荐书:《陶器研究的理论与方法》
序 言 陈 淳
本书是秦小丽教授和张萌青年副研究员与“陶器研究的理论与实践”项目组四位研究生共同完成的一本专著。在阅读国外近百篇论著和小组研讨的基础上,他们对陶器研究的各类议题进行了整理和总结,然后以读书笔记的形式分门别类加以介绍。本书明确的理论导向以及涉猎极广的议题和视角,为我们了解国际学界陶器研究的前沿提供了一扇窗口和具体实践的参考。
陶器是考古发现中数量最多和最不易消失的文化遗存之一。与石器剥片加工的离心过程不同,陶器生产的向心过程可以让陶工随心所欲地发挥自己的才能。而陶土的可塑性、原料成分及烧制过程的千变万化,使得考古学家能用不同方法从不同角度来研究古代文化的年代学、工艺技术、器物功能、 美学意识、交换贸易、社会地位和宗教信仰等问题。
柴尔德在他的《人类创造了自身》一书中曾经提到,陶器生产对于人类的思想和科学的肇始具有很大的意义,制陶也许是人类最早有意识利用的一个化学变化。对于古人来说,陶土是一种可以自由发挥的介质,能随心所欲地将它塑成任何形状,烧制后变成颜色和质地完全不同的“石头”。陶工从“无形中造型”的自由发挥,加上陶土材质魔术般的转变,可能启发人们许多哲学问题。然而,这种实用工艺并非个体的,而是集体的,是所有社群成员共享经验和智慧的表现。从某一新石器时代村落里出土的陶器都表现出单调的一致性,它们带有强烈的集体传统而非个性的印记。
在文化历史考古学范式流行的阶段,陶器类型学是相对年代的工具以及构建考古学文化单位的主要方法。陶器被看作与地质学中“标准化石”一样的标本,于是那些数量多、分布广、变化快的陶器被视为典型器物,用来为考古遗址分期,并作为某考古学文化的代表性器物。而那些数量少、非典型或不具备年代学和文化意义的标本则一般会被忽略。这种价值取向的陶器分析会忽略大量具有其他内在价值的材料,而类型学为导向的研究也只是提供一种静态的分类和描述,难以达到透物见人的境界。
从20世纪60年代开始,过程考古学的兴起为陶器研究开辟了新的视野和路径。美国考古学家马特森提出陶器生态学的概念,设法将近东陶工所掌握的原料与技术与陶器产品的文化功能联系起来。1983年,美国考古学家詹姆斯·布朗指出年代学取向的局限性,认为陶器的变异主要是由生产和使用的工艺要求所造成的,因此能够告诉我们各种有关器物用途的信息。半个多世纪以来,陶器研究最突出的进展和成果集中表现在用考古科技来分析陶器的生产工艺、成分结构、功能用途和分配贸易方面。类型学分析的文献极度萎缩乃至基本消失,形制研究被融入其他方法论,如意识形态、权力关系和社会生产的探索之中,并通过民族考古学的类比来了解其含义。
本书的内容涉及国际学界陶器研究的方方面面,值得我们借鉴和学习。考古学史告诉我们,这门学科的进步有时并不在于新材料的发现和积累,而是研究视角的转移和理论方法的拓展。新思路能够开辟全新的研究方向,为我们展开一片全新的探索天地。由于陶器研究的许多课题如工艺技术、用途、贸易和社会结构往往彼此关联,许多因素会相互交织在一起,因此本书为方便而设置的章节难免出现内容上的一些重叠和交叉,也许在阅读中会产生理解上的困惑。而读书笔记对许多议题也只能点到为止,难以展开。因此读 者可以将本书内容看作某种启发和引导,对某些感兴趣的议题可以按图索骥,延伸阅读。
如果本书以后修订再版,建议除了增加新的成果和将章节内容调整得更加合理之外,可以结合中国陶器研究的现状展开讨论,评估得失,为中国陶器研究的发展提供思路和建议。
关于本书的编写
陶器是考古学中最普遍的研究对象之一,陶器研究理论与方法是考古学专业学生基础课程必须掌握的内容。无论是在中国考古学界还是世界考古学研究领域,陶器研究的理论与方法都受到高度重视,也是考古学研究中不可或缺的素材与必须掌握的基本研究方法。站在陶器研究的世界性前沿来审视中国庞大而丰富的陶器发掘资料成为必要,建立系统的陶器研究理论与方法体系也是大势所趋。
但是,就目前来看,国内还鲜少有从世界性理论和方法的高度进行陶器研究的前例,也没有在大学将陶器研究的基础理论方法与实践性案例分析相结合的课程。本书的编著正是朝着这一方向努力的尝试,也希望能为中国丰富而多样的陶器资料,特别是史前时期的陶器资料研究在方法与理论上进行探索性实践,以期抛砖引玉,引起学术界对这一课题的广泛关注。
