徐丹：从《诗经》看华夏农业的成熟与发展

《诗经》大致反映了公元前11世纪至6世纪的语言。本文试图通过前贤对《诗经》的研究和近期考古成果进行对比，探讨华夏农业的成熟和发展的关键时期。一个文明的腾飞是需要物质基础的，《诗经》的采集时间，尤其是早期作品的采集时间对应华夏文明的兴盛期，也对应着华夏农业的成熟与发展期，这个时期也对应着全球粮食普及化（Jones et al. 2011）的阶段。这个时期是华夏农耕民族大步进入“五谷丰登”的阶段。《诗经》里的词汇反映了比较典型的农耕民族的语言词汇，我们将通过《诗经》里的谷物词汇和考古发现进行对比，语言学和考古学可以相得益彰、互为佐证或补充，同时，也可以纠正一些《诗经》研究里的误读、误释。

引 言

本文力图通过《诗经》文献对某些谷类词汇的记录和近期考古的研究成果进行相互参照，探讨华夏农业的发展。Jones M. Hunt 等学者（2011）通过考古发现及研究提出早在公元前2000年左右，粮食种植已经普及或已经全球化了，他这篇文章的题目就是“史前粮食全球化 ”（Food Globolization in Prehis‐tory）。对西方来说，公元前2000年左右，确实是史前，大多数地方还没有文字或文字记录，而在公元前14世纪左右，甲骨文已经是成熟的文字，这意味着汉字早于这个时期已经被使用了。在西方的史前时期，两河流域、古埃及继而是东方的黄河流域，已经发育出灿烂的文明，已经用文字记载历史。

末次冰盛期（Last Glacial Maximum）约在距今10000年左右结束，随着全球气候的转暖，安那托利亚（今土耳其一带）的人群开始开展农业活动、种植麦子，几乎与此同时，中国黄河中下游一带如北京门头沟东胡林一带以及西辽河流域、内蒙古赤峰的兴隆洼一带开始种植黍和粟，长江中下游地区开始培育水稻。这几个农业起源点几乎在同一时期起步并且相互独立，本来以狩猎、采摘活动为主的人群开始辅以人工培育植物的行为满足人口不断增长的需要。世界这三个地区农业同时起源和当时全球气候转暖有关。人口开始定居并迅速增长，人类开始寻求新的生业模式。根据考古学者的研究，小麦和大麦在距今 4000 年左右从西亚传入中国，甲骨文里“麦”字已经出现，有时用“来”字记录，有时用“麦”的字形。

学界普遍认为，《诗经》里最早的诗大约来自周朝初期，即公元前11世纪中期，《诗经》里最晚的诗的下限在公元前6世纪中叶。《诗经》初期的诗歌正是粮食种植全球化以后出现的，《诗经》里各类粮食、菜蔬、瓜果的词汇异常丰富。我们试着把《诗经》里的谷物词汇根据诗歌的采集地点，参考今天考古的发现进行时空对比并进行分析。本文试图跳出文科学者引经据典式的考据窠臼，采取跨学科（如语言学、考古学、农学）、跨领域（如植物考古、动物考古、环境考古）的研究方法对《诗经》里的粮食作物和近期考古的新发现做时空分布对比，以探讨华夏农业发展的关键时期。

一、《诗经》里见到的某些农作物词汇

（一）黍和稷

“黍”和“稷”是《诗经》里最常见的粮食作物词汇。《说文·卷八黍部》解释说：“黍，禾属而黏者是也。”应当注意到，这里的黏字，用黍做意符。不知道是否和黍后来用来酿酒有关？这个字大概是汉代新创的字，在这之前未见到典籍里有这个字。目前只在兵书《太公六韬》见到一个孤例，笔者怀疑这本书应是汉代人抄写或改写的，而不一定是战国时期的作品。甲骨文里已有这两种粮食的记录。根据于省吾的研究，黍和稷在甲骨文里有别，黍在甲骨文里出现百余次，在今天能见到的甲骨文语料库里，黍字出现的频率大大超过这个数字。稷字在甲骨文里是另一个字体，据于省吾的研究有40例，仅次于黍。黍在甲骨文里可以指粮食作物，也可以用作动词，指“种黍”。于省吾指出，甲骨文里“种黍”的例子就有13条。如“叀小臣令众黍”（合集00012）。商代重视种植农作物，裘锡圭的研究指出，“从卜辞看，商王曾在囧地亲自参加种黍收黍，并以所获之黍祀祖先”，可见商王对种黍多么重视。商代农业已相当发达，殷墟安阳在30年代，仅石镰就出土 3640件。

