荐书：成就空前的地理学、历史学巨著《大唐西域记》

《大唐西域记》是我国古代极为重要的一部地理著述。它不但使中国地理学达到空前的水平，对于印度以及亚洲其他地区的地理学也做出了巨大的贡献。在玄奘之前，虽然早有不少地理著作，但它们不是夹杂着浓重的神话传说成分（例如《禹贡》《山海经》《穆天子传》等），就是叙述范围较小（例如《法显传》《惠生行传》等）。

玄奘西行的时代，在中国方面，正值唐代一统天下，声威逐渐远播之时，所以在今新疆等地的旅行颇为顺利；此时西突厥政权在中亚等地的“强制和平”又有助于他在该地区的活动；至于北印度，也恰值笃信佛教的戒日王雄霸之时，这大大有利于玄奘在那里的求学和旅行。玄奘因此得以比较顺利地通行各国，从而比较具体地记载各地的地理状况。

玄奘回国以后，唐太宗出于“扬威四海”的强烈愿望，迫切希望玄奘迅速写出此书。这是《大唐西域记》的内容较诸以前各种地理书更为详细，更为真实的重要原因之一。《大唐西域记》所记述的国家达一百三十八个以上，分布的范围则以中亚、南亚为主，兼及西亚、小亚；其中绝大部分都是他亲履之地，大多数地理、交通描绘都真实可信，所载佛教古迹也多凿凿有据，不少记载已为现代考古发掘所证实。所以，即使仅就古代地理学而言，《大唐西域记》也完全称得上是一部杰出的著作。

《大唐西域记》的另一个重大贡献在于历史方面，即是在印度历史、印度佛教史及中西交通史方面的巨大史料价值。古代印度人在哲学、自然科学方面都有很高的造诣，但是缺乏历史观念，没有给后人留下哪怕仅仅一部的翔实史籍。马克思也曾慨叹：“印度社会根本没有历史，至少是没有为人所知的历史。”（见其《不列颠在印度统治的未来结果》）

因此，玄奘的这一著作，被研究印度历史的学者们公认为极其宝贵的历史资料。印度史学家辛哈、班纳吉说：“中国的旅行家如法显、玄奘，给我们留下了有关印度的宝贵记载。不利用中国的历史资料，要编一部完整的佛教史是不可能的。”（见他们合著的《印度通史》）英国的著名印度史学家史密斯也曾说：“对于玄奘对印度历史的贡献，无论怎样评价也不会过高。”（见 V.A.Smith, The Oxford History of India）

《大唐西域记》对于印度历史上的许多重大事件都有所记述，例如关于伟大的语法学家波你尼，关于毗卢择迦王讨伐诸释，关于阿育王与太子拘浪拿的故事等；至于对贵霜王朝雄主迦腻色迦、公元 7世纪上半叶北印度统治者戒日王等人的描述则更为详细。

关于佛教史，《大唐西域记》保留的资料还很多。佛教史上几次著名的集结，除了南传佛教承认的阿育王集结外，其它的活动也都被记载下来；大乘佛教的许多大师，如马鸣、龙猛（龙树）、提婆、无著、世亲等人的活动情况，书中也有不少描述。另一方面，《大唐西域记》还谈到了释迦牟尼的生卒年份，而这对于印度历史年代的确定，起着关键性的作用（当然，尚有其他汉文史籍也谈及了这个问题）；释迦的生卒年份确定后，此前和此后的重要事件的年代才有可靠的依据，才能真正谈到历史。有的史学家形象地说，在古代印度没有年代的一片黑暗中，有一根闪光的柱子，这就是释迦牟尼的生卒年代。

《大唐西域记》不仅解决了其他史籍所没有解决的问题（例如，关于印度当时的政治经济状况，关于重大历史事件，关于宗教力量的对比，关于佛教的结集，关于小乘部派的分布情况等），还提出了不少值得研究、解决的新问题。季羡林在《大唐西域记校注》的《前言》中指出，玄奘提及的各国的语言情况，至今尚未完全获得证实，有待于进一步探讨研究。提婆达多是释迦牟尼的死敌，他与释迦在当年的斗争，对于后世大乘佛教的教义和发展有否关系？这又是一个非常值得思考的问题。此外，玄奘所记印度的若干社会制度、风俗习惯也有待于继续深入地搞清楚。

以上只是简要地提及了《大唐西域记》的主要价值，而其实际贡献远远不止这些。它不但拓宽了当时中国人的眼界，以及为后世保存了珍贵的史料，并且还对中国日后的文化艺术施加了巨大的影响。由《大唐西域记》敷衍而成的著名古典小说《西游记》，便是生动的一例。真正能够流芳百世、永垂千古的作品，取决于它的内在价值，而不是依靠人为的吹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