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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海波:考古的温度:涑水河畔故曲沃

我要新鲜事2023-05-27 08:14:271

天气晴朗的时候,站在侯马工作站文物库房顶层南向的房间向南看,可以望见连绵起伏的绛山。《读史方舆纪要》载,绛山“山出铁,亦名紫金山”。现在侯马市就有一条南北向的直通绛山脚下的主干道命名为紫金山街。从侯马工作站大门出来,向南顺着侯风线绕过绛山就进入了闻喜县境内。侯马与闻喜也就一山之隔。

闻喜,听着就喜庆的名字。我的老家就在闻喜,每当别人问起闻喜县名由来的时候,我都会这样介绍:闻喜古称桐乡,秦更名为左邑,汉武帝元鼎六年,刘彻外巡至此,欣闻平南越大捷,赐名“闻喜”。闻喜历史悠久,自改左邑、桐乡为闻喜至今,已有2100余年历史。

虽说老家在闻喜,但无不遗憾的是参加工作之前每年只有很短的时间回老家探亲。难怪父母会说,你这几年在闻喜待的时间比先前加起来都多。我想是的,近三年的时间里,最少有三分之二的时间都在闻喜工作,这或许是在弥补少时的不足吧。

父亲的网名叫做“涑水之子”,带着疑问,我查阅了资料,原来发源于山西绛县陈村峪的涑水河,向西流至闻喜县境内后南曲,经夏县、盐湖区、临猗至永济伍姓湖,在弘道园西注入黄河。涑水河是闻喜名副其实的母亲河,父亲起这个网名是为了表达对家乡的拳拳之心、殷殷之意。

其实我对家乡也是热爱的,月永远是故乡明。干考古这行往往都是这样,项目在哪里就在哪里扎根,能在家乡做自己喜欢的考古工作是庆幸的。(图1)从2018年11月起,在山西省打击文物犯罪专项行动的背景下,我们在闻喜县上郭-邱家庄遗址开展了一项能载入山西考古史册的工作——探寻故曲沃。

图1 核查资料 在库房整理资料 2017年7月摄于侯马工作站

第一阶段是发掘了一座特大型墓葬。

过去我参与了大量墓葬的发掘,但是它们的规模和复杂程度绝不能与这座墓葬相提并论。现场看这座墓葬,给人前所未有的震撼感受。它原是一座有墓上建筑的大型积石积炭竖穴土圹墓,墓葬上方原有的建筑由于经年累月自然和人为的破坏,现在仅存墓上建筑的夯土基址,基址外围有一圈由板瓦和筒瓦错落铺筑的散水类护坡(图2),工作人员仔细清理出来的板瓦和筒瓦相当规整。基址的面积超过了500平方米,可想而知它上面原有建筑是多么宏伟气派。

图2 墓上建筑 墓葬上方整齐布列的散水类护坡 2018年12月摄于闻喜邱家庄

这座墓葬的复杂之处在于墓上建筑夯土基址下并未直接出现墓口,而是有一圈台阶式遗存和台阶上的凹槽,这种遗迹前所未见,不知为何物。墓口在台阶式遗存下,面积有近200平方米,墓葬深度超过了18米,在墓内发现了4个小台阶,从墓口到第一个小台阶的墓壁全是夯土,夯层十分明显。此外这座墓葬椁室中部有一周由大块青石组成的石板层,格外壮观。

这座墓葬的发掘从开始到结束经历了从严寒到酷暑的整整10个月时间,所有的艰辛与不易全部凝结在工作人员的汗水与泪水之中。(图3)

图3 协作发掘 协作清理墓室 2019年7月摄于闻喜邱家庄

发掘之初,天气渐渐寒冷,每天早上的冻土都很厚,很影响工作效率。为此考古队在墓葬上方搭建了透光防护棚,冬日暖阳透过篷布洒在工作人员的脸上,丝毫感觉不到外边刺骨的寒风。解决了冬季气温低影响工作这个基础问题之后,悬在考古队头上的达摩克利斯之剑就是安全问题了。这座大墓实在是太深,18米深足足有6层楼高,考古队坚持以人为本,始终把安全工作作为所有工作的重中之重。