可以想象当时农业劳动规模之大。考古学者指出：“黍属（Panicum）在禾本科中是一个大属，包含约400个种”。黍在《诗经》里出现了23次（未含出现在题目里的两次），“稷”指一种粟。“稷”作为粮食意义的词汇在《诗经》里出现了18次。朱熹《诗集传》里“稷，亦榖也”的解释就清晰表达了稷作为粮食的词义。关于这一点，许多学者都已撰文讨论过，如李晓春（2013）认为，稷是一种不粘的黄米。他还引用《本草纲目》里的说明：“稷与黍一类二种也。黏者为黍，不黏者为稷”。《诗经》里黍比稷的出现频率略高，这两个词比其他粮食词汇如稻、麦、粱、菽等要高很多。这间接表明黍和稷在诗经时代是最主要的粮食来源。这和考古学界的研究成果完全吻合。根据张居中，陈昌富，杨玉璋的研究，在距今5900 年时，当时的“粟和黍不仅为人们食物的重要组成部分，同时也用来饲养狗和猪”。其他学者也认为，当时谷类成为人类的基本食物后，也成了家猪的食物来源。

《诗经》里黍稷连用出现的频率高，似乎印证了这一观点，即黍、稷是最普遍的农作物，当时已经是一种“家常便饭”的食材了。在《诗经》里，黍稷常常连用，共10次，请看几个例子：（1）黍稷重穋，禾麻菽麦。《豳风·七月》 （2）昔我往矣，黍稷方华。《小雅·出车》稷黍连用共2次。如：（3）以介我稷黍，以谷我士女。《小雅·甫田》可以说，黍稷连用属于常用模式，而稷黍属于特殊形式，是出于诗体押韵的需要。比如例（3）里的“黍”是为了和“女”押韵才和“稷”换位的：黍shǔ<syox<*hjaʔ< div="">女nǚ<nyox<*njaʔ< div="">很显然，上古音（星号后）黍和女押韵。《唐风·鸨羽》里的一首诗：稷黍和黍稷同现，证实两词连用的前后位置与后段诗末尾词的韵律有关：（4）不能蓺稷黍，父母何怙。不能蓺黍稷，父母何食。《唐风·鸨羽》同理，例（4）稷黍里的“黍”和“怙”相押，黍稷里的“稷”和“食”相押, 在同一首诗里这两个组合同现很能说明问题：黍shǔ<syox<*hja？怙hù<hux<*ga？稷jì<tsik<*tsjɨk食shí<zyik<*ljɨk

（二）禾（7例）

“禾”在《诗经》中出现7例，其中3例在《魏风·伐檀》，两次在《豳风·七月》。请看例句： （5）九月筑场圃，十月纳禾稼。 黍稷重穋，禾麻菽麦。《豳风·七月》裘锡圭的研究表明，“禾”在卜辞里有两个意义，一个是一切谷物的通称，一个是指谷子。这两种用法一直沿用到《诗经》时代。如向熹指出，“禾”在《诗经》里有两个意义，“1. 榖子，果实去壳就是小米”；“2.庄稼，即‘禾’可以是庄稼统称，或是小米”。齐思和曾指出，“禾即谷子”，“禾同稷是一种东西”。齐思和还注意到，禾和稷都是谷子，故古书里二者从不并举。许多学者都同意“禾”在先秦时期在指具体农作物时仍指谷子，比如《睡虎地秦墓竹简》整理小组的学者们也指出，“禾”在作为狭义词时，指谷子。

