郭物：马家塬墓地所见秦霸西戎的文化表象及其内因

秦人建国和扩张的过程中曾与西戎发生了包括战争在内的各种关系，考古工作者可以从双方城址、墓葬和出土器物中发现多种文化交融的现象。西戎在史书中多有记载，但考古学家对这些半牧半农的人群却知之甚少，甘肃张家川回族自治县马家塬墓地的发掘逐步揭开了西戎一支的神秘面纱，自2006年开始发掘以来，马家塬墓地迄今已发现66座墓，2座祭祀坑，墓地中心是M6，其余中小型墓葬在其北部和东西两侧呈半月形分布。马家塬墓地葬俗和随葬品包含了欧亚草原文化、西方文化、秦文化、西戎文化和楚文化等传统和因素。本文结合马家塬墓地的考古发现，从秦霸西戎的角度，探讨马家塬墓葬文化值得注意的几个特点及产生的原因、同周围文化的关系以及蕴含的历史意义。

一‬、秦霸西戎为长期过程

秦人最初可能来自东方，先后为商周两朝出力。广义的秦人祖先，也就是戎胥轩和申侯之女带领的族群，在商周之际就投奔周人，定居西犬丘，和戎人生活在一起。大骆时，有二子：成与非子。非子庶出，为周孝王养马，有功，别封于秦，秦邑可能在今天陕西宝鸡陈仓一带，为秦人直接的祖先。在西周厉王末年，约公元前841年，西戎灭大骆。西周宣王时，秦庄公收复西犬丘，从此，以西垂为都，代替骆嬴一支，作西垂大夫。

秦国统治的区域是一个多族群杂居的地区，自陇以西的土地和人民始终游离于商周的势力边缘或者范围之外，直到秦孝公时能号令的还有“戎狄九十二国”。秦人长期与戎人杂居通婚，各个方面有很多互动，因此，被周人，特别是齐、鲁、晋等华夏诸国，看作是“戎狄”和“陋国”。由于秦人和戎人既为邻居，又互动颇多，因此，不但在周秦边缘地区能发现大量的戎狄遗存，在周秦统治的核心区域也存在不少的戎狄文化因素。秦国西部的西戎，既是可以良性互动，吸取骑射技术和人力资源，获得牧业产品和远方信息的朋友，也是威胁秦国生存，牵制秦国扩张的敌人。秦国主要通过长期多次军政途径整合这个地区的人群。秦穆公三十七年（前623年）“霸西戎”是最为有名的一次，由于秦国整合西戎主要以冲突和战争为主，本文以“秦霸西戎”来概括秦国这个具有深远历史意义的过程。

秦霸西戎无论对于秦国本身，还是对于中国整个的历史都具有独特的价值。这不是一个事件，而是一个历经数百年的过程，其中以几次大的事件为代表。最著名者，如西周宣王时，秦庄公从西戎手中夺回西犬丘；7公元前750年秦文公伐西戎；最著名是公元前623年秦穆公霸西戎；秦孝公元年（前361年）“西斩戎之獂王”；秦惠文王更元十年（前315年）“伐取义渠二十五城”；最彻底一次是公元前272年宣太后诱杀义渠王，并在其地置陇西、北地及上郡。

秦霸西戎具有深远的历史意义，规模最大的是秦穆公霸西戎，《史记·秦本纪》载：秦穆公三十七年（前623年）“秦用由余谋伐戎王，益国十二，开地千里，遂霸西戎”。《史记·匈奴列传》记：“秦穆公得由余，西戎八国服于秦，故自陇西有緜诸、绲戎、翟、豲之戎，岐、梁山、泾、漆之北有义渠、大荔、乌氏、胊衍之戎。”秦霸西戎巩固了西北大后方，从而能较为从容地东向与诸侯争霸，而且在周边地区导致了很多连锁的反应。春秋晚期至战国晚期，一方面北方草原人群南下，一方面是秦国政治势力及文化的扩张，阻止了游牧势力的南扩，甚至用修长城的方式清空了适农区域的游牧人，“西戎”被秦国渐渐控制。15战国中晚期，义渠成为秦国大患，宣太后时，通过非常手段，终于解决了后顾之忧，为东向攻灭六国奠定了重要基础。

秦霸西戎在不同的阶段有不同的特点，这个长期的过程需要很多考古发现的现象和文物进行佐证和充实。战国中晚期的马家塬墓地的发现，为我们从考古视野了解这个过程晚期阶段的特点提供了生动的实物例证。

