讲座：韩国河：两汉帝陵的比较研究

本文‬为‬由四川大学考古文博学院主办的四川大学“创新2035”先导计划·汉唐考古名家讲座第一季第四讲的‬讲座‬纪要‬，现‬摘录‬于‬下‬，分享‬给‬大家‬！

讲座一开始。韩老师就给出了讲座的重要结论：即两汉之际的帝陵发生了巨变，体现在由西汉帝陵的方形封土变为东汉帝陵的圆形封土等各个方面。而这一巨变反映了两汉之际重大的历史契机。随后，韩老师就两汉帝陵的具体内容进行了详细的介绍。首先是引言部分。为什么学习研究古代帝陵？韩老师指出帝陵是中国古代的国家象征，特征众多、价值广泛。韩老师提到了若干理念：“事死如事生”，这一理念一直在中国古代延续，同时特意提醒了这里的“事”不能作“视”，因为二者本意不同。“陵墓若都邑”，关于如何理解这一点，我们则要回到最早提到该理念的文献——《吕氏春秋·安死》。如该篇中的“造宾阼”指的是在宫室前面造台阶（东、西阶），从这里我们可以看到“陵墓”和“都邑”之间的关系，因此我们须进一步地关注原典文献和实际考古发现之间的拟合问题。“因（依）、以山为陵”，韩老师认为，就唐、辽帝（王）陵而言，“以山为陵”更为恰当，这反映了随着考古研究的深入，我们需要更多地关注概念的问题。

中国古代帝陵是世界历史遗产的重要组成部分，而为什么两汉帝陵不在其中？韩老师认为这代表两汉帝陵的研究工作还有待深入。在引言的最后部分，韩老师强调了两汉时期帝陵的历史价值：继往开来，继承了秦陵的各要素，对后世帝陵影响深远。韩老师讲座的主要内容分为四个部分。讲座的重点是探讨还需要加强工作的地方，考古工作的去向，需要加深认识的问题以及提出一些看法。第一部分的主题是“两汉帝陵的文献记载和考古发现”。西汉部分的研究对象是目前可以确认的11座帝陵，东汉部分的研究对象则是12座帝陵。在文献记载方面，韩老师谈到《汉旧仪》适用于西汉帝陵研究，而不适用东汉帝陵研究。后者的文献记载主要见于《续汉书· 礼仪志》注引的《古今注》，其中可见若干重要概念，如石殿、钟虡、寝殿、园省、园寺吏舍等，这些概念还需进一步确认。

之后，韩老师带领听众回顾了两汉帝陵的考古发现与研究部分。其中，韩老师强调了一些重点内容：杨宽先生的《中国古代陵寝制度史研究》为研究古代陵寝制度奠定了坚实的基础；对于阳陵的发掘带动了整个西汉帝陵的发掘工作，并形成了重要的阳陵模式；由于东汉帝陵基础的考古调查工作开展的比较少，因此东汉帝陵的考古研究主要集中于帝陵的分布与方位等问题上，需要重点参考的专著包括刘毅老师的《中国古代物质文化史·陵墓》以及刘庆柱、白云翔主编的《中国考古学·秦汉卷》。韩老师还总结道：考古学科是一个不断变化、不断有新资料的学科；没有新资料的补充，相关考古研究就会停滞。总而言之，目前为止我们在两汉帝陵的研究方面取得了一些瞩目的成绩，尤其是西汉帝陵的研究已相当深入。但是相较之下东汉帝陵的工作还需加快步伐。

第二部分为“西汉帝陵”。韩老师在第一小节中谈的是分布问题。西汉11座帝陵，9座位于北部，2座位于南部的布局对东汉帝陵有一定的影响。在这11座帝陵中，长陵的选址是需要重点关注的问题。关于帝陵选址的问题，有地形地势、与都城间的距离、设置陵邑的需要等原因。韩老师认为帝陵与陵邑的关系值得深入思考，帝陵和长安城构成了一个整体。至于西汉帝陵中是否有昭穆制度的体现，韩老师的观点是西汉帝陵的布局一定考虑了血缘关系，左昭右穆的制度未必严格执行，但是祖孙三代的聚集或许能反映出昭穆的布局。