为了防止墓葬塌方,我们对墓口和墓壁进行了全方位加固;为了安全出土,我们科学搭建了安全出土的平台;为了保证工作人员上下墓葬的安全,我们制作了带有台阶和扶手的钢梯;为了防止坠落物砸伤人,我们要求所有发掘人员在墓内有出土作业时必须佩戴安全帽。总之,我们始终警钟长鸣。(图4)墓葬发掘之初,为了能将科学、高效的发掘理念落实到实际工作中,我们组织召开了考古发掘工作论证会,邀请了国内多位专家学者到发掘现场来出谋划策。北京大学刘绪先生早年曾带领学生在墓葬所在的闻喜上郭-邱家庄遗址进行过考古调查,对这一区域的墓葬情况十分熟悉,他的意见与建议对我们的工作十分有帮助。(图5)

图4 支护与防护 经加固支护的墓壁 2019年8月摄于闻喜邱家庄
图5 专家指导 北京大学刘绪先生研究图纸指导发掘工作 2019年5月摄于闻喜邱家庄

这座墓葬的室外发掘工作顺利结束了。墓葬多次被盗,墓室内的人骨散见于各处,考古队组织专业人员对人骨进行了鉴定与分析,墓主人为一位35岁左右的女性,这对于判断墓葬的性质极有帮助。(图6)我们还及时对墓葬出土的器物进行了保护与修复,对出土的青铜器、玉石器进行了科技鉴定与检测(图7),对采集的木炭、葬具标本进行了处理,这一切都为下一步工作提供了必要条件。

图6 人骨鉴定 吉林大学张全超团队专业人员进行人骨测量 2019年6月摄于侯马工作站
图7 玉石器检测 复旦大学王荣团队专业人员进行玉石器分析 2020年8月摄于侯马工作站

向社会及时公布发掘材料,让学界共享,是每个考古工作者的责任与义务。考古队在这座墓葬发掘工作完成之后就立即启动资料整理工作。关系错综复杂的遗迹现象和数以千计的出土遗物都告诉我们,最后拿出一份让大家满意的考古报告绝不是一件简单的事情。

为了提高遗迹现象绘图的精细度,我们将发掘现场做的三维模型进行了正射影像处理,并采用更为科学高效的计算机制图的方式;为了兼顾科学性与艺术性,我们对所有出土器物进行了多面照相(图8)。所有参与资料整理的工作人员都是年轻人,我半开玩笑地对他们说,你们明明可以靠颜值吃饭,却偏偏要靠才华。经过大家的通力协作,这座墓葬的发掘简报已于近期刊布。我始终认为这个世界上温柔的人都能被温柔以待。

图8 器物照相 技师解宙鹏拍摄马衔细节 2019年7月摄于侯马工作站

第二阶段是发现确认了一座故曲沃城。

大墓发掘的结束,让考古队感觉到真正的挑战其实才刚刚开始。如此规模与复杂的积石积炭墓等级应当非常高,它的墓主人是谁,它又为何出现在这里。这一个个谜团,等着我们一一探究。

上文已经提到,墓葬主人是一位女性。根据墓葬整体状况,考古队推定墓葬的年代为战国早期。墓葬的规模、年代、出土器物风格与被认为是晋国末期晋公墓葬的新绛柳泉墓地大墓相若。所以我们有理由相信,发掘的这座墓葬墓主人是一代晋公的夫人。为此我们还搜集与考证了文献中晋国末期晋公的史料。

从20世纪70年代起,墓葬所在的上郭-邱家庄遗址陆续出土了大量春秋早中期带有晋文化风格的珍贵遗物(图9),80年代在上郭村北又发现古城墙遗存。这样的时间标尺、遗存形态与文献中故曲沃的兴盛时间、内涵状态相吻合,这使得越来越多的人认为该遗址或许与故曲沃有关系。如果这个遗址是故曲沃,那么这座大墓的主人是晋公夫人且出现在这里也就不足为怪了。