二‬、马家塬战国西戎墓地高等级墓缺乏整套显示威权和身份的游牧人武器

马家塬战国墓地属于西戎一支应当没有问题。具体而言，有学者认为是緜戎。也有学者推测，清水有邽戎，甘谷有冀戎，秦安、张家川估计也属于邽戎和冀戎的势力范围。戎人一般认为属于牧业人群，至少也是半游牧半农耕的社会，观察墓葬迄今发现的迹象以及器物，本文发现这些本来应当尚武的戎人文化恰恰缺乏尚武的迹象。

在欧亚草原地区游牧人群的高等级墓葬中，一般都会有武器、马具和动物风格艺术三个要素。随着等级的提高，器物制作和装饰的材质中黄金、银、宝石的比重增加。从萨彦-阿尔泰地区王族墓地的发现看，游牧社会用来显示统治者权威的威权器物一般是以管銎战斧、短剑、弓及弓囊、箭及箭箙为代表的武器，以及各式腰带、马具、马鞭和铜鍑，这些器物制作精美，甚至用黄金制作或者装饰，多以动物风格艺术装饰，礼仪的功用超过实用的目的。比如俄罗斯图瓦阿尔赞国王谷发现游牧首领墓葬。

根据已经公布的马家塬战国墓地的资料，可以发现，这些高等级墓葬的随葬品虽然有一些武器的发现，但和同时期草原地带首领墓葬出土的随葬品相比，缺少短剑等武器为代表的威权物，特别是在整装成套、人群属性和材质贵重方面还是有很大差距。

根据现在发表的资料，第一等级的M16墓主虽然有三条奢华的腰带、半圆大金项饰、臂钏等表示身份等级的威权物，但随身没有携带武器（图一）。墓中出土鋄金银铁矛却非常奢华，具有礼仪的功能。这个矛并未放置在墓主身边，贴竖穴墓坑壁放置，和同一竖坑埋葬的礼仪性车的关系比较密切。这个矛具有戎人矛的特点，不过戎人的矛可能也是源自秦国的矛。第二等级的M15竖穴西北角立铁矛。M15墓主身体周围发现较多兵器：铜管銎啄戈、铜斧、铜戈、箭囊和数枚箭镞，但是没有短剑。M2墓主头骨顶部放置铜戈及铜镞。第三等级M12墓主身体周围发现铁戈和铜镞数枚。M8墓主身体周围发现铁戈和铁剑。

另外，M1出土箭箙饰和9枚铜镞，M1出土了中原式的戈和草原风格的管銎三棱镞。根据迄今公布的材料，可以发现，矛在马家塬墓地中显得比较突出，各类武器作为随葬品在马家塬高等级的墓葬中不太普遍和平衡，而且没有金银装饰的短剑和管銎武器，特别是没有极具身份象征意义的短剑。大约同时代的西戎文化中，一般还能发现管銎啄戈、短剑和箭镞等武器，比如固原彭堡撒门墓地M3周围有4具马头骨，土坑墓，在墓主骨架腰部附近出土了戈、剑、矛。这是为什么？这可能从一个侧面说明，战国晚期这个地区的西戎首领不是缺乏尚武精神，而可能是已经为秦国所羁縻，其军事装备和武装力量受到秦国的控制，甚至在首领下葬的过程中也是如此。

《后汉书·西羌传》记载：“及忍子研立，时秦孝公雄强，威服羌戎。孝公使太子驷率戎狄九十二国朝周显王。”既然能率戎狄九十二国朝觐周王，这说明秦国对这些戎狄能进行有效的控制。湖北云梦县睡虎地秦简《法律答问》阐释了如何以秦律和文化管理被征服地区的人民。这些竹简写成虽然较之马家塬墓地时代晚，但有些律法由来已久，可以看到秦国对于被征服地区严格的管理以及移风易俗的努力。从文献、封泥、铜器铭文看，秦国为了统治降服的西戎，很可能利用了“属邦”这个行政机构，设立“道”，负责处理包含少数民族地区的行政事务。汉平帝时期的34个道中，至少有7个可能是沿用秦国以来的道，其中“緜诸道”管理的范围可能就包括了马家塬墓地所在的区域。

北京市延庆县玉皇庙墓地M250、M18大墓的发现为了解北方农牧交错地带游牧社会精英的墓葬习俗提供了生动的资料。这些墓葬中都随葬了短剑、箭镞、戈（相当于啄戈），从箭镞的摆放情况分析，应当是一把整齐放置的箭，应当是放在箭箙中，只不过箭箙已腐朽（图二、三）。

