稻作萌生与成熟的时空(下)

本文原名《论稻作萌生与成熟的时空问题》，作者： 郭静云 郭立新，载于《中国农史》2014年第6期。

三、海侵、海退：新石器早中晚期传承与绝传的情况

有关海侵的发生，地质气候学的研究测验显示，从距今1.3万年前起，冰川期逐步结束，前北方期和北方期温度上升，海侵则一波又一波地开始，不过，这期间也经历过了数次上升与下降的过程，直到距今近万年前，海洋停止前进并再度稍微退了一点。不过，之后在大西洋期，温度又快速上升，并循着北极海的部分冰盖融化，而在距今8200年后，全球水位也快速上升。到了距今7800—7400年间，水位基本上到达现在的海平线。不过在此之后，又出现一次较快速的海退，而在距今7000年左右，水位又降到上升前、也就是距今8200年的高度上。但是一过了这段低潮期，全球海平线又开始上升，在距今7000到4400年间，是一波又一波大海侵的漫长过程。在此过程中，约当距今5500年前时，海平线已跨过了现代的高度而继续上升，距今4400至3700年间，则是人类历史上水位最高的时段（在此所用的一切数据，是参照北冰洋波动曲线表之未校正的碳十四测定）。这些对自然历史的研究成果，非常符合考古所表现：长江下游几个文化轮流盛衰，而长江中游治水技术快速发展的情况。长江地带的海侵海退幅度当然没有与北冰洋完全相同，但是总体趋势却是相关联的。

（一）长江中游新石器早中晚期：一脉相承进展之农耕文明

以笔者浅见，只有澧阳平原的考古发掘，才能够真正地阐明自旧石器到青铜早期，稻作与社会一脉相承发展的过程。澧阳平原低矮岗地和湿谷的地形，允许古人在小岗上安排聚落，并在潮湿半沼泽的低地上种稻。彭头山、八十垱、皂市下层等文化遗址聚落，不仅是位于比周围地面的海拔略高2—3米的小土丘，而其周围的海拔也皆在30余米上[1]，因此始终不会受到海侵的伤害。唯有这种自然条件，才可能允许稻作技术、聚落和文化一脉相承的发展。

在澧阳平原上，前后几个文化的关系皆颇为深厚：旧石器末期的澧阳平原，地势稍微偏高的垄岗台地上，已出现前细石器文化遗址，如十里岗等。最近在澧阳平原临澧县杉龙村，又发现一处彭头山文化早期的杉龙岗遗址，自然情况与上山雷同：北纬度为29°，岗地海拔高51米，相对高度约3米，遗址中亦有发现几粒碳化的稻谷，测试年代为距今9000年[2]。距离不远在低洼田地间海拔高36公尺的岗地上，最近又发现宋家岗遗址，“前后共有彭头山文化、大溪文化、屈家岭文化和石家河文化四个时期的文化遗存”；其中彭头山文化早期地层“获得100多粒炭化米”，年代也约距今9000年前；并在彭头山早期地层之下的，还发现早于彭头山的石器。[3]说明这可能是从旧石器末期至青铜时代早期一直有人居住的聚落，且至少从距今9000年依靠稻谷维生。

以笔者浅见，一方面澧阳平原的稻作历史不可能晚于长江下游，但澧阳平原优势的重点，却不在于稻作出现的时间早，而在于出现之后，是否能承续其稻作模式，并具有一脉相承的发展，形成了稳定成熟的耕作技术，且不仅是对本地，还对后来其它地区的稻作提供了成熟的基础，故而才成为世界稻作的发祥地。

考古资料显示：澧阳平原的稻作起源，具有颇为深入的旧石器末期基础。旧石器末期的暖化、湿化造成山地族群下到平原台地及水边，以及食物来源的多样化。从此以后，古人开始在澧阳平原网鱼、采集水稻和其它植物，他们的活动范围变小，也更加集中于利用本地各种自然地理条件，一脉相承地行成了彭头山新石器早期的生活方式，其中，栽培水稻成为此一关键所在。在彭头山晚期，同一地区接续之前的文化，进而形成了下一文明阶段，即皂市下层文化，此文化前期阶段以钱粮湖农场坟山堡遗址下层为代表，从距今7700—7600年前开始，中期则以临澧县胡家屋场遗址所代表，在距今7400至6900年间，晚期则以石门县皂市下层所代表，在距今7100至6700年间。[4]而在此之后，汤家岗文化传承其文化传统，更进一步发展农作技术、聚落建设、精神文化等。从农业史的角度来看，学者们将彭头山文化定义为“农业发生期”、“原栽培稻阶段”，并将皂市下层文化定为“农业发展期”、“栽培稻阶段”的开始，而汤家岗则为“农业发达期”[5]。虽然近二十年来有很多新的发现，但仍不能否定此定义的准确性，并且，这种一脉相承的过程，只有在长江中游澧阳—洞庭湖平原才如斯呈现。

到了汤家岗时期，人口的扩展促进了规模更大的稻作发展，澧阳平原不论高低之处都被开垦，稻作面积亦扩大了自然的沼泽地，这导致初步安排治水系统的需求，以保障丰收的稳定性。汤家岗、大溪时代，海水位不断升高，在距今5500年前跨越了现代海平线，并持续上升。然而这时代面临高水位风险的人们，掌握着发达的农作技术，以及石工、陶工、木工业、建筑、纺织业等发达的经济活动，同时亦拥有经济初步专业化、社会系统化等条件，因此有足够的能力面对新的问题，文明不会轻易被水毁灭，反而利用上升的水位，来替他们的需求服务。

