老子的黄老之学与刘邦的汉初江山

在中国古代，毫无疑问儒家思想几乎统治了整个封建社会，是当仁不让的官方统治思想。然而在秦朝和汉朝初年，统治阶级并未采用儒家学说作为统治思想。秦采用了提倡严刑峻法的法家思想，结果大秦王朝只历经二世便土崩瓦解。而汉初统治者吸取亡秦之教训，采用了比较缓和的黄老之学。不仅巩固了统治，稳定了社会，使国家逐渐走向富强，甚至出现了中国古代的第一个治世——文景之治。可见黄老之学确实有其独到之处！

一、何为黄老之学

黄老之学，简称“黄学”是指战国时期形成的道家学说的两派。“黄”指黄帝之学，既讲道也讲法；“老”指老子学说。它是以道家思想为基础，吸取儒、墨、名、法等家的一些观点，融汇而成的一种新的学说体系，又称黄老思想。其治国的思想主旨为文武并用，刑德兼行，以法为符，与民休息的无为而治。

该思想的核心就是“无为而治”。所谓“无为而治”即是在顺其自然中，达到调和政治、复兴经济的目的。“无为而治”的思想最初是《老子》一书提出的。如书中多次讲到：“爱民治国，能无为乎”；“圣人处无为之事，行不言之教”；“无为而无不为”等等。至战国时期，经诸子百家的争鸣，“无为而治”思想逐渐成为一种思潮。不仅道家将其作为政治思想的主调而作了详尽、系统的阐述，而且其他诸家如：法、儒、阴阳及杂家等亦从不同的理论体系出发，或接受了无为思想，或采用了这一命题。特别是通过西汉初期政界实权人物的实践，“无为而治”思想逐渐成为社会的主导思想而占据了统治地位，并对西汉前期社会，以及以后历代开国之初的励精图治都产生了极其深远的影响。

黄老学说，简而言之有两个突出特点：一曰杂。它以先秦道家思想为基础，兼采儒、法、名、阴阳诸家，在内容上显得十分庞杂。二曰实。它在继承先秦道家以虚为本、虚伪实用的现实主义哲学理论体系。所以该学说便极力主张政府要清静无为，实行少干预或不干预政策让社会经济、政治、文化等社会生活诸方面自由发展，以缓和社会矛盾，促进经济发展与社会进步。这一思想在汉初，理论上体现在《吕氏春秋》、《新语》、《淮南子》等理论著作。这些理论概而言之，便是该思想提倡“执道循理”遵循规律而治；强调因物之性，顺乎人心民情而治；要求充分发挥人的能动作用；强调得人和选择让人才；重视自身修养和素质的提高；提出治理国家要“刚柔相成”、“刑德相养”、“文武并用”；明确提出“富安天下”的指导思想。这些思想在社会实践上就是刘邦、曹参、文帝、景帝等根据帝国统治的需要实行的一些国家政策。

与先秦道家思想相比较，黄老思想发生了很大的变化，表现出了更加积极的进取精神。它博采众家之所长“因阴阳之大顺，采儒墨之善，撮名法之要”能“应物变化，立俗施事，无所不宜。”具有博大的兼容性和灵活的实用性；它的思想简约，以“虚无为本，因循为用”，因而“旨约而易操，事少而功多”，具有很强的可操作性；它主张在“万物之性”的基础上坚持“因物与合”的路线，一切从实际出发，不因执己见，不墨守成规，能因物因时因地的变化而变化，具有极大的适应性和兼容性。

二、为何采用黄老之学

（一）汉初的现实状况

经过秦末农民起义和楚汉战争后建立起来的汉王朝，它所继承的天下实际上已满目疮痍。无论从政治上还是经济上的形势对汉王朝的稳定和巩固来说，都是非常严峻的。首先是政治上的动荡不安。汉初各地诸侯王都拥兵自立，很可能蓄意叛乱，对汉中央政权构成严重的威胁；农民的反抗斗争还在继续，小规模的的农民起义时有发生；北方匈奴实力强大经常入寇，破坏边境的安宁。这些都使统治者诚惶诚恐。其次、经济极度萧条。汉初生产萎缩粮食供给严重不足，物价暴涨“米石万钱，马一匹则百金（一金为万钱）”，这比秦时最高的价格还要高三倍多。以至于连天子也找不到4匹毛色相同的马来驾车。有的朝廷官员更是只能坐车牛车上朝。官员经济状况尚且如此，那么平民百姓呢？这样的社会经济必然是威胁王朝统治的一大隐患。再者，汉朝是承秦之后建立的新王朝。秦朝统治期间苛政酷刑猛如虎狼，人民对之深恶痛绝，西汉建立后，一方面人民普遍希望新的统治者能够温和一些；另一方面汉初统治者也慑于农民起义的威胁，担心重蹈秦王朝的覆辙。因此汉初统治者不得不吸取秦朝灭亡的教训，采取不同于法家思想较为缓和的思想。

