荐书：邵会秋：《君子之兵——青铜剑与草原文化》

1965年冬，湖北省江陵望山1号墓中出土了一件国宝级的青铜剑，剑的主人就是因“卧薪尝胆”的故事而家喻户晓的春秋五霸之一——越王勾践。这把剑长55.7厘米，宽4.6厘米，剑身中脊起棱，饰黑色菱形花纹，正面近格处有“越王鸠（勾）浅（践）自乍（作）用剑”八字的鸟篆铭文。剑格正面镶嵌蓝色琉璃，背面嵌绿松石。

越王勾践剑是湖北省博物馆的镇馆之宝，它深埋地下2 500年却依然锋利无比，据说有人曾试其锋芒，稍一用力就可将二十层白纸划破，足以显示出古人制剑之精良。剑的历史悠久，因其特殊的象征意义而受到广泛重视，被誉为“百兵之祖”，是历朝历代王公帝侯、文士侠客、商贾庶民所追捧的对象。

除了这把剑之外，勾践还热衷于搜集和珍藏名剑，并监造了八把名剑，在东晋时期王嘉所著《拾遗记》卷十中即有如下记载：“越王句践使工人以白马白牛祠昆吾之神，采金铸之，以成八剑之精。一名揜日，以之指日，则光昼暗，金，阴也，阴盛则阳灭；二名断水，以之划水，开即不合；三名转魄，以之指月，蟾兔为之倒转；四名悬翦，飞鸟游过，触其刃，如斩截焉；五名惊鲵，以之泛海，鲸鲵为之深入；六名灭魂，挟之夜行，不逢魑魅；七名却邪，有妖魅者，见之则伏；八名真刚，以切玉断金，如削土木矣；以应八方之气铸之也。”

剑是一种用于近距离格斗的短兵器，兼有斩杀和刺杀功能。它由剑柄、剑格和剑身组成。剑柄又称“茎”，剑柄的末端称“首”，剑柄和剑身之间的护手称“格”，剑身中线的凸起称“脊”。

文献中“剑”字最早见于金文，在西周晚期的师同鼎铭文中就包含“剑”字。这件鼎出自陕西省扶风县周原遗址的一处青铜器窖藏中，鼎腹内壁有铭文7行54字，铭文大意为：师同从某大臣征伐戎，斩杀并俘获了一批敌人，得到车马五辆、大车二十辆、羊一百只等战利品，又将缴获敌人的鼎、铺、剑等铸成祭祀用的铜鼎，子子孙孙永宝用。从铭文中可以看出西周时期北方的戎人已经广泛使用青铜剑了。

后来的楚系帛书、秦系简牍以及小篆的“剑”字虽然与金文有一定差异，但都是以金文为基础。《说文解字》说，“剑，人所带兵也”，所以从功能上讲，剑最开始就是作为武器使用的。刘熙《释名·释兵》说：“剑，检也，所以防检非常也。”可以看出剑又是以防范“非常”的防身卫体武器。除了上述的武器和防身功能外，剑这种短兵器，也是我国古人所钟爱的配饰，周秦汉唐2000多年间，一直盛行佩剑之风。

尤其在上层社会，世家子弟皆需佩剑。《晋书·舆服志》载：“汉制，自天子至于百官，无不佩剑，其后惟朝带剑。”贵族佩剑是身份、地位的象征，也是一种富贵的标识，剑的配饰作用远远超过了其防身护体的实际功用。为了显示地位和富贵，佩剑装饰得极为精致华美。古代文人墨客也对剑情有独钟，留下许多唯美的诗句。贾岛《剑客》中写道：“十年磨一剑，霜刃未曾试。”大名鼎鼎的诗仙李白也十分好剑，诗句中常常谈及，如“抚长剑，一扬眉，清水白石何离离”（《扶风豪士歌》），“停杯投箸不能食，拔剑四顾心茫然”（《行路难·其一》），“抚剑夜吟啸，雄心日千里”（《赠张相镐二首·其二》），“愿将腰下剑，直为斩楼兰”（《塞下曲六首·其一》）等。

从考古发现看，中原地区的青铜剑出现得比较晚。夏商时期中原地区青铜铸造业发达，但唯独不见自身特色的青铜剑，武器中占主导地位的是青铜戈。中原地区青铜剑的流行始于周人，周人使用的是一种扁茎柳叶形青铜剑，这种青铜剑在周人的老家——关中地区以及分封的诸侯国故地都有发现。

东周时期是青铜剑铸造的巅峰。中国北方、东北和巴蜀等地区的青铜剑铸造都得到了空前发展，仅近年在北京延庆军都山东周墓地的发掘中，就出土了近百件青铜剑。如果从铸造水平来看，东周时期中原和吴越地区的青铜剑要远远领先于其他地区，其中尤以吴越出产的青铜剑最为上乘。《周礼·考工记》载：“吴越之金锡，此材之美者也。”《搜神记》中关于干将和莫邪的铸剑故事家喻户晓，而干将、莫邪和欧冶子等铸剑名师都是吴越人，考古出土的越王勾践剑和吴王夫差剑也都是出自这一时期的吴越地区。

此时中原和吴越等地青铜剑的形制也基本定型，被称为“东周式铜剑”。各地青铜剑的形制和标准相对统一，除了技艺最高超的吴越地区，其他地区也大量出土类似形制的青铜剑。这一时期青铜剑不仅数量增多，剑体也加长了，《楚辞·国殇》云“带长剑兮挟秦弓，首身离兮心不惩”，足以说明长剑在这一时期流行的普遍性。但东周之后，青铜剑逐渐衰落，至两汉时期已完全被铁剑取代。

尽管中原地区春秋战国时期的青铜剑铸造业非常发达，但青铜剑形制较为单一。从青铜剑的起源和发展来看，北方草原才是早期青铜剑的主要分布区，草原人群具有极强的创造力，这里的青铜剑形制丰富多样。青铜剑也是草原文化中最具特色的器物之一，是草原武士身份和地位的象征，想了解草原文化就离不开草原地区的青铜剑。在本书中，我们将展现草原文化中种类繁多的特色青铜剑，带领读者踏上丰富多彩的青铜剑之旅，共同领略草原文化的独特魅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