讲座：李孝聪：寻觅古城址——田野考察的方法与实践

本文为“北大文研讲座”第263期“寻觅古城址：田野考察的方法与实践”的讲座纪要，现摘录于下，分享给大家。北京大学历史学系教授李孝聪主讲，文研院工作委员、北京大学考古文博学院副教授刘未主持，北京大学城市与环境学院教授唐晓峰、首都师范大学历史学院教授张萍、中国社会科学院古代史研究所副研究员孙靖国评议。

讲座伊始，李孝聪老师介绍了寻找、定位古城址的基本方法。古城址往往沿着古代道路而分布，古道的通塞或迁改，政治与自然环境的变化必然造成古代城址的盛衰。因此，古城址的寻觅可以与古代道路互为前提，即从古道的走向，追寻沿途的城址;或从古城址的分布探求古代道路。具体而言，可以将寻觅古城址的工作方法分为以下四步：第一，梳理典籍、古地图、文物地图集、考古调查和前人研究成果，根据既有成果，判断古城方位；第二，利用天地图、奥维或谷歌地球卫星影像寻找古城址、定位和辨认形制；第三，进行田野实地考察，确定古城址的位置；第四，分析古城址的选址条件及周围地理环境，阐释古城址的功能及其兴衰。

李孝聪老师对古代城址的调查，缘起于对谭其骧先生所编《中国历史地图集》中的问题的发现。1987年，李孝聪老师随陈传康教授在白银地区考察，在实地考察中发现，《中国历史地图集》第五册唐代的新泉军、神威军、绥和守捉，第六册辽宋金元时期的会川城、新泉寨、怀和寨等城址脱标或位置有误。《中国历史地图集》第六册将新泉寨、会川城址位置标在祖厉河西岸的黄土塬上。《甘肃省考古调查资料》认为新泉寨就是“黑城子”古城，在靖远县大芦乡。

经实地调查，李老师认为此一城址为宋之新泉寨，但其面积较小，似不是唐代新泉军。重新定位的会川城则在会宁县郭城驿镇新堡子村西北1.2公里的郭蛤蟆城。由于编纂《中国历史地图集》主要采用的材料是《大清一统志》和十万分之一的中国地形图，《中国历史地图集》在一些城址的定位上会出现疏漏。由此出发，李老师进行田野考察工作的主要目标是确定古城址的准确位置，补《中国历史地图集》之空阙，订正《中国历史地图集》编绘时的某些错误认识。

一、寻觅古代道路

古道与古城紧密相关。古地图上聚落密集成线状，反映了古道路的分布。古道与今天的公路选线有别，昔日村落暗示古道所经，可能与后世公路有一定的距离。官道驿路与乡间小路有别，官道沿途带有铺、驿、堡、亭、塘、店名称后缀的村落和烽燧。

李孝聪老师分享了他寻找古代道路的几则实例。2003年，北京大学历史学系的罗新老师、李新峰老师与李孝聪老师一同寻找河北省涞源和蔚县之间的飞狐道。沿着今人修建的公路到达的地点并非原飞狐道隘口。于是，李老师顺着河滩地的碎石路，找到了大型村庄。经当地人指点，飞狐道关口应在山顶。在山顶的实际考察中，发现了建在关口的黑石岭堡遗址（见图2 左下，右下），黑石岭堡下可见石板路（见图2 左上），此条即为飞狐道，在道路之旁还发现有明代碑刻。

“润盐古道”的发现则是通过对摩崖石刻等遗迹的考察。润盐古道是明代四川自盐井卫（今盐源县）至四川行都司建昌卫（今西昌市）运盐的道路，修筑于山腰，而今人所修公路选在溪谷下。考察时队员们攀上山崖，发现古道遗迹和万历年间的摩崖石刻“润盐古道”，才确定了古道的位置。山西泽州冶底古道也与现代公路相离甚远，如今已经很少人行。李老师带领考察队老师从天井关进入古道，经犁川—冶底—周村—阳城—沁水一线进行调查。考察发现，古道皆用石板铺路，沿途各村镇均建有东岳庙，供奉东岳天齐仁圣大帝，此道为晋商去中原之路。

