郭静云：经典形成学发凡

一、儒家经典形成

儒家思想源自先秦，然而两千年来的儒家典籍均非先秦“原本”，而是经过多次修补的“经本”。造成此一情况的原因很多，其中首推秦始皇所主导的“焚书坑儒”。这件事的历史意义远远超过了它原本想达到的政治目的。秦帝国本欲在统一天下的同时，也统一天下的思想，以确立天下正统的意识形态。由于儒家的社会理想与秦帝国的法制方向相左，亦与大一统帝国的意识形态相违背，所以它便成为秦帝国意欲扫除的对象。尽管如此，基于确立统一国家的政治需求，在焚书的同时，秦代秘府中的文官仍搜集、整理了先秦各家的书籍文献，并从中摘出合乎帝国思想的观点，融合为有利于一统天下的意识形态，其中自然也包括了儒家文献。

在中国历史上，古籍整理之事不始于秦代。战国晚期的六国统治者为了统一天下，也纷纷关注于思想综合的问题。可惜，先秦各国文府几乎没有留下任何痕迹；即使是经过整理的秦代典籍，能流传于后世者亦多缺陷。但我们无疑可以肯定，不管是那一国政府所发起的文献整理，或多或少都含有建立国家意识形态的目标。基于此一目标，国家所整理出来的经本与原初的文献就有了刻意造成的不同，包括小部分的删除、补充、单字的变更与文句的移动等等，而其中大部分都牵涉到文意的调整。当然，后人的修改不全是基于政治目的，其他原因诸如：对先前各种传抄本的错误、歧异所作的校正或考订，此外，社会观念、语文习惯的不同也都会影响整理者对古代文献的理解。而这种种因素，也共同决定了不同时代文本所表现出来的历史特征。职是之故，现今可见的所有经籍与传世文献，皆经过了不同时代的屡次整理，除原始意涵外，还另外包含了许多累世而来的历史痕迹。

以儒家经典而言，由于先秦儒家整理文献的活动没有被纪录下来，因此目前无法确定在先秦时，是否已有接近汉代经本的编本。秦朝虽在综合思想的过程中采用了儒家的某些观点，然因违弃了儒家伦常，所以不会直接表露其所蕴藏的儒家思想，更不可能以儒家的名义来整理、修订儒家典籍。是故，汉初时的儒籍文本极可能仍是先秦流传的版本。这些版本虽然累积了历来因传抄、修改而发生的讹误，但直到进入汉朝秘府后，纔因为儒学思想正统化的政治需求而遭窜改。

首先，在西汉武帝、宣帝时，国家博士开始进行儒家文献的整理；接着在成帝时，刘向与其子刘歆于汉府中再次修正这些文献；到了东汉，马融、郑玄等经学家又做了补充编校，逐渐构成了汉代儒家经籍的样貌。此后，儒家文献经过了历代抄写、注疏、补充、修正、诠释的过程，纔形成了今日所见的经籍版本。

换言之，儒家经典源于先秦，编于两汉。以文物言，今日可见的古本极少有早于宋代者。可以说，儒家经籍的形成经过了不同历史阶段，这些历史阶段在经典文本上迭加了不同时代的层层痕迹。这些痕迹常常难以区分，尤其在追溯原初思想面貌时，情况又更为复杂。

二、出土文献对儒经的钩沈作用

两千多年来，因只有传世的文本，学者们对于“儒经如何形成”这个问题，一直都难以窥知其堂奥。不过，近几十年的考古发掘终于为这个领域提供了一些宝贵的先秦简帛文献资料。虽然这些出土文献仍属有限，但在经典思想的溯源研究上，却是直接、可靠的第一手证据。是故，简帛研究在经学中启动了新机，并产生了“经典形成”这个新学门。

这些出土文献一方面证明了所谓的“先秦古籍”，确实有先于秦代的版本；另一方面则直接证明了先秦的版本与传世的修本究竟是如何的不同。借着这些文献，吾人既可探索先秦思想的原貌，也可以考证这批文献从先秦至汉代的演变过程。严格说来，只有这些未经后人编修之出土文献，纔能被称作是真正的“先秦古籍”。而两千余年来所知的先秦典籍，则多是经过汉代学者之手，屡屡编修过的传本。由于经过历次的刀笔斧凿，其展现的泰半是汉代以来编修者的理解，早已失去了先秦时原貌。

