邱诗萤：汉北青铜文化之兴起——从石家河到盘龙城

我要新鲜事2023-05-27 08:00:120阅

2016-10-11 邱诗萤历史考古与上古文明

【编者按】此前学界认定湖北地区的文化，从石家河文化到盘龙城文化之间是断裂的。去年邱诗萤博士的硕士论文《汉北青铜文化之兴起——从石家河到盘龙城》，系统地论述湖北地区从石家河文化到盘龙城文化之间的连续发展过程，具有重要学术意义，现征得其本人同意，在此摘发该文摘要和部分结语，以飨读者。若有引用或参考，务请注明“邱诗萤：《汉北青铜文化之兴起——从石家河到盘龙城》，台湾中正大学硕士论文，2015年7月”。

一、摘要

一般认为中国青铜技术来自西方，并且兴起于黄河流域，而长江流域的青铜文化则是受到外地影响而产生。不过随着长江流域出土众多精美青铜器，对长江流域青铜文化的既有解释便逐渐难以自圆其说，长江流域青铜文化的来源与发展成为一大疑问。笔者整理长江中游（两湖地区）青铜文化的考古资料后，发现汉水北岸地区在青铜文化初兴时期处于关键的地位。

长江中游青铜文化初兴时的石家河文化和盘龙城文化，都是以汉北为中心。过去的观点多认为石家河文化和盘龙城文化毫无继承关系，而盘龙城文化的中心是否位于汉北也有争议。但笔者分析之后发现石家河文化和盘龙城文化的确存在继承与发展的关系：陶器器形、陶器纹饰、房屋建筑、墓葬习俗，和青铜器铸造技术，大部分在石家河文化已出现，并且由盘龙城文化传承，显见此地的青铜文化在公元前2800年至公元前1300年的漫长时光中，绵延不绝，并且逐步发展。

此外，盘龙城文化的中心亦确认应该是汉北的盘龙城遗址，该地最早发明诸多盘龙城文化的代表器物，也出土许多该时代之最：包括最大的城墙遗迹、最大的贵族墓葬、最大的龙窑、最大的冶铸遗迹、最大的青铜圆鼎、最长的玉戈，以及出土最多的青铜器、硬陶及原始瓷器、玉器、绿松石，另尚有金器出土，其富强程度可见一斑。

以往多认为石家河文化因天灾而过早衰亡，盘龙城文化为外来的入侵者，但是这一说法无法解释：为何早已灭亡的石家河文化会有大量因素继续在盘龙城文化中传承不息；所谓外来入侵的盘龙城文化为何会传承诸多石家河文化因素，且少有外地文化因素？因此这段历史的解释经常自相矛盾而又模糊不清。笔者在此强调，其实石家河文化与盘龙城文化有着直接的传承关系，此一失落的历史环节因因而可以扣上。本文重现了当时居于长江中游的先民们，即使经历苦难，仍然守着祖先基业，并且发扬光大，开创另一个强盛时代的古老故事。

关键词：青铜文化、盘龙城文化、石家河文化

二、结论（部分）

1.由石家河文化至盘龙城文化的历史发展

一般多认为长江中游地区在石家河文化晚期时因遭遇特大洪水而遭到毁灭，当时的洪水并非一年两年的偶发洪水，而是一个长期的洪水期，水位甚高，是以长江中游的遗址普遍可以发现着洪水层，这个为害惨重的自然现象很轻易地造成石家河文化的衰弱，长江中游地区很多旧有城邦国家衰弱、灭亡。然而，该地区的文化传承并没有断绝，新的势力重新兴起，盘龙城、荆南寺、铜鼓山等遗址显示的是留在本地重新奋起的人们与他们重建的新兴共同体──盘龙城文化。

学界普遍认为，建立这一新文化与国家的人，并不是源于本土及传承本土文化者，而是北方来的新族群。但是本文揭示，盘龙城几乎所有的文化因素皆可于石家河文化或者更早的大溪、屈家岭文化找到源头。虽然在石家河与盘龙城文化之间发生了严重的水患，但是石家河和盘龙城文化之间有着一脉相承的密切关联。二里头、二里岗遗址则是由人口饱和的长江中游地区，向外迁移的人们所建。对于当时的稻作技术和能力而言，该地区纬度偏高，气候较为干冷，缺乏河湖资源。因无水网交通之利，各城邦国家间的经济上较为独立，少有合作关系，高纬度造成稻米的产量减少，而仅有上层人士可以享用，一般民众则可能改变饮食方式，而以黍、粟为主食。二里头文化和二里岗文化源于盘龙城文化，长江中游与郑洛地区皆属于盘龙城文化，而以前者为文化中心，后者为文化的边缘区。郭静云先生在《夏商周：从神话到史实》中已指出，考古资料显示长江中游文化逐步开拓「江河中原」，到达郑洛地区，这种向北开拓的情况乃是源自屈家岭时代[1]。

