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昌平：我心目中的好图录—评宝鸡青铜器博物院藏商周青铜器

我经常宣称我自己喜欢买贵书。在考古图书中，期刊因为多有财政或项目补贴，一般都比较便宜，像全彩印刷的《考古》和《江汉考古》分别是30元和12元一期，也是全彩但每期洋洋300页的《南方文物》还是30元一期。一般论著虽然小贵，但这些书籍多有各种数字版本，大部分时候可以满足日常所需，购买的意愿已经不强烈了。贵书多是图录——本文专指青铜器图录而言，考古研究经常是看图说话，特别是青铜器这样纹饰、工艺细节很重要的材料，其高清图片就成为刚需，那些信息量浓缩、集中的大型图录尤其成为绕不过去的坎。贵书对年轻学人而言是个奢侈品，比如二十世纪九十年代出版的《中国青铜器全集》（以下简称《全集》），全套定价5200元，这在当时是个天价。好在《全集》是分册出版、分册定价，可以单册购买。那个时候还没有网上书店，但像北京琉璃厂等书店，以及时不时冒出来的书市，常常有打折价。单本《全集》350元——相当于那时一个月的工资，可以折扣到240元、280元不等，这算是很大的福利了。当年我去北京出差，买书时看到打折的《全集》分册，一次只买得起一本，那种如获至宝的喜悦之情到现在还有感受。这样集腋成裘的方式感动了《全集》的编辑段书安先生，在我2005年开始编《曾国青铜器》图录时，他为我配齐了还没购全的几册。《全集》基本上是一器一图的呈现方式，无论是器物的全面性和代表性，还是涵盖的时间和地域，都与“全集”名实相符。对于了解中国古代青铜器概貌，这部图录差不多已足够。《全集》也是我驻留时间最长的图录，闲来翻翻，很是享受。对我而言，二十世纪最好的图录就是《中国青铜器全集》了。

和研究性专著一样，一部图录从凝练选题、谋篇布局，到图片和文字的表达，无处不体现作者的高度，也无处不影响到读者的感受。但什么是一部好图录？不同的学者、不同的行业、不同的阅读目的，都会有不同的标准。不同时代的图录，也还有其时代使命。新时期随着信息需求更加广泛和更加深入，也是讨论什么是好图录的时候。最近得到新的图录《宝鸡青铜器博物院藏商周青铜器》，我当即会用自己心下的标准去衡量一番，会检索比较一下近些年图录的样子。下面就以这部图录为基准，讨论图录的编辑与出版。

一‬

图录是文物类图书的大类，青铜器图录又是文物图录中的主体。图录已有很长的发展历程，体现了出版和研究水平的快速增长。所谓图录，简言之就是以呈现器物图像为主、体现器物研究的出版物。追溯起来，这会让我们想到以青铜器为主要研究内容的金石学，以及金石学对青铜器的著录。比如《考古图》是以器类为序编撰【3】，每器的器形及铭文俱备，出土地及尺寸乃至容积都有记录，甚至从器类、器形到铭文都有所研究。毫无疑问，宋人编撰的金石著录已经具备了当代图录的基本要素。这样线绘器物、描摹铭文的著录方式，一直延续到清末和民国初期而无实质性变化。

随着西方摄影术的成熟，十九世纪末照相制版的影印术开始推广。国内最早的影印本图录，大约是罗振玉1917年刊印的《梦郼草堂吉金图》。其后影印本图录包括像容庚分别在1933、1938年刊印的《善斋吉金录》《善斋吉金续录》，著录的青铜器被实景、清晰地展现了出来，可谓是图录刊印的一次革命。民国时期青铜器研究集大成的《商周彝器通考》，也因为其影印器物，到现在都有很大的学术价值。