（三）稻（5例）、稌（1例）

甲骨文里已有“稻”字。关于稻子起源的地域，学者们讨论的著作甚多，恕不一一列举。今天国内外学者都认为稻子的起源地域在中国长江中下游地带，这已成为共识。《诗经》里有“稻”“稌”；后者指黏稻。指稻米的词一共6例。（6）八月剥枣，十月获稻。《豳风·七月》 （7）有稷有黍，有稻有秬。《鲁颂·閟宫》 （8）丰年多黍多稌。《周颂·丰年》“稻”出现在《唐风·鸨羽》《豳风·七月》《小雅·甫田》《小雅·白华》《鲁颂·閟宫》。“稌”出现在《周颂·丰年》。根据前人的研究，《唐风》属于今天山西中部太原一带的民歌，《豳风》属于今天陕西一带的民歌，也是西周故地，向熹认为《小雅》是西周后期的诗，《周颂》是西周初期的诗，《鲁颂》则是公元前7世纪鲁国贵族的诗。这意味着早在《诗经》初期，陕西、山西、山东一带都已种植水稻。

齐思和在发表的文章里谈到过这个问题，“现在不产稻子的地方，在古代以宜稻著名的，这是很可注意的事”。这应当和当时的气候条件有关，即当时黄河中下游一带比现在宜于种稻。今天的考古成果证实了这一点。种植稻子尤其需要温度和水。兰州大学陈发虎的团队进行了环境地理的考古研究，研究者们记录了14000年前到1950年中国北方的降雨量，他们发现，7800到5300年前的降雨量异常丰富，董广辉团队的研究也证实，山西一带在距今7500—5500时期，是“降水最为丰富和稳定的时期”。另外一些学者指出，距今3000年前，北半球（北纬30°~90°）的温度比较高，但在距今3000—2700年时突然下降。董广辉的团队也指出，温度是在距今3300年时徒然下降的，他们的结论基本一致。由此推断，距今3300—3000年前，中国北方黄河中下游地区是有条件种植稻子的。

即商朝时期，温度和水量这两个必要条件使得当时黄河中下游地区的稻子得以生长。北方后来温度下降、雨量下降，这一重大气候的转变，正好进入周朝时期，周朝时的稻子产量大概应该减少进而稻子变得珍贵了。有些考古学者的研究指出，裴李岗文化时期（约公元前 7000—5000 年前），稻子在农作物中的比例为 50%，到了商周时期，稻子降到不足 5% 了。这应当和当时的气候变化有关。《诗经》里有一个例子，也可以间接证明黄河中游地区曾经有过湿热的气候。《大雅·灵台》里就有“鼍鼓逢逢”的诗句。鼍鼓是用鳄鱼皮做的鼓，鳄鱼属于冷血动物，喜在温湿的地带生活。根据张兴香、李雍、吴晓桐等人的研究，河南舞阳贾湖遗址（距今 9000—7500 年）、大汶口文化早期（距今 6300—5500年）都发现扬子鳄骨骼。到龙山时代（距今 5000—4000 年），“黄河流域扬子鳄遗骸的遗址大大增多”。但到了夏商时期，“扬子鳄遗骸仅发现于二里头和殷墟两座都城性遗址中，西周之后扬子鳄遗骸尚无发现”。

他们的结论是，“这些扬子鳄属于本地的可能性更大”，即这些鳄鱼遗骸应该是黄河及淮河流域本地的鳄鱼。这些研究表明，周朝前黄河流域的天气温度较高，后来才突然转冷。这和前面说的稻子产量到商周时期突然猛降是完全吻合的。还有一个间接的例证，说明周朝前的气候较热，甲骨文中至少出现了5次“获象”，从中看得出，当时的气候和生存环境与后世是完全不同的。《诗经》里的诗句也有所反映，即稻出现的频率大大低于黍和稷，黍稷是当时普遍的食粮，而稻米当时则是贵族的特别珍品。《诗经》末期，孔子曾批评宰我说“食夫稻，衣夫锦，於汝安乎？”稻和锦相对，足以证明稻在当时已是宝贵的佳肴。语言学和考古学可以互为证据。