到了距今5300年前，水位的上升，促进了长江中游古城古国“屈家岭文明”的形成，并因为气候温暖湿润，使得人口大量扩展，逐步开拓北土，甚至抵达豫中地带[6]。直至历史上水位最高的时代，长江中游的石家河国家文明已十分强盛，足以面对大自然气候变迁所带来的困境与挑战。唯独到了距今4300年后，由于水位上升到极高的程度，洪水才开始对石家河群城造成很大的破坏；同时，从北冰洋融化的冰水也带来了冷气，气候不断冷化，北冰洋的冰盖重新封冻海水，故大约从3850年起，开始海退的过程，不过这已经是盘龙城以及商周时期的历史了。

由上述重点可知：长江中游地区在新石器时代早中期，并没有受到海侵的伤害，土地的丰腴、以及地域的广阔与完整性，提供了相对稳定的环境，允许此一地区维持数千年间一脉相承的发展，进而到达高水平的生产与社会组织。长江中游不仅是稻作的发祥地，且在经过数千年都不因自然条件而遭到废弃毁灭，拥有完整的时间和空间，可进行各方面的发展，因此也成为国家文明的发祥地。

（二）长江下游新石器中期：多种文化的兴衰

相较于澧阳平原的自然条件稳定，在长江下游沿海地带上，海侵海退的波动造成了另一种发展过程：早期文化多样、零散不稳，跨湖桥、河姆渡、马家浜等文化的面貌显现了不同的多元因素；聚落的安排、建筑结构、农作技术、工具、用具皆样式繁多且互不相类。此地区在经过长期艰苦的发展经验后，从新石器晚期马家浜后期开始，方才开拓了太湖一带，从而开启大规模、延续性的文明发展，并形成了一个横跨广大地域的文化系统，到了铜石并用时代的崧泽文化，其地域范围已不窄于屈家岭文化[7]。但在此之前，从跨湖桥、河姆渡、马家浜等文化遗址的情况，我们能够直接观察到海侵的波动对古人所造成的困境。

在海侵曲线图中，我们可以看到距今约万年左右，冰盖融化到达一个高点，之后便稍微退后，到了距今8200年前左右，水位都没有再度上升。在这个时候的长江和钱塘下游平原，自然条件还算较稳定，但是当时太湖平原的土壤还没成熟，且人类的新生活方式，尚未发展至足以开垦宽阔平原的程度。但从距今8500年前开始，又开始了一波海平面上升的现象，直到距今7500年前后，基本上到达了现在的海平面。

由于忽略了海侵的史实，学者们把跨湖桥文化直接相连到上山和小黄山，就好像在长江中游地区将彭头山与皂市下层连接起来一样。但我们必须注意的事实是，对澧阳平原的环境来说，这一波海侵可说是影响甚微，但对海拔超低、位处海边的宁绍平原来说，影响却非常巨大。跨湖桥遗址的海拔在现代的海平面之下至少0.9~1.2米深[8]，并且，其遗址位处于原来的江边上，因此在距今7500年前的海侵时期，跨湖桥聚落不可能存在。王青先生发现了此一问题，所以推论：海水淹没跨湖桥遗址的时间“推定在距今7500年前后可能是比较适宜的，比发掘者推测的距今7000年之际略早。”[9]

王青先生的说法，一方面很准确：如果跨湖桥是距今8000年的遗址，到了距今7500年前时，它必然会被上升的海水淹没，但是另一方面则需要注意：距今8000年是经过树轮校正的数据，而距今7500年的海侵则是未校正过的碳十四测定数据，所以不能用这两种数据去对照；此外；学者们也忽略了距今7500年的海侵之后，曾发生了近两千年的海退，直至碳十四测定距今5800年，海平面才再度回到距今7500年前的海拔高度。

对宁绍平原土壤中自然动、植物的研究，亦证明距今75000年前的宁绍地区，经常有海水灌入。跨湖桥木器的碳十四测试结果，未经树轮校正的数据是距今7300—6200年间，大多数数据是在7000至6500年间，而其所有地层的碳十四测定数据都不早于距今6600年[10]。这些数据完全符合海侵、海退的曲线，又符合发掘者从考古地层关系所提出的，上山与跨湖桥两者之间应有2000年的差距一说[11]，上山文化大约在距今9000年前后，而跨湖桥文化则在距今7000年海平面最低的时代前后，约在距今7300至6500年间。虽然，浙江考古界习惯性地寻找可以把上山、跨湖桥、河姆渡等三个不同文化互相串连的线索[12]，但这三者之间却难以找到相似之处，气候的波动也阐明了此地文化绝传现象所发生的背景。

焦天龙先生曾指出，宁绍跨湖桥、河姆渡、马家浜文化，在年代和文化面貌上，都与早期上山文化不相衔接[13]，从环境的变迁来看，这三者确实是经过一波海侵以后才成形的。上山文化为海侵之前的文化，在海侵时期，本身虽不会受破坏，但是因为周围平原空间不足，亦不能获得充分的发展。上山文化的上层可以看到一些新的器形，但却对上山先民后裔的情况基本上不详，只能说明其时上山的文化可能已逐步消散了。而跨湖桥显然已属于另一种生活方式和文化。

从发掘时起，很多学者便发现：跨湖桥陶器和其它文化特征，皆与皂市下层颇为接近，显示他们之间可能拥有某种关联性[14]。学者们对这些关系看法不一致，如焦天龙先生认为，跨湖桥文化是由皂市下层的一群人往东移到海边来[15]；韩建业先生则认为，长江下游的上山文化曾经接受长江中游彭头山文化的影响，在此基础上而形成了跨湖桥文化，而后者又反向影响了长江中游，并因此促进彭头山文化向皂市下层文化转变，通过这种沟通，进而变形成了“长江中下游文化体系”。[16]