二十世纪六十年代，彩色洗印技术在西方出版物中开始普及，图录也开始进入彩版时代。我们国家自1973年开始多次举办对外文化交流的文物展览，外展方出版的文物图录中彩色照片为参展单位留下了深刻印象，如1976年东京国立博物馆等举办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古代青铜器展》等。1980-1981年纽约大都会艺术博物馆等5家博物馆举办的《伟大的中国青铜器时代展》，大幅彩色图片，特别是比例大于原物的局部特写彩图，给人以视觉冲击。二十世纪八十年代，彩色洗印技术在国内发展。在此背景下，国内编辑出版全彩图版的大型系列美术图录《中国美术全集》，其下《工艺美术》类别中，由李学勤先生执行主编出版上下两册《青铜器》。几乎同时，更大型的美术图录《中国美术分类全集》出版，马承源先生担任编委会主任的《全集》是其分类之一。《青铜器》和《全集》除了全彩印刷之外，还由专门的摄影和拓片团队在全国采集图像，确保了这两部图录在图像制作上的高水平。这样跨地区统一采集图像的作法，是计划经济体制下的成果，现今难以复制。除了综合性图录外，1999年的《保利藏金》出版中国保利集团收藏的商代到唐代94件（套）青铜器，该图录从器物摄影、绘图、拓片等图像采集，到版型设计、印刷和装帧，都是当时业界水平的代表。该图录词条、专论由知名学者撰写，更赋予青铜器以极高水平的解读。在二十世纪图录中，如果说《全集》代表了综合性图录的最高水平，《保利藏金》则大概是专题性图录水准的天花板。此后，我国彩印技术居世界先进水准，图录在图像采集、印刷方面，已经没有技术层面的障碍。同时，专题性图录成为一个新的发展方向。

陕西作为青铜器发现和研究都极为突出的省份，在图录的成果上也一直处在全国先进的地位。早在1979年，陕西省考古研究所等单位就开始编辑反映陕西省青铜器全貌的《陕西出土商周青铜器》。在《陕西出土商周青铜器》第一册《编例》中说，全套图录拟出六册，包括商、西周、春秋和战国青铜器。可惜最终只出四册，收有商、西周时期青铜器770件。这套黑白图版的图录虽然未完成，但仍然是全面了解陕西商西周青铜器的重要参考书。进入二十一世纪，专题性图录又成为陕西同仁的一个工作方向。

周原是陕西乃至中国出土青铜器最重要的遗址之一。2002年徐天进先生主编全彩的《吉金铸国史》，图录收录以庄白村一号窖藏为主的48件青铜器。这是基于1999年的展览，同时也是基于北京大学学生田野实习间歇中对青铜器展开的科研。当年撰写词条的研究生们，现在多已成为知名学者。这部全彩的图录不仅在文字上记录了对器物详细的描述、观察与讨论——包括对铸造工艺的讨论，突出之处是对器物纹饰的墨拓、不同角度的特写照片，特别是在国内图录中首次引入了X光观察成果。以卜‬斤‬觥为例，单器就有7个不同侧面的照片、3幅铭文照片和拓片、7幅纹饰拓片、6幅器形和纹饰线图、2幅X光片，让读者从图录中可以详尽地获取器物信息。

2005年曹玮先生主编全彩的《周原出土青铜器》，首次收录扶风、岐山所在的周原遗址青铜器【15】，是对周原遗址出土青铜器最全面的搜集和整理。图录十册包括窖藏（第1-5册）、墓葬（第6-9册）、征集（第10册）三部分，除简洁的文字介绍外，青铜器的体量数据包括有重量和容积，是很有价值的记录方式。曹玮先生以同样的工作方式，2006年主编出版4册本的《汉中出土商代青铜器》，2009年出版5册本的《陕北出土青铜器》。

2016年由张天恩先生主编16册本的《陕西金文集成》，按区域收录陕西地区中商至三国时期有铭青铜器1973件。著录的每件青铜器都有器物照片、铭文照片、铭文拓片各一，这使器与铭成为相互印证的整体。该图录还包括有不少未曾著录的铭文青铜器，是对陕西金文集大成的著作。

