夏都二里头遗址的最新大发现

*本文作者系中国社科院考古研究所副研究员，二里头工作队队长，原文发表在“地球知识局”

根据历史文献记载，夏朝是中国历史上第一个“家天下”的王朝。不过，这个王朝以往只存在于文献中，缺乏有力的考古成果证明它的存在。

1959年，著名古史学家徐旭生先生在河南偃师发现了二里头遗址。此后，经过60多年的发掘，考古工作者发现了最早的城市干道网、最早的宫城、最早的中轴线布局的宫殿建筑群、最早的青铜礼乐器群等重要文化遗存。

目前学术界一般认为，二里头遗址是迄今所知东亚地区青铜时代最早的大型都城。以二里头遗址为代表的二里头文化，是距今3750～3530年前后东亚地区最早广域王权国家。它在时间起止、空间分布上，都十分接近于历史文献中的夏朝。

今年9月16日，国家文物局召开了“考古中国”重大项目新进展工作会，通报了二里头遗址考古发掘新成果。考古工作者们发现了以道路和墙垣规划为多个方正、规整的功能区，形成多网格式宏大格局，确立了都邑规划布局的基础框架。这些新发现为研究我国早期国家都城制度提供重要依据。

二里头遗址与二里头文化

在考古学中，二里头遗址和二里头文化是两个不同的概念。二里头遗址位于河南省洛阳市偃师区，地处洛阳盆地中部、古伊洛河北岸、现二里头村及周边范围约3平方公里的台地上。

在距今5000年左右、距今4500年左右、距今3750－3530年及距今3600－3400年左右这几个时间范围内，先后有先民在这里生活。其中，距今3750－3530年左右的先民创造出一系列具有王朝气象的成就，常说的二里头遗址，一般指这一时代先民创造的文化。

而二里头文化，是指以距今3750－3530年左右、二里头遗址一至四期所代表的一类考古学文化遗存。它既包含了二里头遗址的文化，又包括了除此之外具有二里头遗址文化特征的数百处同时期遗址所反映的文化面貌。在历史文献中，河洛地区正是夏人活动的中心地带。因此，中国学术界一般认为，这里是夏朝晚期的都城遗址。

在时间上，二里头文化对应青铜时代早期。通过遗址的地层埋藏顺序来判断，二里头文化晚于新石器时代晚期的龙山文化，早于商代早期的二里岗文化。

在空间上，二里头文化主要集中分布于豫西、豫中，北至晋中，西至陕州区、丹江上游的商州地区，南至湖北北部，东至开封、兰考一带地区。这一区域大致相当于夏王朝的疆域。

1959年夏，徐旭生先生率领考古队在河南省中西部、山西省南部一带开展“夏墟”的调查。同年，考古队在河南登封市唐庄乡玉村发现了一处遗址，这便是1960年定名为二里头文化的首处遗址。

随后，考古工作者又在豫中西、晋南地区发现了偃师二里头村、巩义稍柴村、登封告成镇、汝州临汝镇煤山街道、山西运城夏县东下冯村等多处类型相似的二里头文化遗址。其中，因河南偃师二里头村的遗址最为丰富、典型，故得其名。

在之后的60多年内，中国科学院（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对二里头遗址进行了数十次发掘，确认遗址现存面积约300万平方米，是当时中国最大的聚落，可分为中心区和一般活动区。

中心区发现有中国最早的“井”字形城市主干道路网络，形成“九宫格”式宏大格局。“井”字形道路围起的空间属于宫殿区，面积近11万平方米，其中发现有中国最早的中轴线布局的大型“四合院”式宫室建筑群和多进院落宫室建筑群。

官营手工业作坊区和祭祀区分别位于宫殿区南、北侧，作坊区内发现有铸铜作坊和绿松石器加工作坊，祭祀区内主要包括圆形的地面建筑和长方形的半地穴建筑及附属于这些建筑的墓葬。宫殿区和官营作坊区外侧发现有围墙。

二里头遗址迄今未发现大型墓地，但多数墓葬的布局仍呈现出相对集中、分区分片的特征。同一个墓区集中分布、排列有序的墓葬当大体属于同一个家族。

这些考古发现证明，二里头遗址是东亚地区青铜时代最早的大型都城，是探索夏商王朝的关键性遗址，而二里头文化是东亚地区最早的核心文化、广域王权国家，表明当时的中国正由多元化的邦国文明逐渐走向一体化的王朝文明。

二里头遗址的新发现

2020年秋季至今，二里头遗址考古主要有四项新发现：其一，我们新发现了道路及其两侧的墙垣，这丰富了二里头都城多网格式布局的内涵。为行文方便，我们以“宫西路”指代宫殿区西侧的南北向干道，其他方向以此类推。

新发现宫北路上的门道，宫城以西区域围墙的东南拐角，东南角近直角，内侧被破坏较多；新发现宫西路向北延伸200余米，道路的东西宽度约16米，道路两侧均有宽约2米的南北长条形夯土墙。东侧的夯土墙，应为祭祀区西侧的围墙；西侧的夯土墙，应为祭祀区以西区域的东侧围墙。

鉴于宫南路、宫北路向西延伸分别达470余米、410余米，均超过宫城的东西宽度（295米左右），且继续向西延伸，我们推测作坊区、宫殿区、祭祀区以西至少各存在一个分区，分别对应宫城西南角、作坊区西北角以及这两个区域以西区域围墙的拐角，宫城西北角、祭祀区围墙西南角以及这两个区域以西区域围墙的拐角。

