讲座：王芬：大汶口文化聚落考古研究

报告伊始，王芬老师对聚落考古的研究内容进行简要论述。她指出聚落考古在中国推广开来已有近30年的历史，聚落考古的研究对象包括两方面内容：一是生者的世界，即居住址，但受发掘面积的限制，所获信息容易出现碎片化现象，经过系统揭露的聚落遗址数量并不是很多。二是死者的世界，即墓地，因保存相对较好且有“静态”特征，故被称为“另一面的聚落”。就大汶口文化而言，墓葬材料非常丰富。通常认为的聚落考古研究的四个层面，即单个聚落（重点遗迹）—小区域范围聚落（聚落群）—大文化区聚落—不同文化区聚落形态比较，从特征—结构—格局—关系—模式—动因等由点到面发展形成一个整体框架。在这个方法框架内，可以形成对中华文明多元一体形成过程的微观和宏观认识。

王芬老师聚焦海岱地区，对大汶口文化开展聚落考古研究。为了便于同学们更好地理解报告内容，王老师首先介绍了海岱地区的地理位置和文化发展概况。这一区域地理单元相对完整，中间高、四周低的特点构成了山地、丘陵和平原的地形组合，使其成为一个生态环境比较稳定的区域。海岱地区从扁扁洞遗存—后李文化—北辛文化—大汶口文化—龙山文化—岳石文化，文化发展序列清晰，随着时间推移，其文化分布区域在不断扩大。几十年来扎实的考古学文化研究积累，为其聚落分析奠定了坚实基础。

王芬老师先对后李和北辛文化的主要遗址分布范围做了简要概述。进入大汶口文化早期阶段，遗址数量迅速增加。根据不完全统计，目前发现大汶口文化时期遗址600余处，其中早期阶段遗址100余处，中期阶段约200余处，晚期阶段遗址数量占绝大多数，遗址数量呈直线上升趋势。而后，王芬老师从个体聚落研究的角度，对海岱地区大汶口文化早期阶段典型聚落案例展开细致解读。在材料运用方面，王老师认为旧材料具有重要的研究价值，要善于从旧材料中挖掘新的信息。极其丰富的墓葬材料对分析大汶口文化早期阶段的社会关系具有重要的意义。她提出，如刘林、王因这些比较完整的墓地，有条件运用人口统计学的方法，计算当时的日常人口数量，以深化对社会组织和社会关系的认识。通过对刘林、大汶口、野店和王因等遗址的研究，得出一个初步结论：大汶口文化早期处于相对平等向不平等过渡的转型时期，有着复杂的社会面貌，但不同地区之间差异较大，家族私有制已经占据主导地位。

王芬老师以近年来发掘的即墨北阡遗址为例，进行个体聚落案例探索。北阡遗址位于胶东半岛南岸西部，属于典型的基层贝丘聚落。2007-2013年合计发掘2450平方米，揭露出一种比较清楚的以中心广场为核心、四周分布成组房址和墓葬的“向心型”聚落格局，整个聚落或有四个层级构成的“血缘特征浓厚”的社会组织结构。发现的近200座墓葬有多人合葬和迁出葬两类，没有发现一例单人葬，基本不见或少见随葬品。但就在这个社会关系相对平等、紧邻海边的基层贝丘聚落中，通过细致的多学科合作研究，却显示出比较清楚的以农业为代表的生产经济不断增强的发展趋势，这也为大汶口文化中期以后沿海贝丘聚落数量减少的现象找到了原因。这个研究个案告诉我们需要在生业—资源—人群—社会的多元结构考察社会发展。在还原和描述以外，考古工作者的核心任务还是构建过程、探究关系和阐释动因。

大汶口文化中期晚段，泰沂山浅山地带分布着大汶口聚落群、野店聚落群、西康留聚落群和焦家聚落群等10余个聚落群，形成多个聚落群并立的分布格局。王芬老师从墓葬材料入手，对大汶口墓地发现的大汶口文化中、晚期133座墓葬进行分析。将墓组—墓群—墓地分别与父系家族—家庭—宗族相对应，整个聚落代表的应是包含多个宗族的宗族联合体。针对墓群之间的比较分析，能够得出大汶口聚落开启社会复杂化进程的时间较早。此外，野店遗址也是社会发展较前沿的重要遗址之一，较早地在社会上层体现财富的集中。花厅遗址体现了大汶口和良渚文化交杂的因素，大汶口文化中期个体墓葬的分化十分明显。根据这些材料可以得出在大汶口文化中期，聚落内部、聚落群内部、聚落群之间体现出明显差异，财富进一步往少数地区、少数族群、少数个体那里集中。社会分化在聚落群之间、聚落之间和聚落内部各级社会组织之间全方位展开。已经产生了较为明确的社会分层，“权贵阶层”正式形成，从而进入了不平等的阶层社会阶段。

到了大汶口文化晚期，海岱文化区开始进入鼎盛时期。除了以前的文化分布区之外，鲁西南、皖北和豫东地区、鲁东南地区也成为大汶口文化的重要分布区。大汶口文化晚期阶段遗址已经发现近600处，以大型聚落或城址为中心的聚落群普遍出现。这一阶段，大汶口墓地发现墓葬的数量不多，但随葬品数量异常丰富，墓葬分化进一步扩大。大汶口文化晚期阶段以家族为核心，以家庭、家族和宗族为基本构成单位的新型社会形态已经逐渐走向成熟。聚落间形成了金字塔形的分层秩序和统治模式，即“都―邑―聚”三层结构。某些地区已诞生“古国”早期政治实体。