曹玮、张天恩两位先生所编的几部专题性图录，在选题领域中以资料搜集之全面而出色。特别是收录的青铜器属于不同博物馆，《陕西金文集成》还著录较多西方博物馆收藏的青铜器，这需要很多行政协调、学术溯源等耗费时力的工作。周原、汉中和陕北是陕西最有青铜器特性的三个区域，金文特别是西周金文又是陕西青铜器最为突出的特点。因此以上相关专题性图录选题和收录器物的学术意义重大，图录在落实这些选题目标中，又还体现了青铜器的研究水平。至此，可以说想要编一部好的图录，在陕西已经有了很高的门槛。徐天进、段德新两位先生主编的《宝鸡青铜器博物院藏商周青铜器》共十册（以下简称《宝鸡》），以器类为序收录1017件商周时期青铜器，包括食器249件（第1-5册）、酒器95件（第5-6册）、水器22件（第7册）、乐器19件（第7册）、兵器217件（第8册）、车马器191件（第9册）、工具80件（第10册）及杂器145件（第10册）。《宝鸡》图录和《吉金铸国史》一样，也同样是北大考古文博学院学生在田野实习之外，以青铜器整理和考察为主的研究工作。由此可以理解，《宝鸡》为何以一家博物馆藏品为研究对象。

但宝鸡显然也不只是一个行政地理区划，而还具有文化区域含义。除了下辖周原遗址所在的扶风与岐山县之外，宝鸡市在地域上是广义周原的主体，市区及附近还有密集的西周文化遗存。例如在今宝鸡市区及以西10公里范围的渭河南北两岸，自东向西分布有戴家湾、旭光、石鼓山、茹家庄与竹园沟鱼‬国墓地。这样密度的高等级西周遗存，堪比扶风岐山之间周原一带的政治中心区域。作为曾经命名为“中国青铜器博物院”的博物馆，博物院的青铜器收藏代表性极强。如包括茹家庄和竹园沟墓地的鱼‬国墓地，是广义周原地区出土青铜器最多的墓地。2003年眉县杨家村窖藏出土27件青铜器，又是历次西周青铜器发现中铭文最多的一次。这些西周青铜器加上东周秦国青铜器，使宝鸡青铜器博物院收藏青铜器的整理具有很高的学术意义。

基于同一家博物馆进行整理工作，有工作方式带来的便利和质量。以广义周原遗址东南部的眉县为例，眉县出土青铜器的地点与次数不多，但眉县所出西周青铜器俱为精品。除了《宝鸡》收录的2003年杨家村窖藏青铜器，早在1955年，眉县李村西周窖藏出土一组盠器，包括盠驹尊1（《全集》5、169）、盠方尊1（《全集》5、164）、盠方彝2（《全集》5、134），以及一件驹尊盖。这批青铜器的发现，还引起了郭沫若、罗福颐等知名学者的热烈讨论。眉县杨家村在二十世纪也发现有1972年、1985年两次青铜器窖藏，其中1972出土了涉及土地交换等铭文记录的西周早期重器旟鼎。以上三批青铜器分别收藏在国家博物馆和陕西历史博物馆。立足宝鸡青铜器博物院，无需为这些青铜器去协调不同单位的资料，也同时可以保持图像采集方式的一致性。

当然，基于一家博物馆的工作，在资料占有上自然是利弊参半。一方面，如上所述许多青铜器在发现后会被分置于不同的博物馆，按博物馆整理会排除其他馆藏的资料。如1972年岐山京当发现商代前期窖藏青铜器鬲2、斝1、爵1、觚1、戈1件，共6件，其中弦纹鬲、斝收藏在岐山县博物馆，因此《宝鸡》只收录了宝鸡本馆所藏的云纹鬲、爵、觚、戈等4件青铜器。另一方面，按博物馆整理又可全面搜罗馆藏资料。仍以周原遗址核心区域的岐山京当为例，《周原出土青铜器》（第二册）只收录了1972年商时期青铜器资料6件，但《宝鸡》还收录了1958年京当征集的虢仲鬲、1964年京当礼村出土的西周早期圆鼎。虽然这两件器物分别有过著录，但单一博物馆全面整理的优势仍然是明显的。此外，《宝鸡》收录无明确出土地点青铜器，戈类器就达88件，可知本次整理是穷尽了宝鸡青铜器博物院馆藏青铜器资料。或正因如此，徐天进先生在图录第一册《序言》中才会说：“是迄今为止对该馆藏品最全面、最完整的一次著录。”