陕西宝鸡益门村春秋晚期偏早阶段的二号墓的发现为了解春秋中晚期秦戎关系提供了比较丰富的资料，墓中发现了3把金柄铁剑，另外还有大量金、玉、铜、铁器，但没有发现中原或中原式的铜礼器。虽然学者对宝鸡益门村二号春秋墓墓主的身份有不少争议，但金柄秦式铁剑的出现应当是受到北方游牧文化的影响，三翼有銎箭镞也是北方系器物，头箱主要随葬马具，有金环首铁刀、串饰等，显示了明显的草原文化特点，可以看作这个阶段秦戎关系的体现。墓主可能是秦穆公霸西戎后，臣服于秦国，后来内迁至宝鸡地区的西戎某国戎人君长。可以看出，秦国在早期对这些戎人首领的控制尚不严格，他们还是可以随葬象征他们身份的高规格短剑，甚至是为他们生产了这样融合秦文化因素的短剑。有学者认为在欧亚草原游牧人的墓葬中出土的铜剑等武器，是非常锋利的实用武器，而中原发现的短剑，刃口比较钝，可能武器在中原文化中，只是作为身份地位的象征，实用性减弱了。

这的确说明，短剑在中原文化的背景中，礼仪的成分大一些。其实这可能只是反映了中下等级的游牧人武士的情况，在欧亚草原最高等级首领墓中出土的短剑等武器，比如前述图瓦阿尔赞王族墓地，武器往往装饰了黄金等贵金属，黄金、宝石以繁复的方式镶嵌在短剑、管銎戈等武器上，这样的兵器其实也是礼仪的功能较大，实用性值得怀疑。马家塬墓地代表的战国中晚期一支西戎恰恰处于更远地区尚武游牧文化和中原礼仪为重的文化之间，比较生动地体现了这种中间地带人群的角色特点。

有学者指出秦国本身在公元前四世纪中期商鞅变法之后，秦墓中也普遍缺少武器。有学者对此现象产生的原因作了一些推测，认为可能为了节约资源，或是防止有人盗掘兵器，或是害怕亡灵携带武器归来。这当然也许是马家塬墓地代表的西戎受秦国影响，与秦国同俗，缺少武器的原因之一。如果是这样，更可以说明秦国对西戎的广泛影响。《史记·秦本纪》记载：“（武公）十年，伐邽、冀戎，初县之。”这说明，公元前688年，早在秦穆公霸西戎之前，秦国已经开始在马家塬墓地所在的区域设县统治。公元前471年之后，緜戎可能占据了这个地区。秦国对于周边相对定居于谿谷台塬之地、半农半牧的戎人采取的是占有其地、保留其部落首领，以戎治戎的方式。公元前395年，秦国伐緜戎，之后，緜戎可能就完全属秦，从“外臣邦”转化为“臣邦”，归属邦管理，这样首领不能称王，只能称为“君长”、“君公”，兵器的制造、发放、保存也将被纳入统一的管理。《史记·货殖列传》曰：“天水、陇西、北地、上郡与关中同俗，然西有羌中之利，北有戎翟之畜，畜牧为天下饶。”正是这个政策产生的实际效果的写照。

有意思的是，张家川县南部的清水县刘坪遗址发现的文物中，却有草原风格的短剑和管銎啄戈。不过这些武器制作尚不奢华，没有黄金或者宝石的装饰，并不像是等级特别高的人使用的礼仪性的武器。由于是征集，因此，也无法知道原来的共存关系。说明低级别的戎人，在随葬品方面，可能没有受到来自秦国官方的约束，可以随葬管銎啄戈、短剑这样实用性的武器。比如马家塬墓地低级别的M8就可以随葬短剑。从甘肃秦安上袁家墓地M6、M7的发现看，一直到了秦朝建立，在不同的时间和地域，其间也可能有很多不同的情况。

三‬、马家塬西戎墓地受到秦楚为代表的华夏礼制和文化的深刻影响

马家塬墓地所在的区域与秦国政治中心较为接近，加上秦国对这些戎人的有效统治，因此，非常容易受到秦国文化的影响。马家塬墓地文化中包含了大量中原诸国文化的因素，首先是秦国的铜鼎、铜壶、铜茧形壶、铜甗、铜戈和灰陶罐等。

从马家塬墓地出土文物反映出的动物艺术风格看，和同时期独立于华夏农耕区之外，没有受到中原强国控制的草原文化看，较多文雅柔和的特点，猛兽不猛，神兽不神，动物搏斗噬咬的牌饰也多呈风格化表现，缺乏扣人心弦的震撼力量。这一定程度上反映了游牧民族尚武、尚神精神的衰落。