2019年的丝绸之路东段北线考察则主要涵盖了陇东地区和宁南地区，其中重要古道有石道坡古道。据考古工作者考证，“石道坡古道”属于西汉至北魏时期使用的古道，向东经今肖金镇三不同村入宁县境，又经焦村、坳马、杜家崾岘等村，下至马莲河谷，过河入宁县城，向西下至蒲河川，过河则沿着茹河上溯，经彭阳古城西去固原。当考察队站在石道坡古道定位时，判定古道东南应是维系马莲河、泾河下游至西汉长安城的交通，西北连接西汉安定郡彭阳、高平的交通，属于“丝绸之路”东段北侧的另一条古代长安去西域的交通线。

古城址与石窟寺是考订此路为“丝绸之路”东段北线的证据之一。在石道坡古道两侧的彭阳城、东山寨、平安寨附近均发现有石窟寺遗存，大小各异。沿路亦有众多古城址，现将古城址及其基本信息介绍如下：平安寨，今彭阳县城东24里，城址有南北两座，相距40米，先筑临河城，后筑连山城；彭阳城，咸平六年（公元1003年）置，位于今彭阳县城南，半城据于山上，半城临川，城址内散布大量砖瓦及宋代瓷片，曾出土大灰陶瓮、唐开元钱币和“彭阳口口中新修石路记”碑等；东山寨，咸平二年（公元999年）置。今彭阳县古城镇内，在城址内曾出土陶制下水管道、云纹半瓦当和铜鼎。

二、西北、青藏古城的调查

在讲座的第二部分，李孝聪老师指出，调查城址的过程中，有两点需要注意。首先，需注意考古工作的成果。早期城址调研必须仰仗考古文物部门的发掘报告，汉代城址除了西北干旱地区外，城垣现状保存不完整亦不够清晰，但是集中的汉墓群往往能够提示附近存在郡县一级城址，比如山西左云县的汉代雁门郡武州县城、河北怀安县的头百户镇旧怀安村均有大规模的汉代墓葬群。其次，利用无人机辅助城址调查。2018年，李老师、刘未老师等一同前往汉代三封古城进行调查，通过无人机航拍发现，汉三封城城垣的基本轮廓保存尚好，与侯仁之先生当年所见的“长、宽均约118米的方形内城”并无太大差异，李老师推测该城址东城墙凸出处原本可能是城门所在。古代城址的调查在纠正《中国历史地图集》标注错误的同时，为我们进一步研究人地关系、古代城市选址及与之相关的历史事件提供了重要的参考。

2018年，李孝聪老师重新进入青藏高原考察，发现了唐代的神威军城。该城址位于倒淌河乡蒙古村东南约100米，城址呈长方形，南北150米，东西100米，残高2米，城角各筑墩台，东西各开一门。该城主要是唐朝为防御吐蕃自大非川入犯而建。神威军城的定位纠正了《中国历史地图集》中的标注错误。而位于尕让乡查曲昂村尕让粮站西150米的怀和寨也是此次考察的发现之一，在《中国历史地图集》第五册、第六册将此城址位置误标在溪流东岸，田野考察确定的古城址的实际位置，应是尕让溪流西侧台地，而非东岸。考察发现怀和寨城址适宜农业耕垦，能够起到扼守顺溪谷北逾拉脊山通湟水河谷之道的作用。这次考察也发现了北宋的临松堡，该遗址位于今青海尖扎县格日吉哈垭口下方东南坡，《中国历史地图集》第六册虽然标记临松堡城，但是位置偏西北。据考察，临松堡不适宜农业耕垦，其修筑驻军设防主要是为了防备青唐羌番众下山，袭扰临黄河的道路。

紧接着，李孝聪老师按照上述模式，沿着考察路径又依次介绍了考察中发现的唐代米川旧县故城、宋代来同堡、河州踏白城以及明代起台堡的地理位置，以及古城功能、选址和其兴衰的历史。此外还介绍有一些未能探明的古城，如宁夏同心县西北的井家口子，甘肃马蹄寺石窟东北口的城址等。