二

选择什么样的体例，大约是图录编辑者首先要考虑的技术线路问题。和一般著作有所不同，图录的体例往往是读者需求和编者表达之间的一个平衡。原则上，图录和考古报告一样，应当尽量呈现较多信息并让读者方便获取这些信息。从考古读者的角度，特别希望考古资料是按出土单位（墓葬、灰坑等）呈现。因此对那些按类介绍出土物的著作，许多学人首先做的就是“拆报告”，以便观察组合和同出关系。但是，不难注意到，迄今所见大部分图录都是按器类编排的。这是因为，当图录内容涉及较多出土单位而各单位包含器物较少时，按单位报告的意义就会大幅度减弱。再则，如果单位出土标本的材质和数量都很丰富，按单位展示时只选择少量标本的话，也给人以不足的感觉。当年《中国美术全集·工艺美术·青铜器》就是先按出土地点、再按器类排列，效果并不理想。近些年专题性图录也多是以器类为顺序，当然图录体例和主题以及内容也有很大关系。比如最常见的展览图录，虽然多是围绕展览单元区分章节，但涉及青铜器等常见展品，仍然多是按类排序。学术为主题的图录如前述《周原出土青铜器》《陕西金文集成》等，只有像《周原出土青铜器》那样以区域考古为主题的，才会按出土单位编排。至于博物馆馆藏品图录，一般也会是按器类排序的。《宝鸡》图录主编徐天进先生是位地道的考古人，但给人的印象、包括经历都像是一位艺术史家和策展人。图录的另一位主编段德新先生则是位博物馆人，因此《宝鸡》按器物大类分类，具体按器类排列，是很自然的选择。

按器类排列的图录体例，自然还有更多的考虑和讲究。《宝鸡》收录的青铜器资料在出土地点上并不平衡，鱼‬国墓地和2003年眉县杨家村窖藏是最为主要的资料群，其他40多个地点青铜器所占比例较小，此外又有大批采集青铜器（205件）。如果按出土地点编辑，全书的不平衡性也比较强。

但按器类排序的编排方式，需要编者对青铜器具有非常高的年代和分类认识水平。在《宝鸡》第一册范例部分，编者特意列举了从容庚到朱凤瀚等先生的权威年代学著作，作为编年系统的参考书。实际上在操作中，仍然要求编者有很高的学术决断力，这从《宝鸡》图录中可以观察到许多。如126件鼎类器，按器腹形态分为圆（腹）鼎、分裆鼎、方鼎三大类。这样就将扁足鼎归入圆鼎中，体现了分类原则的一致性。在同一大类中，再按“商代晚期”“西周早期”“西周中期”等这样的年代早晚排序。编者在“西周中期”鼎类器中，再将“西周中期偏早阶段”这一更加细分的器物置于前列，可知同一时期器物继续是按年代早晚原则排序。这意味着编者面临两个难题：一是对器物要进行非常精细的年代划分，二是在同一小阶段如何处理相同类型的器物问题。我们知道，商周之际前后的青铜器并不容易细分断代。《宝鸡》收录了商代晚期到西周早期的夔纹涡纹鼎8件，云雷纹为主体构图的兽面纹鼎7件，在排序上既考虑了年代早晚，又兼顾到这些同类装饰的器物，将其年代相同者靠近排列。

有时器物分类会与同出关系形成复杂的情况。例如车马器中车軎与车辖是两类功能不同的车器，但軎与辖又配合使用在轴端约束车轮。在墓葬中这两类器可能会组合在一起放置，也可能分开放置且难以判断其是否为一套。《宝鸡》将确定配套的軎与辖合并为一类，不能配套的軎和辖分别归类，形成軎、軎辖、辖三个类别，值得车马器资料整理借鉴。按类排列会打散墓葬或窖藏器物的同出关系，《宝鸡》在图录正文之后设有《青铜器出土地索引目录》，方便检索各区县及以下出土地点，在此目录之下，又进一步设《青铜器出土地索引》，详细列出各单位出土器物，并附小幅图像。如此，依靠这些索引可以简易获得一个单位或一个区域出土青铜器的全貌，可满足考古人按考古单位报告遗物的需求。同样，对于关心青铜器铭文资料的读者，图录也在出土地索引之后再设有《有铭青铜器索引》，便于检索铭文。