从焦天龙先生的观点来说，皂市下层的年代与跨湖桥相近而偏早，且下游的跨湖桥，在本地区并没有其他先驱者存在，能够让他们遗传到这类器形。焦天龙先生认为古人流动率高，皂市下层文化的一支来到钱塘江河口。但此观点恐有一关键性的弱点：皂市下层恰好已经是完全定居的农耕文化，生活在自然条件给予良好发展的澧阳平原，且此时还没有出现人口压力；而跨湖桥人主要依靠河海为生，植物类的采集往往超过农作。何故已定居的人们会从生活方便的地方，决定迁移到必须彻底更换自己生活方式的远地？何故对海洋不熟悉的农人，会突然决定要到海边发展渔业和船业？韩建业先生提出了长江中下游互动、互相沟通和学习的观点确实是有可能的，但却没那么早形成：皂市下层学跨湖桥的假设，不论是从年代、亦或是从文化面貌和农作技术水准的差异上来看，恐怕都无法成立。

以笔者浅见，跨湖桥与皂市下层的关系需从两方面来看：其一，澧阳平原周围的山脉一直有以狩猎采集为基础生活的族群在流动着（以湖南高庙文化体系为例），他们从旧石器晚期继承其深刻的精神文化，并从农耕新族群吸收了一些技术，同时亦保留了游猎采集这种流动率高的生活方式。高庙文化陶器的器形很多与皂市下层的陶器相同，如果不是上头带有特殊刻纹，更容易与皂市下层的陶器混淆。这些山地人在江南山岭地带流动，也自然会传播陶器技术和形状，高庙文化本身的遗物，在晚期阶段亦有少数到达长江下游地区（以罗家角遗址出土的白陶为例[17]），所以山地小径当时还是整个江南—岭北地带的关联之网，文化交流传播的线索。

其二，皂市下层已属于定居很稳定的农耕文化，但从跨湖桥遗址的情况可见，本地先民虽然亦有丰富植物类食物来源，但从遗址在原来钱塘江的河口位置可知，跨湖桥先民可能更加依靠淡水和咸水的渔猎维生，并发展水上交通。跨湖桥人生活在土地不够稳定的条件上，虽然已有简单的耕作技术，但其农作工具以磨石为主，未见石耜、木耜，且骨耜只占所有骨器的4.4%，渔猎和采集业在他们的生活中反而更占优势。跨湖桥应该是采取半流动的生活方式，但这已经不是山地猎民的四方流动，更不是早期农作的季节性的迁移，跨湖桥人发明了新的水路流动方式，因此制造独木舟的石锛在跨湖桥的石器中，占了将近20%的高比例[18]。当地先民在从事渔猎采集时，有时候循着水路可以到达比较远的地方。因此这两类交通网线：即山谷逶迤小径、河溪的蜘蛛网式交通网络，以及平原江河的宽广通道，逐渐变形而成了大规模的传播，以及采用同类器形的大江南文化体系。笔者据此推论，在这广大体系的范围里，考古研究者早晚一定还会在赣江平原等地区，发现与彭头山、皂市下层和高庙文化面貌相近的遗址。

跨湖桥遗址最使人吃惊的遗物，就是比一般正常尺寸更加巨大的独木舟。船体目前残留的宽度为0.52米，而长度为5.6米[19]。5米长的船在当时已经是十分巨大了，决不可能是作为单纯捕鱼之用，但这仅是跨湖桥独木舟现在所残存的长度而已，我们现在无法得知它真正完整的尺寸，但可想见的是，在当时它的长度只会更长、比现在的残骸更加巨大。同时，我们可以看到，跨湖桥出土的大部分石锛尺寸都不大[20]，足以制造小的渔舟，但却不适合使用来做这类巨大的船。这都说明，跨湖桥所出土的这艘巨大独木舟，并非平时所制造，而是具有特殊意义。独木舟的碳十四测定年代为7000年，但这是其所用木材刚开始生长的年代，要制造那么大的独木舟，确实是需要用生长几百年的巨大木干才可能制成。因此，独木舟制造的年代，可能在距今6500年前后，即海侵再度上升的时代。能坐好几个人、放不少东西的船，在洪水来临时才极为重要。因此，笔者推论，巨大独木舟可能显示了跨湖桥聚落存在的末日：因海洋水位上升而逐渐被淹没。笔者推论：河姆渡文化中所发现的、不属该文化系统的彩陶[21]，或许就是源自跨湖桥先民之手。

钱塘江南岸河姆渡遗址的海拔，从0米的沼泽到9米的岗地皆有，田螺山河姆渡文化遗址是座小山，周围地区的海拔为2.3米。河姆渡遗址未校正的碳十四年代测定，从距今6500年开始，田螺山最早的数据则远至距今7000年前。[22]田螺山应属河姆渡文化前期，乃是文化的形成阶段。田螺山遗址植物考古迹象表明，该地区在大约距今6900～6600年间三百余年过程中，“人工栽培型稻的不易破碎的小穗轴基盘的出现比例从大约27%增加至39%，且在同一时期内，稻属遗存所占植物遗存的比例由约8%增至约24%，说明稻谷消耗量相对于野外采集的食物有所增加。”[23]宁绍平原食物来源丰富，所以田螺山时期的河姆渡人食物来源非常多元，且还不是以稻子为主食，河姆渡遗址亦表明食物的多样化；尽管如此，河姆渡文化从前期以来，稻谷的重要性便不断增加。依此可见，河姆渡文化在距今7000年前水位最低的时候，开始在此处发展定居，并发展以农作为重点的生活方式，从河姆渡遗址的建筑方式可以看出，至少从距今6500年以来，河姆渡人的生活是定居的，已不是逐食物来源而流动，而是着重在从本地获得生存资源，他们的礼器亦显示了与稻作有关的精神文化。

