讲座：莫多闻：中华文明探源中的环境考古研究

#我在头条搞创作第二期#本文为北京大学考古文博学院研究生课程《考古学研究》“中华文明探源的北大实践”系列讲座的第三讲《中华文明探源中的环境考古研究》的讲座纪要。

一

环境和环境考古学科简介

莫多闻教授首先为考古文博学院的学生介绍了环境考古这个学科的定义和学科目标。

环境考古的定义是：运用各种古环境重建的方法和技术，在重建古代人类生存环境及其变化的基础上，研究环境与人类活动及其文化之间的关系，揭示古代人类及其文化形成与演化的过程和机制。

不同学科、不同学者对于“环境”的定义与内涵不同，莫多闻教授给出的定义为：人类及其所创造物之外的所有空间、物质、能量、信息和运动变化过程。基于这个定义，环境又可以分成9个子系统/环境要素：空间位置、地貌、气候、水文、土壤、地质、地球内部过程、天文。这个分类子系统里并不包括自然灾害，因为自然灾害可以理解为某一环境要素或某几个环境要素的特殊过程或时间，如干旱是特殊的气候条件、洪水是特殊的水文过程、地震是特殊的地理物理和地质构造活动引起的事件，环境考古研究不仅要关注常态的环境过程，也要关注这些异常的特殊环境过程和事件同人类活动的相互影响。

而与环境相对为文化（考古学文化/人类文化）从广义上可以被定义为：人和人的一切行为及其产物（包括精神文化），以及由此构成的社会状况。一般包括：生业经济（渔猎采集、农、工）、器物（工具、用具、武器）、聚落（居址、墓葬等）、交通运输、语言文字艺术、科学技术、军事、宗教信仰、风俗、社会制度等。

环境考古学主要研究内容设计5个领域的科学体系：1、考古遗址（遗迹、遗物）形成和变化过程的环境考古研究是环境考古研究的前提；2、环境与人类文化关系研究是环境考古研究的基础；3、遗址或区域的环境考古综合研究是环境考古研究的主体；4、人类及其文化形成与演变过程和机制的环境考古研究是环境考古研究的高级目标；5、环境考古学科建设/理论与方法体系创新同环境考古研究实践互为基础、互相促进。

二

中华文明探源中的环境考古研究

莫多闻教授从五个方面讲述了环境考古研究在中华文明探源工程中的作用。

自然环境及其演变对于人类社会及经济文化发展的影响具有重要作用，有时甚至具有决定性的作用。中华文明起源的地域、时间、发展历史与发展模式、文化特征的形成与演变、文明发展的动力的等一系列重大问题，都同自然环境之间存在非常密切的关系。

中华文明探源工程自开始以来，就将自然环境及其演变同文明起源与发展关系的研究列为重要内容。北京大学作为主持单位，联合中国社科院考古所、中国科学院地质地球物理所、南京大学、兰州大学的等单位，承担了探源工程预研究以及一至四期环境考古方面的研究课题。广泛开展了中华文明起源地区全新世环境特征及其演变历史的研究，大幅提升了这些区域的全新世环境变迁研究水平，为中华文明起源过程中的人地关系研究奠定了坚实的基础。将遗址或区域的自然环境特征及其变化历史同中华文明起源与早期发展过程的耦合分析，在中华文明起源的地域、时间、发展历史与发展模式、文化特征的形成与演变、文明发展的动力、都邑性或中心性聚落的兴废、自然灾害对人类文明进程的影响等一系列重大问题同自然环境的关系，取得了一些新的认识。

（一）中华文明起源的地域、时间同自然环境的关系

莫多闻教授指出了文明起源的基础是：较大区域、人口众多（人口的快速增长）、经济发达（农耕、手工业、定居聚落）（人口、农耕、定居聚落相互促进），战争、灾害治理、环境限制等可能对文明进程有促进作用，但不是根本和必然的原因；畜牧业经济区域的人口密度远小于种植农业，因此畜牧业经济为主的地区文明起源一般较晚。中国农业起源早、人口和新石器文化快速发展的区域成为中华文明早期起源的主要区域。莫多闻教授依次对比了青藏高原、西北干旱区、东北中北部、华南地区、以及黄河及西辽河流域、长江中下游地区、成都平原等的自然环境情况，说明了黄河、长江及西辽河流域成为中华文明早期起源地区的环境基础。

