荐书：汀江流域史前考古的发现与研究史

以下内容为该书的前言：

早在20世纪30年代，厦门大学林惠祥先生就在汀江流域的武平进行了史前文化调查和试掘，并由此开创了福建史前考古的先河。然而，相对于福建其他区域，闽西地区史前考古工作尽管起步早，但闽西地区史前文化发现与研究一直未取得实质性进展。究其原因之一，应为闽西地区多属丘陵山地，水土流失严重，大多史前遗存保存状况较差，所获的实物材料缺乏。尽管如此，20世纪30年代至今已近90年，先辈们依然在汀江流域开展了一系列的考古调查、考古发掘工作。这些工作大致可分为以下三个阶段。正是由于这些不懈的工作，才使闽西地区的考古资料日渐丰富，并逐渐对这一地区的史前文化有了初步的认识。

第一阶段：20世纪60年代以前

1937年6月，厦门大学林惠祥对武平县进行了调查和发掘，这次考古活动被认为是福建史前考古的发端。他收集了四群新石器时代遗址中的遗物，并且在这些遗址中发掘了21条探沟。这次发现包括84件石锛和949片陶片。林惠祥把梯形石锛与台湾、香港、南洋、太平洋群岛发现的石锛相比较，推测它们之间一定有一些联系。他还指出，武平的新石器时代结束于大约2500年以前，该地区新石器时代的人们不是华夏族，而是越族。

1940～1946年，在林惠祥考察之后麦兆良参观了武平。他意识到林惠祥的重要发现。麦兆良报道了分布在武平县城周围的山岗上10个遗址，麦兆良认为，它们其中5个是新石器时代遗址，余下的遗址均属于青铜时代或更晚。

1951年林惠祥对龙岩新罗区进行调查，在登高山与天马山发现有石器时代遗址。其中陶片发现310片。石器包括石锛、石镞、石斧、石铲、石环、砺石等，他将之与闽西地区武平、浙江古荡良渚、广东海丰、香港、江西樟树等处遗物进行比较，得出“与武平遗物最相类，南与韩江流域、海丰、香港、北与浙江古荡、西与江西樟树也有相似之处”。林惠祥认为遗址的年代应该在三千年前左右。

1955年12月，林惠祥在长汀县河田镇也进行了为期20天的调查，在乌石崠、竹子山、黄屋山、俞乌石崠北面山、火焰山等遗址都发现有石锛、石镞、石斧、石刀、石镰、石环、石戈、石璋等石器，陶器可见陶壶、陶印模、陶纺轮及大量陶片。林惠祥认为这些遗址年代为新石器时代，与闽北的闽侯、光泽比较，均属印纹陶系统。

1958年“闽西文物普查队”先后对武平、长汀、上杭进行普查，以武平县遗址点最为丰富。在武平县调查遗址186处，以平川河两岸和县城附近分布最为密集。采集遗物有石器801件，陶器127件，陶片标本4669片及残铜器3件。1958年长汀调查遗址材料包括长汀地区新石器时代、青铜时代遗址共109处，采集石器808件，完整或可复原陶器11件，大量陶片以及1件残段的小铜器。

这一阶段闽西地区的考古工作处于零星调查的早期探索阶段，考古调查所掌握的资料还很少，但学者们对闽西地区史前文化遗存的文化内涵有了初步的了解。如林惠祥对武平、河田等地的印纹陶的造型、胎质、花纹纹样进行了详细分析和排比，还将出土的石器、陶器与中国南方甚至东南亚地区、太平洋诸岛的石器时代遗物进行比较研究。他还注意到印纹陶和有段石锛在东南地区的发现、命名，这种文化因素有别于华北地区新石器时代文化，林惠祥首先提出“中国东南区”的概念。他们都认识到印纹陶在遗址的重要地位，它们基本属于一个文化系统。在当时资料有限的情况下，林惠祥对闽西地区史前文化的研究视角并未停留在闽西或福建，而是从华南、“东南区”或更广阔的视角进行研究，奠定了闽西地区史前考古学的重要地位。

学界还对闽西地区所调查遗址的相对年代进行了推测。此阶段由于调查资料缺乏可靠的地层学依据，调查者主要根据与周边地区遗址出土遗物的对比，认为调查所获得的史前遗址均为新石器时代遗址，并属于同一种文化系统。同时也认识到，即使这些遗址属于新石器时代，但具体年代上也存在先后的差异，如林惠祥对武平、河田、龙岩三地采集所得遗物均进行分类，他将有段石锛分为三个阶段，对陶器也是按陶质、陶色、纹饰进行分类，林惠祥认识到同一类器物发展阶段的不同，呈现出不同的形态，“这些遗物也不能说是完全属于同一时期之物”。在此基础上，一些学者对闽西地区史前遗址下限也做了推测，林惠祥认为，福建南部各遗址的年代“大约在距现在2500年以前，也就是约在春秋时代” 。陈仲光认为武平地区新石器时代遗址处于原始社会末期，下限定在中原地区的东汉末年或六朝初期；吕荣芳则认为这些遗址年代应该在春秋之末。