三‬

按我个人的理解，做好一部图录，还需要在以下几个方面下功夫。1．兼容性。考古学研究多是在比较中进行，这要求从概念到数据都应该在同一含义和层次上进行，以便比较研究得以开展和深入。一部图录从图像到数据，获得兼容性并不容易。例如同一件青铜器，即便都是拍摄相同的正面，但器口齐平的拍摄方式，和稍微带俯角的拍摄方式，会有明显不同的观感。同样，不同灯光布局的拍摄、不同焦段的拍摄等等，也都会有不同的观感。我们经常看到同一件器物在不同出版物中的不同表达，也经常看到同一部图录中同一器类大相径庭的表达。图像资料表达的差异性放在更大行业视野下会体现得更明显。对我们文博行业特别是考古研究而言，所需图像要点在于记录客观信息，因此记录性图像明显有别于风格夸张的艺术摄影和广告摄影。或者从兼容性的角度换言之，艺术摄影的图片与记录性图片无法放在一起进行比较研究。同样，以艺术形式表达甚至带有强烈主观性的全形拓，也无法与记录纹样、制作工艺信息的单元幅面拓片进行比较研究。《宝鸡》图录资料在兼容性上控制出色。X射线胡东波、摄影吴正龙、拓片谢海元、线图董红卫诸位先生都是相关领域的高水平代表。在图像处理上，这些不同领域的专家各负责一个方向的图像技术，因此在同类图片的表达上，始终保持着一致性。与此同时，这种一致性又与同领域图像主流保持一致。比如，《宝鸡》纹饰拓片都会表达一个单元的纹饰（往往为两组纹饰），这是常见的纹饰拓片表达方式，研究者据此可推知一周纹饰布局，也便于与其他报告的同类资料对比。又如X射线拍摄提供了迄今青铜器图录最为丰富的透视图片，仅据此图录就可以讨论多个工艺问题。此外，《宝鸡》大量针对工艺、装饰，甚至是制作缺陷的特写图片，既是对器物细致观察的体现，也是很好的工艺研究信息。

2．原创性。这些年中国文博事业飞速发展，一大表现是各种图录特别是展览图录高产，但同时不少图录的不少图片都是多次出现的熟面孔。在图录中找到新资料，成为对研究者的一个能力要求。

《宝鸡》可以说原创性十足。在其所收录的材料中，《宝鸡鱼‬国墓地》报告出版较早，图像信息极为有限，《宝鸡》重新发表这些“旧资料”，呈现出大量新资料，体现了图录整理工作的一个重要方面的意义。比如《宝鸡》第六册收录鱼‬国墓地茹家庄M1乙室出土4件器形相同的鸟形器，其中较大的两件为带腹腔的动物型尊，而较小的两件无容器功能仅作鸟形。因为编排在一起，图录有很好的展现。杨家村青铜器窖藏报告《吉金铸华章》也是全彩出版，多图解析器物，但《宝鸡》在照片的选取、拓片与线图的制作、版式大小与编排等都有不同的表达方式。比如《宝鸡》都是按照铭文、纹饰、工艺这样的顺序表达一件器物，形成与《吉金铸华章》明显不同的风格。甚至当《吉金铸华章》照片摄影师是同一人，《宝鸡》选用照片时，从器物全景照到局部特写照多有区别，以保持原创性，这一方面体现了编者的细致，同时也反映出项目工作中充足的资源准备。