2020年春季,承蒙复旦大学文物与博物馆学系学科基本建设经费的支持,本项目以“陶器研究的理论与实践”为题,结合目前在复旦大学已经开设的“陶器的生产与利用(博士)和“古代陶器研究”(硕士)课程申请立项,意在全面梳理世界前沿的陶器研究新成果、理论与方法以及世界不同地区文明的陶器研究案例,系统掌握世界性陶器研究的理论框架和前沿性分析方法,在陶器研究上开拓新的思路。
本课题申请之初,预计把陶器研究作为一个理论、方法与实践并重的体系进行全面的尝试,在系统掌握陶器研究方法理论成果的同时,还将重视陶器分析研究的实践操作。具体的实践案例计划由申请人承担,将复旦大学和陕西省考古研究院正在合作进行的国家社科项目关联遗址陕西省临潼康家遗址作为本课题陶器研究的具体实践基地。
项目启动后的2021年春季,我带学生到浙江省文物考古研究所良渚文化研究中心了解陶器烧制的实验考古情况时,中心负责人陈明辉谈到他们正在进行良渚管委会支持的陶器制作实践项目,陶器烧制也是此项目的内容之一,于是协商将这里也作为我们这一项目陶器烧制实践的基地,这一想法得到了大力支持。这样,在客观上具备了本项目培养学生陶器理论学习和实践研究的条件,真正体现了考古学理论与实践相结合的学科特点,具有重要的学术意义和教学实践价值。
同时,本研究对中国目前陶器研究现状及研究成果进行梳理,在全面收集和分析资料的基础上,概括陶器研究的问题,明确可以尝试的研究方法与理论,从理论和实践两方面为陶器研究开拓一种新的视角,尝试更具有创新意义的研究成果与教育实践。
2019年秋季学期,我在为复旦大学博士生开设的“陶器的生产与利用”课程上,将安娜·谢泼德(Anna O. Shepard)的《为考古学家书写的陶器分析》 (Ceramics for the Archaeologist, 1956年)和普鲁登丝·赖斯(Prudence M. Rice)的《陶器分析:原始资料集》(Pottery Analysis: A Sourcebook, 1987年第1版,2015年第2版)作为学生阅读和参考教材,让选择本课程的博士研究生选择其中的一至两章进行精细阅读后,做课堂发言与讨论。
其实,参加本博士课程的学生并不都是考古学专业出身,他们的专业方向横跨博物馆学、文化遗产、文物保护、陶瓷考古等领域,我本人也很担心她们是否会觉得这样的陶器方法与理论的阅读对自己的专业帮助不大,然而阅读结果出乎我的预想,无论他们来自哪个专业,每位学生都非常努力地将其所选的章节认真细致阅读后做了很好的总结,在每个人的口头发表时,我们就内容进行了课堂讨论,进一步完善了大家对所阅读章节的理解,而他们对我要求的延伸阅读更是做了很多功课,使得大家在更为广阔的背景下加深了对这些参考书内容的理解。但是因为课时较短,加之英文阅读对课业繁忙的学生也是一个挑战,因而仍然无法全面系统地掌握这些书的内容,而这些内容确实是陶器研究的基础与不可缺少的部分。
这一课堂实践的体会也是我在2020年初决意申请文博系学科发展经费的起始点,要想了解世界性前沿的陶器研究理论与方法并加以融会贯通,需要组建一个专门的研究团队与专项项目来进行系统梳理。
非常幸运的是,在2019年12月底,值第四届世界考古论坛在上海大学举办之际,通过本书编者之一张萌青年副研究员,我们邀请到了正在参加此论坛的美国新墨西哥大学人类学系美西南陶器研究专家帕特丽夏 · 克朗 (Patricia Crown)教授和她的丈夫威尔斯(W. H. Wills)教授,来复旦大学文博系为学生做了一场关于美西南陶器研究的讲座。以这场讲座为契机,我们有机会与克朗教授就美国西南地区陶器相关研究进行讨论并分享陶器研究方法与心得,了解了她在大学承担陶器研究课程的一些内容。
2020年初,在我们申请的学科基本建设经费获批后,我们与克朗教授联系,她将在新墨西哥大学曾经教授的两门课程“陶器分析”(Ceramic Analysis)与“陶器理论” (Ceramic Theory)的课程大纲与我们分享,并将这两门课程罗列的文献作为本书阅读资料的主要内容,以此获得本课题总览世界陶器研究方法与理论的基本文献资料。在此对两位教授表示衷心的感谢!
