讲座：朱岩石：北朝都城考古学研究

本文为2022年10月21日15时，由四川大学考古文博学院主办的“四川大学‘创新2035’先导计划·汉唐考古名家讲座第一季第三讲——北朝都城考古学研究”讲座纪要，摘录‬于‬下‬分享‬给‬大家‬！本场讲座由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朱岩石研究员主讲，四川大学考古文博学院王煜教授主持，四川大学考古文博学院霍巍、齐东方教授作为与谈人参加讲座。

讲座正式开始前，霍巍教授对前来参加讲座的朱岩石研究员、齐东方教授和各位老师、同学表示感谢，并对系列讲座背景进行了简要介绍。“四川大学‘创新2035’先导计划”是学校基于目前各个学科的发展情况，选择五个学科群为主要内容来推动和引领优势学科在“2035计划”中发挥重要作用的创新计划。其中，汉唐考古名家系列讲座目的在于汇聚国内外名家，以讲座的形式来促进思想交流和学术交流，对中国历史时期考古的基本问题、重点问题、前沿问题展开探讨，促进历史时期考古基本框架和基本脉络在学界达成共识，推动中国考古学不断发展。

而后，王煜教授对讲座嘉宾进行简要介绍。朱岩石先生为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研究员、中国考古学会秘书长，长期工作在邺城考古第一线，对北朝都城有长期而深入细致的研究。

讲座正式开始，朱老师首先概述了北朝历史及各历史阶段所形成的都城。北朝初期北魏在平城（今山西大同）建立都城，经过近一百年时间迁都洛阳（今河南洛阳），到公元534年北魏分裂为东、西魏，东魏包括后来的北齐建都邺城（今河北临漳），西魏包括北周建都长安（今陕西西安）。其中邺城为新兴建设的都城，长安城则沿用了汉代及十六国时期旧都城建设而成。

朱老师提到，南北朝都城营建频繁，除以上所讲的北朝都城以外，还包括南朝建康城（今江苏南京），如果以“副都”的视角来看，还应当包括位于今山西太原的霸府晋阳城。

都城建筑遗迹有别于一般的城市遗迹，都城以封建帝王的宫城、国家礼制建筑群、皇家寺庙建筑以及中轴线上一系列标志性建筑等最具特质，与都城中一般建筑如市场、里坊、寺院等共同构成都城空间。规划缜密的都城城墙、城门、道路、给排水系统等公共系统空间，也都特色鲜明地显现着都城级别的规制。这些都城建筑遗迹通过考古发掘和研究，在空间位置、规模组合、工艺技术等方面显示出不断变化与创新的特点。

随后，朱老师对北朝都城有别于魏晋都城的重要特点和发展趋势作了总括。在北朝近200年的历史进程中，从北魏平城到东魏北齐邺城的都城规划思想日臻成熟，在继承魏晋都城单一宫城、中轴对称的制度基础上，逐渐确立了外郭城制度。通过不断转化内城空间功能作用，对隋大兴城皇城制度产生、确立产生了直接影响，是中国中古时期都城制度发展演变的重要阶段。

接下来，朱老师选择其中做工作较多的北魏平城、北魏洛阳城和东魏北齐邺城为主要对象，以其中的宫城中心区建筑、皇家寺院建筑、中轴线上主要建筑以及城墙、城门、道路等建筑遗迹为例展开讲座。

首先讲到的是北魏平城。北魏平城是“古今叠压型”的都城遗址。自天兴元年（公元398年）北魏道武帝由盛乐迁入到太和十七年（公元493年）魏孝文帝迁都洛阳为止。

朱老师讲到，北魏平城的平面布局尚有争议，其中争议最大的部分为外郭城的范围及位置。2004年，在大同市御河东古城村西面发掘了一段北魏时期的夯土墙，大家比较一致地认为这就是北魏平城外郭城的东城墙。在大同开关厂也曾发现了夯土城墙遗迹，结合早先确定的宫城遗址，推断这是外郭城北墙。根据这两处发现，再结合1995年在平城南郊发现的“明堂”遗迹位置，大体推断出了北魏平城外郭城的范围。但朱老师认为，随着今后考古工作的不断发展，这一结论一定会有调整，进而对北魏平城外郭城的认识也会更加深入。