（四）粟（3例）

根据植物考古学，粟属于禾本科的狗尾草属，有一百余个种。《诗经》里的“粟”共有3例。其中两例在同一首诗《小雅·小宛》里出现： （9）黄鸟黄鸟。 无集于谷。 无啄我粟。《小雅·黄鸟》 （10）交交桑扈，率场啄粟。 哀我填寡，宜岸宜狱。 握粟出卜，自何能谷。《小雅·小宛》《说文》解释“粟”为“嘉谷实也”。有的学者认为：“秦汉以前，粟为谷类总称”。也就是说，不具体指食粮时是一种统称。在指具体食粮时，指谷子的颗粒，例（10）中“握粟出卜”就很说明问题。

（五）粱（3例） “粱”在《诗经》里出现了三例，请看例句： （11）不能蓺稻粱，父母何尝。《唐风·鸨羽》 （12）黍稷稻粱，农夫之庆。《小雅·甫田》 （13）黄鸟黄鸟。 无集于桑。 无啄我粱。《小雅·黄鸟》历代学者对“粱”的解释不同。如向熹继承前人的说法指出：粱是“优良品种的粟。一说，高粱”。王延海释为：“粱：高粱”。其实《诗经》中的粱不是高粱，考古研究的成果告诉我们，高粱是在两汉至宋期间通过多种途径传入中国的。如果是这样，那么《诗经》里的粱不可能指高粱。而是指好粟。齐思和通过《说文》《史记》《礼记》等文献也指出《诗经》里的“粱是小米的一种，是一种精米”。从“高粱”的名称我们也可以看出，粱是一种高大的粟，高粱初期的名称还有“木稷、杨禾、大禾”。从另一个侧面也可以看出，“稷、禾、粱”都是“粟”的一个种类。这种粟、高粱纠缠的现象在非汉语里也存在，如维吾尔语里本来用来称粟（qonaq）的词，现在可以统称高粱、玉米了。即粟 qonaq 成了一种通用词，指粟时要在 qonaq 前加上“长得像狼尾草的 qonaq”（前面说过，粟是狗尾草属），指高粱时要在 qonaq 前加上白色或红色。

（六）其他黍、粟的名称

《诗经》里还有一些词也表达黍、粟。但出现频率不高。比如： 秬（4 例），三例在《大雅》，一例在《颂》。在《尔雅》里被释为“黑黍”。据齐思和的研究，是黑黍的一种。 秠（2例），都出现在《大雅·生民》里。在《尔雅》里被释为“一稃二米”。 穈（2 例），都出现在《大雅·生民》里。向熹引用清朝学者陈启源的研究指出，“秬、秠，黍类也，穈（向文原文为糜）、芑，粟类也”。在《大雅·生民》里，秬、秠对举，穈、芑对举：（14）诞降嘉种，维秬维秠，维穈维芑。 恒之秬秠，是获是亩。 恒之穈芑，是任是负。陈有清认为：“《诗经》中的‘秬’即高粱，‘秠’是高粱的一个类型。”前面我们已经通过考古成果讨论过，《诗经》里的秬和秠都不应该指“高粱”。沈括在《梦溪笔谈·卷26 药议》也曾说，“秬、秠、穈、芑皆黍属，以色別，丹黍谓之穈，音门”。《诗经》里还有一句诗也能反映当时谷类的丰富：（15）黍稷重穋，稙稺菽麦。《颂·閟宫》 向熹引用《毛诗故训传》的解释，注释为，“重（通穜）：早种晚熟的谷类”，“穋：晚种早熟的谷类”；“稙：早种早熟的谷类”，“稺：晚种晚熟的谷类”。这些例子表明，《诗经》时代，有记载的谷类名称已经非常丰富了。（七）麦（7例），来牟（2例）现代的考古研究告诉我们，麦（大麦和小麦）都是通过西亚、中亚传入中国的。由于山东半岛小麦遗存早于黄河上游、中游地区，故传入的路径还有待于进一步的考古挖掘和研究。