原创性图像信息即为新资料，有时候具有重要学术价值。仍然以前述虢仲鬲为例，《宝鸡》所采用的图片与稍早出版的《陕西金文集成》虢仲鬲图像相比，器物经过重新清理，虢仲鬲纹饰清晰可辨。这样可让研究者确定，虢仲鬲与同类的2003年杨家村窖藏单叔鬲器形纹饰几乎相同，它们的年代接近，因此可确定此器属于东迁之前的虢国。3．导向性。图录提供未来研究工作的资料，当然会，也应该对今后的研究起到引导作用。《宝鸡》附录的论文，除了介绍工作过程、文物收藏情况之外，其他如徐天进、李零、董珊、金正耀、胡东坡等先生的论文，分别在器物装饰与工艺、铭文反映的历史背景、化学成分和X射线涉及材料与工艺等方面进行讨论。

图片是图录型著作的主体，图像采集既体现了编辑者对器物特征的认识水平，又包含了对相关问题的解释。前述先生们的讨论方向，恰好是在《宝鸡》中给予了重点的关注和呈现。这样，图录系统性地呈现这些方向的材料，起到引导学术研究的目的。以摄影图片为例，《宝鸡》关注了装饰、工艺、铭文等方面的信息。其中关于青铜器铭文，有照片、图片、X射线等不同方面的特写，研究者可以测算出铭文区域及字形的大小，图录还给出了所有铭文在器物上相对位置的照片。可以说，《宝鸡》摄影图片给读者呈现了较实物更为细致的观察。

《宝鸡》图录也给我们考古同行们一个启示，摄影等图像采集工作，绝不是简单地将器物交给摄影师等相关专家处理即可。比如摄影工作，每件器物都需要和摄影师进行讨论，在形制、装饰、铭文、制作等方面，表达出或普遍的、或具有时代和地域特征的，甚至是特殊的器物信息。除图像信息之外，图录中器物数据的测量是特别重要的资料信息。近些年，不少图录和报告提供青铜器容积、重量数据，开阔了研究前景——比如研究者可以估算不同墓葬、不同文化乃至古代青铜器的生产总量等等。此外，《宝鸡》有些器物口径的测量，是一个区间值而非绝对值，说明了该器口部不规整的程度。以上容积、重量、区间值在《宝鸡》中如果系统性测量，数据量的积累意义会更大一些。由于在图录也包括报告中无法根据图像测量出器物的体量数据，因此更多的原始数据比细致的文字描述意义更大。当然这样的原始数据最好是针对有意义部位的，比如目前较少涉及的足高与宽、耳宽高厚、腹深与盖高等，这些数据为今后对器物多方面的统计分析提供了可能。我本人过去义务参与过一些晋侯墓地青铜器的整理，当时测量了铭文区的长宽、“晋”和“侯”等单字的长宽。这样可以让研究者比较列鼎，比较不同晋器甚至是不同侯器字形大小，研究铭文制作、文字与社会等级等等问题。《宝鸡》对此有更佳的处理方式，那就是将所有拓片都附上比例尺，研究者据此可以基本准确地推算出铭文、纹饰单元的尺寸大小，便于比较研究。

考古工作经常可以体会到新发现的喜悦，但又必须面对其后整理资料的单调与琐碎，像《宝鸡》这样大型图录自然也不例外。徐天进先生在第一卷《序言》中写道：“青铜器的整理工作始自2005年8月，到付梓出版，断断续续经历了近16年时间。”可见图录的出版，编者和编辑所经历的不足为外人道的曲折和辛苦。在这里，也想对《宝鸡》这样的图录编辑者、考古报告的整理者，表达真诚的谢意和敬意。无论如何，考古资料的学术价值和意义，无论是在影响力还是在持久性上都高于研究性著作。我想，仅此就足以令图录和报告作者们骄傲。《宝鸡》全套定价9800元，相当于现今大多数博后们一个月的工资。这比我们当年购买《全集》的压力小许多。不过每册平均980元，定价与差不多同时面世的《倗金集萃》《霸金集萃》相同。考虑到后两部图录各600页的体量，《宝鸡》的定价仍然有些高了，这也算是我们对这部图录提出的意见。

原载于《南方文物》2022年第3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