河姆渡人与长江中游族群一样，选择以岗地为居住区，将周围的沼泽用作农田。但宁绍平原虽有很多小岗地，看似澧阳平原的稀林和沼泽地貌，但地面的海拔却非常低，不但岗丘不高，且离海边很近，当海平面上升时，海水不断地一波又一波灌入，对此地居民的生活造成困难。不过，虽然如此困难，河姆渡文化却没有像跨湖桥那样快速的毁灭，反而为了因应这种困难的环境，而创造出了先进的建筑技术，以及杰出的精神文明，并对后期的良渚文化发生了关键性的影响。不过，河姆渡的农作方式和工具十分独特，仅本文化所用，河姆渡形状的骨耜（晚期木耜）亦未被其他文化所传承，与河姆渡年代相近的、从钱塘江北岸发起的马家浜文化，其农具和稻作技术与河姆渡亦不相同。宁绍平原在当时受气候波动的影响、地貌的破碎性、地域相对的封闭性（东有海、西和南有破碎的山陵、北有生态贫乏的太湖平原）……等等，这些自然条件虽然能提供多样的食物来源，但却又同时使得河姆渡文化无法进行大规模的发展。直至碳十四年代距今5500年后，海拔开始高于现在的海平面，经常有水灾发生，因此在大约距今5200年之后，河姆渡聚落便被毁灭了。

从时间关系来看，跨湖桥文化后段时期与田螺山相同、与河姆渡和马家浜文化罗家角遗址相衔接，河姆渡一期与马家浜文化罗家角遗址差不多相同，可能略早百年左右；从空间关系来看，此三种文化族群的活动范围相距很近。但尽管如此，三者之间所呈现的文化面貌还是十分独特、彼此间的关联度有限，河姆渡和马家浜一期虽可见某些相似之处，但两者与跨湖桥文化之间的传承关系却相当少。跨湖桥依河海维生，河姆渡则在宁绍地区从狩、渔猎起，发展出稻作和家畜，而马家浜虽然与河姆渡相近，亦是从狩、渔猎发展出稻作和家畜，但却在不相同的生态环境上开拓了太湖平原，从而获得了大面积、大规模的发展。由此我们可以看出，长江下游新石器中期文化的破碎性。不过，从马家浜文化以降，长江下游亦逐步发展成为统一技术的庞大稻作文明。

（三）总结

据上所述，对新石器初期这种人口不多、人群集体采集水稻的生活，长江流域不论是中、下游，到处皆提供了良好的条件，在江南—岭北地带，考古应该还会发现其他食用稻谷的新石器早期人类遗址。但是对稻作文明一脉相承的发展来说，却只有长江中游的条件依然良好，长江下游的条件反而不良。

长江中游，尤其是澧阳平原的自然环境，不仅具备了稻作发生的条件，且对稻作文明的发展，亦提供了理想的基础：丘陵地区符合早期稻作技术的形成，人们在丘陵上生活，而在丘陵间的湿谷里，以粗放的方式种稻，并获得生活的稳定。由于生活稳定之故，族群人口逐渐扩展，因此便从丘陵区拓展到平原，更进一步地掌握了大规模稻作的技术。到了平原地区后，人们开始面对治水的需求，并逐步掌握灌溉的技术，又配合农作和灌溉系统的需求，加以系统性地安排聚落，从而发展了彼此之间扩大合作的模式，更产生了社会结构化……等等一脉相承的过程。

至于长江下游，由于地形破碎，平地的海拔很低，不仅对聚落造成风险，还因为从海洋而来的咸水倒流情况普遍，农作经常会受害。同时，太湖流域新石器晚期前的土壤十分贫瘠，不适合耕作。必须需要一定进步的技术背景，方能开拓长江下游的地区，对初期农作的难度较高。所以，长江下游新石器中期的文化面貌亦显得十分破碎，在距离间隔时空皆不远的地区里，竟可见有好几种互相之间极少传承的文化，并且生活条件不稳，兴起的文化相继断绝。直至新石器晚期，马家浜人开拓太湖平原后，长江下游地带才快速跟上了中游的文明，而进展、创造出新技术与文化。从此以后，长江中下游便开始互相影响，并促进大规模地发展。

四、新石器晚期：农作技术稳定化和长江中下游体系的形成

综上所述，在新石器早期阶段里，江南各地皆出现栽培稻谷的趋势，到了新石器中期，长江中游的稻作还在不停地进展，而下游却断断续续出现了几个文化，并缺乏连续性、扩大性的发展。但从新石器晚期起，长江下游的马家浜文化萌生了，而在其千余年发展的过程中，开始拓展到广大面积，并奠基了具有整体地域性的庞大文明。

马家浜文化发展可以分成三个阶段，早期以桐乡县罗家角遗址为代表。罗家角一期与河姆渡有较多的相似之处，应该能代表钱塘江北岸的人吸收了河姆渡文化的影响。罗家角的食物来源亦十分多元，发现了很多兽骨、鱼骨等，稻谷在此还不能算是主食，在很多狩猎、渔猎所用的骨器中，只发现了四件骨耜。[24]马家浜所在的太湖平原地势低平，遗址所在地区现代的平均海拔高度为2～8米，罗家角遗址岗地海拔则为5米。[25]马家浜文化房屋建筑不用木桩，而是采用黄土铺垫、加高地面，然后立柱建屋。

