徐成：商周故事，浓缩在青铜铭文里

西周是中国历代仁人志士心向往之的时代，在这个时代里，中国人逐渐走出蒙昧，礼、乐开始成为整个民族的行为准则，殷商神秘可怖的宗教逐渐淡出；在这个时代里，官僚制度逐渐成形，尚未从世袭贵族中脱离而出的职业官僚开始成为王朝统治天下的重要工具；在这个时代里，理性的思辨源源不断地出现，为后来春秋战国时代的思想大碰撞奠定了基础。可以说，这个时代为中华文化、中国历史走向确定了基调，其影响直到今天仍未变弱。这个时代为我们贡献了11件“禁止出国（境）展览文物”，以青铜器为主。与前代相比，最大的区别是，越来越多的文字开始出现，文字让我们可以得到的信息成倍增加，也让这些文物有了更值得我们反复品味的内涵。

虢季子白盘铭文 111 字，高度简练地叙述了虢季子白战争中大胜，得到天子高规格赏赐的史事，为我们研究西周晚期战争、周戎关系提供了宝贵的资料

“中国”之始

藏于陕西宝鸡中国青铜器博物院的何尊可能是最为大众所熟知的西周青铜器之一。

这只堪称不世珍宝的青铜尊差点永远和我们失之交臂。1963年，宝鸡人陈某在自家后院挖掘出一只青铜器。次年，这个锈迹斑斑的铜疙瘩被出售至废品收购站。1965年，宝鸡市博物馆干部在废品收购站发现了这只青铜器，将其购回，确定这是一件西周早期的青铜尊。又过了10年，上海博物馆馆长、著名青铜器研究者马承源发现尊底厚厚的铜锈下掩盖着青铜铭文，经清理后，122字的长篇铭文现世，如同一道惊雷，炸响在中国历史上空。

铭文内容大意为：成王五年四月丙戌，成王刚迁到成周洛邑时祭祀了武王，在祭祀之后，成王对周宗室子弟们发表了长篇训话，先回忆了子弟的父祖辈辅佐文王、武王的旧事，承认了宗室对王朝建立立下的汗马功劳，希望姬姓宗亲能始终忠诚辅佐王室。

按照《尚书大传》的说法：“周公摄政，四年建侯卫，五年营成周，六年制礼作乐，七年致政成王。”周王朝在周武王死后的第三年彻底平息了席卷王国东部地区的大叛乱，在第五年营建了镇服东部国土的新都成周。之后两年，周公旦将统治权归还成王，北面称臣。何尊的出土再次印证了古文献记载的真实性，为研究西周历史提供了宝贵的时间坐标。

在何尊的长篇铭文中，成王回忆里，武王为王朝新都择址时曾向天报告“余其宅兹中国，自兹乂民”，“中国”一词在历史上第一次出现，何尊因此“出圈”。实际上，此“中国”非彼“中国”，武王口中所说的“中国”实际上是指“中央之城”，也就是成周洛邑。在中国南方得到开发之前，洛阳附近处于几大地理单元的中心，四方道路汇聚于此，武王择址于此，一方面是因为此处便于周人管理东方国土，另一方面也是因为“四方入贡道里均”。而在之后的历史演进中，“中国”逐渐从“中央之城”转变为华夏文明覆盖之地的代称，中国人也成为华夏民族共同的名字。

召公与燕国之始

现藏天津博物馆的太保鼎是一件让人过目难忘的精品青铜器。与寻常所见古朴厚重的青铜方鼎不同，这只方鼎体积既小，装饰也颇具匠心：鼎腹呈浅长方形，折沿上立耳，鼎足细而高。鼎体四边装饰夸张的扉牙，四面装饰兽面纹和垂叶纹，每只鼎耳上趴着两个身似虎、长垂角的怪兽，鼎足根部装饰兽面，中部又有轮状装饰。总而言之，装饰繁缛的太保鼎在西周早期格外显眼。

清咸丰年间，山东省寿张县梁山下出土7件西周青铜器，即著名的“梁山七器”。除了太保鼎外，其他六器要么流落海外，要么踪迹不明，太保鼎成为目前唯一一件在国内可以见到的“梁山七器”