首先，北魏平城宫城位于北魏平城中偏北的位置。2003年发掘了位于大同市操场城街的大同操场城北魏一号建筑遗址。该建筑台基平面呈长方形，坐北朝南。台基东西约44米、南北约31米，推测可能为面阔7间、进深4间的宫殿建筑。南侧为“双阶制”。从出土建筑构件类型、建筑体量宏大等因素推断，该建筑属于宫城中的核心建筑之一。

遗憾的是2003年以后由于城市建设的发展，一号建筑遗址附近没有进行进一步发掘，许多相关建筑都被压在了现代建筑之下。但一号建筑的保存状况较好，出土瓦当、瓦钉等建筑构件体量大、制作精，如出土的压光黑色筒瓦超过50厘米。

接下来简要介绍了二号建筑和三号建筑的大体情况。在一号建筑的北方有三号建筑，但发掘工作进行得相对较少，只了解它是一个高台式建筑，夯土保存较好。二号建筑位于一号建筑东北方，推测为“太仓”遗迹。

其次，朱老师讲到北魏平城内城与佛寺塔基的相关内容。在宫城的南部为内城，由于叠压在明代府城之下，城墙被明代所利用，所以在内城进行的考古工作很少。但在前两年内城改造过程中，发现了一座规模较大的佛寺方形塔基遗迹，夯土边长超过40米。通过塔基周围的台阶位置和宽度推断其为一座面阔7间的大型佛塔。并在这座佛寺塔基周围出土了很多佛像、供养人、力士等影塑雕像，且可以与云冈石窟、永宁寺寺院浮屠出土佛像可以进行比对参照。发掘者认为它和皇家永宁寺有一定关系，但由于发掘工作不充分，尚不能下具体结论。

最后一部分关于北魏平城的内容是外郭城南郊“明堂”遗迹。在外郭城南郊以外发现了“明堂”遗迹。外围有环水渠围绕形成“辟雍”，中间则是一个方形的夯土台遗迹——“明堂”。水渠是用錾刻非常精美的大型石条围筑而成，有研究者认为水渠的建造和云冈石窟第三窟的建造有关，这些石条可能利用了当时石窟建造的石料。

其次朱老师对北魏洛阳城的情况进行了介绍。孝文帝为了摆脱旧势力的束缚和影响、进一步汉化并加强对中原的控制，在公元493年迁都到洛阳。利用了魏晋以来的宫城和大城进行建设，大城即为后来北魏洛阳城的内城，然后新建了更大范围的、有三百二十余里坊的外郭城，使得“中轴线布局”进一步突出。洛阳城规模空前发展，其东西长达20里、南北长达15里。

关于北魏洛阳城宫城的情况：宫城在魏晋单一宫城的基础上，重新建造了从阊阖门到太极殿，再往北延长的中轴线上其它主要大殿等建筑。社科院考古研究所汉魏故城队从2000年开始，对包括阊阖门在内的宫城中心建筑群进行了有计划的发掘勘探。

其中，阊阖门作为宫城正门，有突出的礼仪性质，在宫城门前有东西两阙及由两阙围合而成的广场作为宫城门前的礼仪空间。城门坐落在长方形夯土台基上，南北侧各有三条漫道，通过漫道进入宫城内部空间。

阊阖门北侧为二号门址，它与阊阖门规模相当而无东西阙，也有三个门道用于通行。三号门址则位于二号门址北侧约80米，与北侧太极殿相距约300米。三号门址规模和二号门址相差不大，但早期破坏比较严重。朱老师提到，北周后来也想在此处营建都城，但由于各种原因导致营建工程“烂尾”，这一方面破坏了北魏都城遗迹，另一方面又在北魏遗迹之上留存了北周建筑遗存。

太极殿是北魏洛阳城一座非常重要的宫殿遗址，其东西有太极东堂和太极西堂。殿基夯土规模巨大，东西面宽约102.3米，南北进深约60米。遗址考古发掘结果表明，太极殿的建造始于三国曹魏立国时期，北魏时期在扩建的基础上建造宫殿。至北周时期再次施工改造。曹魏在邺城营建邺北城时使用了单一宫城的制度，曹丕称帝后营建洛阳城时依旧沿用了此制度。