罗家角未经校正碳十四年代数据，大约在距今6400至6100±100年间[26]，当时的海平面虽然比现在低一点，但这依然是水位一波一波上升的时代，所以江边的情况应不甚稳定。在后来的演化中，我们可以见到三个趋势：逐步脱离与河姆渡的相似；从钱塘江开始渐渐地往西北、东北方向迁移；并在迁移的同时掌握了大面积的地域，而形成很多马家浜文化的地方类型。

罗家角遗址是迄今发现最早、地望偏南并离钱塘江河口较近的马家浜文化遗址。嘉兴县马家浜遗址则在它的北边稍微偏东处[27]。马家浜文化扩展的过程是从开拓杭嘉湖平原起，这一段由嘉兴新塍吴家浜[28]、余杭吴家埠[29]、湖州邱城遗址所代表。吴家浜遗址在马家浜之北距离不远，其年代比罗家角晚，遗址的海拔只有2米，但北离钱塘江口较远，因此受到倒流海水的影响较少。邱城遗址的前期相当于罗家角二、三期，碳十四的数据在6100至5800之间[30]。再往西而去，湖州江家山遗址的下层便只从马家浜文化晚期开始了，其文化面貌已带有独特的地方类型。[31]江苏宜兴骆驼墩等遗址亦有与江家山相近的马家浜陶器[32]，可是这属太湖西南丘陵地带，生活方式以捕捞鱼类和水中软件动物等[33]，故并不是马家浜人发展稻作的区域，因此不列为讨论。

马家浜文化掌握杭嘉湖地区之后，沿着太湖边往东北移，开拓了太湖以东的沼泽地带，这由吴江袁家埭、吴江梅堰、吴江广福村、苏州越城、吴县草鞋山遗址下层可以看出；又沿着太湖往北偏西边发展到无锡、常州，以彭祖墩、圩墩遗址下层为代表。太湖边的区域掌握后，又往外扩展，而东边到达长江三角洲上海地区，以崧泽、福泉山遗址下层所代表；北边则到达了长江的南岸，这部份以张家港东山村遗址下层为代表。与此前后，循着一路扩展，马家浜文化的影响在太湖以西的地区也四处可见。到了崧泽时代，这一文化系统又渡过了长江，对江北、淮河下游地带亦产生了影响。

马家浜文化的扩展在各地显然有了一些差异之处，学者们对马家浜的分类有着各种看法，如陈晶先生将太湖以东南的遗址都归类为罗家角类型，而太湖以东北为草鞋山、圩墩两类型。[34]张照根先生将之分为浙北（以罗家角为代表性的遗址）、太湖流域腹地（以草鞋山为代表性的遗址）、苏南沿江地区（以东山村为代表性的遗址）等三类型[35]；王明达先生则分为杭嘉湖平原中心地区的罗家角类型；杭嘉湖平原西部边缘地带为吴家埠──邱城类型；太湖东、北岸的草鞋山──圩墩类型，并指出前两类，即“太湖南岸的两块，关系显得更为密切一些。”[36]同时，学者们早已论及马家浜文化向北传播的问题[37]。此“北传”其实亦含东移和西移的部分，即完整地开拓杭嘉湖平原、太湖四方腹地、苏南沿江和长江三角洲地区。

以笔者浅见，马家浜文化的发展空间很大，其细节分析起来并不仅有两三种类型而已，但是如果观察、并加以考虑传播的过程和顺序，王明达先生的分类显得比较准确。从目前所见遗址的面貌和碳十四的数据可见，马家浜文化大约是产生在距今6500年左右的罗家角，并在此后逐步往太湖南岸发展，到了距今6100年前左右，已掌握了太湖平原的南部，即杭嘉湖平原地带，下一步才围绕着太湖继续往北发展。草鞋山、圩墩马家浜地层的碳十四最早数据，都在距今5700年后，晚到距今5000年才转化为崧泽文化[38]。所以王明达先生所提出来的“三块”，实代表在不同时代从钱塘江北岸延伸出来的马家浜文化，以两个发展波，一脉相承地涵盖了整个长江下游的平原地区，以奠基本地域稻作文明的基础。从长江三角洲的遗址来看，其马家浜文化地层的年代还更晚一些，应可视为第三个发展波，只从距今5500年后起，而到了距今5200年，便转化成崧泽文化。[39]

这过程与太湖平原土壤的形成史完全吻合。太湖平原5700年以后的地层“水生植物孢粉异常丰富，且类似于杭嘉湖平原的情况，说明当时的环境为湖沼，而在附近的高地则发育有较好的常绿、落叶阔叶混交林，常绿树种多于落叶树种估计当时的气候为温暖湿润的中亚热带北缘气候，其温度与现今相仿，而水湿条件则更优越些。禾本科植物占有一定比例可能是近湖岸亦受到农耕的影响。这在微形态薄片观察中亦得到证实。显然，孢粉指示了大西洋期最佳的暖湿气候。该层段的年龄与距今6000~5000年太湖平原地区出现星罗棋布的湖泊群，以及气候特点颇为吻合。”[40]此后的土壤条件，都反映出本地农耕面貌系以水稻为主。

因此，到了新石器晚期，在长江下游亦形成了大规模的稻作文明。但是在此之前，长江中游汤家岗、城背溪文化早已掌握澧阳、江汉与汉北地带，直至与马家浜文化时代相当的新石器晚期大溪文化，以受本文化所影响的稻作地域为主，不但扩展到南阳盆地，并在汉中和豫中、南均可见到大溪文化的影响[41]，长江中偏上游亦可见其影子。不过比起空间的宽阔，更加重要的是：汤家岗、大溪文化的农作皆比马家浜进步，早已形成了能紧密配合农稻作生产的聚落系统，汤家岗时代的壕沟，显示出此地拥有早期的治水体系。

