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方：成都金沙出土玉器的特征

金沙现已出土了27件玉琮,可以说是目前国内除良渚文化以外区域出土玉琮最多的一处,说明玉琮在金沙礼制系统中占有极其特殊的地位。金沙大多数玉琮为矮方柱体,器表不分节槽,素面无纹,质地较差,制作粗糙,体现出与齐家文化及中原地区其他出土玉琮相似的特征。金沙遗址中只出土有两件高节玉琮,外表分节开槽,每节上雕琢纹饰,选料精良,制作精湛。其中的十节玉琮无论在材质、形制,还是在制作工艺、纹饰等多个方面与本地玉器都有显着的区别,为典型良渚文化晚期玉琮,经过一千多年的漫长岁月辗转流离到金沙。

现此器身上的纹饰已变得模糊不清,残留的油渍与污秽是长期盘玩的结果,使该器平添了几分沧桑与神秘。另一件四节玉琮应为本地仿良渚式玉琮,色泽缤纷,玉质上佳,气势不凡,是目前所见商周时期玉琮的精品,也是商周玉琮中体形最大的一件。

金沙出土的玉璧大大超过了三星堆时期。大多数玉璧色泽艳丽迷人，制作打磨精细,说明玉璧在金沙祭祀活动中占有重要的地位。玉璧中数量最多的是有领玉璧,通常器体较薄,其环面尺寸多大于孔径,有的璧面上刻划着与三星堆玉璧相同的同心圆圈纹,纹饰有的密集,有的稀疏,制作都极规整,孔璧打磨也非常光滑。

还有一件有领玉璧，在璧外周缘琢出四组齿状饰,这种装饰特点与中原地区出土的牙璧有一些相似,但在有领璧上开牙的方式却不见于国内其他地区,具有明显的本地特色。

金沙遗址中已出土玉璋200余件,已超过国内各地已出土玉璋(包括三星堆遗址)数量的总和。金沙玉璋玉材大多选料精良,以多色玉为主,制作规整,加工精细,整器有较高的光洁度。金沙玉璋有大有小,一般的长30厘米左右,个别玉璋长达100厘米以上,最小的长度仅有5厘米左右。玉璋的阑部装饰手法与三星堆遗址大体相同。金沙出土最精美的一件玉璋，阑部装饰较为复杂,两侧对称雕刻出一对立体蹲兽,好似在互相对峙,形象生动,制作精细,器表打磨得极为光滑,复杂的阑部装饰显示出极高的玉器制作工艺。有的玉璋阑饰则极其简化,仅刻出几道浅槽,却并不做出齿突,表现出玉璋的演变状态。金沙出土了100余件长度仅5厘米左右的小型玉璋,齿饰较为简单,装饰意味浓厚,可能已完全失去其神秘、威严的感觉,变化为明器。

金沙遗址出土玉戈50余件,类型大致与三星堆同。玉料选择广泛,以多色玉为主。这类器形制多样,制作精细。其中一件玉戈,玉质润泽晶莹,制作细致讲究,与商后期的妇好墓、甘肃庆阳、新干大洋洲商墓、广汉三星堆一号坑出土的几件玉戈形制和纹饰都较为相近。

金沙遗址祭祀区中出土的玉钺是四川地区首次发现。几件玉钺制作精工, 品级极高,深刻地体现出其使用者的地位与等级。一种外形为“风字形”的钺,扉牙错落有致,刃部两端上翘,与二里头遗址中出土的玉戚形制最为相似;另一种扁平似璧形,刃部呈四段连弧形的钺与二里头三期墓葬中出土的两件玉璧戚相似。还有一件钺，平面为梯形,三角形尖顶,刃部为外弧形,与传统意义上的玉钺有一些区别,类似的玉钺在全国也不见,可能是古蜀国玉工的一种自我创造。此器作工精湛讲究,器身两面以阴线和减地相结合的技法对称刻划浅浮雕兽面纹,带有商周时期中原地区青铜器纹饰的因素,很明显又是受到中原文化的影响。

与三星堆遗址一样,金沙遗址的玉礼器中出现了大量斧、锛、凿等工具类物品。这类器物制作极精细,均少见使用痕迹,应不是实用器,而是礼仪化的工具。最特别的是一种器表一面平,一面呈弧形,平面近刃口处内凹的玉凹刃凿形器。此类器物是由成都平原新石器时代晚期遗址中的一种手工工具(或木工工具)——小型石质凹刃凿演变而来(图二十四)。三星堆一号坑中曾经出土过三件,但在金沙遗址中则数量较多,选料讲究,制作精美,不具有实用性,说明这类器物在金沙时期已成为祭祀活动中的重要物品,是具有强烈地域性特点的器物。石质的凹刃凿形器目前在云南东南部、广西西部、越南冯源文化的青铜时代遗址中也有少量出土,表明古蜀文化在较早时期就与我国东南一带的古文化有了交流与联系。

在金沙遗址中还发现了一些新的器类,如梯形刻槽器、椭圆形器等,之前在国内从未出土过,至今仍不能明晰其用途与功能,只能根据器物的几何形状暂时命名。

金沙遗址玉器中还出土有大量的玉镯、玉环、玉箍形器、绿松石珠、管、片、玉挂饰等装饰类玉器。在发掘中发现它们多与玉璋、玉凿、玉璧及金器、铜器等一起埋藏,说明也是当时礼仪活动中的重要物品。

金沙遗址中出土了一件玉神人面像,整体造型风格与三星堆二号器物坑铜神坛第三层山形座旁边的侧面人头像几乎完全相同,与二号坑出土的大型铜兽面具特征也有相似之处。这件器物的出土清楚地表明了金沙遗址与三星堆之间极其紧密的关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