王芬老师以正在开展考古工作的章丘焦家遗址作为案例分析。从聚落演变的角度来看，焦家遗址从早到晚经历了早期居住址—墓区—晚期居住址三个大的发展阶段。其中相当于早期居住址晚段时期，在发掘区南部发现属于大汶口文化中期阶段的夯土城墙和壕沟。发现大汶口文化中期阶段的城址是近些年的一项重大考古发现。

焦家遗址的大型墓葬中还发现三重棺椁的现象，高达70%以上的葬具率，加上毁墓、人祭等现象都极大深化了对当时社会的认识。大型墓葬埋葬区有几十座祭祀坑，其中器物坑内堆满打碎的陶器，上下可分多层。另外，也见动物祭祀，体现出敬祖先的传统。大汶口文化流行饮酒器是其一大特色。酒器具有独特的宴飨和交往的特质，它们大量、规范化的出现在大型墓葬中已经上升到“仪式化”的程度。联系到大汶口文化晚期阶段陵阳河墓地M6出土93件高柄杯，其作为宴饮活动的道具，象征着可以用来举办大型宴饮活动的能力及拥有的财富，也是陵阳河墓地权贵阶层的身份标识物。对玉钺和成套酒器的强调以及规范化使用，是考察中国礼制起源的重要内容。

接下来，王芬老师着眼于对区域聚落的考察。薛河流域已经开展了区域系统调查，调查报告也已经出版。薛河文化区处在鲁中南文化区的南面，地理及文化单元相对独立，各时期遗址数量最为丰富。2010-2013年，调查了薛河流域大部分地区，涉及面积220平方公里，调查发现了遗址163处，其中北辛13处，大汶口32处，龙山时期43处。从北辛到龙山时期，聚落数量上呈现出的“单线条直线上升”式的社会复杂化进程。同时，王老师提出新问题与新思考：围绕环境与社会互动、区域政体形态、经济与社会复杂化和聚落与社会组织结构问题，讨论的核心是迈进文明化社会的动因机制和社会发展阶段及其性质（原生型or次生型）问题。近年山东大学武昊博士在之前区域系统考古调查的数据基础上，结合地学调查、土壤微形态分析、植物遗存和人工制品的多角度分析，对薛河文化区的史前社会复杂化进程等问题展开系统考察，分析了环境、生业、聚落分布和社会关系的复杂联系。

岗上城址的新发现对本地区社会文明化研究具有重要意义。王芬老师指出，岗上玉器体现出明显的跨区域文化特点，从数量和风格判断其生产和分配应由社会上层所控制，有远距离馈赠、交换或贸易现象，而不在普通聚落间的自由流通。在聚落与社会组织结构问题上，该地区聚落分布呈沿河分布的“条带状”模式，岗上遗址和西康留遗址两小区可组合成一个更大的区域共同体。王芬老师以该小区内的二级聚落建新遗址作为考察社会复杂化的个案，进一步深化了对该文化区聚落结构和层级的认识。

根据薛河文化区的区域系统调查结果，分析当时的社会发展进程。第一阶段，北辛文化至大汶口文化早期阶段，社会处在相对平等向复杂的分层社会过渡的时期。第二阶段，大汶口文化中晚期，聚落间初步形成“都-邑-聚”早期文明社会形态。以岗上古国为代表的“早期国家”形态的古国开始产生。第三阶段，龙山文化早中期人口和聚落数量大幅增长，形成三级到四级的聚落结构。薛河文化区因其地理位置兼具开放性和交汇性，区域互动使其广泛吸纳来自周邻文化的多元文化，这是其发展的重要动力。

紧接着，王芬老师在区域视角下，用现有材料讨论海岱地区的不同小区之间的关系、社会交流网络、区域之间互动的模式和区域文化共同体。通过对焦家与大汶口的比较研究，得出小区域内的“都-邑-聚”形态及可能存在的复杂社会交流网络—“区域文化共同体”的雏形的结论，将不同聚落、区域和超区域社会体系联系起来的因素主要有政治和经济方面。王芬老师认为，大汶口文化时期在文化从南到北—从东到西的传播中起到连接作用，对其社会发展进程、状态的解读能够帮助我们更加清晰地认识这一阶段整个社会发展的动因、模式。

讲座最后，王芬老师针对当前研究工作的现状提出了几点思考。她肯定了海岱地区大汶口时期考古学文化的研究工作开展充分，有较好的研究基础。近二十年来，随着聚落考古、多学科合作的发展，针对单个聚落的研究逐渐走向深入。但是，小区域范围的聚落分布格局和聚落间相互关系层面的研究尚不充分。另外，大的文化区范围内的聚落分布格局和发展模式研究，尤其是对不同文化区聚落形态历史演变的特点、轨迹和发展动因的原因缺少细致化的解读。她指出，根据现状从区域视角探讨社会发展进程问题，除基础的田野考古发掘外，结合区域系统调查，利用地层学类型学分析、地貌调查和土壤微形态、GIS支持下的空间分析和统计学分析方法等手段，在微观层次、中微观层次、中观层次和宏观层次上建立对古代社会的认识，形成以实证和阐释为主要内容的社会研究模式。王芬老师强调，要特别关注在田野考古发掘现场判断的重要性以及对共识性问题、聚落形成过程问题、遗迹（组）的生命史和人的活动相互对应等问题的高度重视，以期在对各地区文明化进程及其模式、特点归纳研究基础之上，从而逐渐获得更为详尽的研究成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