太极殿的东西两侧建有太极东堂、太极西堂，三座建筑东西并列、坐北朝南。发掘的太极东堂台基位于太极殿基址的东约14米。其东西宽47.9米，南北进深约21.3米。

随后，朱老师介绍了北魏洛阳城内城与永宁寺遗址的情况。

北魏洛阳城的内城沿用了东汉以来的大城。

其中永宁寺遗址，位于北魏洛阳城内城中轴线西侧，是规模巨大的皇家佛寺。最早发掘的是佛寺中轴偏南的方形木塔结构。杨鸿勋先生根据木塔塔基柱网结构，参照云冈石窟有关图像资料，复原了九重的方形木塔，是我国古代土木建筑的新高度。

塔基周边出土了大量不同规格的佛、菩萨、弟子和各种供养人的影塑残像。从建筑格局上看，形象地展现了以大型高层木塔为中心的佛寺平面布局。永宁寺的各类建筑异常壮丽辉煌，规模宏大，可与皇宫相媲美。

第三是关于北魏洛阳城外郭城的情况。北魏洛阳城外郭城包括里坊、市场以及诸多礼制建筑。与北魏平城不同的是，洛阳城的礼制建筑明堂辟雍位于外郭城内，而平城的礼制建筑则分布在外郭城以外的南郊。

北魏洛阳城的礼制建筑群沿用了东汉以来的明堂辟雍建筑又经过改造。明堂遗址长宽约400米。

朱老师提到，在外郭城中大市区域进行过考古发掘，出土器物很有特点。比如仿玻璃器的釉陶器、制作精良的瓷器等，这是对域外文化的一种吸收借鉴。

最后一个讲解的都城是东魏北齐邺城遗址，它位于河北省临漳县西南约20公里处，由南北毗连的邺北城和邺南城组成。北魏分裂为东魏、西魏后，大丞相高欢立年仅11岁的元善见即帝位，同年1月迁都邺城，改为天平元年（534年）。

这是邺城在前燕王朝灭亡160余年后再为国都，邺北城此时已经残破，加之自洛阳迁来“户四十万”之众，京都的扩建、新建非常紧迫。关平二年（535年）在曹魏十六国邺城之南增筑南城，“其规模为东西六里，南北八里六十步”，又称为邺南城。据考古调查钻探，邺南城内城东西宽2800米，南北约3460米。南北各3个城门，东西各4个城门。东、南、西城垣为新筑，北垣借用邺北城之南垣。新建邺南城时，因较少受到旧城之局限，故邺南城都城规划比北魏洛阳城更能充分表达设计者们的意图，其布局亦更加规整完善。

朱老师讲到，在内城北部中央是宫城位置。经过多年的考古发掘勘探，发现东魏北齐邺城的宫城目前来看有两重城垣，当然也不排除未来会发现有更多重城垣，还需要进一步工作探索。

2015年，因村民取沙破坏，宫城北部的部分建筑遗迹暴露出来。自2015年至今邺城队集中对东魏北齐宫城北部区域进行了大范围勘探和发掘，发现和确认多处东魏北齐时期大型夯土建筑基址、院落、夯土墙、排水设施、道路以及早于东魏北齐王朝的汉晋时期窑址、墓葬等。尤其对于宫城中轴线上北区的大型宫殿（206号）全面发掘，一定程度上更正了前期考古勘探对东魏北齐宫城宫殿建筑布局的一些困惑，同时让我们第一次看到东魏北齐邺城宫城中轴线上的大型宫殿建筑基址的规模和部分营建情况。

206号宫殿遗址的规模非常大，它位于邺南城中轴线上，是太极殿北侧的第三个宫殿基址，很有可能是皇帝常朝的宫殿。南边有双阶，北有廊道，东西两侧有廊房。东西约42米、南北约35米。出土建筑构件等级非常高，如莲花座覆莲式的柱础石边长近1.2米，高浮雕制作精美；宫殿大脊鸱尾碎片通过拼接总高超过1米；高浮雕莲花摩尼宝珠汉白玉方形铺地石制作十分细致精美。