这些新发现的道路和墙垣，把二里头都城分为多个方正、规整的网格区域，宫城位居正中。

其二，我们在祭祀区以西发现贵族居住区、墓葬区。祭祀区以西的网格新发掘900平方米，揭露出中型夯土基址、墓葬和多座灰坑。现有的发掘尚未找到夯土基址边界，正在继续探索其范围。

此外，我们还发现一座随葬青铜容器的墓葬，并首次发现一座多人乱葬的合葬墓以及多座墓主被截肢、砍头的墓葬。

这一重要的新发现，为了解该区域的遗存分布情况、认定该区域为贵族居住和墓葬区提供了重要的支持。

其三：手工业作坊的新发现，填补了二里头都邑布局和手工业考古的空白。

在祭祀区以西、遗址西北部发现较大面积、较丰富的制陶有关遗存，包括陶窑、存泥坑、泥坯、烧土、炉渣、变形陶器、大量碎陶片以及陶垫、修整工具等，涵盖了制陶工艺的各个流程。根据发掘出土遗存及附近钻探的情况，这里可能存在一处面积较大的制陶作坊。这是二里头遗址首次发现较丰富的制陶遗存。

遗址西北部发现的陶窑▼

我们还在宫城西南角还发现近百平方米的骨、角器加工作坊。表面散落大量骨、角质遗物，有动物肢骨、肋骨、牛角、鹿角等。骨、角质遗物中有不少存在砸击、切割、磨制的痕迹，有原料、半成品和废料，有锥、镞、簪等成品，包括了骨、角器加工过程中多个环节的遗物。

此外，我们还新发现了可能与漆器加工有关的遗存。2021年在二里头都邑北缘西部发掘区发掘出土800多片外表带有红漆的陶片，仅其中一个灰坑即出土了近200片。这些带漆陶片多为陶盆残片，一些残片内外壁、断茬多见红漆，可能为盛装漆液的容器。

其四，我们在实验室清理出了一座高规格的墓葬。在二里头遗址宫殿区5号基址院内发现并整体套取一座高规格墓葬，已清理出多件陶器、漆器、玉蝉形器和绿松石蝉形器、多组绿松石串珠、彩绘陶器等器物。

蝉形玉器出土于墓葬中部，长近4厘米，与湖北省天门市肖家屋脊遗址出土的肖家屋脊文化玉蝉相似，可能与该文化的影响有关。有专家推测，玉蝉可能与古人认为昆虫“蜕变”和“羽化”便于与神祇沟通的信仰有关。

此外，该墓葬已见到较多绿松石嵌片，我们推测该墓葬内会有大型绿松石嵌片类器物。

新发现有何意义？

二里头都城中心区的道路和墙垣，把整座都城分为多个方正、规整的网格区域，表明二里头都城有了严格、清晰的规划。宫殿区居于核心，显示了王权的至高无上、权力中心的高度集中。

祭祀区、官营作坊区、贵族居住区和墓葬区等重要区域环绕在宫殿区的周围。包括宫殿区、作坊区在内的多个区域外侧，也以围墙间隔、防护。历年来，在其中多个网格内发现不同等级的建筑和墓葬，每个网格应属不同的人群居住，表明二里头都城极可能已出现了分区而居、区外设墙、居葬合一的布局。

这样严格、清晰、规整的规划布局，显示当时的社会结构层次明显、等级有序，统治格局秩序井然，暗示当时有成熟发达的统治制度和模式，是进入王朝国家的最重要标志。

居葬合一的布局结构，在偃师商城、郑州商城、安阳殷墟、宝鸡周原的殷人聚落都有类似发现，表明这种制度被商、周王朝延续，体现了二里头文化、二里头王国在中国历史上的开创地位，以及对商、周文明的引领作用。

二里头都城的这种布局，也为探索先秦时期其他都邑遗址的布局、结构提供了有益的参考。

祭祀区以西的重要新发现，丰富了二里头都城的内涵。其中夯土建筑、贵族墓葬共同出现，表明该区域为贵族居住区和墓葬区，且居住区和埋葬区同在一处。

多人乱葬和墓主被砍头、截肢等非正常墓葬在该区域的发现，表明当时存在较多暴力行为。这些墓葬中都随葬有陶器，表明墓主也非最低身份的人群；与夯土建筑和随葬有青铜容器的贵族墓葬同处一区、相距不远，表明该区域人群包括贵族和平民。

该区域的布局及历时性变化情况、自身特征、与其他区域的区别和联系等问题有待继续探索。

以往二里头都城的制陶遗存发现较少，仅发现数件陶垫和十余座陶窑，但这些陶窑分属三个时期，且较为分散，并未形成陶窑集中分布群。此次祭祀区以西发现了制陶有关遗存，随着今后发掘和研究工作的进展，将有助于了解和探讨二里头遗址制陶作坊的分布情况、制陶手工业的操作工艺和流程、社会关系和社会分工等问题。

实验室清理的墓葬比出土绿松石龙形器的3号墓葬更靠近宫殿区中部，保存得比3号墓葬更好，规模略大，属于第一等级墓葬之列。

墓葬内已清理出的随葬品种类之丰、规格之高、数量之多已较可观，加上其下方尚未清理的堆积，随葬品总厚度超过已往发现的所有墓葬，极有可能是二里头遗址迄今为止发现的随葬品最为丰富的一座。

这些发现，对于探索二里头文化的墓葬制度、礼仪观念、工艺水平、统治制度等问题有重要价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