庄蕙芷：理想与现实——唐代墓室壁画的天象图研究

由于期末考前，看到郭静云老师分享的这场演讲讯息，所以在考完期末考的那个星期六，就来听两位老师的报告，尽管我对他们报告的主题相当陌生，但也从中获得若干启发，笔者应郭老师之邀，试图将本次所学所闻记录下来，不足之处，尚祈见谅。

庄蕙芷教授以“理想”和“现实”的关系，探讨文献和考古中关于墓葬和天文学（或天学）呈现的差异。以往根据文献认知，古代并不是人人都可以学习天学的，只掌握在少数人当中，但出土的唐代墓葬中却发现大量天文图。

庄教授指出，中国在天文学留存的天文史料中，在唐代以前的很少保留下来，也没有什么系统。

唐代的天文学已经相当发达。战国以来的三家星系统，到了唐代已经融合发展成三垣二十八宿系统，天象被分为三十一个星区，除了二十八宿，中间还多了上垣太微垣、中垣紫薇垣、下垣天市垣。对日蚀、月蚀的观测、预测的方法、黄道等都有了很正确的观测和认识，这点从目前发现的天象图都可看出来。星象图甚至有军事上和政治上的用途，且为了保有其神秘性，法令上也规定，私人不得在未经允许下学习天文学，所以古代天文学者通常都是有家学渊源的。

同时，庄教授又指出，唐代的葬制有严格等级身分上的规定，特别在京城地区更如此。而从墓室中的壁画题材亦可对墓主的身分有一些掌握，甚至有些墓室的壁画就是葬主本人故事，例如唐中宗的长子、储君懿德太子，由于未能登基就去世了，他的墓特别被中宗允许，不仅「号墓为陵」（一种名义上的追加，只比帝王的等级低），还有皇帝才能用的“三出阙”等排场。其他可以用来显示身分的图还有“列戟图”，墓主可以选择列与其身分相当的等级，也可选择不列；也就是说在墓葬呈现上，可以往下降级，但不能往上升级。

初唐和盛唐在壁画墓上较多，中晚唐的数量则大减，而天象图也就更少了。其中的天象图，呈现方式有些有星点联机，但也有很多没有；有些星点的位置画得很正确，但也有很多画得很不精准。天象图在墓葬中出现可以反映墓主的身分，以三品为限，若墓葬主人的身分低于三品，则其墓葬就不会出现天象图，几乎没有例外。因此，天象图是一种彰显身分的表征和勋荣。

洛阳北魏元乂墓

山西朔州水泉梁墓

演讲结束后，大家展开了热切的讨论和交流。本系李昭毅教授分享了他的心得，由于其主攻秦汉制度史，因此听完庄教授的报告，发现在汉代的墓葬上似乎没有像唐代有如此严格的规范。几位在场的教授也讨论起唐代前关于墓葬的器物规范、墓画的题材是否有限制，这些对其他面向的研究有无什么启发性的想法。庄教授指出，唐代以前的墓室壁画和题材在现有的文献上也看不到任何规范，似乎与墓主的身分地位没有绝对关系。有教授提出，探讨所谓“科学”的概念，虽然唐代天文学确实较为发达，但仍参杂许多阴阳家概念，是否该视之为“科学”有可以再讨论的空间；另外，该位教授请教庄教授关于汉代画像石的问题，庄教授表示，画像石不像壁画那么完整的被发现，所以在判断上面的星图往往较为困难。有两位教授也分别对论文指出若干的修正和建议，如注释的部分作者不小心误植、引用史料原文上有错误等。郭静云老师则针对银河的构图，提出是否中原的银河构图是由其他地区传入？庄教授则认为，高句丽和河西的天文图较有可能来自汉代关版画，也就是由中原向四方扩散。庄教授也指出，三国时代的壁画衰落了一段很长的时间，直到后来才以椁画的形式重新发展，之后在北朝时代才又慢慢回复到墓室壁画的的情形。还有，虽然银河在文献上出现很早，但目前可见的壁画中，直到五胡十六国时期才出现。郭教授也指出，银河和二十八宿没有关系。相关的讨论引起教授的讨论。例如：古代的天文学虽然在法律上规定不得私学，但仍有无法完全禁绝；本来是牛宿星、女宿星，前者变成河谷三星，也就是现在的牛郎星；这是由于在神话流传的过程中，经历了岁差的转变，因此在研究古代天文学时，对古代天体的改变也必须注意；古代对天文学的重视还包含军事、天命方面，如：北魏皇帝对太史官的军事解释就提出过反对意见、梁武帝等皇帝有时甚至也会不满官员的解释，而提出自己的看法反驳。

藉由这次庄教授的演讲和各位教授们的讨论，让我对这一个极为陌生的领域有了一些初步的了解。我想到以前读黄仁宇的著作时，常常强调中国的制度是“间架性设计”（schematic design），也就是先造成一个理想上的数学公式，再向下垄罩着执行统治，很多漏洞有名无实，官僚之间的逻辑被重视的程度远超过实际效能。也就是说，官方的理想化规范在实际层面上往往大打折扣，因此仔细探究，充斥着理想化色彩的文献和考古资料常常有出入。换言之，在看待文献时（特别是汉代以前的史料），必定要多方谨慎思考，除了文献外，最好也配合考古资料作配合，且不可硬把考古资料强与文献配合，变成有如“圣经考古学”般的情况。

文／朱育镳（中正大学历史学系学士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