随后朱老师对邺城内城相关情况进行了介绍。据文献记载，在诸城门中南墙正中的朱明门规格最高、气势宏伟，其“东西二十四门，朱柱白壁，碧窗朱户，仰宇飞檐，五色晃耀……”。通过考古发掘发现朱明门与北魏洛阳城阊阖门有密切的联系，在阊阖门的基础上发展出了新的变化。阊阖门两阙楼与门楼用单墙相连接，而朱明门则用连廊将门楼和阙楼连接起来，进一步发展了中轴线上礼仪建筑的意义。

与北魏洛阳城相比，邺南城内城的防卫系统更趋完善。邺南城内城的防卫体系包括城垣、马病、城门和护城壕等。无疑如此完备的防卫是为了内城中宫城、中央官署、府库、庙社等安全而设立的，该防卫体系与北魏洛阳城内城防卫设施密切的关系，也从另一侧面反映了已知邺南城属于内城。另一方面，两者的面积基本相同。文献记载北魏洛阳城内城南北约九里，东西约六里，故有“九六城”之称。经考古钻探发掘实测，其面积约为9.5平方公里。文献记载的邺南城（内城）南北八里六十步，东西六里。经考古调查实测，实际面积约为9.34平方公里。

关于邺城的外郭城与皇家寺院的发掘，朱老师介绍到，一方面由于漳河的泛滥破坏，另一方面由于都城营建紧迫，都城质量相对欠缺，外郭城的城墙范围至今没有确定。后来在外郭城内发现了重要的寺院遗址。

东魏建都邺城之后，邺城取代了洛阳成为北方地区的佛教文化中心。据文献记载，“属高齐之盛佛教中兴。都下大寺略计四千，见往僧尼仅将八万，讲席相距二百有余，在众常听出过一万，故宇内英杰咸归厥邦。”这就是在外郭城区域频繁发现、出土佛教以及和遗物的根本原因。据《相台志》记载东魏北齐邺城“盖有四百余坊”。

对于邺城佛寺建筑的考古工作首先从赵彭城遗址展开。其中心有方形佛寺塔基残存，地方县志曾将其误认为“曹奂墓”，再加上地面残存呈坟丘状，所以经常遭到盗掘破坏。为此，考古队对其进行了保护性发掘，以此为中心向外找到了围绕四周的400米见方的环壕以及分列中轴线两侧的东南院和西南院。

根据其柱网结构可推测其为一面阔七间的方形木塔。在其周围出土了相当数量建筑构件以及泥塑佛像、供养人像、摩尼宝珠、残琉璃瓶等佛教遗物。

东南院、西南院都是在院落北部中央有一中心大殿建筑（可能为讲堂），四周以廊房围合而成。廊房总边长超过110米，以面宽3米的房间计，则有近百间。推测应该是僧侣日常活动的僧房建筑。另外，东南院北部大型殿堂式建筑基址的地下夯土主要由南北向平行分布的条形夯土构成，每条条形夯土一般宽约2.5～3.5米。这体现的是东魏北齐时建筑技术的变革和发展。

在赵彭城佛寺塔基遗址的东部、核桃园村南侧勘探发现了另一个佛寺遗址——核桃园佛寺遗址。核桃园北齐佛寺的发掘确认了位于同一南北向轴线上、依次分布的四座主要建筑基址。一号塔基位于最南侧，五号门址与六号、七号、八号廊房环绕二号、三号殿址。作为继赵彭城北朝佛寺之后发现的又一座大型北朝佛寺，其轴线建筑位置明确、结构完整、布局清晰，对于我们探讨北朝晚期佛教寺院形制、布局和功能均具有重要学术意义。

其中一号建筑基址位于最南侧，与赵彭城北朝佛寺塔基规模相当，夯土边长约45米，台基边长约为30米，地下基础深约7米。在中心刹柱下方夯土基槽内砌筑砖函盛放圣物的方式不同的是，核桃园塔基是以石函为中心进行埋藏的。石函表面较粗糙，未经打磨，内部盛放琉璃珠玉等各类遗物，尤其引人注目的是内盛水银的长颈琉璃瓶和钟乳石质指节状物，显然与舍利瘗埋有密切的关系。根据塔基出土常平五铢铜钱推断，其建筑年代为北齐。结合早年出土的隋代墓志，朱老师认为该佛塔寺院即北齐国家大寺——北齐大庄严寺。而赵彭城北朝佛寺可能就是文献记载的大总持寺。