除此之外，很多学者也提及了对闽西地区族属问题的认识。林惠祥认为在武平、闽侯等地调查发现的新石器时代及青铜石器遗存为闽越文化遗存，该地区的族属应为古越族，这种民族散布的地方包括浙江北部、福建、江西、广东、香港等地。吕荣芳引用了大量史料，说明印纹陶发现地区与汉文史籍所记载的越族活动地区相符合。

第二阶段：20世纪70年代末至2000年以前

随着江西清江筑卫城、吴城、广东石峡遗址的考古发掘，丰富了人们对南方地区新石器时代、青铜时代文化内涵的认识。特别是随着20世纪70年代末考古学者对南方印纹陶和南方地区古文化研究中的一些理论问题进行讨论，基本厘清了南方地区新石器时代和青铜时代文化两个不同阶段考古学文化内涵的区别，同时也推动了闽西地区考古工作。

1986年全国第二次文物普查工作全面展开以后，龙岩地区在1987～1988年进行了第二次文物普查。据统计，全国第二次文物普查以来，龙岩及所辖各县市共发现新石器时代遗址16处，青铜时代遗址519处。其中长汀县调查先秦时期古文化遗址共130处。

另外还有一些零星考古调查：1981年春，丘荣州等人在龙岩县白沙中学和永县坎市中学分别采集了1件穿孔石斧和1件砍砸器i。王振镛对后者提出质疑，认为这件砍砸器“不是原始人类打制或磨制的石器” 。

1982年7月，武平十方乡发现1件青铜剑，王振镛认为其可能是“春秋晚期至战国初期的遗物”。

1985年，在武平县一中校内（亭子岗）发现1座长方形竖穴土坑墓，河卵石铺底，出土遗物有越式小铜鼎、铜剑、铜削刀等。

1986年12月11～16日，邱荣洲与龙岩师专84级文史班同学对长汀县河田镇乌石崠进行考古实习，出土2件新石器时代的石犁，值得注意的是，文中还提及对遗址采集的夹砂粗陶鼎足进行热释光年代测定，年代为距今4215年±367年，这也是闽西地区对考古标本绝对年代测试的首次尝试。

1989年，在新罗区龙埔村采集有石钻、凸刃刮削器、尖状器和石片。1990年林涛与漳州市文化局曾五岳等人到龙岩适中一带进行考古调查，发现12件石制品，所发现标本均为细小石器，从石制品性质看，作者认为它们属“漳州文化”，是“漳州文化”向闽西南山地扩展的新线索。

此阶段闽西地区史前考古工作仍然比较薄弱，但已认识到闽西地区这些史前遗址并不是都属于新石器时代遗址，而应该是处于新石器时代和青铜时代两大阶段，并开始思考福建何时进入青铜时代。学者们普遍认为，福建地区青铜时代应相当于商周时期，而并非以往认为的春秋时期或更晚。

以明确的断代为基础，并随着福建其他地区特别是闽江下游地区史前考古学文化的发现，人们也逐渐关注到不同阶段闽西地区与福建其他地区考古学文化内涵的差异和共性，比如林公务注意到汀江流域及闽西山地地区与福建其他地区考古学文化内涵的异同，将全省发现的史前遗存分为四个地区：①闽江下游及东部沿海地区；②闽江上游及闽西北山地地区；③汀江流域及闽西山地地区；④九龙江、晋江流域及闽南沿海地区。

对于汀江流域的新石器时代文化遗存，他认为其与闽北地区类同，而与闽江下游的昙石山文化有显著的不同。对于这一地区的青铜时代文化遗存，则与江西吴城文化，闽北白主段类型、马岭类型，闽江下游庄边山上层类型，闽南、粤东地区的浮滨文化存在着联系，同时也有自身的特点。在此基础上，他提出了福建新石器时代文化遗存分为两大体系，即闽北、闽西内陆地区的西部体系和闽东、闽南沿海地区的东部体系，而前一体系就是“面向内陆的文化圈” 。林钊认识到闽西地区新石器时代文化与粤北石峡文化存在着联系，同时也将闽西汀江流域的青铜时代遗存，与闽江下游，闽江上游，闽南、九龙江流域，闽中沿海、闽东北沿海并列介绍和论述，认为福建各地的青铜时代文化遗存，应属于“‘七闽’及其后闽越的历史活动的遗留”。

第三阶段：2000年以来

2000年以来，为配合龙岩地区高速公路、铁路等重大基本建设，发现和发掘了一批史前遗址，同时也开展了一些带着课题性质的专题考古调查，为闽西地区史前考古积累了大量的材料。