已有学者阐明，长江下游的成熟农业发展得比长江中游晚，且在技术方面应有受到中游的影响[42]。笔者亦认为：稻作发祥地是长江中游，且稻作技术从中游伊始，到了自然条件适当的时候，才快速地传播到下游。长江中下游纬度的差异不大，气候相近，拥有良好的传播路途。早期曾出现过跨湖桥的器型与皂市下层文化相近的情况，罗家角遗址亦发现白陶残片，应是汤家岗时代的遗物。到了大溪时代，长江下游形成了较大的稻作文明，中下游所用的工具已达极高的同一性，并经由之后的同化、传播过程，将工具与技术加以扩展。当然，长江中下游在文化上的差异是毋庸置疑的，但是大部分工具却完全一致。

刘俊男先生认为，长江中游从新石器到青铜早期，农业生产一直是领先的[43]。虽然笔者亦同意：长江下游的稻作并非独立地在本土起源，而是在受到了长江中游影响后才产生的，但我们却依然不能认定，长江下游地区就是完全只跟随着中游的稻作技术，而没有自己的突破。稻作技术到了长江下游之后，经由本地的吸收而形成了另一种独特文化，马家浜、崧泽、良渚一脉相承的文明发展，也配合了本地的需求，进一步拓展了稻作规模，并创造了许多技术与文化内涵，回头再影响了长江中游及其他地区。

五、总论

本文经过考古学和古代气候学、地质学、土壤学的资料互补对照，获得结论如下：江南—岭北地带，应该全部视为人类开始食用稻谷的发祥地，但是最早栽培水稻农作的发生地区并没有那么广大，且是以澧阳平原做为核心。从彭头山文化之前稻作栽培的萌生，以及彭头山文化之后稻作的形成与成熟两个阶段来看，我们首先要否定浙江上山文化为稻作发祥地的看法。上山是一个与彭头山相类的采集或初步栽培水稻之文化，但与彭头山不同的是，它后来并未形成一脉相承的农耕传统。

长江中游的农耕发展，从彭头山以降，经过皂市下层、汤家岗、大溪、屈家岭、石家河等连续发展出来的文化，表现出了完整而一脉相承的进步过程，是故新石器中期的汤家岗文化，已表现出相对成熟的农业文明形态。而长江下游则因其地域的自然条件不稳，在新石器中期时，虽有小黄山、跨湖桥、河姆渡等数度努力发展稻作的文化，但其各自表现出不同的生活方式与精神文化，并没有形成一脉相承的农耕技术，所以在其后分别没落、或是稻作技术绝传的情形。因此，长江下游的发展，到了新石器晚期的马家浜后段时，才真正掌握了农耕文明的进展，而渐次发展出相对成熟的农业文明。

之后的马家浜、崧泽文化，则快速地吸收了长江中游稻作栽培的丰富经验，并在其基础上，进一步创造出许多新的技术与文化内涵，因此又回头重新影响了长江中游及其他地区。之后，崧泽—良渚和屈家岭—石家河两大文明体系，则应该是处于互相学习、促进且共同进展的情况。在他们之间，还有颇为重要的北阴阳营、薛家岗等文化。我们必须针对这些文化的稻作特点加以研究，才能更具系统性地阐明长江流域农耕的发展轨迹。

不过，在新石器晚期之前，澧阳平原上的先民早已创造了相当进步的稻作农耕技术，因此本文认为，澧阳平原地区方才应该被视为人类稻作的发祥地。

附录、对北冰洋海平变化曲线说明

在此曲线上可以看到：

a、前北方期气候快速暖化，水位上升，古人开始离开山洞到林边生活。

b、距今1万至8.2千年的时段，是气候暖化后的新石器早期，第一个气候较稳定且海水位略退的阶段（距今8.8千至8.6千年左右，是海水位略退至最低点的时段），同时也是人类开始照顾野生稻的时期，约等于长江中游彭头山，长江下游上山文化的时代。c~i、距今8千至5.3千年，此时期的海洋升降对并没有影响到长江中游地区的发展，但长江下游却始终离不开这个气候变动因素的影响，造成文化断层、分布破碎的情形。

c、距今8千至7.5千年，是海侵运动的第一波，临时且快速的暖化现象，导致了距今7.5千年，稻作发展向北扩展至汉北地带，并在淮河流域出现了人类食用稻谷的现象。

d、距今7.3千至6.5千年，海退时段，相当于跨湖桥文化时代，同时从距今7千年起，河姆渡文化的人开始定居，出现稻作起源。

e、距今6.5千年，海水位再度上升，跨湖桥被淹没，为了防御房居淹水，河姆渡人发明了干栏式的木桩建筑，同时，钱塘北岸的罗家角亦开始有马家浜文化形成。

f、距今5.8千年，水不仅已到达距今7.5千年海侵的水位，并且还在继续上升。天气湿润温暖，太湖边的土壤情况优化，马家浜文化开始逐步离开容易被淹没的钱塘江边遗址，把文化中心往西北方向迁移，且大规模地开拓了太湖平原，并向北渡过了长江，淮河下中游亦成为稻作文化区。

g、距今5.5千年，水位上升已跨越现代海平面的高度，并持续上升。

i、距今5.3千年，长江下游洪水次数增加，河姆渡聚落面临毁灭；太湖流域、长江下游成为崧泽文化的大片腹地，此文化族群并继续开拓江北平原；长江中游城头山建城，屈家岭古城国文化产生，并且屈家岭的稻作文化开拓了丹江流域，而逐步北传到达黄河南岸的平原。