图9 器物近景 拍摄墓葬出土形制少见的铜扁壶 2020年6月摄于闻喜邱家庄

故曲沃作为晋国历史上赫赫有名的大型都邑第一次出现在史籍中是司马迁的《史记》。“昭侯元年,封文侯弟成师于曲沃。曲沃邑大于翼。翼,晋君都邑也。”故曲沃作为晋国小宗代大宗的策源地,同时也作为晋国中期的宗庙所在地,历来受到大家的关注。那么故曲沃在哪里呢?历史上曾有两种不同的看法。一种意见认为故曲沃就在今天的曲沃县境内,另一种意见认为故曲沃在今闻喜县境内,即我们所说的闻喜上郭-邱家庄遗址一带。第一种看法并没有得到考古学上证据的支持,我们倾向于第二种看法。

一代人只能做一代人的事情,我们这代人的使命就是在前人的努力下继续前行。在酝酿上郭-邱家庄遗址系统考古工作方案的同时,为了了解改革开放之前遗址的状况,考古队经多种渠道,甚至是联系国外的朋友,拿到了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初期美国人搞的航拍图片。后来考古队又利用无人机对遗址进行了大范围、高精度的航拍,对遗址进行了高程模型处理,这使得遗址全貌可以展现在我们面前。

接着就是对遗址进行全方位的调查和勘探,考古队以先前发现的古城墙遗存为中心沿着鸣条岗向外辐射。为了在考古上证实故曲沃所在地,为了寻找古城的线索,为了明确古城的范围,上郭村所在的小台地,我们都不知道徘徊过多少次。通过调查得知,上郭城址在地面上仅存西北角一小块,为了最大程度保护文化遗产,考古队与闻喜县文物部门将此处重要遗迹进行了保护。

通过实地调查,我们不但得知整个遗址就坐落在鸣条岗丘陵上,其地势由邱家庄向上郭村呈缓坡状降低,而且明确了下一步的工作重点和突破口。通过勘探,我们在上郭村不仅整体探出来一座城,而且发现有城墙基槽、城外壕沟、城内道路、墓葬、灰坑等遗迹现象,煌煌上郭城址面积在40万平方米以上。(图10)

图10 遗址监测 田建文、陈海波、荆泽健利用无人机对遗址 进行定期的大范围信息搜索2018年12月摄于闻喜邱家庄

考古工作是实实在在地做,同时也讲求仪式感。在工作之余,我们专程去探访闻喜县上郭村籍著名书法家郭引贵先生,并为遗址求字。我们说明来意并良好沟通交流后,先生欣然应允,立即挥毫泼墨,一口气写就了“上郭邱家庄遗址”七个大字(图11)。这幅字考古队一直珍藏着,将来大部头考古报告出版时,报告封皮上的题字可能就会使用郭先生的字。

图11 题字 年届八旬的郭引贵先生题写遗址名称 2020年5月摄于闻喜上郭村郭引贵宅

其实上郭城址调查、勘探结果出来之后,考古队就坚信已经证实了故曲沃所在地,但是这只是一个初步论断,遗址还需要长期性、系统性的考古工作才能充分证明。

一年又一年,今年考古队在勘探结果的基础上,借鉴大遗址考古的理念,不仅发掘了各类墓葬,还对上郭城内西北部的居址区进行了发掘,出土了大量春秋早中期的遗物,这就更加坚信了这是故曲沃的认识。配合“2021年度山西省田野考古技术培训班”的发掘发现了铸铜相关的遗存。我们也能自豪地说,挖墓不是考古队的唯一选择,我们对遗址进行了全面的考古工作。繁华落尽见真淳,我们风餐露宿和青灯黄卷的结果就是证实了故曲沃城的所在地就在闻喜上郭-邱家庄遗址一带。

晋国自叔虞封唐之后数次迁都,燮父徙晋的翼都以及景公所迁的新绛所在地已经被考古发现证实,即天马—曲村晋国早期都城遗址以及侯马晋国晚期都城遗址。叔虞封唐之唐地以及献公所迁之故绛,目前仍未明确。在晋文化及晋国史的研究中,故绛的不确定以及故绛时期考古遗存的缺乏,很大程度上制约了深入研究。故曲沃与故绛年代相当,同属于春秋早中期的晋国中期考古学文化。在故绛没有找到的情况下,故曲沃地望问题的解决对于推进晋文化及晋国史研究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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