与外观相比，太保鼎的身份更加令人着迷。在鼎内壁铸有三字铭文“太保铸”，在西周初年，有资格被称作“太保”的只有大名鼎鼎的召公奭了。召公为与周王室亲近的姬姓贵族，历仕文王、武王、成王、康王，为周革商命立下大功，在周武王死后，更与周公旦、姜太公挽狂澜于既倒，共同镇压了声势浩大的叛乱，拯救了新生的周王朝。由于此时成王仍然年幼，因此召公就肩负起教导天子的责任，因此获得“太保”称号。晚年，成王为报答召公奭的大功，将召公长子克分封于燕，召公参与了西周初年几乎所有大事，扮演了重要的角色，可以说是周王朝的缔造者之一。或许正是因为召公功勋卓著且寿命很长，因此在青铜器铭文之中召公出现次数远多于周公旦，更不用说和几乎没有在金文铭文中留下任何记录的姜太公比了。太保鼎正是这位传奇人物留下的自用器物之一，价值难以估量。

太保鼎的发现要说回清咸丰年间，在山东省寿张县梁山下出土了七件西周青铜器，即著名的“梁山七器”。除太保鼎外，其他六器要么流落海外，要么踪迹不明，令人扼腕。

当年发掘于梁山之后，太保鼎历经多位藏家之手，为北洋巨头徐世昌所藏，1958年终被徐世昌的后人捐赠给国家，成为目前唯一一件在国内可以见到的“梁山七器”。随着中国国力日益强大、对历史文化的重视程度不断提高，希望有朝一日，我们能够再次看到散落天涯的“梁山七器”重聚国内，为我们讲述更多西周初年的历史故事。

周王朝的统治稳固之后，召公家族在燕山以南地区建立起了燕国，燕国成为王朝最北方的主要诸侯国。

古代历史文献中，关于燕国的首任君主到底是召公还是他的儿子们，一直争议颇多，这主要是由于燕国地处偏远，不管是周王室还是其他诸侯国对它的记载都极为稀少。而在20世纪七八十年代对北京房山琉璃河西周遗址进行系统发掘后，这个千古疑案终于解开。根据琉璃河遗址发现的克罍、克盉等青铜器铭文中的记载，成王任命召公奭的长子克为燕侯，燕国的历史就此展开。

在琉璃河燕国墓地中，考古工作者发现，这里既有周人的墓葬，也有商人墓葬。显然，燕国初建倚仗的不仅有克与他手下的同族周人，还有刚刚被周人征服的商王朝遗民。这样一支“混合部队”，竟然能克服族群间的差异，在远离家乡的北方生存下来并建立国祚800年的燕国，依赖的究竟是什么呢？

出土于琉璃河M251号墓的伯矩鬲或许为我们提供了一些答案。这件青铜鬲本就华丽非常，鬲为平折沿，束颈，分裆款足，平盖，盖上有两个浮雕牛头，牛角高高翘起，盖中间有两个牛头组成的捉手；在鬲颈部装饰有夔龙纹，鬲腹饰牛角兽面纹，整件器物的装饰立体而夸张。在器物内部和盖底都铸有同样的铭文：

才戊辰，燕侯赐伯矩贝，用作父戊尊彝。

铭文不长，大意是在戊辰日，燕侯赐给作器者伯矩贝币，伯矩用这些贝币（换来铜料）为亡父制造了祭器。伯矩的父亲是“父戊”，这种用天干为死者“日名”的习俗是商文化的代表性习俗，表明他们一家的身份可能是商遗民。如此看来，燕侯待国内的殷商遗民不薄，不仅让他们保留习俗，甚至还大行赏赐。

进一步看，按照商代祭祀传统，伯矩之父“父戊”祭日正是戊日，而铭文中燕侯赏赐伯矩贝币的日子在戊辰日，这正是伯矩祭祀父亲的日子，在这个特殊的日子里，燕侯赏赐伯矩以助祭，不仅可以看出出身周族的燕侯对商人传统的尊重，甚至还颇有迎合之意，有这样的胸怀，也无怪随之北上的商人能够与周人相处融洽了。

伯矩鬲上的记载是周代不同族群之间融合接纳的冰山一角，在这样的文化氛围之下，“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的格局迅速形成，不久之后，族群之间的界线逐渐模糊化，不分彼此的中华民族慢慢形成。

青铜盘上的国史家世

1974年，陕西扶风县法门公社庄白村发现一批青铜窖藏，共出土青铜器103件，其中74件铸有铭文。从铭文可知，该窖藏属于一个叫作“微史”的家族，如此数量的青铜器乃是微史家族数代族长积攒下来的，可能在西周末期的动荡之中，微史家族在逃难时将难以随身携带的青铜器埋藏起来，希望回归时能够再将这些宝物取出，然而因为种种原因，他们再也没能回来，而留下的这批青铜器，成为研究西周历史的无价之宝，墙盘（又名史墙盘）正是其中翘楚。