方形塔基北侧为五号门址，也是由条形夯土组成，规模不小；再往北的2号基址是一个规模较大的大殿建筑。其中出土的琉璃瓦是值得特别关注的。

最后，朱老师对北朝时期都城营建的一些规律与特点进行了梳理：

第一，北朝都城继承了魏晋都城以来的单一宫城、中轴对称的都城规划建造传统（北魏平城“模邺、洛、长安之制”），北魏平城、北魏洛阳城、东魏北齐邺城都在都城北部中央位置建造单一宫城，平面布局呈现中轴对称格局，并在这一营造基础之上又发展出了第三重都城空间——外郭城。外郭城从北魏平城开始出现，至北魏洛阳城三重城垣的结构都城日臻成熟。北朝都城确立的三重城垣的结构都城为历代都城规划所继承。

在北朝都城发展到后期，内城空间的功能逐渐发生转变，内城大多数空间为皇家或官府所占用，这成为隋大兴城规划皇城空间的源头。

第二，北朝外郭城产生后，相伴随出现的是中古时期里坊制度的成熟。整齐的里坊，为广阔的外郭城内众多人口有效管理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有学者研究指出，平城移民阶两次梯式增长：第一次在太祖定都平城初年，两年迁入21万人；第二次在世祖在位后期439-451的13年，迁入50万人。如果没有这样成熟的里坊制度，突然地人口迁入不能得到有效管理，所以外郭城的建设也成为中古时期都城承载众多人口的坚实基础。

从北魏平城泰常七年（公元422年）筑平城外郭城，到北魏迁都洛阳城后，营建三百二十余坊的外郭城，再到东魏北齐邺城营建后下辖三县、近百万人口，建造近四百余坊的巨大外郭城，这些都为隋大兴唐长安城的营建进行了一次又一次有效的实践活动。

通过北朝时期都城营建的实践，中国中古时期都城制度完成了又一次重大变革。继承与改革并行是北朝都城的特点，隋大兴唐长安城最终成为世界都市发展史上的典范之作，对中国后世都城和东亚地区古代都城产生了重大影响。

第三，通过比较从北魏平城、北魏洛阳城，到东魏北齐邺城重要的建筑遗迹，其重楼（宫城正门、内城正门）、超大规模（太极殿）、超高体量（永宁寺佛塔）的华丽外表背后，是成熟的都城规划思想和土木建筑技术。从平城到邺南城，通过与南朝都城规划、都城建设方面的不断竞争，通过吸收南朝的都城规划思想、工艺技术，最终都城制度得以发展与完善。

北朝都城无一例外都是国际化的大都会，都城的考古学文化中显现了丰富的佛教文化、粟特文化等外来文化因素，而都城营建技术的发展演变正是得益于这一时期活跃的东西文化交流和南北向的民族大融合。

随后，齐东方教授作为与谈人发表了自己的看法。他认为，由于北朝都城考古起步比较晚，城市考古展开也比较困难，经过这么多年几代考古人的共同努力，取得了如今这么多的成果，是非常不易的。另外，对这些城址的研究争议还比较多，争议的主要原因与文献有关。研究者对文献理解的差异以及文献记载本身的谬误都会导致争议的产生。

如前面所提到的“户四十万”，按照五口之家计，二百多万人在短时间内的大迁徙是难以想象的，这不禁让我们进一步思考：文献记载当时大臣提出的建议和具体的实施是否一致。这启示我们要注重田野考古发掘，因为田野考古发掘中的出土遗物是实实在在的，对我们解决相关问题有重要意义。齐老师认为，里坊制在这一时段的逐渐确立，是以鲜卑人入主中原、大量人口迁徙为主要背景的。其中每一个里坊又是独立的空间，真正在这种城市人口管理制度中起决定意义的是里坊中的“人”，这也是城市运转的灵魂所在。

随后齐东方教授讲到，他曾实地考察过以上所讲的各都城遗址，感受是十分震撼的，比如前述的莲花柱础、汉白玉莲花摩尼宝珠铺地砖和殿堂大脊上的鸱尾，体型非常庞大，可以想象其所在的建筑本身是多么宏伟！以及当时佛寺数量大，僧侣众多，人口普查等工作是如何进行的等等这些问题都值得进一步探讨。而由考古发掘的材料是真实的，是古代文献当中所没有的。齐老师评价朱老师的讲解给了我们很多启示，也给比如“在积累了众多考古材料之后的城市考古研究要往哪方面走”这样的问题提出了很好的解答方向。