三、中亚三国考察纪实

讲座的第三部分，李孝聪老师分享了他在吉尔吉斯斯坦、塔吉克斯坦、乌兹别克斯坦三国发现古代城址的考察经历。李老师首先介绍的是玄奘所走过的天山热海古道及古道沿途吉尔吉斯斯坦境内古城。从历史的角度上看，热海古道的发展是一个长期的过程。西汉初，河西走廊先后为乌孙、月氏、匈奴所占，西域绿洲诸国亦为匈奴所控制。汉武帝击败匈奴，设立武威、张掖、酒泉、敦煌四郡，隔断了匈奴与羌人的联系，得以沟通西域。公元前60年，汉置西域都护，屯田乌垒城（今新疆轮台东），以确保西域通道。魏晋南北朝时，敦煌因胡商的聚集而逐渐成为丝路咽喉重地。由于经陇西郡、河西走廊的道路常被北方游牧部族阻隔，南朝人多选择经由四川西北、陇南、青海地区的道路。这条偏南方的线路又称为“河南道”、“羌中道”或“吐谷浑道”。此外，唐朝在伊州（今哈密）、西州（今吐鲁番高昌）、庭州（今吉木萨尔）设立同于内地的州县；在龟兹、于阗、疏勒、碎叶设立安西四镇（怛刺斯战后以焉耆代碎叶），驻兵防守，由安西都护府（今库车）管辖；置北庭都护府，统辖天山北路的羁摩州府，为丝路的畅通提供了更可靠的保证。

从地理空间上讲，热海古道可以分为南北两路。天山北路的通道是唐代的庭州道：从伊吾（今哈密）到庭州（今吉木萨尔）、轮台（今乌鲁木齐南乌拉泊故城）、伊犁河谷，进入热海北岸，最后到达塔拉斯；而天山南路的通道则由白杨沟出发，到吐鲁番、焉耆铁门关、库车、天山冰岭别迭里山口，通过热海南岸，最终到达碎叶。

碎卜戍城、冻城手捉及贺猎城的发现，使李孝聪老师确认玄奘经过的天山热海道为热海的南线。《新唐书》载，唐代官道凌山道翻越天山，经过唐代军城碎卜戍城、冻城手捉。在考察中发现，碎卜戍城位于从伊塞克湖向南经Barskoon入山，沿碎卜水上溯10公里，其四面城垣每边长80米，周回320米，不足一里，属于小型军城。城址使用年代从中世纪早期，直到公元12世纪。冻城（Tosor），位于伊塞克湖南岸靠近Tosor镇，遗址是方形城垣，每边长100米，周约1里，外筑马面，城址轴线偏西北-东南，东城垣开一门，筑瓮城。两座城址均有考古钻探痕迹。在此后的资料收集中，又发现了贺猎城，其位于伊塞克湖南岸两条河交汇处东侧河谷，图拉苏村向西的山嘴，北倚山梁，东临水库，当地称Temir-Kanat，现存南城垣。

在吉尔吉斯斯坦境内的素叶川（楚河）南岸有三座重要城址：碎叶、裴罗将军城、新城。碎叶城位于吉尔吉斯斯坦托克马克市（Tokmak）西南8公里的楚河谷地南岸。1953年至1954年，苏联考古学家曾对该城进行过系统调查和发掘。考古研究显示，遗址中发现有一处供奉弥勒佛（the Maitreya）的佛教寺庙建筑群。考古学家推测，该遗址应为大云寺遗迹，为唐代武则天下令建造。在阿克-贝希姆东南5公里处，发现有裴罗将军城。新城则位于托克玛克西25公里纳维卡特（今卡拉斯拉亚雷奇卡Krasnaya Rechka 红河村）东北。该城发现有琐罗亚斯德教火祭坛和墓地，聂斯托里派基督教奉献石和两座佛教寺庙。从考古发掘所得的宗教和民用建筑材料中可以看出，突厥、印度、粟特和中国文化在此地交相融合。

中亚一些城址又是如何被废弃的呢？李老师以阿姆河下游花剌子模城市群的废弃为例进行了阐释。公元1030到1220年间，塞尔柱突厥与花剌子模曾经是中亚、西亚最强盛的政权，后被成吉思汗所灭。17—19世纪，此地形成了中亚三大汗国，1920年以后被苏联红军统帅伏龙芝平灭。这些城址的城墙多数采用夯筑结合、土坯垒砌，主要是因阿姆河下游丰水期河道的摆动迁改，导致城址脱离水源而被废弃。

其次，李孝聪老师介绍了乌兹别克斯坦境内所发现的粟特人聚居古城。沿着前进的路线，李老师依次介绍了布哈拉、撒马尔罕及泽拉夫善河沿途各城址。布哈拉为中文文献中的安国的都城。8世纪的城址近方形，每边中央开一门，西墙另开三门，城内两条大街直交，城内西部有一城堡，内建宫殿、寺庙，到10世纪城址的规模扩大，外围再修一圈城墙，内设市场，城外筑堡寨、园囿。撒马尔罕，即中文文献中的康国，据考察，城址位于今撒马尔罕东北部。