史墙盘通高16.8厘米，口径达47厘米，在开阔的盘底，284字铭文赫然在目，书写工整、行列整齐，就算不会识读金文，这样的铭文仍能让人感受到秩序之美。铭文中，器主名墙，因任史官，因此又称史墙。史墙在铭文中先回顾西周的历史，提到以德受命的文王，战胜殷商、安抚黎民、全取天下的武王，以及之后的成、康、昭、穆诸王。由此可知，史墙应当是共王时代的人，他记载的诸王顺序与《史记》等文献互相印证，诸王事迹也与历史大致相符。铭文后半段，史墙开始叙述微史家族的历史，原来，家族的高祖是商人，在商末隐居于微地。武王伐纣后，这位高祖之子就投奔周王朝，周武王请周公旦为他安排了住所。之后，微史家族的历代族长都在王庭中任史官，常伴天子左右，得到了王室的信任。有学者推测，微史氏族那位幽居于微的高祖并非别人，正是纣王庶兄、后来的宋国国君微子启，他的一位后人并没有跟随去宋国，而是以自己的史学才能留在了王朝中央，世代服务于王室，成为天子宠臣。

史墙盘共有284字铭文，书写工整、行列整齐，回顾了西周的历史，提到了文、武、成、 康、昭、穆诸王，能够与《史记》等文献互相印证

盘这种器物在西周中期以后出现的愈发频繁，且常伴有长篇铭文。盘的主要使用场景是“沃盥”，即为客人洗手时接住滴下的水，有学者认为，在盘底铸铭文是为了让客人在洗手时更方便地看到主人想要他人看到的铭文，是一种特殊的炫耀方式。由此来看，史墙对微史家族的历史极为自豪，希望将其展示给每位宾客，证明商遗民们并不以被周人取代为耻，已经完全融入西周社会，自我认知已经变为了周天子的臣民。

史墙盘的长篇铭文堪称浓缩的西周前中期史，透过它，我们对西周的宏观历史、商遗民在西周的地位、史官的传承等都有了更深的了解。而以史墙盘铭文为依据，与其他青铜器铭文对读，更是对确定器物年代、捋清人物关系意义重大。

史墙盘是商人遗民留下的“史书”，而周人贵族们在展示自家历史时同样骄傲。

2003年发现于陕西省眉县马家镇杨家村窖藏的逨盘铭文即是一部周人的家族史。器主名逨，是姬姓单氏贵族，在373字的超长篇铭文中，逨叙述单氏祖先单公先后辅佐文王、武王，单公之后，公叔辅佐成王、新室仲辅佐康王，惠仲盠父事昭、穆二王，零伯事共、懿二王，逨的祖父懿仲事孝、夷王，其父龚叔事厉王。由此看来，逨服务的对象正是西周倒数第二位天子周宣王。天子给他许多赏赐，让他像其先祖一样尽忠于国，作为大臣荣兑的副手管理四方的山泽、林地。

逨对单氏家族的叙述精细程度与史墙盘相比有过之而无不及，盘名中的王表也与史墙盘王表、传世王表完美对应，再次证明了传世西周王表的准确性。

逨盘共有铭文 373 字，盘名中的王表也与史墙盘王表、传世王表完美对应，再次证明了 传世西周王表的准确性

晋侯家族墓地的国宝

西周的历史，不仅是处于中心的周王朝的历史，还是分布于周边、拱卫周王朝的诸侯国的历史。在周公旦智慧地开创了周式分封之后，周文化就走向四方，与当地文化相拥相融，形成了各不相同却又联系紧密的诸侯国文化。其中，分封于山西南部地区的晋国作为姬姓大国，又在后来的春秋时期成为霸主，它的文化面貌成为我们窥探众诸侯国文化的窗户。

1962年，山西省文物工作委员会侯马工作站发现了位于曲沃县天马—曲村一带的西周遗址。1979年开始，北京大学历史系考古专业与山西省的考古工作者对天马—曲村遗址进行长时间的系统发掘，发现包括晋侯家族墓葬在内的大量西周晋国遗存，基本确定这里就是晋国早期的都城。而这里的晋侯家族墓，则是国内已经发掘的世系最完整、持续时间最长的西周诸侯墓葬，这些墓葬中的三件出土文物被列为“禁止出国（境）展览文物”，可见其重要性。

然而，晋侯墓的发掘也伴有巨大的遗憾。20世纪90年代，在考古队发掘的同时，大量不法分子了解到信息后，大肆对晋侯墓葬进行盗掘，不仅将许多墓葬盗掘一空，让很多文物自此流失无踪，还使用了炸药等工具盗墓，对遗址造成了不可逆的巨大伤害。