2002年4月，福建省开展了龙岩和三明地区的闽越文化专题考古调查。在长汀发现2处与闽越文化相关的战国秦汉时期文化遗存和2处旧石器时代地点，在新罗、长汀和连城发现5处先秦青铜时代文化遗存。

2003年11月，福建博物院等单位开展了龙长高速公路长汀段的考古调查，共发现11处古处文化遗址。这些遗址分别属于新石器时代晚期—青铜时代、青铜时代、战国—秦汉三个时期。

2004年4～7月，福建博物院对连城草营山、长汀塘下垅、连城庙前后林山、策武风雨亭后山等遗址进行抢救性发掘。其中连城草营山遗址发现灰坑1个，墓葬4座，房基1个。

2005年6～7月，福建博物院对长汀县策武乡李城村麻坡岗遗址进行了抢救性发掘，共清理墓葬20座，灰坑6个。该遗址含有三类不同性质的文化遗存，属于新石器时代晚期至青铜时代遗址。

2007年8月，为配合龙岩高速路建设，福建省考古队对新罗区龙门中学后排山进行考古发掘，这是新罗区的首次田野考古发掘。2010年3月，福建博物院对龙岩新罗区龙顶山遗址进行考古发掘，揭露出柱洞、灰坑等遗迹，推测该遗址可能是打制石器的制造场所。2010年8月，省考古队对新罗区苏坑仑进行了考古发掘，发现了较为完整的半地穴房址以及墓葬、灰坑、柱洞等。

2009～2011年对漳平市奇和洞遗址进行三次小规模发掘，发现了史前时期及宋代至清代不同时期的文化遗存。该遗址的发掘带动了对奇和洞埋藏学、生物学、体质人类学等多学科的研究。该遗址共有三期文化遗存，第一期发现灰坑2个及鹅卵石石铺地面等遗迹，遗物则包括石制品、骨器和动物骨骼，第一期未见磨制石器及陶器，绝对年代距今17000～13000年，为旧石器向新石器时代过渡时期；第二期发现火塘3个，遗物可见石制品、陶器、骨器、动物骨骼等，绝对年代距今12000～10000年，为新石器时代早期；第三期文化遗存遗迹包括房址1个，灰坑1个，出土有石制品、陶器、骨器、动物骨骼及人的颅骨，绝对年代距今10000～7000年，为新石器时代中期。

2010年11月，福建博物院对武平县猪仔笼洞穴的一号洞和二号洞进行了发掘。猪仔笼一号洞发现人类牙齿化石，年代距今约3万年。

2010年12月～2011年1月，为配合湖城高速公路建设，福建博物院等单位对永定县桔树下遗址进行抢救性发掘。发掘柱洞、灰坑，灰沟等遗迹。遗址年代约为商代晚期—西周时期。

2012年9月至11月，为配合赣龙铁路扩能工程建设，福建博物院与厦门大学等单位合作对长汀县河田镇赢坪、山塘坑等遗址进行了考古发掘。其中赢坪I号遗址发现商周时期房基、灶、灰坑、墓葬等遗迹。

2015年3～5月，福建博物院等单位对奇和洞遗址周边进行了专题洞穴调查，在龙岩地区发现了穿云洞和留阳洞遗址，丰富奇和洞第一、二、三期文化及后奇和洞文化的内涵。

此阶段闽西地区科学考古掘工作逐步开展，明确出土地层的遗存越来越多，推动了闽西地区史前考古学的深入研究。郭启熹通过历史文献记载以及武平出土文物的研究，对南海国封地等问题进行推测，吴福文等则通过闽西出土文物讨论闽西地区与台湾地区的关系。张闻捷等将赢坪遗址及山塘坑遗址的三座墓葬与漳州鸟仑尾、狗头山、虎林山、松柏山等墓地进行综合比较，通过类型学的研究，认为赢坪M1，山塘坑M1、M2墓葬年代为商代早中期，同时还探讨了韩江（含汀江）流域与九龙江流域的先秦古文化的关系。陈炎德概述了龙岩地区的考古工作历程，同时对龙岩古人类的分布规律、出土遗物特征等进行了简单的归纳。吴锡超通过梳理闽西地区旧石器时代至青铜时代的古文化遗址，对构建闽西上古史进行初步的尝试。

这一阶段，通过多学科合作，采取科技手段来获取和提炼各种信息成为史前考古学的主流。在闽西地区，近年围绕漳平奇和洞遗址的发现和发掘成果，也开展了一系列多学科的综合研究，如对人种、埋藏环境、生态环境、精神意识形态、食谱和病例等研究，无疑为我们全面了解闽西地区史前人类的生产、生活提供了全新的视野。

可以看出，这一阶段随着考古调查、发掘材料的增加，学术界关注闽西地区史前考古学文化发展过程的问题和角度也越来越多，构建闽西地区史前考古学文化发展序列的时机也日渐成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