紧接着，霍巍教授发表了自己的一些感想。首先，他认为朱老师在讲解内容构成上给我们提供了一个很好的范式，对考古学教学也是很好的典范。这种问题跟着内容走的模式，成系统的讲解，对我们长期在大学从事教学工作的考古教学工作者是一个很好的启示。

朱老师的讲解，将公元4-6世纪间的都城城市制度的发展进行了清晰的梳理，由此使他产生一些重要的想法。比如隋大兴城、唐长安城的建设是从前代都城发展逐渐积累起来的。朱老师的讲解清晰地展现了从魏晋都城开始的单一宫城制、强调中轴对称的模式、以外郭城建设为标志的三重城的建设以及里坊制的建设等内容的演进发展。理顺了魏晋南北朝时期上承商周秦汉、下接隋唐的都城建设，实际上为解决了我国古代都城建设的一些关键节点上的问题提供了思路，同样也是历史时期考古利用考古材料结合文献材料解决相关问题的模范。

此外，霍巍教授认为，城内佛寺建筑遗址所处的位置、规制，与其他礼仪建筑之间的关系也值得我们关注。这个时期，北朝对佛教的吸收和推崇是显著的，是从国家层面将佛寺建筑的建设提到了一定的高度。我们可以看到这一时期佛寺建筑逐渐形成的多院落制度，在而后的唐代佛寺以及今天日本奈良的一些寺院中可以看见明显的身影。从此时起的佛寺建筑有别于早期的“塔院制”而成“多院落制”，是具有很强烈的中华礼制因素在其中的。

另外，朱老师所提到的北朝都城建设模仿的更多的是北方先前的都城。而南北双方都城的建设体现的是各自统治阶级意志，它们都以中华正统自居。这不禁让我们思考：在南北都城的竞争发展中，南朝都城给予了北朝都城什么样的影响？目前南朝都城研究相对比较迟滞，资料获取尚不够充分，南朝都城中的寺院建筑、造像等相关问题，都应该放在更宽广的视野中进行比较研究。

除了都城主要建筑以外的墓葬等其他遗迹及出土遗物，比如出土众多的佛教遗物等相关问题也应当放在中外文化交流的大背景下进行综合性考察。

随后，王煜教授针对霍巍教授所讲南北都城竞争发展的问题，提出疑问：北朝都城和南朝都城相互竞争，以往结合文献材料认为南朝都城为正统，但近来相关材料显示并非如此。那么北朝都城中有哪些地方可以体现南朝的因素，哪些地方又有着北朝自己的文化因素？

朱老师认为，王煜教授提到目前南北朝都城研究中的一个关键问题，这个问题十分重要但研究难度非常大。首先，对南朝建康城的平面格局了解甚少，一个重要的原因是都城考古难度大、周期长，还存在着保护失守、工作不充分的问题。这使得南北朝都城资料获取不对称，不容易进行比较研究。尽管我们对都城平面格局等内容认识不足，但我们认为南朝文化艺术对北朝的影响是非常深远的。从司马氏南迁以来，国家的文化高地在南京。

北魏皇家有意向文化高地靠近，这也是南北朝发生冲突的原因之一。我们可以看到，北魏很多出土遗物有南朝因素，比如绘画石刻中如孝子石棺以及东魏北齐时期的壁画墓，前述的高浮雕的莲花摩尼宝珠、高浮雕莲花柱础石等都深刻地受到南朝的影响。再如，我们在东魏北齐邺城附近发掘的壁画墓中发现的部分壁画，与传世的南朝绘画风格非常贴近。朱老师认为，都城建设不仅是“码砖头”的事，而是渗透了各种的文化因素。起初由于北朝学习青瓷烧造不充分而烧成釉陶器，在后来不断地演变中发展成了白瓷。这些都体现了南北朝在不断碰撞发展中的相互借鉴和相互影响。

王煜教授总结到，关于都城的研究是历史时期考古的重要组成部分，都城既是历史不断发展的产物，又充分体现了“人”的意志。希望有更多老师、同学等有志之士来从事相关研究，解决一些都城考古研究中的前沿问题、重点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