2019年秋季,在陶器研究方面除了博士课程外,我还为硕士研究生开设 了一门“古代陶器研究”,这门课虽然也是有关陶器研究的,但是在我的课程设置计划中,主要是针对目前硕士生中跨专业的学生较多,非考古学专业的学生需要有关中国考古学中陶器研究的基础而开设的。因此,这一课程主要以中国史前和早期青铜时代考古学文化为主线,从早期陶器起源、仰韶文化时期的彩陶浪潮、长江流域的白陶曙光、庙底沟二期文化陶器技术变革、龙山文化时期各个地域特点性陶器以及二里头、二里岗文化时期陶器生产的专业化进程和逐渐规格化的社会背景与技术变化等内容循序渐进地讲授,希望在讲授陶器的同时,为学生梳理考古学文化的历时性演进,在全面学习中国考古学文化基本知识的同时,为陶器研究打下一个坚实的基础。
在讲授陶器相关内容的同时,我们也为他们提供了多篇世界性陶器研究论文,包括中、日、英文等,其中英文的欧美案例承蒙陈淳教授提供参考文献。这些陶器研究论文的阅读以及相关课堂讨论为本课题的申请积累了非常重要的基础资料。本书撰写者中,有三位学生分别于2019、2020年选择了本课程,为此后参与本项目相关陶器论文的阅读打下了良好的基础,提供了充分理解这些理论与方法的实践性知识,是非常重要的一个环节。因为参与这本书写作的四位作者都是选择陶器研究为方向的硕士研究生,所以在要求她们承担阅读与章节写作的同时,我更希望的是她们从根本上理解这些理论与方法,并能在今后考古学研究中学以致用,为陶器研究开拓一片新的视野。
配合2019年秋季学期两门陶器研究课程,我与复旦大学教育艺术中心包春雷教授合作为选修两门陶器课程的学生提供了陶器制作实践机会。在包老师的陶艺教室,每年参加两门课程的硕士与博士生都有机会参与陶器制作。包老师为此实践提供了制作前的课程讲授与具体操作的教学示范,并应陶器制作需求,为学生准备制陶原材料。制作方法以泥条盘筑为主,同时还配合手捏成型和慢轮修整、布条沾水抹光、刻画装饰等程序。
作为一门实践性非常强的课程,仅仅是教室里的讲授很难让同学们体会到陶土的手感及制作方法的拿捏与把控,比如看似简单的手捏也会因为陶土的软硬、含有羼和料的粗细以及韧性等而手感不同。泥条盘筑法在成型过程中其实并不容易掌控,特别是在器形的收与放之间很有技巧,即使是一件简单的陶罐,每位同学做成的器形差异也很大。因此陶器,特别是陶器的生产,除了理论方法,边学习边实践也是很必要的。这样结合陶器学习课程的实践已经成为惯例,每年秋季选择这两门课程的学生都有两次四个学时的陶器制作实验课,成为陶器研究方法与理论学习的一个重要的实践与体验窗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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