面对如此严峻的社会问题，汉初人心思定、思治、思安。同时统治者也希望通过发展社会生产，安定人民生活来早日治愈战争创伤，缓和社会矛盾，巩固新生政权。而解决这些问题，就不得不利用当时已趋于成熟的黄老思想。因为黄老思想力主“无为而治”，反对统治者烦扰百姓，提倡与民休养生息，给人民以更多的自主权；在“无为”的前提下实现“自化”、“自正”、“自富”、“自朴”。这既不像法家思想那么严酷，又不失积极进取的思想。所以汉初的思想家都竭力对其加以提倡，使之成为一股不可逆转的潮流。

（二）黄老之学的发展成熟

西汉统治阶级之所以将黄老之学定位治国安民的指导思想，还因为黄老思想发展至汉初已经相当成熟，特别是经过改造的“无为而治”的自由放任的经济思想适应了汉初医治战争创伤，恢复生产、发展经济的迫切需要。首先、到汉初黄老之学已不是一种简单学说，而是吸收儒、阴阳、墨、名、法诸家思想长处而创立的新学说体系，是西汉时期融合各派的一种思潮。其次、黄老之学的“无为”已和春秋战国道家的”无为“不同。黄老的“无为”是在强调法治基础上的无为，而“老学”的“无为”则完全是自然主义的，是没有任何干预的各自无为。所以吸收了先秦诸子百家的思想，再加上自身思想的深化，使黄老之学成为在汉初适合统治阶级的官方思想。

（三）刘邦等统治阶级的推崇

汉初之所以能坚持黄老之学的“无为而治”，还与统治者的信奉和积极推行分不开。从汉高祖刘邦开始，汉初君臣大都信奉黄老之学。造成这样的结果，首先是汉初统治阶级大多都不好儒。刘邦是个善纳谏的开国君主。他得天下并非靠自己的雄才大略，而是他身边的萧何、张良、陈平、曹参等人大力协助的结果。但这些人全是先秦的故民。众所周知，秦代极力反对儒学，并造成了焚书坑儒的文化惨案。而无论是刘邦还是他的那些谋臣都曾是秦代官吏，深受秦代反儒思想的影响，特别是出身无赖，亦厌读书的刘邦相当蔑视儒生，甚至有以儒冠为溺器的劣迹。其次在刘邦的谋臣中有信奉道家的张良，他所习的《太公兵法》便是道家著作。而陈平少时家贫，好读书，治黄帝、老子之术，亦乃黄老的忠实信徒。在与项羽争战的过程中，主要是两人运用黄老之术，以退为进，以柔克刚的方法帮刘邦夺得天下。曹参在作齐相时，运用“清静无为”来治理国家，收到了一定的成效。萧何死后，曹参入汉为相，成为黄老之学在汉初政治化的主要参与者。“参为汉相国，清静极言合道，然百姓离秦之苦后，参与休息无为，故天下俱称美矣”。如此汉初统治阶级不能再用秦代的法家思想，又不好儒学，且推崇黄老之学，那么汉初以黄老之学作为治国理念就再正常不过了。

三、黄老之学在汉初社会发展的表现

在汉初即从汉高祖刘邦开始，经历惠帝、文帝、景帝一直到武帝即位初年的70年左右的时间，在这期间历届统治者都始终坚定不移地在社会发展的各个方面奉行着黄老之学“无为”的治国理念。特别是在文帝、景帝时期实现了社会的繁荣出现了“文景之治”，为汉武帝时期大一统局面建立打下了坚实的基础。具体来说有以下几方面。

（一）经济上的恢复发展

如前所述，汉初经济状况极为凋零，国家财政紧张，物价飞涨，人民生活十分疾苦。所以在经济上统治者奉行“欲为省，毋烦民”即与民休息的政策。首先在税收上，将田租减到十五税下；进而实行量入为出的税收政策，计算国家的行政开支和官吏的俸禄，已确定收税数目。文帝十三年，诏令免除十二年的田租，景帝时又将田租减为三十税一，以后一直按此标准征收。其次、为了快速发展农业，统治者把“重农抑末”作为发展农业经济的基本国策，强调“以农为本”。所以高祖五年，刘邦下诏：“民以饥饿自卖为人奴婢者，皆免为庶人”。使自卖为奴的这部分人，获得解放并根据法令每人还可受田20-30亩，使之成为汉政府的“编户齐民”。汉文帝更是身体力行，亲开籍田，大力奖励农业生产。但是对待商人，则颁布一系列的禁令，特别是禁止商人兼并农民，这有力地保护了农民及其土地。使农业生产得到迅速的恢复和发展。第三、汉初统治者提倡节俭，减少了众多徭役，大大减轻了人民肩上的负担。如高祖七年，丞相萧何趁刘邦北击匈奴不在长安之时修筑了一座规模宏伟的未央宫，立东阙、北阙、前殿、武库、太仓，以重天子威严。但是当刘邦回到长安后，见到壮丽的未央宫立刻大怒，责备萧何治宫室过度，劳民伤财。汉惠帝时为节省民力而修筑长城，采取了分批进行和征调诸侯王、列侯奴隶的措施。以节俭著称的汉文帝的表现更好。他从不搞游玩挥霍性的建筑。如宫禁中原打算造一“露台”，但造价要“百金”，他下令坚决不建。他一反过去祖宗的传统，不治坟墓，不许厚葬。如此节省民力，故“太史公曰：文帝时，会天下新去汤火，人民乐业，因其欲然，能不扰乱，故百姓遂安，自年六七十老翁，亦未尝至市井，游敖嬉戏如小儿状。”这展现出当时农村生活安适、殷富、人民乐业的图景，可见汉初经济恢复良好。