由于近来战国竹简陆续面世，因而赋予了“先秦古籍”一词新的涵义。多亏有出土的版本，我们纔不需经手汉代学者，而能直接从第一手文献来探究先秦的思想观念。此外，透过简本与经本的详细校雠，可以厘清“本意”和“演变”的问题。出土文献独具的无上价值即在于此。不过针对出土文献的研究方法与角度，仍是此一课题的核心所在。对此，笔者拟提出几项重点：

（一）原始的“历史正本”与后世的“历史编本”。

从目前学界对出土文献的探讨可见，后期的经本仍然影响着现今学者对先秦思想的理解，甚至有些学者常以经本为正本来解读出土文献。但从严谨的学术角度来思考，两者间只有出土文献纔是确实的（authentic）历史正本。是故，我们应该尽量摆脱后世文本的影响。

例如，简本与经本的用字差异，常被视为简本的笔误或通假用字，但此说违背了文本的时间顺序与逻辑。较合理的作法，应该是从简本的原字来考证原始的本意，以图掌握先秦正本的历史价值。简本与经本字体之间虽然会有假借的关系，但如果我们把出土文献所用的字体一律视为传世文献的假借字，则完全违反了两者的时间顺序与传承关系。即使简本和经本用字的假借可以成立，在判读上也应该是反过来，优先以早期文本为本字，将后期文本视为假借纔是。

当然简本也会用一些假借字，更不能排除早期版本出现假借或错字，反倒由后期的版本保留了更完整的原始面貌，不过这类情况总是较为罕见。以时间来说，战国时期的版本，应更接近先秦思想家的原始创作文本﹝尤其郭店竹简的年代不会晚于战国中期﹞，而汉代的抄本又比战国晚得多。理论上，抄本越晚，它与原本的差距就越多。因此以后期经本的字体为本字，以简本字体为假借的机会并不大。此外，尽管思想在口耳相接、流传转抄间出现了用字、词汇的变化，或者累积了许多错别字和语音假借；但在落笔成文时，创作原始版本的学者应该会在用字遣词上作严密的思考和准确的选择。不论从何种角度来看，时间愈接近原始版本，在用字方面的准确性也会愈高。因此，将出土文献定义为“历史正本”，乃是笔者解读出土文献的主要原则。

（二）先秦社会的“文人儒家”与帝国社会的“正统儒家”。

儒家思想滥觞于春秋战国时期，其反映的也是当时自由文人的社会理想，以及其所处的社会情况。而春秋战国时期的多国竞争景象，与秦汉大统一的帝国社会体系间，有着全然不同的社会思想条件，甚至可被形容为“百家争鸣”与“统一思想”两种相反的思想活动。

先秦儒家不是统治者的学说，而可称之为“自由文人儒家”的学说。因此，先秦儒家的文献显然不会被视作“天下经典”，只能是流传于民间的私学。如郭店楚墓出土的先秦儒书，乃是当时文人自己搜集而来的书籍；郭店墓中的私人书库，绝对无法代表战国时期某个国家的意识形态，这一点正是其与汉代版本最关键的不同处。

从出土文献的内容也可以发现，先秦儒家没有帝国思想的特性。因之，先秦儒家文献的原意是难以应合帝国意识形态的。然而，在历史上所发生的重大社会变革，一定会牵动人们的思想焦点和价值观的变化。从秦汉社会来说，汉朝人对先秦社会思想的理解，必然含有与先秦人不同的社会经验和理念基础。尤其在汉代官方将儒家选定为帝国正统思想后，更使得儒家文献必定会遭到扭曲，以牵强符合于帝国的意识形态。

综言之，先秦正本与汉代经本的歧异出于两种缘由：其一是时代与社会情况不同，其二是两者的立场也不相同。先秦儒家非但不是统治者的学说，反而表达了当时文人对统治者的批判和要求，因此可视之为文人的“理想政治”伦理──只是他们很少有实现理想的机会。依据传说，春秋战国时的王侯并不看重孔子的学说，基本上，他的德政之说并未对当时的政治发生作用。对于当时儒师在社会中的处境，《庄子‧渔父》有颇为鲜明的描绘：

孔子游乎缁帷之林，休坐乎杏坛之上。弟子读书，孔子弦歌鼓琴。奏曲未半。有渔父者，下船而来，须眉交白，被发揄袂，行原以上，距陆而止，左手据膝，右手持颐以听。曲终而招子贡、子路，二人俱对。客指孔子曰：“彼何为者也？”子路对曰：“鲁之君子也。”客问其族。子路对曰：“族孔氏。”客曰：“孔氏者何治也？”子路未应，子贡对曰：“孔氏者，性服忠信，身行仁义，饰礼乐，选人伦，上以忠于世主，下以化于齐民，将以利天下。此孔氏之所治也。”又问曰：“有土之君与？”子贡曰：“非也。”“侯王之佐与？”子贡曰：“非也。”……[1]