在对西汉帝陵整体介绍之后，第二小节中韩老师对单个帝陵的情况和现有的工作做了逐一讲解。首先，韩老师认为长陵中陵园中靠南的一座陵属于刘邦，靠北的一座陵属于吕后，长陵的陵邑和“原庙”研究工作需要加强。其次，安陵寝园的问题也有待解决，陵邑内部的结构尚不清楚，整体上西汉帝陵的陵邑研究需要重视。再次，霸陵工作方面需要把相关不同时代的陵寝要素区别开来研究，周边陪葬墓的归属问题还要做进一步的区分。第四，阳陵工作已很充足，并且提出了阳陵模式，但是陵园和陵邑的关系还要深入探讨。第五，茂陵邑方面已做了大量工作，其中建筑体现的“礼”得到部分确认。第六，平陵陪葬坑数量之多较为特殊，其原因有待考证。第七，杜陵的陵园和陵邑的范围已经大致清晰。

第八，渭陵陵园的东北部有较多的陪葬墓出现，以此结合茂陵、杜陵、平陵等大陵园内的陪葬墓来看，这些可能是祔葬墓。第九，延陵的陵庙也已找到，除去陪葬墓分布在陵园西北部这一点外，寝园的位置与前几座陵基本相同。第十，义陵方面，陪葬墓数量的显著减少是其突出特点。最后，从平面图上看，康陵的后陵与平帝陵园错位，前者在后者偏南。后陵的重要性或许高于平帝之陵，这可能是王莽为提高后陵的地位而有意为之。韩老师认为除此之外的其他帝陵中帝陵的位置更靠近长安城，后陵则相较帝陵向后错位。帝陵更靠近祖陵，后陵紧随其后。

第三小节里，韩老师则介绍了陵寝要素的基本情况并提出了一些问题。首先是帝陵的封土方面，韩老师指出西汉帝陵除文帝霸陵无封土外，其余帝、后陵墓均有高大封土，均呈覆斗形。其次是地宫问题，包括墓道、形制、墓室、玉衣制度等。墓道方面，西汉帝陵均有四条墓道，并呈现南向为主的趋势。形制方面，帝陵比后陵高一个等级。墓室方面，西汉帝陵墓室均未发掘，仅有文帝霸陵墓室经过勘探，墓室大概有5000m²。玉衣制度方面，两汉帝、后均采用金缕玉衣。

再次，西汉帝陵的帝后合葬采用的是帝后同茔异穴合葬。第四，韩老师再次强调了附葬墓墓主的身份问题值得关注。第五，西汉帝陵陵园真正意义上的帝后分设陵园应从景帝阳陵开始。帝陵当中陪葬墓朝向帝陵，这或许体现了类似家族墓的性质。第六，西汉帝陵中帝后分设寝园。寝园里的相关地面建筑对东汉帝陵产生了影响。除此之外，讲座开始韩老师提到的“陵墓若都邑”的问题在西汉帝陵的寝园中得到了验证。具体来说，从宣帝杜陵看，其寝殿在南北各设立了东、中、西三阶，韩老师认为这即是“宾阼”制度的体现，与礼制有一定的关系。第七，韩老师提出了“文献记载的陵庙与考古发现是否能对应？”的问题。根据分析，阳陵所发现的罗经石遗址应该就是德阳庙，而其中西汉帝陵陵庙制度的传承值得研究。第八，每座西汉帝陵基本都有外藏坑，元帝平陵外藏坑数量的变化在西汉帝陵外藏坑制度的研究中非常重要。最后，祔葬墓与陪葬墓概念的界定问题需引起注意。同时，韩老师根据祔葬墓多年形成的特点指出帝陵的年代跨度较大，相关的考古材料需注意年代问题。

第三部分是“东汉帝陵”。韩老师首先提到洛阳帝陵分为南北两个陵区，5座位于北部，6座位于南部。在这些帝陵中，韩老师指出了两个关键问题：光武帝刘秀的原陵需要认识清楚。为何将近70年中，邙山上只有原陵这一座东汉帝陵？正在发掘的白草坡的陵墓属于哪一座帝陵？（这些问题的答案见下）北部邙山陵区中，5座墓葬的归属已形成了一定的结论：根据刘家井M67出土的黄肠石上的纪年材料，断定为灵帝文陵。根据朱仓M722、M707两者紧邻的位置关系和陵园建筑的差异等因素，推测陵主分别为顺帝宪陵、冲帝怀陵。经过钻探大汉冢M66封土及根据地形上的特征，推测为光武帝原陵。

韩老师认为大汉冢M66与东汉时期的上陵之礼密切相关，其研究工作需要加强。大汉冢M66南部的二汉冢M561和三汉冢M560可能分别是安帝恭陵和少帝之墓。之后韩老师提到确定各帝陵的归属最重要的在于其年代问题，如进一步确认出土的瓦当和砖瓦的纪年信息。南部洛南陵区方面，白草坡M1030工作较多，根据文献记载，被一致认为是桓帝宣陵；其余4座较大的墓冢军屯M1038、郭家岭M1052、郭家岭M1054、宁村M1079可能分别是明帝显节陵、章帝敬陵、何帝慎陵、殇帝康陵，其意见尚不一致。