晋侯鸟尊出土于114号墓中，这座墓葬被认为是诸晋侯墓葬中年代最早的一座，可能属于始封国君唐叔虞或其子晋侯燮父。在鸟尊出土之前，114号墓遭到严重盗掘，许多随葬品流失，鸟尊虽得幸免，却也遭到严重破坏，残缺不全，后经修复方见真容。

鸟尊长30.5厘米，呈现了一只栩栩如生的禽鸟，鸟长颈回首，大眼勾喙，头生高冠，身材丰满，两足直立，与垂地的鸟尾形成三个支点稳固器身。鸟尊全身大部分地方装饰鳞纹，或为鸟羽，翅膀、足处装饰云雷纹，尾部装饰为象头，象鼻即其长尾。整只鸟尊装饰华丽，惟妙惟肖，在以器物规整、严肃为特征的西周文物中，显得格外出挑。尊盖、尊腹内铸有铭文“晋侯作向大室尊彝”，可知该尊为晋侯所铸，用于献祭于晋国宗庙。

晋侯夫人组玉佩出土于M63号墓中，墓主据推测为西周晚期晋穆侯的夫人杨姞，墓葬在盗掘中幸免于难，保存相当完好。墓葬出土了大量玉器，包括玉覆面、玉饰、玉雕等，这些玉器非常精美，然而跟组玉佩相比也显得黯淡无光。组玉佩发现于死者胸前，虽然用于串连玉器的绳子已经腐朽，但仍可见各种玉器下葬时的大体分布。经复原后，组玉佩长158厘米，由玉璜、玉珩、玉管、绿松石珠等204个部件组成，其中19件体积较大的玉璜为主体，其他玉器为点缀和辅助。这些玉器部件被串联在一起，形成了华丽无比的组玉佩，而在个别玉部件上，还精心雕琢了蚕、龙等形象，可算得上是中国西周制玉业的巅峰之作。有意思的是，M63号墓并不孤单，杨姞与晋穆侯（M62）、另一位晋侯夫人（M64，推测为晋穆侯正妻齐姜）共同沉睡，从墓穴规模和随葬品等级来看，杨姞在三人中地位最低，却拥有了最精美的玉饰，这表明此时的玉器可能已经脱离了身份象征的功能，向着更加审美化、个人化的方向发展。

在晋侯墓葬中命运最为曲折的当属上海博物馆的镇馆之宝晋侯稣钟了。晋侯稣钟原本随葬于西周晚期墓葬M8，M8在20世纪90年代的盗墓浩劫中被盗扰，随葬的编钟被盗走，只有两只小钟残存，令人扼腕。1992年，上海博物馆馆长马承源偶至香港，发现彼时香港的古董市场上出现了一套特殊的编钟，编钟共14件，形制为西周晚期无误，令香港古董商们头疼的是，这套编钟上的铭文为刻铭而非常见的铸铭，因此不少人怀疑这是一套制造精良的赝品而迟迟不敢下手。马承源以丰富的经验判断这套编钟绝非赝品，他不动声色，请香港中文大学张光裕教授居中谈判，以100万港币的超低价将这套编钟抢购回上海。14只编钟回归后，经与M8号晋侯墓中的两只残钟比对，其形制一致，铭文可连读，且小钟铭文也为罕见的刻铭，至此，国宝晋侯稣钟终得完璧。

收录于《首批禁止出国（境）展览文物目录》，还有2只藏于山西博物院。晋侯稣钟在20世纪90年代的盗墓浩劫中被盗，1992年，被上海博物馆馆长马承源在香港发现并购回，经与晋侯墓中的两只残钟比对，其形制一致，铭文可连读，国宝晋侯稣钟终得完璧

晋侯稣钟上的长篇铭文记载了周厉王（或周宣王）三十二年的一场战争，天子亲征，晋侯稣也率军从征。经过约两个月行军，大军行至一支名为夙夷的夷人的都城（今山东郓城），发起了灭国之战，最终在晋侯稣身先士卒冲锋陷阵之下，夙夷大败，都城被攻陷，大量人口被俘虏。在班师回朝后，天子亲自赐给晋侯稣四匹好马，以嘉奖他的忠勇无畏。

晋侯稣钟作为目前已发现的西周时期规模最大的编钟，拥有极高研究价值的长篇铭文，不管是对我们研究西周晚期政治史、战争史、与少数民族关系史、晋国国史，还是研究冶金史、音乐史都具有不可替代的重要作用。马承源当年的抢救之举，可算得上为民族立下了不可磨灭之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