（二）中华文明起源“多元一体”模式的环境原因

中华文明经历了多地起源、走向一体的发展过程。这种多元一体的发展模式在世界文明史上是独一无二的。其背后的动力机制及其同自然环境的关系是学术界十分关心的重大问题。

1. 中华文明多地起源的环境基础

莫多闻教授指出中华文明多地起源的环境基础有环境差异和空间距离两个方面。全新世时期，长江中下游地区比西辽河地区的年均气温高近10°C，长江下游地区的降水较甘青地区高1000mm。地貌、水文、士壤、动植物等因素也都存在巨大差异。环境的差异，导致各地区生业模式、居址建筑方式及各方面文化特征都存在显著差别。中华文明早期起源地区南北东西跨度近2000公里，各文化区都是一个范围很大的地理区，新石器文化早、中期，空间距离是制约区域间文化交流融合的重要因素。因此虽然各地区之间在新石器文化发展过程中存在较多联系，但仍以各地区独立发展为主，肇始于新石器晚期的文明起源进程也是以各地独立起源为主。

2. 文明统一性的环境基础

中华文明的统一性也有着多方面的环境基础。首先，相似的气候（东亚季风、雨热同季）、相似的土地资源条件（辽阔的黄土地貌或河流冲积平原），是发展以种植农业为主要的经济基础。其次，各地区相互邻近，具有通达便利的地貌条件，相邻地区的环境条件具有相似或过渡性特征，便于各区域、尤其相邻区域间在新石器文化发展进程中发生越来越密切的联系。同时，中华文明具有环境特点的内聚性：东部与东南临太平洋，西南和西北有高大山脉，西部多戈壁沙漠，北面高寒。由于同域外文化或文明的巨大空间距离和地理阻隔，中国史前文化以内部区域间的交流为主，同域外的相互作用相对较弱。由于上述环境基础，中国境内各区域间史前文化的交流可以追湖到新石器早期甚至更早的时期，往后各区域间相互作用不断增强，各区域文化中共同因素不断积累，为日后统一的中华文明形成奠定文化基础。

中原地区在中华文明起源与发展过程中的独特作用。其具有能抵御气候干凉化或水患灾害的自然条件，有利于文化持续发展；位置居中、环境特征适中，有利于吸纳周边区域文化因素或向周边辐射文化影；地域广大，有利于形成区域强势文化；由于独特的环境优势，随着历史的发展，中原地区在中国史前文化发展和统一的中华文明形成进程中发挥了核心作用。

3. 环境特征极其变化促进了多元一体中华文明的形成

莫多闻教授从气候脆弱性和水文环境脆弱性两方面讲述了环境对区域文明进程的影响。

400mm年降雨量是农业能否持续的气候界限，西辽河地区、甘青地区以及陕北、内蒙中南部地区即位于现代400mm降雨线附近。莫多闻教授以5000aBP前后和4000aBP前后发生的两次气候干凉化事件为例，讲述了干凉化对地区文明发展的影响。例如，甘青地区虽然在5000aBP之前已经出现了大型公共建筑，但由于气候干凉化的影响，5000aBP之后再也没有出现大型公共建筑和大型城址，4000aBP前后的齐家文化之后，甘青地区后继的也是一些分散的以畜牧业为主的文化类型；西辽河地区在5000aBP之前的红山文化晚期已经出现大型祭祀遗址，但在5000aBP气候干凉化之后的文化遗址数量和规模都很小，4000aBP之后的夏家店下层文化虽然比较发达但区域规模小、位置偏居一隅，难以再与中原文化抗衡。为了进一步说明气候干凉化对气候脆弱性地区和非脆弱性地区会产生不同的影响，以洛阳地区与陕北榆林地区的对比为例，前者在4000aBP气候干凉化后人类文化获得了进一步发展，而后者在4000aBP气候干凉化后人类文化呈现明显的衰落趋势。