若参《史记‧孔子世家》所述的孔子生平，则更是一条危途败道。

换言之，先秦儒家既不代表统治者的立场，又不被统治者采用，当然更没有符合国家意识形态的必要。直至西汉武帝独尊儒术，并借此强调汉朝实现了古代政治理想。从汉代政策而言，这显然是极有智慧的作法；但从历史思想来说，被选为帝国意识形态的儒学必然蕴含了新内容，而且它的教导立场和方向正好倒过来了：先秦是从自由文人的立场教导王侯公伯，而帝国正统思想是从帝王的立场教导臣属。

以“百家争鸣”为例，虽然汉帝国举办过讲论、争议的活动，但此种天子面前的诸生争论，其情景和目标皆与先秦百家争鸣不同。由于秦汉统治者的目标，都是借用、结合各家的学说优点，来强固其统一天下的合理性。因此在皇宫论及五经异同的诸生，皆以协调观点进而统一经学为目标，能在争辩中胜出并吸引天子重视的编本，纔能成为代表帝国正统思想的经本。

反观战国时期，乃“百家争鸣”的时代，当时各学派斟酌、设计其政治主张，并争论彼此的概念优长。每一家的思路流程都经过仔细地推敲，采用精确的论证方法，设计出系统性的思想，并勾勒出其理想中的社会蓝图，并企图据以改善社会。直至天下统一的时代，“改善”的目标已被帝国的框架所限。儒师们成为文官，他们已不需要和其它非正统的学派争论，论述的重心也开始放在形塑天下大统一的意识形态及其实际作用上。百家争鸣时代的文献原本着重于思想阐发，帝国时代的经本则着重于政治指导，此一差异即造成了修改原本的必要性。[2]

历来传世的版本，都是出自汉代秘府，因此也都是合乎帝国意识形态的修订本，只能表达出“汉代正统儒家”的思想。至于出土文献，则是未经过意识形态修订的原文，因此方能表达文献的原意。如果在释读简本文献时，能脱离经本的影响，直接考证原文的涵义，则较容易回复到先秦儒家思想的真实本旨；同时，通过简本与经本的校雠，亦有助于理解思想演变之轨迹。

这里笔者希望再次强调：汉代以前的儒家文献呈现出多元多类的面貌，这是处于未成经的情况。其实在战国时期，学者们也难以预料到儒家思想终能成为国家正统的意识形态，且文献还能被指定为经书。固然，战国时期已有“经”的概念，但先秦竹书又同时证明了：先秦之“经”即是“六经”，虽受儒家尊崇，但并非儒家创定的古书，故当时还不可名为“儒家经书”。如郭店楚简《语丛一》简XXXVI-XLIV曰：

《易》所以会天（道）、人（道）XXXVI也。XXXVII《诗》所以会古含（今）之恃（志）XXXVIII也者。XXXIX《春秋》所以会古含（今）之XL事也。XLI豊（《礼》），交之行述也。XLII《乐》，或生或教者也。XLIII〔《书》，……〕者也。XLIV[3]

郭店楚简《六德》又曰：

雚（观）者（诸）（《诗》）、箸（《书》）则亦才（在）壴（矣）；雚（观）者（诸）XXIV豊（《礼》）、《乐》则亦才（在）壴（矣），雚（观）者（诸）《易》、《春秋》则亦才（在）壴（矣）。[4]

简文中虽然不用“经”字，但曹峰先生准确地指出：“《六德》说的是夫、妇、君、臣、父、子六位，圣、智、仁、义、忠、信六德，率、从、使、事、教、受六职之间存在对应关系，而这种理想的对应关系正见于《诗》、《书》、《礼》、《乐》、《易》、《春秋》六书之中，这里虽然没有称六书为六经，但将此六书和政治上最为重要的六位、六德、六职配合对应起来，可见具有经典般的地位。”[5]