整体来看，韩老师认为东汉帝陵的选址是对西汉帝陵“双陵区”的继承，方位与西汉帝陵基本类似；而变化的一面则体现在突出“原陵”作为“祖陵”的权威性。汉明帝有意避开光武帝原陵而葬于洛南陵区，这使得之后的近70年中，光武帝刘秀的原陵是邙山陵区唯一的东汉帝陵，直到安帝恭陵的出现。因此邙山东汉帝陵的分布方式是以原陵为中心展开。同时，明帝开创的“上陵礼”一直在原陵举行，这都体现了原陵在东汉帝陵中的崇高地位；除此之外，东汉帝陵还体现了“直系同区”和“同辈不同区”的原则。总体来看，东汉帝陵形成的两大陵区制为之后陵区制度的形成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在东汉帝陵陵寝要素的基本情况这一小节中，韩老师对各要素作了详细讲述。东汉帝陵的封土呈圆形，直径和高度较西汉帝陵均变小，总体上看呈现减制的趋势。地宫方面，不再沿用西汉帝陵的黄肠题凑，而改用券墓；墓道也仅剩一条南向墓道。根据《后汉书·礼仪志》的记载，推测随葬器物主要有玉衣敛服、陶质明器等。陵园方面，以大汉冢M66为例，文献记载的相关地面建筑如园寺吏舍等经过推测均位于封土的东北部，而封土南部的建筑（钟虡）则存有疑问。总结而言，东汉帝陵的陵园存在两种模式，即标准模式（封土与五组建筑）与简化模式。根据文献记载和考古发现的结合，韩老师认为东汉帝陵存在一些要点以及需要探讨的问题。首先如内、外陵园的问题，韩老师认为东汉帝陵至少有两重结构。其次，韩老师对“行马”这一设施的性质作了推测，提出东汉晚期“行马”改用“垣墙”的问题。

再次，“石殿”在东汉帝陵中的性质和作用是什么？以及其与东汉其他墓葬中的石质建筑存在什么样的关系？在韩老师看来，“石殿”可能是“朝堂”和“陵庙”的象征，是重要祭祀活动举行的场所。第四，韩老师对“钟虡”本身性质及其所在位置提出了疑问。第五，“寝殿”方面，东汉帝陵与西汉帝陵中的寝殿基本相同，前者面积略小。第六，“园省”为一些大型的封闭院落。第七，“园寺吏舍”功能推测为管理园陵的官吏办公、居住场所，可分为“陵园令”与“食监”两套管理体系。第八，陪葬墓方面，韩老师主要介绍了情况较为明显的阎楼墓园，其周边有一圈围沟，遗址东南有大范围的遗址建筑区等。最后，韩老师重点叙述了汉文帝霸陵与光武帝原陵的相关内容。汉文帝建霸陵受《吕氏春秋》“必合、必同”观念的影响而行薄葬；光武帝效仿汉文帝，同样提倡薄葬。然而，韩老师根据曹丕《终制》中的“霸陵之完，功在释之；原陵之掘，罪在明帝”出发，认为虽然光武帝的原陵也讲薄葬，“无为山陵”，但由于明帝并未遵守光武帝遗诏而导致了“原陵之掘”。

最后一个部分为“两汉帝陵的比较”。韩老师在这一部分中总结了上述内容，得出了以下结论：东汉帝陵相对西汉帝陵呈现出减制的特点，东汉帝陵趋向“薄葬”，西汉帝陵趋向“厚葬”；组成要素上，西汉帝陵的外藏椁系统在东汉帝陵中完全消失。具体从各方面来看：封土方面，西汉帝陵到东汉帝陵，封土由大变小，由方变圆。地宫方面，西汉帝陵为四出墓道，使用“黄肠题凑”，东汉帝陵为一条墓道，仅见“黄肠石”，不见“黄肠题凑”；且玉衣制度上，东汉的使用较西汉更严格；随葬品方面，西汉到东汉呈简化趋势（外藏椁系统的消失）。帝后合葬方面，西汉为帝后同茔异穴合葬，东汉为帝后同穴合葬。