根据赵志军、吕鹏，袁靖、董广辉等人的研究，小麦传入中国的时间约在距今 5200 年前先传入新疆北部（通天洞遗址）。靳桂云指出，小麦在龙山文化时期（距今 4500—4000）已在山东有密集的炭化遗存。董广辉，李若也指出约在距今4600—4000年之间，小麦已经传入山东（赵家庄和丁公）；吕鹏、袁靖发现在距今4300—3900 年之间，典型的大麦、小麦遗址在青海互助金禅口、甘肃金塔火石梁和金塔缸缸瓦一带。总体来看，小麦遗存“主要分布于甘肃、陕西、河南、山东等地的遗址中”。应当注意到，出现“麦”的诗歌采集地点在以下几首诗里出现过，如《豳风·七月》（今陕西一带），《王风·硕鼠》（今陕西一带），《大雅·生民》（今陕西一带），《鄘风·桑中》及载驰（卫国诗歌，今河南河北之间），《魏风·硕鼠》（今山西一带），《鲁颂·閟宫》（今山东一带）。这些地方的诗歌出现“麦”和考古界麦的遗存、遗址基本吻合。也就是说，距今3000年左右，中国黄河中下游地区已经种麦了。

据李成2014年的博士论文，麦子遗存虽然早已被考古发掘了，但从商朝到汉朝以前，麦子种植并不普遍。他还指出，两汉时期小麦的推广未能动摇当时粟在农业的优势地位。请看几个例子：（16）爰采麦矣，沬之北矣。《鄘风·桑中》 （17）硕鼠硕鼠，无食我麦。《魏风·硕鼠》 （18）黍稷重穋，禾麻菽麦。《魏风·硕鼠》前贤把“来牟”都注解为“大麦”。大麦也是从西亚传入中国的，由于大麦是耐寒作物，青稞大概就是大麦的变种，更适于在高寒地区生长。现在我们看看“来牟”的例子。一共两例，都出现在《周颂》（陕西一带）里。（19）贻我来牟，帝命率育。《周颂·思文》 （20）于皇来牟，将受厥明。《周颂·臣工》

二、《诗经》里谷物词汇分布和考古遗存的地域

根据前人对《诗经》采集地的研究，我们把出现粮食作物的词汇按地理位置大致标出来。然后再和考古学者制作的谷类、麦子、稻子遗存的地图进行对照、比较。

图1是从《诗经》里摘出的粮食词汇的分布。黍和稷无疑是出现频率最高的词汇，也是当时比较普遍的粮食，而麦子、稻子出现频率都很稀少。这和考古研究的结果基本吻合（见图2、图3）。从图1我们看到，《诗经》采集地集中在黄河中下游地区，基本见不到荆楚之地的诗歌。当时农业活动比较多的地区都在陕西、山西南部、河南西北部和山东海岱地区。这些地点都紧邻黄河流域，都处于黄河“几”字型的右下拐弯处。可以说当时的陕西、山西、河南、山东是比较富庶的地区。这种情况至少持续到西汉，西汉时期“黄河中下游的陕西、山西、河南、河北和山东五省……聚集了全国三分之二的人口”。

这表明，从周至汉，黄河中下游地区是典型的农耕群体集中的地区，这和当时的生态环境、气候因素应该是分不开的。历史也证明，这一地域一直到唐代，甚至北宋，可以说都是中原文明的代表区域。我们现在比较一下考古研究提供的材料。下图是根据He Keyang 等学者（2017）的图改制而成的：图2总结的是中原一带从裴李岗文化（距今9000—7000年）到商周时期（距今3600—2800年）的概况。图3总结的是山东海岱地区从后李文化（距今8400—7700年）到商周时期的概况。从《诗经》里粮食词汇的概况，我们发现黍和稷（一种粟）出现频率最高，而且遍布中原地区和古鲁国地域。稻子比较稀少，麦子出现略多些。稻、麦词汇出现的频率和He keyang等人（2017）的考古研究结果相符，即在周朝时期，稻、麦虽然有，但不是主要的食粮。稻子有可能由于环境气候的变化，明显在北方逐渐减少，在距今8000年左右，稻子在北方的种植似乎比较成功，在距今5000年左右，中原和海岱地区都开始减少，到了商周时期，中原一带只有5%的水平了。