在传世文献中，“六经”的概念首见于《庄子》[6]，而非儒书，显见其并不仅仅是儒家所独有的概念。《庄子》虽是不知何时被修订的传世文献，然对照上述的出土文献的充分证明，无论先秦《庄子》原本是否采用“经”字，均不能否定战国时代已有“经”的概念，且“六经”的原始概念也非儒家所创始衍生。对此，还有三个关键性的理由：首先，六经源自古老且跨越学派的重要文献；其次，战国时期的六经原貌也和现在所见的汉代正统儒家编本不同；其三，先秦儒家的著作相当多元，乃归入“诸子百家”的类型，而不属经典文献，例如《缁衣》篇，汉代以来虽将其载于《礼》，使之成为六经的一部份，但楚简资料显示，《缁衣》是儒家学派的著作之一，原非“经”书中的文章。

在楚简中，像《缁衣》这类的儒家文献占了绝对多数。针对其内容，曹峰先生指出：“其中出现了不少以孔子口吻叙述的文句，也出现了很多《史记•孔子世家》和《史记•仲尼弟子列传》中的人物，如颜回、仲弓、子路、子贡、子游、子夏、曾子、子羔、子思等。因此，新出土资料对了解孔子死后『儒分为八』的情况，对推进『七十子』研究，对探讨『子思学派』的存在与否，提供了帮助。”[7]这些话虽无可置疑，不过有趣的是，除了《缁衣》之外，其他诸书都不见于传世文献中！郭店和上博楚简中的《性自命出》（或《性情论》）、《五行》、《鲁穆公问子思》、《穷达以时》、《忠信之道》、《唐虞之道》、《成之闻之》、《尊德义》、《六德》、《三德》、《语丛》、《语丛二》、《语丛三》、《孔子诗论》、《子羔》、《鲁邦大旱》、《民之父母》、《从政》、《相邦之道》、《仲弓》、《弟子问》、《君子为礼》、《季康子问于孔子》等等，都不见用于汉代以后的儒家学说，也未载于传世文献。

在出现很多新文献的同时，目前还有很多传世古籍尚未发现出土的先秦版本。因此曹峰先生认为：“出土文献具备了改变思想史面貌的可能性。然而，出土文献只是为我们提供了改写思想史的可能性，也就是说创造了条件，并不等于有了出土文献就有了一切。”[8]确然，目前出土的文献资料仍有局限，我们无法据以完整地了解先秦思想。可是反过来看，出土的文献已足以让我们知道，若纯粹根据传世文献来探究先秦思想，也是根本不可能的事。

此外，出土文献也启发了我们对儒家的另一种想象。在尚未成为帝国的正统思想时，天下间有很多类型的儒者〔或谓八派儒师及其学徒〕都曾肇作文献，论述其各自的思想理念。两千多年来，学者们只能看到儒家思想被正统化之后的少数固定文本，不能意识到先秦“儒分为八”的论争景况。现今出土的文献则为我们揭示了先秦儒林学者们众声喧哗的气象，让我们藉此钩沉拾遗，从第一手的资料中更直接地感受到先秦的学术实况。

质言之，最近出土的简牍只不过源自战国时期的几家私人书库，仍不足以由之穷尽一切问题。可是，只有根据这些出土的书库，纔可以观察到战国文人们论述各自思想的氛围。此外，根据少数同时存有出土、传世版本的文献，也使得学者们得以具体观察先秦文人儒家与后世正统儒家的差距。

（三）从“文人儒家”文献到“正统儒家”文献的经化过程

对照“文人儒家”著作的简本与“正统儒家”编就的经本，既可追溯文献原貌，又可了解先秦与汉代版本的差异，具体地观察文献在“未成经”与“成经”之间的编修经化过程，并据以分析社会思想之演化。先秦自由文人的著作会被改造成经书，除了历来积累的各项因素外，最重要的是汉帝国文官们编修文献的措施。

战国时期的百家思想，在天下一统及秦汉帝国的形成过程中，一直发挥着主导作用。正因如此，战国晚期以来，列国君主统一天下的目标和统一思想的志望向来都是密不可分的。为了统一天下，统治者们纷纷关注于思想整合的问题。笔者以为，许多先秦文献在战国晚期都曾经过这种由政治权威主导的整理过程。以从郭店竹简为例，战国早中期的思想典籍都是针对某一具体问题而发的单篇论述，也尚未见有儒、道之间的相互否定；但到了战国晚期，儒（以荀子为例）、法（以韩非子为例）、道（以黄老为例）、阴阳五行等思想流派，都开始被用来形塑社会意识形态。