h、距今5千至4.6千年前，长江中游大规模的灌溉系统，屈家岭古国文化十分兴盛，联合城邦国家形成。

k、距今4.6千至4.3千年，水位不断的上升，此时期为长江中游石家河国家最盛的时代；长江下游良渚文化同样兴盛，余杭平原采用石制防水工事。

l、4.3千至3.85千年，海平面水位最高时代：良渚文化灭亡；石家河古城多次被洪水严重破坏。

参考文献：

[1]湖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编著，《彭头山与八十垱》，页2、188；湖南省文物普查办公室、湖南省博物馆、王文建、刘茂，《湖南临澧县早期新石器文化遗存调查报告》，《考古》，1986年第5期，页385—393；湖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湖南省澧县博物馆、曹传松，《湖南省澧县新石器时代早期遗址调查报告》，《考古》，1989年第10期，页865—875、961；益阳地区博物馆、南县文物管理所、潘茂辉、谈国鸣，《南县涂家台早期新石器时代遗址调查报告》，《湖南考古辑刊》第6辑，1994年，页34—43；河界钧，《洞庭湖区新石器时代早期文化探索》，《湖南考古辑刊》第5集，1989年，页125—134。

[2] 2011年11月23日中国日报宣布：“为探讨澧阳平原从狩猎采集到稻作农业的经济形态转变发展过程，进而研究长江中下游地区稻作农业起源的相关问题，湖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哈佛大学、北京大学和波士顿大学联合对杉龙岗遗址进行了考古发掘。由新石器时代考古专家郭伟民研究员和哈佛大学OferBar-Yosef教授共同领队。”（《湖南省杉龙岗遗址发现9000年前碳化水稻》，记者：冯志伟、杨茜）。杉龙岗遗址发现后，有数份报纸记录了哈佛大学欧弗‧巴尔-约瑟夫（OferBar-Yosef）教授的看法，认为世界稻作起源就在澧阳平原，如参侯琳良、林洛俯，《9000年前碳化水稻“现身”湖南》，《人民日报海外版》2011年11月24日。虽然这只代表了一位学者的观点，但巴尔-约瑟夫教授却是一位经验丰富、学养颇深的以色列考古学家，他在数十年皆专心致力于研究农作起源，并曾经亲自发掘和研究纳吐夫文化麦作的发祥地，因此，他的看法是特别值得我们注意的。

[3]湖南文物考古研究所官方网站新闻，http://www.hnkgs.com/show_news.aspx?id=869

[4]何介钧，《长江中游新石器时代文化》，武汉：湖北教育出版社，2003年，页329；吴小平《论洞庭地区原始农业的发展与环境的关系》，《中国农史》，2002年第2期，页16—19；老奀，《长江中游新石器早期遗存农业初探》，页86—97；湖南省博物馆、金则恭、贺刚，《湖南石门县皂市下层新石器遗存》，《考古》，1986年第1期，页142—153；湖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王文建、张春龙，《湖南临澧县胡家屋场新石器时代遗址》，《考古学报》，1993年第2期，页171—206、281—284；岳阳市文物工作对、钱粮湖农场文管会、何钦法、罗仁林，《钱粮湖坟山堡新石器时代遗址试掘报告》，《湖南考古辑刊》第6集，1994年，页17—33；罗仁林，《试论皂市下层文化的分期及相关问题》，《湖南考古辑刊》，第6辑，1994年，页142—153。

[5]老奀，《长江中游新石器早期遗存农业初探》，《古今农业》，1990年第1期，页86—97；向安强，《论长江中游新石器时代早期遗存的农业》，《农业考古》，1991年第1期，页121—135、12；向安强，《洞庭湖区豕前农业初探》，页23—43。

[6]屈家岭文化往北扩展是最近考古界经常被讨论的问题，如参孙广清，《河南境内的大汶口文化和屈家岭文化》，《中原文物》，2000年第2期，页22－28；孟原召，《屈家岭文化的北渐》，《华夏考古》，2011年第3期，页51－63；郭静云，《夏商周：从神话到史实》，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3年，页26—28、33—38。

[7]新石器早中晚期以及铜石并用时代的区分，笔者大致上采用严文明先生的分期，认为他的分期最符合当时文化的转变过程。参见严文明，《中国文明起源的探索》，《中原文物》1996年第1期，页11-12。

[8]蒋乐平，《错综复杂的东南新石器时代早期文化》。

[9]王青，《从海陆变迁看浙东沿海新石器早期遗址的形成背景》，《中国文物报》，2006年03月24日。另参陈淳，《从东亚最早陶器谈跨湖桥和小黄山遗址年代》《中国文物报》，2006年11月17日；陈淳，《跨湖桥遗址环境变迁的新认识》，《中国文物报》，2007年11月02日。

[10]浙江省文物考古研究所、萧山博物馆，《跨湖桥》，北京：文物出版社，2004年，页225—226。检测出来距今7600年前的木块，势必得包含树木本身从发芽到成长为足够成为可用木材的年数，所以应视为遗址年代偏晚的断代。

[11]张恒、王海明、杨卫，《浙江嵊州小黄山遗址发现新石器时代早期遗存》，《中国文物报》，2005年9月30日。

[12]如参蒋乐评、盛丹平，《上山遗址与上山文化——兼探浙江新石器时代考古研究的相关问题》，《浙江文物考古研究所学刊》第九辑，北京：文物出版社，2009年，页110—130。

[13]焦天龙，《论跨湖桥文化的来源》，《浙江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学刊》第八辑，北京：科学出版社，2006年，页375。

[14]王心喜，《试论跨湖桥文化》，《四川文物》，2006年第4期，页60—70；郭伟民，《南岭中心带史前文化现象考察》，页15—16。

[15]焦天龙，《论跨湖桥文化的来源》，页372—379。

[16]韩建业，《试论跨湖桥文化的来源和对外影响——兼论新石器时代中期长江中下游地区间的文化交流》，《东南文化》，2010年第6期，页62—66。

[17]罗家角考古队、姚仲源，《桐乡县罗家角遗址发掘报告》，浙江省文物考古所编著，《浙江省文物考古所学刊》，北京：文物出版社，1981年，页16、34，图十六：1—3，图版贰：4—6。