北方农牧交错地带的人群几乎都受到中原青铜礼器文化的影响，他们甚至因此创造出属于自己的青铜容器——鍑，在中国北方农牧交错地带，这主要流行于“狄”系统的游牧人中。41除了一般的青铜容器，商周王朝周边的人群会选取中原青铜容器中的某一种，通过交换或者仿制的方法，作为他们最喜爱的青铜礼器，这在“羌戎”系统的人群中比较普遍。四川茂县牟托一号墓出土铜罍放于石棺外面最高处头部上方第一块盖板上，可能作为“祭器”，显示铜罍在这个文化中的地位。

在巴蜀符号中，也有这个以“罍”为形象的符号。这个传统可能从更早的三星堆文化时期就开始了。从迄今的发现看，西戎控制的区域并不是铜鍑的流行区域，马家塬墓葬中虽然出土了很多类的青铜器，甚至有自身特点的铲足铜鬲，但应当说，盛酒、储酒之用的壶才是最重要的铜容器，比如M16墓室北壁东侧头龛随葬了一对铜壶和一件银杯，显然，此银杯应当是用来饮用壶中所盛饮料，可能是酒。值得注意的是，战国晚期，游牧已经在欧亚草原成为最主要的经济和生活方式，草原人群从原来各类的陶器中，筛选出壶作为最主要的多用途容器，各种材质的壶成为北方草原地带一种非常受欢迎的容器。新疆北疆，包括南西伯利亚，这个时期的文化，器形简单的陶壶占的比重越来越大，巴泽雷克文化和萨格利文化更是以陶壶作为自己最重要的容器，以牛角为原料精心制造的杯形角壶在巴泽雷克文化中成为高等级的容器，而且影响到吐鲁番的苏贝希文化。汉代的乌孙也是以陶壶或者铜壶作为文化中重要的容器。壶这种器物当然有其自身久远的草原文化背景，也有甘青彩陶壶影响的渊源，但作为中原青铜礼器之一的铜壶的文化影响力，也可能是中原战国秦汉时期欧亚草原东部地区广泛使用这种器物的原因。

随葬车和牵引牲畜最初可能是两河流域开始的，后来随葬车马成为青铜时代欧亚草原中西部的习俗，驯化马和轮辐战车传播至几大文明中后，成为埃及、两河流域等地区统治阶级钟爱的装备。车马传入中国后，自殷周以降，在中原文化中长盛不衰。欧亚草原则相反，在青铜时代末期至早期铁器时代，在高等级的墓葬中，以车随葬迅速式微，殉葬马匹则比较普遍。马家塬战国墓葬随葬不同等级和用途的车马的习俗显然受中原文化的影响，这些车的基本形制和中原地区的相似，但是整车与墓主一起在同一墓室埋葬的方式和这个时期中原使用单独车马坑的葬法又不一样。秦汉时期，这种习俗进而向西北影响到巴泽雷克文化，之后向北影响到匈奴文化，在这两个文化中，都能发现中原式的马车，特别是匈奴高等级的墓葬中，几乎都随葬了墓主人乘坐的马车，不过这时的车主要是承担礼仪、交通的功能，这在很多发现的金属饰牌上也有生动的体现，墓葬中随葬的车可能还具有让墓主乘坐，顺利升天的目的。在阿富汗席巴尔干黄金之丘发现的男性首领墓葬中，随葬了马头和马腿，没有随葬车，但男墓主脚踝部发现一对绿松石镶嵌的圆牌饰，表现的正是猫科带翼神兽牵引双轮车升天的场面。由于这件人物穿褒衣博带，车篷支撑使用竹子，而且使用中原的技术制造，因此学者认为这件文物受到汉文化的深刻影响。

马家塬战国墓葬几乎每座高等级墓中都埋葬车马。1号、3号墓内各有5乘车，车前有马匹。这些车乘大多装饰华丽，有的车饰以鋄金银铁饰件以及金、银、铜制的大量车饰品、漆制的车舆、轮、辐，皮条编制的车厢。车乘轮辐及车厢侧板，均以金、银、铜、玛瑙、釉陶串珠、贝壳及鋄金银铁饰件等装饰。装饰极尽奢侈，表明墓葬极高规格。马家塬高级墓葬随葬车马的习俗，车的结构虽然是受中原文化的影响，但对车辆奢华浓烈的装饰则是西戎文化特点。有学者认为车厢装饰的构图和布局和巴泽雷克墓地出土西亚毛毯中间的构图比较接近，可能是受到巴泽雷克文化的影响。需要指出的是，用大量金箔、青铜制作的虎和大角羊等草原动物风格艺术饰片装饰车辆的车厢、车轮，迄今只发现于马家塬墓地，这当然与发现的机缘有关，可能其他的游牧人群也会有此习俗。值得注意的是，这些车辆的制造需要大量资源和复杂工艺，西戎统治阶级拥有的这些车辆，可能得到秦国官方作坊力量的支持。