其中关于道家的正统化，出土版本表现得最清楚。从马王堆发掘出来的道家文献，均为有系统的思想全书，讨论天地与社会的整体问题，而且对儒家思想的防御也较突出。亦即这些典籍表达的思想，既是多元全面，且又兼有明确的反对对象，这多是正统思想形成的标志。宋代的陆游曾有诗云：“呜呼大厦倾，孰可任梁栋？愿公力起之，千载传正统。”[9]为“正统化”的过程提供了生动的描述。

从这个定义出发，笔者以为马王堆《德道经》与《黄帝四经》的结构、内容均有编辑过的痕迹，可视为后世正统道家的思想典籍。在传世文献中，《淮南子》似亦属于这类建设社会意识形态的套书。换言之，从战国末年以来，正统化的过程就已经牵涉到了各学派的思想及其著作。

在大一统思想的形成过程中，官方虽数次启动编写为己所用的“正书”，但在历史上，这类活动未必都 能获致成功的结果。许多被定为“天下公用”的文集版本，实际上并没有成为正统思想的代表典籍。如《黄帝四经》，甚至没有传世的版本，马王堆汉墓发掘前，吾人尚不知世间有此书。尽管如此，这些书的形式结构与秦汉帝国编修的“正统公书”相当接近，应视为同一种类型。

在历史上唯一成功的例子，当推秦朝的《吕氏春秋》。这本书的结构完整，且有多元、全面的论述形式，具备了成为“天下之经”的条件。而《吕氏春秋》的驳斥对象也很明确，遭其抗辩的又是儒家思想。何以早期的帝国统治者均保持对儒家的防卫态度？这显然和儒家的自由文人政治理想，不能见容于帝国意识形态有相当大的关系。

尽管如此，西汉孝武帝还是将儒学选为国家的正统学术。从国家政治的角度来说，这极有智慧之作法，显示汉武帝作为伟大政治家的高明手腕。儒家学人主张的是地方诸侯的亲民理论，而一贯否定统一帝国的法治政体，因之自然会被当作敌视帝国的思想流派。况且自秦始皇坑儒以来，儒家就成了反抗帝国体制的代表性学派。

汉初时，儒家仍有一定的影响力，但这也是对抗政权的一股力量。反对天子施行法治的诸侯，经常将儒家学说视为理想的治国原则，这对维系帝国权力来说，已隐然成为一种威胁。因此，汉武帝独尊儒术的决定，一方面将这些具有影响力的潜在敌人变成支持汉家政权的朋友；另一方面则强调，汉朝不同于秦帝国，是准备实现古代政治理想的政权。这项政治手法获取了极大的成功，使汉朝成为当时的伟大帝国。从儒家学者来说，显然也愿意藉此入仕的契机来发挥自己的影响力，进而实现其政治理论。只不过，为求能在官场上有所展现，儒家学者们也不得不逐步修正其观点来配合帝国的政治型态，并放弃一些帝国统治者所不能接受的看法和立场。

由儒家文献的变化，可以清楚明晰地观察出此一正统化的过程。汉孝武请儒师当官，这些儒师充任国家的文官后，也开始从帝国的角度编辑儒家文献。换言之，儒家思想的正统化与儒家文献的经化，是同时并行且密切相关的。

当然，后人的修改并不完全基于政治目的。诸如社会观念的变化以及各方面语文的演变等，都会影响整理者对古代文献的理解。曹峰先生认为：“文本并不是一成不变的，由于时代不同，政治观念不同，其面貌也会随之发生一定变化。”[10]这诚然如此。此外，从战国流传至西汉，文献在每次抄录时，都有不断地累积笔误和修订见解的可能。这一切因素共同决定了不同时代之文本面貌，及其所表现出来的历史特征。

世界各文明的传世文献与经籍，皆经历过不同时代的多次整理，除其原意外，另含有许多累世而来的编修痕迹，和不同历史阶段、观念带来的影响。然而，最关键者并非出于这些自然发生的变化，而是故意的编造；其反映的不仅仅是社会观念的变化，且主要取决于主事者使用文本的意图。一方面，自然产生的改动牵涉范围多半不大；再者，不至出现系统性、整体性甚或具特定目标的变化。而基于国家意识形态的修正，则往往会表现出一致性的变化趋势。换言之，社会的变化仍不足以视为文本的窜改，主事者对该文献具目标性的修改意图纔是造成前后文本巨大差异的原因所在。