陪葬制度方面，西汉帝陵以单个帝陵为核心，东汉帝陵则以帝陵区为核心。通过比较，两汉帝陵虽有延续，但是差异更明显。至于差异明显的原因，韩老师认为有以下几点：首先，社会背景方面：两汉经济基础不同。东汉时期经济状况和中央集权的程度不如西汉，帝陵的规划受到影响。其次，丧葬习俗方面：统治集团来源不同。刘邦来自于楚地，墓葬中楚文化较为浓厚，刘秀则来自于南阳，该地的文化在东汉帝陵中得到体现。最后，个人因素影响：从帝陵礼制上看，两汉之间的区别较大。刘邦和刘秀的墓葬政策存在较大差异，如东汉帝陵中“陂池”的解释问题，韩老师认为系东汉帝陵采用“陂池”形制，用圆形小山丘的形态区别于西汉帝陵象征“山陵”的高大封土。对比西汉帝陵的“方”与东汉帝陵的“圆”所体现的内涵：韩老师指出两汉时期的“方圆”首先表达了天圆地方的宇宙观；其次表达了不同的价值理念。至于两汉之际“方”“圆”转换的历史原因，韩老师提出了两个观点：一是其转换的核心是东汉的礼变，即刘秀维汉统又别于汉统的心理，导致了封土形制由“方”到“圆”的转变；二是这一转换可能是五德终始说的衍射：汉光武帝确立东汉正朔为火德，在东汉时期兴起的云雷连弧纹镜上的太阳、云气等图案正是时代信念的表现，再结合日本出土的东汉初官方赐给倭国的仿云雷连弧纹镜等信息来看，此类型铜镜的流行正是东汉火德正朔确立的证据之一。两汉帝陵封土形制“方”“圆”的转变可能受到了政治上“火德”的影响。言而总之，西汉的“方”，代表了继承与守成；东汉的“圆”，代表了变革与创新，这一变化正是东汉政权为区别于西汉政权，维护自身统治合法性举措的体现，而这一政治目的也与讲座开始韩老师所提到的帝陵特征中的“政治性”可以相互印证。

韩教授演讲结束后，王煜教授对讲座内容作了总结。王教授认为本次讲座的信息量庞大，涉及到了学界关注度非常高的学术问题。我们不可绕着历史时期考古中的重大问题走，而应追踪热点，积极参与汉唐陵墓的研究。

陕西省考古研究院焦南峰研究员受王教授盛情邀请，也发表了看法。首先，焦老师谈到韩教授的讲座内容丰富；其次对四川大学考古文博学院组织的多形式学术会议给予了高度评价，认为其在培养年轻学者上发挥了重要作用；再次，对韩老师表达了感谢，感谢其全面、系统、深入地梳理了两汉帝陵的研究与比较成果，焦老师同意韩老师的绝大多数观点，总体来说，这次讲座对于两汉帝陵的研究有非常大的促进作用；最后，焦南峰教授对线上线下众多听众关注该问题表示十分高兴，同时借此机会介绍了即将成立的“陵墓专业委员会”，焦老师认为陵墓考古大有前途，研究大有可为。随后，霍巍教授强调了“与谈人”身份的合理性，霍老师认为都城、陵墓等重大礼制型建筑充分体现了历史时期中央集权的现象，其重要性显著，但是相关工作却难以开展。韩老师的讲座内容系统全面，对两汉帝陵的封土、附属建筑、陪葬墓等做了细致介绍，体现了文献材料与实物材料的结合。同时，霍老师还提到本次讲座涉及了两汉帝陵的一些重大问题，提出了一些具有启发意义的问题，如西汉帝陵的“方土”与东汉帝陵的“圆丘”问题等，讲座的思考深入而具有新意。最后，霍老师对即将成立的“陵墓专业委员会”表示祝贺。

之后罗二虎教授也表达了观点。首先，罗老师认为韩教授的讲座具有系统性，对当前两汉帝陵的整个新考古发现做了全面的介绍。其次，罗老师肯定了墓葬考古在考古领域中以及帝陵考古在墓葬考古中的重要性，同时提出了如何做好帝陵考古的问题。在罗老师看来，关于这一问题的方法论的思考体现在整个讲座之中。再次，罗老师还提到了帝陵与普通墓葬的关系，强调了帝陵的独特性，并对帝陵如何引领时代潮流发问。罗老师的看法是目前的工作多集中在帝陵的制度本身，帝陵与其他阶层墓葬之间的关系还有待探讨（如帝陵中的石殿和其他石质墓葬的关系），在这一方面，我们的工作需做得更细，要做到有的放矢。最后，罗老师表示了对韩老师的谢意。

讲座的最后，王煜教授对讲座进行总结，再次感谢韩国河教授百忙之中精彩的分享，讲座圆满结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