讲座：李新伟：多元一体的中华文明起源历程

讲座伊始，李老师先辨析了“文明”的概念：从进化论的角度观察，文明是人类社会发展的高级阶段；从世界文明多样性的角度观察，文明是包含特定基因的物质和精神文化综合体。对于文明的考古学标准已经有了充分的讨论，不能依靠所谓的“文明三要素”来认定文明。中华文明形成的标志，有以下几点：生产力发展、人口增加、出现社会分工；明显的阶级分化；出现都邑性城市，为政治、经济、宗教中心；区域聚落等级化的发展；科技和艺术的发展；各地区在社会发展的同时，发生密切互动，形成“中国相互作用圈”或最初的中国。

在距今6000到5000多年，是中国史前时代“灿烂的转折期”。这个时期的文化景观，黄土高原是庙底沟文化，西辽河流域是红山文化，海岱地区是大汶口文化早期，长江流域为大溪文化-油子岭文化、凌家滩文化和崧泽文化。这些主要文化在这一时期都有了明确的发展。

接着李老师带领我们回顾了几个重要遗址。凌家滩遗址，最豪华的M23拥有300多件随葬品，用玉钺、石钺来表达权力，并且出现了很多有宗教内涵的物品，例如玉龟、玉鹰、玉版，其中玉板图案可能代表了一种“天极宇宙观”。这个时期出现了依托天极宇宙观形成的宗教，社会最高级的人物，用玉器物化宗教，用这些玉器来彰显自己在宗教中崇高的权力。这些宗教的领导者要进入一种致幻的状态与神沟通，本质上是一种“萨满式的宗教”。

在距离凌家滩1000多公里的西辽河流域孕育了红山文化。牛河梁遗址群为一个大规模的仪式圣地，周围没有其他的聚落。祭坛下的墓葬里随葬的也是充满宗教内涵的玉器。萨满式宗教欲与神沟通，就要借助昆虫蜕变的力量，所以红山文化中有相当多的玉器表达类似的主题。我们可以看到相距甚远的两个遗址同样选择了以天极宇宙观为核心的宗教辅助社会发展。

在长江流域则有另一种发展。张家港的东山村遗址已经出现了高等级墓葬集中分布的现象，整套陶器成为除了钺以外表达身份的更重要的象征，是一种世俗化的社会发展道路。

庙底沟文化曾经被认为是引领文明起源的一个核心文化。在河南铸鼎原周围进行的系统聚落调查显示，最大的北阳平遗址面积近100万平方米，次一级的中心性聚落西坡遗址面积40多万平方米，聚落呈现明显的等级化。西坡遗址核心部位的发掘和对整个遗址的系统钻探表明，遗址中心位置很可能存在一个广场，广场的四角都有大型半地穴房屋。可以认为这种大型的公共建筑是庙底沟社会发展的重要标志。

通过对以上几个重要遗址考古发现的回顾，李老师认为，从距今6000到5000多年的这个时间段，各地区普遍发展，“古国”纷纷涌现，并且对自己的发展道路进行了不同选择，呈现出像苏秉琦先生所说的“满天星斗”的社会发展局面。更重要的是，在各地区普遍发展的同时，地区之间更加深刻的联系也在加强。例如凌家滩和牛河梁遗址出土的具有相似性的玉器，其中所体现的天极宇宙观以及昆虫蜕变力量的崇拜，都属于高等级的知识，证明两个地区之间有密切的交流，掌握着权力的社会上层人物会有目的地去交流管理社会、组织社会的知识。

除了这些高等级的知识，还有一些物品，比如在很多地区出现的象牙镯，可以验证地区间的原料交流。因为很多知识必须亲身交流才能获得，例如学习如何通神，所以很多这样的交流是实际发生的旅行，这是领导者必备的经历。这样的交流会积累广大的人文、地理知识，在这个过程中就形成了苏秉琦先生所说的“共识的中国”。张光直先生称其为“中国相互作用圈”，也就是“最初的中国”。“最初的中国”形成后，中国的文明发展就进入了一个程序，会持续地前进，进入到二里头时代，进入到秦汉帝国等，这个就是历史时期大一统国家的雏形。

李老师认为，在距今5000年后的所有发展都应该在“中国相互作用圈”的视角下去理解。就是说，后来的所有发展都是吸收作用圈中的政治经验的结果；所有的发展都会对作用圈中的各个地区产生深刻影响，所以不存在一个优秀文化的引领，中华文明是在各地区互动、竞相发展、相互借鉴下形成的。