对于文献经化的曲折原委，目前同时拥有三种不同时代版本的《缁衣》一文无疑是颇为珍贵的史料。我们既可从中观察“经化”之前的文本变化，又可观察儒学正统化与儒文经化之过程。

通过对《缁衣》郭店楚墓简本、上海博物馆先秦简本、《礼记》中传世经本的章句校雠，笔者认为：最早的文本是郭店楚墓简本（后称“郭店简本”）。在三种版本中，这个版本的抄写年代与原初《缁衣》的创作年代最为接近（或许相同），可视为最接近作者意旨之“原本”。

郭店本《缁衣》发表后，大部分学者因习惯《礼记‧缁衣》的版本，认为简本的论述不如《礼记》。然而当时廖名春先生即已提出：“楚简本《缁衣》胜过《礼记‧缁衣》，应较《礼记‧缁衣》更接近古书原貌。从《礼记‧缁衣》篇的来源看，这是非常合乎逻辑的。”[11]从研究历史文献的角度来看，廖名春此言确实无可置疑。

其次是上海博物馆先秦简本（后称为上博简本），文本年代比郭店晚几十至一百多年，由这两份简本可隐约观察出《缁衣》在战国中晚期社会中的流传情形。在经过屡次抄录后，与郭店简本相比，上博简本可见到些微的变动，如字形之简化、异化、少数用字的更改等细部之调整。但这类变动不多，且少有牵连文意变化者。不过从这些少数的文意变动，仍可看出一些社会观念的变化。

最后是《礼记》中的经本（后称为礼记经本）。有些学者认为，既然先秦时已有不同传本的存在，故“后世史家在总结各种传本的基础上，对文献进行了补充和阐释，这些都是正常的现象。”[12]这类的看法似乎将统一文献的措施太过简化了。汉代编本是被西汉政府确定为天下通用的“经本”。此本虽奠基于战国晚期的抄本上，但经过汉朝学者的重修与编排。尽管经本仅修改个别的字词、调整章节顺序，却对文意造成关键性的重要改变。易言之，在《礼记》中的《缁衣》经本虽源自先秦抄本，但表达的并非先秦的社会思想。

（四）文官编修天下之经并非随意，而有其方法

汉代文官编辑经籍时，必然受到了许多方面的限制。首先，由于先秦儒家的著作被选为经典，因此他们只能运用这些文献，且不能随意修改，每一个修正都要有根据。但另一方面，经过这些文献的编辑，文官们必须满足天子与帝国的政治需求。因此文官们采用各种智巧的方法，让古代文献合乎新的时代氛围，比如运用单字的通假，文序的调整等等。从文本溯源来说，如果我们将出土文献的用字视为传世文献的假借字，则不仅违背了解读史料的历史顺序原则，更是重复、或认同了汉代文官的编修方式。汉代文官为了配合当时的政策与权势，纔作了这许多调整。因此在寻求文献原貌的研究中，应尽量脱离这些运作，方能进一步追本溯源。

此外，两千余年来流传的先秦典籍，都出自汉朝文官的编修，故经由先秦简本与帝国经本的比较研究，我们能够厘清汉朝文官采行的编修方法，并进一步理解汉代文官此举之用意。这也是颇为关键的研究议题。

秦汉秘府收藏了很多包括儒家文献在内的前代文书，其中大部分应属于“私书”。汉孝武决定以儒家思想作为治国之本后，西汉文官即从许多不同时代的私书版本中进行校刊，决定公用的经书版本。笔者经由《缁衣》简、经本的对照，归纳了以下几种整理、编修经籍的方法：全篇编排结构的变动、单字的更改（包括用假借字、新时代历史语言的用字等）、保留原字但调整字词的用意、窜入注明的文句，或者以结构的变动和用字的调整来更改全篇主题。[13]这些系统性的改动都指向同一种政治态度，我们也可以从而观察出其一贯性的彻底修改手法。

（五）不同时代的“历史语言”。

并不是所有的简、经本差异都出自汉朝秘府文官有企图的窜改，另外也可能有其他不同学派的修订本在民间流传，或者是战国中晚期的儒生创发了新的观点或分析视角，以致《缁衣》版本受到的多样化的影响等等。