对石家河文化年代的最新研究指出，以天门石家河城为中央的石家河文化，其绝对年代的下限约距今4100年左右[2]，同时从目前的数据可以推断，盘龙城文化的起始时间约距今3800—3700年间，其与石家河文化之间，还存在约300年的变迁期，孟华平先生将这段几百年的时间命名为「后石家河文化」。从石家河文化到盘龙城文化并非是在短时间内形成的巨变，而是在这段300年左右的时光中逐步形成的。依目前资料来看，盘龙城文化的文化与政权中心或许即是盘龙城遗址。新兴的盘龙城比石家河城面积更大，也更靠东部铜矿山区，位于水网交通发达之地，得天独厚的地理环境成就它的强大和繁荣，造成南达湖南地区，北达郑洛地区，广大区域范围均均可见其影响的情况。

2.盘龙城文化在历史上产生的影响

盘龙城文化最令人瞩目的发明是独特的青铜铸造技术：块范法。在盘龙城遗址三期中已经发现青铜礼器，此外在二里头遗址三、四期（约等同于盘龙城三、四期），已可以看到制造大型青铜兵器的情况。此外盘龙城遗址有着比同时期遗址更多的随葬青铜兵器墓，说明该地对青铜兵器的重视和掌握。在对青铜兵器的铸造有着更进一步发展的同时，盘龙城文化的人们在基于对青铜的崇敬心理下，设法制造出纯粹由青铜构成的容器，他们依靠着先进的制陶技术，发明了块范法。块范法是长江中游本地独力发明的技术，因此与世界各地青铜技术都不同，否则只会如失蜡法一般，完全效法外来工序。块范法使得中国的青铜文化留下许多异于其他文化的精美青铜容器，也开启青铜容器作为国之重器的先例。不少研究者均认为中国青铜文化的特殊之处在于对青铜容器特别重视，此项传统延续到殷、周；即使铁器新兴，青铜容器作为珍宝的认知仍然深植于人们心中。

长江中游地区第二个独特的影响就是饕餮、夔龙的崇拜。虽然代表夔龙的扉棱，又称附加堆纹，最早可以追溯至大溪。可知这一崇拜一直在本地断续传承着，但没有成为该文化中最重要的信仰一环；但是到了盘龙城文化时，却大量制造于陶器、青铜器上，可见饕餮、夔龙的崇拜大概在盘龙城文化时期攀上高峰。这种信仰观念后来为殷墟所继承，殷墟的青铜器有许多即是描绘神龙的形象，而与饕餮、夔龙息息相关的人牲信仰也被殷墟所继承，足以见到殷墟对这种信仰的接受。

盘龙城文化的第三个独特影响则是礼制。不但向四方传播，在殷墟一期也有发现，显见其传承于后世。作为新礼制的礼器，有别于过往，这些特殊的器物包括觚、爵、斝等等，以及毁器葬。爵、斝是盘龙城时期的新兴器物之一，爵、斝在盘龙城文化中特别重要；而觚虽非这时期才出现的器物，但同样被盘龙城所重视，列入新礼制的重要器物之中，研究盘龙城文化及相关内容者均认为觚、爵、斝是当时最重要的礼器。之后殷墟遗址也出现同样重视觚、爵、斝的情况，溯其来源，当源于盘龙城文化。此外，毁器葬亦属于礼制的一环，在其他地区难以取得精美的大型青铜容器时，盘龙城遗址却出现将大型青铜容器砸碎后做为随葬品的情况，究其原因，除了铜料易取得之外，还因为毁器葬是长江中游行之千年的古老葬俗，做为后代的盘龙城人们传承了这项信仰。盘龙城三期开始出现遭到人为毁坏的大型青铜礼器，此种做法一直延续至盘龙城灭亡。其他地区则改行陶器毁器葬，这是因为大型青铜礼器过于稀缺之缘故。直到殷墟时期，青铜容器较普遍地出现，盘龙城以外的其他地方才开始出现青铜毁器葬[3]，毁弃葬俗一直延续至西周时代。

三、余论（部分）

以考古学文化来说，盘龙城文化的诞生和延续时间并不算长，只有约500年左右的时间，在这五百年里，发明、诞生了诸多新因素与新技术，使长江流域青铜文化走向成熟，足见其重要性，是以仔细地对其各期年代和内容进行分析整理具有相当的价值和意义。今日碳十四测年技术的进步使得研究者可以进行更细腻的整理和研究，是相当可喜的事情。笔者认为，应当正视碳十四测年的价值，在进行发掘时对各地文化多加进行测年，以提供更为精确的年代，而可以解决诸如文化的诞生、文化的衰亡、文化的传播等等问题。类型学在分析文化内涵上有其作用，但笔者认为应当与碳十四测年搭配方能确定年代，如马车的两轮般相辅相成；归功于碳十四测年的数据，才使得「盘龙城文化」的架构较为清晰。

总之，承继石家河文化发展而来的盘龙城文化，广布于「江河中原」，形成掌握大型青铜器铸造技术的强大势力，他们奠定新的信仰和礼制，虽然时代短暂却是相当灿烂的文化。由于该文化的中心区域两湖地区发掘较少，情况模糊不清，因此显然是个值得重视及研究的问题。

注释：

[1]郭静云，《夏商周：从神话到史实》，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3年11月，第一版，页21－36。

[2]毛欣、李长安、张玉芬、陈旭、刘辉，湖北天门谭家岭遗址全新世中晚期气候变化及其对人类活动的影响，《地球科学－－中国地质大学学报》，2014年10月，第39卷第10期，页1550。

[3]郜向平，商墓中的毁器习俗与明器化现象，《考古与文物》，2010年第1期，页4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