（二）政治上的趋于稳定

黄老思想在政治上还提倡刑德兼行、文武并用，所以在政治上的政策措施又展现出了该思想积极进取的一面。首先是平定国内的不安定因素。汉高祖刘邦在与项羽争霸天下的时候，为了争取力量，曾分封了九个异姓诸侯王。但是建国之后，这些诸侯王纷纷拥兵自立，大有蓄谋叛乱之意。所以刘邦和吕后便果断采取措施，将其加以铲除，其中不乏像韩信这样“汉初三杰”之一的英雄之辈。此外还强迁关东豪族，以实关中，对其加以监督，稳定地方秩序。统治者还号召农民返回故里，并给予优惠政策，以安定农民情绪，防止农民起义。其次、由于秦代以法家思想为指导，严刑峻法，人民深受其害。所以汉朝统治者在法律上必须有所改变。早在刘邦西入咸阳时，他就曾与观众主线百姓约法三章：“杀人者死，伤人及盗，抵罪，余悉除去秦法”。汉朝建立后，统治者依旧除烦去苛，惠帝四年，废挟书律。高后元年，除三族罪，谣言令。文帝继位后，进一步宽刑简政，他先后发布了“尽除收孥诸项坐律令”。文帝十三年又颁“除肉刑法”之诏。景帝元年，下令“减笞刑”。景帝中元六年再减笞刑。这些政令的施行使广大劳动人民在较大程度上摆脱了严刑酷法之苦，顺乎民情，合乎民意。这样汉初统治者巩固了统治，稳定了民心，使社会得以稳定发展。

（三）对外暂时的妥协政策

汉初，汉朝在外最大的隐患便是北方强悍的匈奴。汉高祖刘邦曾想打败匈奴，一举实现北方边疆的安定，不料却遭白登之围，被围七天七夜，最终还是通过贿赂匈奴单于的阏氏才得以逃脱。自那以后，汉朝因天下初定，无力反击，为了求得暂时的安定，对匈奴采取和亲政策。甚至在孝惠年间，冒顿单于以吕后新寡，写信调戏吕后：“两主不乐，无以自虞，愿以所有，易其所无。”吕后及当朝统治者依旧是慈悲言好，“遂和亲”。虽然对匈奴的忍辱礼让有损大汉国威，但却维护了国家的稳定，节省了国力，对国家的长治久安大有好处。在文帝年间，匈奴背约入盗，他坚持采用加强边防的措施，采取和亲的办法缓和矛盾，反对发兵深入进行大规模的战争。即使面对南越王尉佗称帝搞分裂，群臣多主张用兵镇压，他坚持“以德报之”，派使者进行规劝，以阐明利害，时期称臣。汉初统治者对外的这种忍辱负重的暂时妥协的政策，其实也是黄老之学“无为而治”的表现。这对汉朝恢复国力，乃至为将来汉武帝开疆拓土打下了很好的基础。

汉初统治者在黄老之学的指导下，既不烦民，又不失积极进取的精神。“至武帝之初七十年间，国家无事，非遇水旱，则民人给家足，都鄙廪庾尽满，而府库余财，京师之钱累百锯万，贯朽而不可校，太仓之粟，陈陈相因，充溢露积于外，腐败不可食”。可见汉初在黄老之学的指导下，国力恢复发展得是多么的强盛！

四、小结

黄老之学虽然只在汉初的几十年占据着官方正统思想的地位。但是它却造就了中国第一个治世——“文景之治”，并使汉朝国力从汉初的一穷二白到武帝时期的极度强盛，并深深影响了日后历代开国君主的治国政策。可见以”无为而治“为核心的黄老之学在处事，管理人事甚至对今天和谐社会的建设都定会大有启示！

该文写于2011年秋季，现发出与人共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