随后，李老师以良渚文化为例，探析其文明发展阶段。良渚古城遗址发现的大规模的水利设施和稻田，可以验证生产力的提升；被称为王陵的反山墓地中出土了高等级的有宗教内涵的玉器，以及系统化的神徽，体现了社会等级的分化，这些都是具有国家特征的表现。加之以良渚古城为中心，在周围1100平方公里的范围内，呈现出以良渚古城为唯一核心，且分等级的聚落的现象，可以认为良渚文化已经进入早期国家的阶段。

综上， 中国史前各地区在距今6000至5300年前后同步跨越式发展形成如“满天星斗”的“古国”。良渚文化在距今5100年前后形成早期国家并持续发展，各地区相互交流碰撞，形成“中国相互作用圈”或“最初的中国”。通过这些考古学的实证，可以说明中华文明在距今5000多年前已经形成。

接下来，李老师讨论了关于文明形成过程的分歧，这个过程是“中心引领”还是“此起彼伏”。良渚文化发展到距今4300年开始衰落，此后形成了东西对峙的局面。黄土高原地区出现的陶寺文化和石峁文化达到了早期国家的标准，而东部地区的龙山文化、河南龙山文化、肖家屋脊文化则呈现“城邦林立”的局面。

通过陶寺遗址发现的城墙、宫殿区、观象台以及大型墓葬、复杂的礼制行为、金属冶炼技术和文字等，李老师认为陶寺文化的领导者已经形成了苏秉琦先生提出的“理想的中国”的观念，即将各个文化区构想为一个统一体，认为此统一体应该有一个核心，并以行动推动统一体的实现。

中华文明的发展是多元一体的。目前学界普遍认同发展是多元的，但是对于一体的形成存在分歧。其中一个观点是中原中心模式，即应该有一个最优秀的核心文化引领，才能使广大区域形成一体；另一种观点认为一体是通过不断的发展碰撞融合形成，即苏秉琦先生提出的“裂变”“撞击”和“熔合”。李老师认为第二种观点更符合实际。

在距今7000年前，长江流域是农业起源非常重要的中心，陶器上的图案也呈现复杂的信仰系统，最丰富的玉文化起源在西辽河流域，与此同时中原地区并没有显示出领先的地位。进入到距今6000到5000年的转折期，各地区文化呈现一种相互碰撞、相互借鉴，但是选择自己道路的多元化发展。张光直先生对此阐述道，多元的文化互动共享一些文化精粹，已经足以使这个地区成为一个不同于周边地区的文化圈子。所以没有中心引领，这些地区也可以形成一个整体。

发展到距今5000年以后，各地区没有延续以前的辉煌发展，而是在整个偏西部地区，包括西辽河北区呈现出动态整合的局面。庙底沟社会解体，人群向西扩散形成了马家窑文化。东部地区，凌家滩文化衰落后，人群进入太湖地区，促成良渚文化的发展，建立早期国家。良渚文化对各个地区有影响，但是没有引领地区的发展，各地区仍是在自己的动荡整合中持续发展，这一时期也不是中原引领的时代。

而这个阶段以良渚文化的衰落为标志，进入到距今4300到3800年，中华文明孕育出了第一个王朝。对于这个过程，有人描述为中原崛起，也有观点把二里头文化的发展理解为中原模式的胜利。但是李老师认为，这两种认识存在局限：其一，石峁文化不在中原地区，但是也有自己的发展；其二陶寺文化处于中原的边缘，也在独立发展。而真正应该认识到的是，在良渚文化衰落后，它的影响激发了各地区新的发展。且二里头文化具有东方基础，不能算是单纯的中原文化，一些文明要素可能追溯到长江流域的高庙文化、北方的兴隆洼文化等，它是在几千年的地区互动中形成的灿烂文化。

在报告的最后，李老师强调，关于文明形成的议题受到全世界学者的关注。不是所有地区的发展都能形成文明，能形成文明的地区和文化必然有过人之处。中华文明只有在长期的大规模互动交流中，形成对作用圈的共识，不断积累知识，经历各地区文化的“裂变”“ 撞击”和“熔合”，才能孕育出“协和万邦”的文明基因，产生了完成各地区一体化的宏大政治构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