张居中，陈昌富，杨玉璋也认为，长江流域的稻作农业在龙山时代后期（约距今4500—4000年）陷入低潮。这个时期也是西来的小麦引进的时期（距今约4000年）。我们看到图3，小麦在海岱地区的遗存比中原多出很多。从《诗经》的词汇里，我们能看到《鲁颂》里，黍、秬、稷、麦、稻俱全，似乎山东地区很富饶，在河南地区的《鄘风》《王风》里出现过3例麦，总体来说，麦子还未普及开来。陕西的诗歌里，《硕鼠》里黍、麦同现，《黄鸟》里黍、粟、粱同现，《鸨羽》里反映出山西一带的诗歌里黍、稷、稻、粱俱全。当然《诗经》里诗歌的采集地不能说得那么绝对，但是粮食词汇的大致分布范围还是能看到的。这些实例表明，黄河中下游地区如河南黍粟麦混种，再比如陕西、山西和山东黍粟稻麦混种。语言学的例证也为考古研究黄河和长江之间的粟、稻混种区域范围提供了例证。张居中，陈昌富，杨玉璋提出中国农业的初始阶段，就存在一个“稻粟混作区”，He keyang等人的研究进一步确认了稻和黍粟混作区的存在，并且明确标出了空间和时间范围（见图2、图3）。

三、为何《诗经》里黍比粟多而同一时期的考古遗存是粟比黍多？

在植物考古的专业术语里，黍的学名是 Panicum miliaceum,粟的学名是 Setaria italica。吕厚远认为，“近年来考古遗址浮选的结果, 也多以粟为主”，但是《诗经》里黍出现的频率高于粟。注意到这一现象的还有陈文华等学者。如何看待这一现象？考古地理位置不同，时代不同，故结论不会一致。随着考古的技术进步，考古学家利用炭化种子的形态和植硅石的微形态确立了鉴定黍、粟区别的标准。王灿注意到黍被炭化保存下来的概率要远低于粟, 故浮选结果中的黍的含量可能会被低估，这个情况值得注意。张居中，陈昌富，杨玉璋指出，西北地区大地湾遗址和仰韶时代二期的遗存以黍为主，粟较少。从He keyang等人的研究可以看出，仰韶时期（约距今 6000 年前后）中原地区的黍和粟比例相差不多，甚至是粟略多些（请见图 2）。到了距今4000年前后，这一平衡被打破，粟的比例远远高于黍了。这一情况一直持续到商周时期。

如果以Hekeyang等人统计的商周时代的黍粟比例和《诗经》对比的话，前人、学者指出的这一矛盾的确存在。我们认为，语言学里的材料也许能够带来一些不同的认识。专家、学者对“粟”这个字形在甲骨文里的表现形式意见不统一，也不大明确。如裘锡圭认为有些学者释为“粟”的应该是“黍”的异体字。再如在《甲骨文字典》里不少从“禾”的会意字，均为“义 明”。“米”的象形字被解释为“粟实”，这是根据许慎《说文解字》来的：“米，粟实也，象禾实之形”。很显然，甲骨文里“粟”和“黍”的象形区别还有待于进一步的研究，但是先人在距今3400年时已经种粟也是不争的事实。如果观察一下《诗经》里粟的不同种类，如前面已经讨论过的稷（18次）、禾（7次）、粱（3次）等，粟的实际出现频率比黍还多。农学专家陈有清也认为，稷、粱、禾、穈、芑都是粟。他还说“稷就是禾，就是粟”。语言上的证据可以间接地证明，《诗经》时代，粟的称呼已有多种。粟应该有很多种类，颜色不同，用词也不同。比如朱熹在《集传》里说：“粱，粟类也，有数色”。如果只看“粟”单个字词出现的频率，确实比黍少很多。在前文我们看到，粟在《诗经》里只有3例。《诗经》里的粟可能只指谷粒，而不一定是今天考古学意义上的粟。比如例句（10）里的“握粟出卜”表明是谷粒，而不是植物，如果这个推测成立的话，那么植物考古里的粟在《诗经》里其实是由其他名称担任的。