[18]浙江省文物考古研究所、萧山博物馆，《跨湖桥》，页154、176、193。

[19]浙江省文物考古研究所、萧山博物馆，《跨湖桥》，页42—45。

[20]浙江省文物考古研究所、萧山博物馆，《跨湖桥》，页154—158。

[21]浙江省文物考古研究所，《河姆渡——新石器时代遗址考古发掘报告》，北京：文物出版社，2003年，下册，彩图五。

[22]浙江省文物考古研究所，《河姆渡——新石器时代遗址考古发掘报告》上，页3、369—370；浙江省文物考古研究所、余姚市文物保护管理所、河姆渡遗址博物馆、孙国平、黄渭金、郑云飞、刘志远、徐志清、渠开营、张海真、李永嘉、许慈波，《浙江余姚田螺山新石器时代遗址2004年发掘简报》，《文物》，2007年第11期，页4—24、73、1；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编，《中国考古学中碳十四年代资料集1965~1991》，北京：文物出版社，1991年，页110—118。

[23]傅稻镰（英国）等著、黄超译、王玉琪审校，《水稻驯化进程与驯化率：长江下游田螺山遗址出土小穗轴基盘研究》，《农业考古》，2009年第4期，页27—30、39。

[24]罗家角考古队、姚件源，《桐乡县罗家角遗址发掘报告》，《浙江省文物考古所学刊》，页1—42；张明华，《罗家角遗址的动物群》，《浙江省文物考古所学刊》，页43—53；张福康，《罗家角陶片的初步研究》，《浙江省文物考古所学刊》，页54—56。

[25]朱乃诚，《太湖及杭州湾地区原始稻作农业起源初探》，《东南文化》，2004年第2期，页24—31。

[26]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编，《中国考古学中碳十四年代资料集1965~1991》，页111。

[27]姚促源、梅福根，《浙江嘉兴马家滨新石器时代遗址的发掘》，《考古》，1961年第7期，页345—351、354、5—6

[28]浙江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嘉兴博物馆、徐新民，《浙江嘉兴吴家浜遗址发掘简报》，《文物》，2005年第3期，页34—42

[29]浙江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王明达，《余杭吴家埠新石器时代遗址》，《浙江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学刊》第八辑，页54—84。

[30]浙江省文物管理委员会、牟永抗，《浙江省吴兴县邱城遗址1957年发掘报告初稿》，《浙江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学刊》第七辑，杭州：杭州出版社，2005年，页1—65；浙江省文物考古研究所、方向明、芮国耀，《浙江省湖州市邱城遗址第三、四次的发掘报告》，《浙江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学刊》，页66—92；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编，《中国考古学中碳十四年代资料集1965~1991》，页110。

[31]楼航、梁奕建，《长兴江家山遗址发掘的主要获得》，《浙江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学刊》第八辑，页586—599。

[32]南京博物馆考古研究所、林留根、田名利、徐建清，《江苏宜兴市骆驼墩新石器时代遗址的发掘》，《考古》，2003年第7期，页579—585、673—674；南京博物院、宜兴市文物管理委员会、林留根、田名利、徐建清、周恒明、张浩林、胡颖芳、周润垦、朱晓汀、黄建秋，《江苏宜兴骆驼墩遗址发掘报告》，《东南文化》，2009年第5期，页，26—44、130—131；南京博物院、宜兴市文物管理委员会、田名利、谈国华、徐建清、周润垦，《江苏宜兴西溪遗址发掘纪要》，《东南文化》，2009年第5期，页59—62；南京博物院、常州博物馆、溧阳市文化局、田名利、郝明华、彭辉，《江苏溧阳神墩遗址发掘简报》，《东南文化》，2009年第5期，页45—58、129等。

[33]黄宝玉、朱祥根、蔡华伟、林留根、田名利，《江苏宜兴骆驼墩、西溪遗址全新世软体动物》，《海洋科学》，2005年第8期，页84—94；黄宝玉、朱祥根、蔡华伟、林留根、田名利，《江苏省宜兴西溪、骆驼墩篮蚬与环棱螺研究》，《海洋科学》，2007年第9期，页54—61。

[34]陈晶，《马家浜文化两个类型的分析》，《中国考古学会第三次年会论文集》，北京：文物出版社，1981年

[35]张照根《关于马家浜文化的类型问题》《农业考古》1999，第3期，页48—56。

[36]浙江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王明达，《余杭吴家埠新石器时代遗址》，页80。

[37]贺云翔，《论马家浜文化自南而北传播》，《史前研究》，1987年第1期，页21—26、18。

[38]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编，《中国考古学中碳十四年代资料集1965~1991》，页103—106。

[39]上海市文物保管委员会，《崧泽——新石器时代遗址的发掘报告》，北京：文物出版社，1987年，页106—107。

[40]龚子同、刘良梧、张甘霖，《苏南昆山地区全新世土壤与环境》，页625。

[41]靳松安，《略论淅川沟湾遗址的仰韶文化遗存》，《华夏考古》，2010年第3期，页49－54；李亚东、宋豫秦、雷兴山、韩建业，《试论豫东南地区的考古学文化与古农业形态》，《中原文物》，1996年第4期，页41—43。

[42]赵志军，《栽培稻与稻作农业起源研究的新资料和新进展》，页59—63。

[43]刘俊男，《长江中游史前农业经济发展水平研究》，《农业考古》，2009年第1期，页32—38、4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