此外，自然语言的变化往往也会影响后人的理解。这种历史性的语言差异乃文献演变中颇为关键的要素之一。所有的语言都处于不断的发展变化状态，各时代的习惯用词不同，字词用意也不停地演化。因此战国时期的“历史语言”与汉代的“历史语言”也会有所不同。对汉朝人而言，姑不论汉朝人对古代实际情况的陌生，在秦代文字统一之后，有些简文字汇早已绝迹，战国版本均被归入古书之林，而非寻常易懂的书籍。因而汉人整理古代文献时，多会在有意、无意间作用字的调整，以新字取代汉时已绝用或改义的字词。一切用字的调整，又离不开汉代时期的历史语言和用字习惯。

历史语言具有多项特征，其主要者有三。其一，在不同时代的语言中，往往会用不同的字汇指出相近的观念，这可谓之不同时代用的同义字。有时候，这些同义字也是同音字。在这样的情况下，后人一般会直接用新字取代古字。但若更进一步研考同义字的关系，则会发现其用意常有若干差异。由于这些差异，所以同义字的更换还是仍有造成整个文义变化的可能性。

其二，在历史语言的发展过程中，字汇的用意也处于不停变化的状态，这往往会影响人们对文献的理解。是故，汉代文官编辑先秦文献时，他们会依据汉代主流的字汇用意对文献作一些调整。

其三，在语文的发展下，许多古字衍生出几个字体，然同时亦有相反的情形。两个同音的古字可能在后世被合并为同一个字，或一个字衍生出几个不同的字。这些都是最基本的字体发展状况。此外，手写抄本的字形简化或异文，过了几百年后，亦会造成后世人的误解。[14]

以现代研究者的立场来说，我们应该慎重于文献时代的“历史语言”，尽量避免以后期的字汇取代文献的原字，应该以其他同时代文献的例证，来研考用字的历史涵义。循此纔能回复先秦时代的“历史语言”，进而更接近、了解先秦文献的本意。

三、补记：今人在先秦文献研究上的优势

最后笔者拟补充强调，在上述的研究领域里，有两种态度是很危险的。部份学者认为汉人的误解与成见太多，对先秦社会文化的理解反倒不如现代的研究者；又或者以为传统的版本学研究比不上现代学术的科学方法。对此，笔者皆深不以为然。因为单就时间而言，汉朝人对先秦的了解应该更胜于我们。而在研究方法上，版本学历经两千余年的发展传统，已能提供颇为精准的分析意见，这些都是不容轻易忽视的。可是另有两个相反的理由也必须加以考虑：第一，虽然汉朝人的先秦知识和所见资料比我们多，但汉代还是版本考证的晨旦时期，当时学者缺乏考证文本资料的方法与知能（尤其是西汉），东汉经学家们的考证方法虽趋于成熟，但先秦的文献原本至此已所剩不多了。第二，后世对传统经书的校雠方法又更精准，可是在考证兴盛的时代，学者们无缘见到先秦的出土资料；即便偶然见到，也没有断代分析的能力，无法从汉代以后的诸多民间散佚文献中，将这些来路不明的文本区分出来。

要之，我们现在共有两个研究优势：首先，可以从两千余年来的考证学传统中继承严谨而精准的研究方法；其次，我们犹如身处文本学晨旦时代的学者，拥有亲眼目睹先秦版本的机会，且具备确定版本年代的科学能力。此外，我们只是作研究，并没有塑造“经本”权威的目的，所以没有意识形态的压力。然若想对古人的旧说陈见提出一点质疑或新解，还是必须经过严谨的校雠分析。

四、《缁衣》对研究儒家经典形成的作用

以上所述均为笔者对研究“儒家经典形成”的学术观点与研究方法上的浅见。以上所述均为笔者对研究“儒家经典形成”的学术观点与研究方法上的浅见。汉代以后传世的儒家经书，目前仍在出土的文献中还是极少数。尽管如此，有一篇儒家文献却很难得地有两种先秦版本出土，此即《缁衣》篇。虽然出土古籍本身带有偶然性，但在文献稀少的情况下来看，其竟能出土两种不同版本，我们约略可推知在先秦社会中，《缁衣》已是一相当流行且重要的著作。是故，在先秦社会的思想研究中，如何理解《缁衣》本意应是一项颇为关键之研究课题。此外，因有完整的先秦简本与《礼记》中的汉代经本，简、经本之对读也有助于厘清汉府文官编辑经书之趋势。郭店楚墓出土和上海博物馆收藏的《缁衣》简，即目前所发现的两种先秦抄本，为探索“儒家经典形成”的问题提供了现有最丰富的资料。因此，笔者选择《缁衣》作为简、经本互相校雠的对象，来探索先秦儒家政治思想的原貌，以及汉代儒家政治思想的正统变化。

