学术由问题始，“学科”不过是方法

编者按:

本文作者郭静云，原载于《中国社会科学报》，2013年12月30日。文中黑色重点提示为编者所加。如需转载或引用请注明出处。

当研究者叙述出问题所表达的现象后，最关键的是去了解其原因和背后意义，但这显然是单一学科无法解决的。学界经常讨论的“考古与历史如何相配”问题，实际含义应该是在人类历史整体性研究框架中，考古学与文献学如何相配。在此命题中，一切所谓的“学科”，实际上仅是不可或缺的各种研究方法、工具罢了，并非两相独立、互不关联的学术领域。

一切学术研究，皆由设置问题开始。但是，由于现今过度区分专业和学科细分，使得每一门独立的学科，都只能在自己的专业范围内对所研究问题加以描述。当研究者叙述出问题所表达的现象后，最关键的是去了解其原因和背后意义，但这显然是单一学科无法解决的。学界经常讨论的“考古与历史如何相配”问题，实际含义应该是在人类历史整体性研究框架中，考古学与文献学如何相配。在此命题中，一切所谓的“学科”，实际上仅是不可或缺的各种研究方法、工具罢了，并非两相独立、互不关联的学术领域。

文献学的方法，首先要确定的是研究者阅读文献时所采取的角度，比如一切先秦叙述历史的文献，应该归类于“神话”。如此定位，并非质疑其不可靠，或是暗指其仅为先人的想象。历史神话只是一种特殊的语言，在世界文明的发展过程中，经过口耳传承后才被记录下来的古史，早已变成“神话化的历史”，且在经由漫长时间的演变后，最后又成为“历史化的神话”。这代表了文化中对古史神秘化、神圣化的理解，即一种超越性的“神史”理想。倘若完全没有文献之外的资料，研究者便只能经过文献之间的对照，来发现隐藏在其间的某些问题，并尝试解读这些密码。但是，近百年来考古学的发展，开始为研究者提供另一把钥匙，让我们得以重新思考早期历史的原貌。

从史学角度来说，考古出土残片也比后人编载出的完整故事价值高，因为这是真正第一手的古代人类社会存在之依据，但是我们该如何从零散及腐烂的残片复原昔日古代社会生活、古代社会里人与人之间的关系、社会的阶层结构和社会活动、经济与权力的发展核心、精神文化及古人的欲望、信仰和礼仪、社会理想和价值观等问题呢？首先，必须厘清几个概念：将史学研究人类社会的目标与考古所能提供的资料作对照，从而厘清其间的异同；经过对考古遗物的各种分析，可以探索出古代的生产技术；经过对各地遗址进行长期发掘、研究，可以推论该技术的来源及被采用的范围。例如，新石器晚期以来，在面积很大的范围里，有些经常被使用的工具（如石斧、石锛等）和陶器（如鼎、豆等）是随处可见的，其统一化程度相当高。由此，我们是否可推测采用这些技术的地区，都属于拥有同一物质和精神的文化呢？这显然是不可能的，因为采用某技术的范围，显然可以比文化的范围要广。

让我们进一步来看，距今6000年前，长江中下游地区存在着大溪—屈家岭文化、马家浜—崧泽文化和薛家岗文化三大体系。依此，我们是否可以推测当时的长江流域，就仅仅只是三个大族群的生活范围？或更甚者，将之推论为三个大国存在的证明？显然并非如此，因为生产技术、考古文化和族群、语言、政权，乃是不同层面的现象，因此，我们若仅从考古文化和遗物来加以思考，则难以直接连接到古代社会生活的复原，必须采用更细致的研究方法，将考古和不同史料两相对照，方能得出更加精确的研究成果。

除了文献及考古两套“工具”之外，研究者还需要更加了解地域环境所产生的生活方式、地区之间的关系等。因为文化、国家的肇始，就是在这些“关联”中产生的：人与大自然的关联、人与人的关联、族群关联、地区与空间的关联、生活方式的关联、时代的关联，等等。这些关联即是人类历史的脉络。

我们还应该认清，无论多大范围的研究，皆奠基于对许多细节的认识，且离不开个别小地区对象的实据来佐证，这不是那种看似宏观实际上却远离现实状况的空泛理论，而是实际聚焦于生活、人群、社会之间的互动；同时，无论多么小范围的研究，亦皆离不开大脉络的背景、人生、人类、社会生存的一些核心规律。用显微镜观察每一细胞，用望远镜观察星系的关系，就这样在宏观和微观之间，我们方才能够近于了解人、社会、地区、时代之间的关联性，才能观察历史演化中的社会与人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