水文环境脆弱性也影响了区域文明进程。以长江下游地区文明起源的主体地区环太湖平原为例，约一半地区海拔不高于3米，平原地面与水面之间的高差小，而水面存在季节波动、年际波动以及更长时间尺度的较大幅度波动，因而隐含了区域的水文环境脆弱性。良渚遗址群地区的地层剖面显示，7000aBP以前当地水面已达2米多的海拔高程，良渚文化时期区域水位有明显下降，良渚文化之后洪水位又有显著上升。从遗址数量分布上来看，从马家浜文化到崧泽文化遗址分布有向太湖以东发展的趋势，良渚文化遗址数量达到顶峰，钱山漾-广富林文化遗址大幅减少，到马桥文化遗址数量仍然不多。莫多闻教授指出，4000aBP前后的水文环境变化是导致良渚早期文明衰落的主要原因。长江中游地区石家河文化后期和后石家河后期可能受到了气候变化和水患灾害的双重影响。

长江上游四川盆地广大中东部地区为丘陵，河谷地区水患严重，不太适合稻作农业；气候和土质条件又不太适合旱作农业，因此区域新石器文化发展较晚。5000aBP以后成都平原的宝墩、三星堆文化虽然获得快速发展，但文化整体势力、偏居一隅的地理位置，难以取得在中华文明早期发展中的优势地位。

黄河下游地区4000aBP的气候干凉化对区域内的稻作农业影响较大，区域内水患区域比例较大，黄土丘陵台地区域比例较小，龙山文化晚期开始出现明显衰落趋势。加之地域较小，商周时期被逐渐纳入华夏文明统一发展的轨道。

中原地区，较高的气温和降水在气候干凉化背景下能支撑旱作农业的持续发展黄土丘陵台地分布广泛，降低了水患的影响。而且还具有地域广大、位置居中、环境特征适中等有利环境条件。龙山文化之后，中原地区文化获得了持续发展，并在社会发展进程上产生了质的进步，形成了夏商王国文明。夏商周文明不断向周边区域强势辐射，奠定了中华文明多元一体的格局。

（三）中华文明持续发展的环境基础

中华文明是世界上唯一从起源发展至今从未中断的文明，莫多闻教授将其持续发展的环境基础概括成四个方面：环境多样性、地域广大、中原地区的核心作用、和地理环境的内聚性。

环境多样性，赋予人类文化持续发展的潜力。中华文明早期起源区域的环境多样性，发展了多样的农作和生业经济方式，可以通过生业经济的方式调整或空间迁移以应对气候变化。适应不同地貌类型的旱作农业具有抵御洪涝灾害的潜力。

地域广大，以黄河和长江流域如此广大地区为主体形成的文明，其本身的博大而具有不可撼动和替代的伟力。历史上的一些特殊时期，外围的一些民族可能取得短期上的统治权，但不仅没有改变中华文明的传统，而结果总是进一步融合到中华文明体系之中，使得文明的地域更广大，文化内涵更丰富。

中原地区的核心作用：中原地区的环境优势具有吸纳周边先进文化因素、辐射区文化影响，因而发挥了促进衰落地区文化复兴、维护文明统一的核心作用。

地理环境的内聚性：中国同周边世界其他地区的古代文明区域从地理环境上处于遥远和相对隔离的状态，所以在新石器文化和文明发展早期，不存在其他地区文明对中华文明的冲击威胁，即具有相对安全的外部环境。