这也造成了《诗经》文献里粟少黍多的状况。而考古学者用一个粟的专用术语，包括了《诗经》里粟的不同称呼，故造成了这一“矛盾”。这个现象很可能未能引起前人和学者的注意，故迷惑了一些考古学者。在先秦两汉的传世文献和出土文献里，粟的使用频率突然猛增，而黍的出现次数大大减少，稷的出现频率也急剧减少了。从语言学的观点看，出土文献往往比传世文献有更多的优势，因为出土文献的语言不会被后人改动甚至多次改动，时间、地域也都更为明确。现在来看出土文献《居延汉简》所反映的情况。在这部汉简里，粟出现了188次，黍只有7次。粟和稷的使用频率比起来是粟长稷消。稷在《居延汉简》里只出现了一次，如“稷米一斗”。传世文献反映出同一种倾向，如在《史记》里，粟出现了103次，黍只有16次。稷有61次（不算“社稷”）。可以说，在后《诗经》时代的文献里，粟的使用明显多于黍和稷。

四、从《诗经》看南稻北粟与南稻北麦

根据考古学者的研究，水稻在距今10000年前长江中下游被栽培、驯化以来，首先北传，然后才南传。He Keyang等学者明确指出，稻子北传的时间为距今8400年左右；南传的时间目前已知最早的时间上限约为距今5300年左右。一些西方学者也指出，北方黄河流域8000年前已经种植水稻，距今约3000年时才被传到今天的日本、韩国。前面我们已经谈到过，距今8000年前黄河流域的日照和降雨量都促使水稻得以顺利栽培。后来黄河流域气候的巨大变化，才使水稻不易生长了。从《诗经》的语言信息来看，黄河中下游一带谷子、稻子、麦子俱全，但是小米仍然是先民的主要食物。张居中，陈昌富，杨玉璋就提出黄淮流域存在一个“稻粟混作区”及“南稻北粟”的观点。

He keyang等人2017年的研究进一步证实了南北互通有无的双向交流过程。这些学者指出，稻子在距今8400年时北传而粟在距今6400年时南传。这表明，当时“南稻北粟”的农业格局之间有一个混种区。黍、粟在北方的种植占绝对优势，稻子在南方的种植占绝对优势。中间地带的混种区标志着南北农耕人群早已互通有无。如果把西来的小麦算上，那么稻粟混种区域还应该包括小麦。《诗经》里反映出来的谷物用词使人看到黄河中下游及山东地区已是混种区，和考古研究的成果基本相互吻合。张居中，陈昌富，杨玉璋指出，“南稻北粟”的格局于农业初始阶段就已形成，距今4000年前后，是华夏文明形式的关键时期，也是农业稳定发展的时期。传统说法“南稻北麦”应该是汉朝以后才逐步形成的，李成的研究说明汉代以后小麦才在黄河中下游地区向各地扩张开来。“五谷”的概念在孔子的年代就已经有了，如孔子有句话至今仍用：“四体不勤，五谷不分”，具体是哪五谷，历代学者说法不一。但是黍/粟、稻、麦都是重要的组成成分。具体请参见齐思和的研究及讨论。随着华夏农业的发展与成熟，华夏农耕文明的格局也基本定型。

余 论

从《诗经》语言提供的信息，参照考古领域的研究成果，我们看到，西周时期，黄河流域已经“五谷丰登”，这为中原地区日后成为政治、经济、文化的主导地区奠定了基础。诗经采集地点集中在黄河中下游地区，华夏文明首先经过“满天星斗”的阶段，到了距今4000年左右，黄河流域突起，成为中华文明的摇篮。《诗经》里的农作物词汇丰富，诗歌反映的都是比较典型的农耕文化，游牧文化的痕迹并不多见。此处我们只选了几种谷物词汇以抛砖引玉，这方面的研究还有待深入。