马家塬墓地发现的铜敦、车辆上的漆绘花纹等是受楚文化影响的产物，这可能是通过秦人的中介而来。秦楚传统上一直有联姻关系。特别是春秋晚期，楚有求于秦，因此，两国之间多结盟、联姻，关系非常密切。因此，楚地的高级产品，比如丝织品、漆器、铜器以及相关的技术和审美观等就会进入秦国。巴泽雷克文化中发现的南方生产的丝绸制品、铜镜、漆料与漆器，也很有可能是通过秦、西戎这些中介，传入南西伯利亚的。从这里有两个途径进入草原，首先是秦国王族自己直接和欧亚草原地区进行交易，一种是先作为政治礼物赠给西戎统治集团，西戎在和阿尔泰山地区的游牧人群进行交换的过程中，输入到南西伯利亚地区。无论是秦国和西戎，他们利用这些奢侈品同阿尔泰山地区游牧人交换的重要物资可能是马匹等战略物资，其次是黄金等奇珍异宝。秦国发现的形制巨大的金箔片以及金柄铁剑证明这个时期黄河流域对黄金的大量使用，西戎墓葬中的黄金器物也同样说明这样的背景。

这些被秦采取和戎政策以后的西戎人群可能为秦国修路、屯垦、移民、戍边。同时发挥牧业人群的优势，为秦国提供马匹、牛羊毛皮，甚至奶制品、肉食资源等，甚至作为雇佣军。另外，可以认为，西戎在秦楚与欧亚草原腹地人群之间，扮演了一个很好的中间角色，他们可能利用其熟悉的草原交通网络，发挥他们草原人群的长处，输出丝绸、漆料等，为秦国搜罗远方的马匹、皮毛和奇珍异物，承担了贸易交换的任务。巴泽雷克文化人群和古波斯阿契美尼德王朝有着一定的联系，由于这些游牧人的沟通和引荐，甚至有可能西方遥远地区一些特别先进的技术和想法也可以通过他们直接或间接传递到秦国统治阶层。

四‬、结 语

马家塬战国墓地属于西戎一支，马家塬墓地的发现与研究带来了战国时期秦戎关系研究的突破，其所在的区域既算是秦人的故地，也紧邻当时秦人控制的区域，准确地说，应当是和秦人交错杂居的区域。由于其最高的墓葬等级和墓地全面的发掘，我们可以从中管窥到这些人群比较全面的信息。

本文通过观察马家塬墓地中的一些现象，探讨了战国中晚期，秦霸西戎给西戎文化产生的影响。值得注意的是，从墓葬迄今发现的迹象以及器物看，戎人的文化传统和特点还是比较显著，但本来应当尚武的戎人文化恰恰缺乏尚武的迹象，另外其文化中包含了大量中原诸国文化的因素。战国中晚期这个地区的西戎首领不是缺乏尚武精神，而可能是已经为秦国所羁縻，其军事装备和武装力量受到秦国的控制，甚至在首领下葬的过程中也是如此。可能要按秦国的要求配置随葬品。高等级的首领由于不能随葬短剑、啄戈等武器，因此，只剩下高级的项饰、腰带、奢华装饰的车辆和繁复的珠饰这些非军事性的因素作为首领们的威权物。另外，由于和秦国的密切关系，马家塬墓地为代表的西戎大量吸收了中原文化中作为礼制文化构成的器物，突出者比如成为核心铜礼器的铜壶和作为仪仗核心的车马。

应当说，经过长期的互动，至少马家塬墓地为代表的这支戎人已经深受秦国政治、经济和文化的影响，一定程度上已经成为秦国一个可以控制和利用的力量，为秦国以后统一全国奠定了一定的基础，也为以后秦汉最终把西戎统治的广大区域纳入华夏文化圈打下了坚实的基础。从这个角度看，这也是以后汉武帝时期能顺利开通丝绸之路的重要前期步骤之一。

本文原刊于《四川文物》2019年第4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