（四）文明起源进程中古代都邑兴废同环境的关系

莫多闻教授以陶寺、良渚等几个实例探讨了文明起源进程中古代都邑兴废同环境的关系。

1. 陶寺古城兴废同环境的关系

陶寺遗址所在的临汾地区，在全新世时期，汾河及其文流河床比现代高，盆地中一些低洼地区仍有湖泊分布，地貌和水文环境比现代更好。盆地广泛分布的台地型平缓平原、黄台地、黄土丘陵等是旱作农业优越的土地资源。吕梁山、太岳山、中条山等山地，汾河等大小河流提供丰富的水资源。山西地堑系列盆地是中原地区同北方及东北地区的重要文化交流通道，黄河谷地渭河谷地，各山脉有许多低缓的坪口谷地，有利于东西南北的文化交流。

遗址植物遗存及多个全新世剖面的孢粉、地球化学、磁化率等古环境指标分析结果表明，临汾盆地全新世时期为温带湿润气候，新石器文化得到快速发展；陶寺文化时期，虽然气候暖湿程度有所降低，但仍高于现代，能支撑旱作农业的持续发展。

己有研究表明，龙山晚期，洛阳盆地、关中盆地等曾出现洪水危害事件。临汾盆地相对河谷深切，地势较为高爽，自然环境的相对优越性得到凸显，区域人类文化发展而进入古国时代，为古国都邑的形成奠定了区域文化基础。

陶寺古城选址的环境原因主要有：陶寺文化分布区比较适中的位置；较为平缓的黄土台塬，且地势较高；水资源较为丰富和稳定。

研究表明，陶寺文化之后，沟谷没有很快下切，地貌条件依旧；水资源条件减少不显著。对于陶寺古城遗址废弃的原因，学界有一种说法是石峁人群南下的破坏，莫多闻教授从环境考古的角度分析了为何陶寺古城被破坏后没有继续利用和复建。区域对比研究表明，洛阳盆地及郑洛地区地形更为平坦开阔，河谷深度较小，可以更方便利用河流水资源。龙山时期之后，洛阳及郑洛地区人类文化获得更快发展，临汾盆地区域文化的比较优势不再，逐渐成为以郑洛地区为中心的夏商文化分布区，丧失了古国都邑存在的区域文化基础。

2. 良渚古城兴废同自然环境的关系

良渚时期有利的环境条件导致良渚文化的兴盛，区域进入古国文明时代，是良渚都邑性古城兴建的文化基础。良渚古城所在的地理位置、地貌与水资源条件是良渚古城选址的主要环境原因。良渚文化之后的洪泛沉积（具水平层理的黄色粉砂土）在良渚古城的环壕和低洼地中也有分布，但区域长期频发的洪泛过程导致良渚文化衰落，古城的存在失去了区域文化基础是古城废弃的主要原因。

3. 古代都邑选址、兴废同环境的关系

多座都邑性古城多方面环境研究结果表明，都邑性古城于所在地点的地貌、水资源条件，以及所在文化区中的位置，是都邑性古城选址的主要环境因素。都邑性聚落的兴起都是区域文化兴盛的结果，都邑性聚落的废弃也是区域文化衰落或相对地位降低所致，而区域文化的兴盛与衰落则与区域环境变化密切相关。

（五）自然灾害对文明早期起源过程的影响

中华文明起源时期，黄河流于和长江流域各地区都曾发生过洪泛事件，但各地区发生洪泛灾害的原因、分布范围、对文明进程的影响都很不同。例如，长江下游地区距今4000年前后开始发生的洪水频发期可能是导致良渚文化衰落的主要因素；长江中、上游地区、黄河下游地区的洪水事件都曾对区域文明进程发生过危害性影响；黄河中、上游地区的洪水事件对区域文明进程的影响很小。

黄河上游和西辽河地区以及陕北和内蒙古中南部地区的气候干旱事件对这些区域的人类文化兴衰演化和文明进程发挥了显著影响，气候干旱在一定程度上阻碍了文明的发展进程。黄河中上游和西辽河流域某些地点的沙漠化事件对这些区域的人类文化发生过危害性影响。己发现河南郑州地区仰韶文化末期、龙山文化时期都曾发生过地震事件，也对当地聚落和文化产生过破坏性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