不晚于殷商时期。铜陵古矿遗址发现的遗物与商时期的江西清江吴城文化颇为接近，显示主要的用矿者还是南方古国。但在开采前，一定有发现及采集铜矿石的阶段。可以推论，古人从距今4500年后，一直在长江中下游之间的山脉寻找金属矿。

长江下游马桥青铜器的来源应亦相同，马桥的带柄铜刀与薛家岗上层相同，马桥年代在距今4000至3200年间，从前期出土的简单铜器到中期出土铜斧、铜钺，其发展具有一贯性。宋健先生发现，马桥的铜钺、石钺器型相同，并与良渚带柄石钺有继承关系，马桥铜戈与石戈亦复如此，这证明，长江下游的青铜器乃自本土器形的基础上发展而來。同时武汉盘龙城的铜钺与良渚石钺形状更加接近 〔图二〕 ，显示出长江流域的一贯传统。盘龙城很多器型源自长江文化脉络中，与长江中下游文化的关系密切。良渚的器物形状早已传到长江中上游地区，因此各地铜钺都在某程度上习自良渚。不过到了青铜时代，太湖以东的地区只能依靠太湖以西的铜矿发展青铜技术。因此，良渚之后的苏浙文明因缺乏本土矿产而走向低潮，直至春秋时情况依然相同，因此越国的主要目标是打败吴国，掌握其资源。春秋时，这些铜矿范围也是楚吴之间的斗争区。其历史背景早在青铜时期即已萌芽。

图二

曹峻先生发现马桥炼铜技术不比二里头高，发展也比不上郑偃地区，中原地区青铜器的生产技术虽传播到太湖流域，但太湖流域吸收能力较低。从一方面来看，曹峻先生的观察是准确的，商时太湖以东的青铜技术缺乏发展的有利条件，可是曹峻先生的解释并不妥当，太湖以东的落后不是因为缺乏郑偃地区的影响，不能发展冶金业，而是因为太湖以西的先吴、先楚古国控制了金属矿，苏浙地理位置较偏僻，农耕社会缺乏争取矿产的力量，又缺乏其它可交易足够铜料的资源。

有关山东龙山、岳石金属器，其器型目前仍缺乏对铜料的更详细检验，也不能排除其与夏家店的关系较近。夏家店青铜文明起源，将于下文再论。

直言之，长江中下游之间的矿山促进了先吴和先楚青铜文明的发展，也通过长江成为先越和先蜀青铜早期的资源基础。从新石器青铜之际的遗址范围，我们可以看出先吴、先楚、先越、先蜀文明之形成。其中先吴和先楚文明在资源上可以自足，且依凭着长江水路而有密切来往。

二里头四期和二里岗的青铜器，与“先楚”文明的盘龙城青铜器相同，可见中原青铜原料和技术来源也在长江中游。因为郑偃二里岗与盘龙城的青铜器形状完全相同，施劲松先生认为，盘龙城青铜技术源自中原郑偃地区。但这种观点有最基本的问题：郑偃无矿产，不可能自己发明青铜技术，只能习自有矿产的地区，化学分析也证明郑偃所用的矿来自“先楚”，矿产和技术应是同源。石家河的铜器已证明“先楚”的铸铜技术源自于本土的古老发展。盘龙城位处长江流域，可视为长江流域（中游）的青铜文明代表，而且极有可能就是江河中原青铜技术的发祥地。

比较同时期的长江中游和郑洛地区文化，郑洛出现的青铜器少得多。虽然在郑洛地区二里头类型的文化规模较大，考古研究很全面，但除二里头古城遗址之外，都没有出现过青铜器，即使在出土文物丰富的遗址中也没有。甚至到二里岗下、上层时期，偃师和郑州两城之外，许多大规模、遗物丰富的遗址里，根本没有发现青铜器。这说明直至二里岗上层时代之前，郑洛地区的青铜文化并不普遍。

各种证据都可证明，不僅中原铜料取自长江流域，青铜技术源自长江流域。出现在长江流域的炼铜渣痕迹，至少比中原早500－700年左右；除了铜之外，南方早已开始提炼黄金等其它贵金属，铸铜技术也较成熟、丰富，尤其是江西的浑铸技巧很高。吴城文明是铜芯撑技术的发明地，其在中原地区只见于西周，是黄河居民习自长江流域的结果。此外，南方文明使用青铜农具的时间也比中原早几百年。这说明原料足够，故其用途不必仅限于兵器和礼器，且农作技术对南方而言比北方更为重要。

（编辑：赵柏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