最后，李老师简要地介绍了塔吉克斯坦境内的古代城址。从铁尔梅兹到塔吉克斯坦边境，有一座砖砌拱桥，据当地人说，此桥为亚历山大东征遗迹，李老师认为此说不确，桥为小砖所砌，建筑年代为三百年前。片治肯特城址是塔吉克斯坦境内重要的粟特人城址之一，遗存的房屋中多有精美的壁画，在此城址所发现的文书中有汉文文书，证明了唐代与中亚地区的商业及文化交流。

评议环节

唐晓峰老师首先总结了讲座的主要内容。丝绸之路沿途的众多古代城址是历史变化和发展的重要见证。唐老师特别提到，李孝聪老师早年在西藏地质队工作积累的经验，很大程度上影响了他现在田野考察时的观察视角和工作方法。总的来说，李孝聪老师值得我们学习的田野工作方法有三点。

第一，做好田野调查前的准备工作。在进行田野工作之前，调查者需要对所要调查的地点进行细致的文献考察。在文献阅读时，尤其要注意点面结合，不仅要考察具体地点的详细信息，更要对整个区域形成系统的理解。

第二，注重现场考察工作。现场的田野考察是历史地理学者要读懂的另一部书，它比纸上文字更加细致，更加生动。要读懂这部书，就要具备地理学的思维，形成有现场感的、有关联性的思考，特别要注意道路与城市、河流与城市、墓葬与城市的关系。

第三，要注重地图和现场的关系。应该掌握将平面的地图与立体现场对应的方法，真正做到读懂地图的同时也能读懂现场。德国地理学家李希霍芬在评价其学生斯文·赫定时说：“他不是地理学家，而是探险家。”李希霍芬认为斯文·赫定并不具备地理学研究所需的知识储备和科学方法，他所做的工作只是对未知地域的探索和记录。真正的科学调查，应当像李孝聪老师一样，做到以上三点。通过这样严谨的调查工作，我们能够填补《中国历史地图集》的空白，纠正《中国历史地图集》的错误，理解古代城址的价值和意义。

张萍老师则首先回顾了2007年与李孝聪老师一同考察时的经历。最令张老师印象深刻的是，李老师将大量相关书籍放在考察车上，在进行实地考察的过程中随时翻检文献。除此之外，张老师回顾了自己在中亚、天山地区的调查经历，指出了田野调查需要注意的三点问题。第一，判断城址所在地及其时代是调查古城过程中最为重要的一环，需要大量田野经验基础上的直觉与详备的考察工作相结合，才能得出相对准确的调查结果。第二，应当适当利用卫星地图，将其作为辅助调查的工具。第三，在缺少文献资料的地区，应当注重开展考古工作，加强不同国家之间的田野调查和考古工作的合作。

孙靖国老师首先强调了田野考察工作的重要性，其次对田野工作中的几项注意事项作了总结。第一，修改《中国历史地图集》应当谨慎。古代城址周围没有明显的参照物，因而一般很难证明前人的错误，历史地理的调查需综合历史文献、考古、地理学等多方知识与资料。第二，注意整体与部分的关系，要时刻注意考察地点的周边环境。第三，文献与田野是历史地理学必不可少的因素，卫星照片等技术手段不可代替现场的田野考察。应通过考察城市、城市位置、城市与周边道路的关系，来进一步理解人地关系、历史进程。最后，孙老师表示，野外考察的成果也需要推广总结，建议期刊开辟专栏，刊登考察报告、踏查记等。

刘未老师指出，田野调查同样是考古工作不可或缺的步骤之一。相对而言，考古调查的尺度较小，对遗址和遗物的调查研究更为细致。“上车睡觉，下车考察”，诸如此类的专门调查，实际上忽略了周围的环境因素，是一种碎片化的考察。同时，高铁高速的发展，为我们到达目的地提供便捷途径的同时，也让我们远离了“历史道路”，破坏了整体的历史感。我们应从李老师的工作中得到启发，重新发掘道路在历史地理中的重要作用，时刻将城市与其周围环境结合起来，从整体上考察遗物和遗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