经过对每一章的考证与解读，笔者企图将《缁衣》恢复成先秦的样貌，并探讨其全文结构、旨意、形成的情况、在不同时代的作用，以及儒家经典的形成问题。

本研究主要依循《缁衣》简本的结构，进行文本的章句校雠。内容主要包含原文并列[15]、释文校勘、文字考释及训诂、简本释文与译文、文义诠释等问题研究。希望据此逐步了解先秦《缁衣》的原貌，及其在战国时期的演化，以及汉代经化的趋向和方法。因《缁衣》多引《诗》、《书》二经，故版本的校雠也涵盖传世的《诗》、《书》经版本。简本引《诗》、《书》的部份，大多与《毛诗》和《尚书》经本不同，因此本研究，除了《缁衣》之外，还涉及对《诗》、《书》的本义考证。

[1]战国宋‧庄周着、王叔岷，《庄子校诠》，台北：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1999，页1229-1230。

[2]在此笔者赞同王博和韩碧琴的观点。“百家争鸣”时的文本着重于概念之斟酌与设计，而帝国时代的经本着重于政治之导向和概念之实务。参见王博，《简帛思想研究》，台北：台湾古籍，2001，页20；韩碧琴，《礼记．缁衣》与郭店楚简缁衣之比较，《兴大人文学报》第33期，2003，页111。

[3]荆门市博物馆编着，《郭店楚墓竹简‧语丛一》，北京：文物出版社，2003，页18-22。本文凡引用出土文献，均以粗体字标示之；罗马数字则为竹简编号，以下皆同。

[4]荆门市博物馆编着，《郭店楚墓竹简‧六德》，北京：文物出版社，2003，页22-23。

[5]曹峰，第十二章、儒家经典与出土文献，郑杰文、傅永军主编，《经学十二讲》，北京：中华书局，2007，页317。

[6]《庄子‧天运》曰：“丘治《诗》、《书》、《礼》、《乐》、《易》、《春秋》六经，自以为久矣，孰知其故矣。”参战国宋‧庄周着，王叔岷撰，《庄子校诠》，页546。

[7]曹峰，第十二章、儒家经典与出土文献，页316。

[8]曹峰，出土文献可以改写思想史吗？，《文史哲》2007年第5期，页38-51。笔者不赞同部份学者完全从传世文献释读出土文献的作法，包括以传世文献的用字来认定出土文献的字体。但曹峰先生似乎并不全然否定此种研究方法，其谓：“有的学者强调不受传世文献诠释系统的影响，对出土文献作独立、客观的研究，这虽然是一种科学的精神，但如果走向极端，抛开传世文献的印证和启发，主题先行，凭空解释，其结论可能更不可信。”根据笔者的理解，脱离传世文献过度的压力，并不等于“抛开传世文献的印证”，只是在进行出土、传世版本的对读时，必须认清：出土文献比传世的版本更早，其内容未必与传世文献相同。所以我们应该尊重出土的版本，而非视之为传世文献的另一种抄本，因为这基本上违背了历史顺序。反之，我们应该先由出土版本的文字本身出发，来进行各方面的考证，这在方法上会较为妥当。

[9]参陆游，喜杨廷秀秘监再入馆，《陆放翁全集》，台北：世界书局，1990，下册，页362。

[10]曹峰，第十二章、儒家经典与出土文献，页326。

[11]廖名春，郭店楚简《儒家》著作考，《孔子研究》1998年第3期，页71。

[12]骈慧娟，从三种《缁衣》看先秦文献的传播，《上海师范大学学报》，卷32，2003年第4期，页56-60。

[13]笔者曾专门提出过讨论此问题，参见郭静云，试探西汉文官编修“天下之经”方法—以《缁衣》篇为例，（韩国）《中国古中世史研究》第二十辑，2008年8月，页253-285。

[14]笔者曾以专文讨论此一问题，请参郭静云，由竹简《缁衣》论战国时期历史语言的问题，《简帛研究2007、2008》，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2009，页21-39。

[15]简本版本来源乃荆门市博物馆编着，《郭店楚墓竹简‧缁衣》，北京：文物出版社，2002；马承源主编，《上海博物馆藏战国楚竹书（一）》，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1；经本图案用参缺唐开成二年拓本。

本文原文为郭静云先生著《亲仁与天命——从<缁衣>看先秦儒学转化成“经”》（台北万卷楼2010年出版）的总论。转发自“历史考古与上古文明”微信公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